十八、在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市圣地亚哥博览会上的演说

——我们能集中智慧对付“国内仇怨和国外战争”  这两朵最可怕的阴云

1935年10月2日

梅里安州长、本博市长、同胞们、朋友们：

对大家的热情招待，我很感激。

自从我陪同马歇尔副总统在这里参加圣地亚哥市第一次博览会以来，已经过去了漫长的二十年。那时候，世界大战的战火正在蔓延，两年后，我们自己也卷入了那场人类的大灾难。

在和平恢复之后，我国从一段通货紧缩的困难时期进入了十年的虚假繁荣。由于渴望宁静、和平与享乐，我们在接受这种繁荣时未加思索，它所带来的必然结果使我们茫然失措。在三年多日益困难的时间里，我们逐步认识到：国家的最大需要，远不止生活用品和物质享受；我们内在的精神唤醒并教育我们去寻求精神上的安宁——心情平静，坚信未来，乐天知命，这些才使人们可能生活下去，而且生活得美满。

大灾难磨炼了我们。在恢复过程中，我们几乎一致同意有必要消除国民生活中的许多弊病，不消除这些弊病，真正的信心就不能持久。

我，我们大家，都看到了一些迹象，一些明白无误的迹象，说明这种可靠的真正的信心正在恢复——广大人民相信自己政府的诚实与公平，相信私营企业本身的诚实与公平将取代过去的许多弊病——换句话说，就是唯一使我们能够持久进行建设所必需的那种信心。

圣地亚哥市所举办的这种博览会，能够很好地表达，而且确实很好地表达了我们对未来的希望。博览会不仅布置完美，而且它所展出的美国艺术与机械方面富有创造性的产品，其范围之广，品种之多，都雄辩地说明在我国可以取得多么广泛的成就。

科学发明以及机械和艺术创造方面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必须而且应该归功于个人而不是政府。美国文明前进的道路，是由每个企业里自力更生的先进人物所开创的。这种个人成就乃是美国的光荣。

政府的职责在于应用和鼓励这些成就。明智的政府应当力求提供机会充分发挥个人成就，同时设法消除由于人的自私动机所引起的障碍与不公平。我们的根本宪法、法律和在政府各部门指导下的共同生活，之所以存在，主要就是为了保护个人，珍视个人的权利和明确个人的正当行为准则。

在刚过去的两年半中，联邦政府所关心的正是这个为个人服务的观念。在我宣誓就职时，各方面的事例表明，美国当时没有健全而合理的货币制度。通货紧缩使得我们的经济活动几乎完全停顿；银行系统崩溃了；商品价格奇低；个人和集体的债务负担沉重到了国家难以承受的地步。农场主、工人和企业主被形势逼得走投无路。

在那时，我们可以采取两种不同的办法来应付这个局面。我们可以任凭其自然发展，直到通货紧缩的过程终结，然后孤注一掷地在废墟上进行建设。这种做法已经在给我们的国民生活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

我们选择了另一种做法。我们采用了一切可靠和合法的手段来提高价值，尤其是我国农业部门的购买力，没有它，工业部门的机构就无法转动。我们改变了金本位制，因为它不再是健康的经济生活的保障，而成了一种束缚，压迫着我们经济制度的神经中枢，并且使之瘫痪。通过提供可靠的政府信贷，我们减轻了私人债务的负担。我们整顿了银行系统，并且坦率、诚实地用增加公债的办法，而不是用加重一般公民纳税负担的办法，为鼓励经济恢复提供了必需的资金。

上述努力的结果，开业的商业银行存款增加了一百亿美元，即增加百分之三十以上。目前全国银行存款达到五百亿美元以上。我认为这同1929年6月的五百五十亿美元相比，要略胜一筹（原文如此——译者）。但是，与1929年不同，新的储蓄保险制度对五千万个体储蓄户的百分之九十八给予了保险，而且根据法律规定也给予他们充分的保护。

联邦储备银行系统的信贷政策，在过去两年中也为刺激商业的复苏而降低了利率。其结果是，健全的商业企业能以百分之三又四分之三而不是百分之四又四分之三到百分之五的利息借贷。以前纳税人要付百分之三又二分之一的利息的政府债券，现在已在用百分之二又二分之一的利息出售。通过对银行法的若干重大修改，我们已经实际承认这个事实：货币政策是关系全国公众的问题，而不是个地区性的或私人的问题。信贷方面的灾难性的膨胀和收缩，在过去曾使我们的经济生活产生一连串不正常的繁荣与灾难性的衰退相互交替的现象，现在联邦政府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能更好地加以防止。

在历次经济萧条中，最大、最严重那一次的过程中间，也就是1933年春天，由于失业所造成的苦难和贫困惊人地加剧，个人生活的基础本身也在土崩瓦解。地方政府和州政府以及私人慈善机构大多财力耗尽，即使它们一片至诚，也无法尽到起码的责任。那时，我面对的局面是如此紧迫，而又职责所在，不容有所迟疑。美国政府不能让美国人挨饿。我们在联邦救济工作中所承担的任务是前所未有的。失策和错误是难免的——这一点我们知道——但是我们在基本上尽到了情势所赋予我们的责任。当时的要求是采取行动，而不再是无所作为。

那时我们采取的第一项紧急措施是提供直接救济，因为我们面对着人的处境问题。然而，鉴于美国人民的道德和精神气质不应被怠惰的麻醉剂所损害，我们尽快地开始了以工代赈。

两年多以后的今天，前景更加清楚了。经济萧条带来了许多问题，有些是新的，有些是旧的，它们都影响着失业，尽管我们对此还没有找到最后解决办法，但是在明确的需要面前，美国的精神不是退缩。当负担解除时，联邦政府就可以，而且一定会大大地从紧急任务中脱身出来。当然，它同时也不会忽视旧秩序的一些缺陷。

在同样广阔的领域里，文明社会的变化已经在雇主和受雇人之间的关系方面提出了新的问题。一个工人同其他工人联合起来，同雇主进行集体谈判，乃是工人的个人基本权利。这一点，各政党已无争议。新的法律本身不会带来太平盛世，新的法律并不自命能够防止劳资纠纷，也还不适用于所有产业部门和全体劳工，但它在实现产业部门中公正、和平的劳资关系方面，确实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联邦政府的这种权利已经确立。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时间里，每一任合众国总统都面对过这样的事实：每当劳资关系紧张达到破裂点时，只有一个可以进行调解的高级法院——合众国政府。

在工业界内部，我们也用同样的方式力求促进人们之间的合作。通过建立工业内部的行为准则，我们力求在工业中建立起代议制的统治以代替过去抓咬无忌的法则。企业在合作方法上所取得的经验，标志着一种长远性的进步。我同全国各地成百名企业主谈过，他们绝大多数人坦率地告诉我说，除非他们联合起来消除那些不公平和破坏性的做法，就只能出现混乱和不安定的局面。全国工业复兴法中广泛采纳的这些原则，仍旧有效，而我相信是能够找到贯彻这些原则的手段的。

我们现在又一次处于经济稳定时期。因此，我们有权指望更加光明的未来，当然，与此同时，必须记住过去的错误。

事实作出了雄辩的说明，无需再加解释。从1933年3月到1935年6月，美国工商业取得了以下成就：工业生产，总的说来，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五；工厂就业增加百分之三十五；农村杂货店销售量增加百分之一百零四；人寿保险增加百分之四十一；汽车销售量增加百分之一百五十七；电力生产增长百分之十八，而这已超过历史上最高水平。

几个世纪以前那位最伟大的作家把“国内仇怨和国外战争”称之为笼罩着人间政治和人类社会的两朵最可怕的阴云。我们还没有消除这些危险，但是，我们能够集中智慧来对付它们。

美国人民今天有更充分的理由来压倒这两种恐惧的根源。“国内仇怨”时常表现为有些人无事生非，歪曲事实，散布仇恨，贬低为维护人权或神圣理想而采取集体行动的重要意义。今天就是有人要撒播这些种子，而你们就可以用我们目前情况的明显事实来回答他们。

第二朵阴云——“国外战争”——是更为现实的——在此刻是对今后人类文明更为具体的危险。毫不奇怪，我们许多公民深感不安，唯恐某些国家重犯二十年前的错误，而竟使人类文明达到无法在世界范围内重新恢复的地步。

面对这种忧虑，美国人民所关心的只有一件事——美国人民只能表达出一种舆论：不管其他大陆发生什么事情，美利坚合众国一定而且必须保持我们的国父许久以前所祈求它能保持的——置身事外，不受牵连。

我国不想征服别人，我们没有帝国野心。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们愈来愈完善地确立着同邻邦的和平相处。我们特别为美洲所有共和国的繁荣、稳定和独立而感到高兴。我们不仅热爱和平，而且决心要避免有碍我们同别国和平相处的各种危害。

我们置身于国外战争和纠纷之外的决心，不能妨碍我们在我们珍视的理想和原则受到挑战时，表示出深切的关注。每个人享有根据自己良心支配而实行自己宗教信仰的自由，在合众国，我们认为是不言而喻的。一个半世纪以来，我们的国旗象征着信仰自由、宗教自由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些原则；而且这些原则已经成为我们根深蒂固的民族性格。

诚然，其他国家可能推行与上述原则相反的思想和行为规范，他们有的已经这样做了。诚然，别的国家可以奉行与我们完全不同的政策，我们管不着。但在我们每个人的思想里却决不能漠不关心，我们要坚持自己有完全的自由去接受、信奉和遵循长期以来以我们国旗为其崇高象征的那些原则。一个多世纪以前，詹姆斯·麦迪逊说得好：“信仰什么和如何实现这种信仰，只能由理智和信念来指导，而不能使用强权或暴力，这是一条根本的、不能放弃的真理。”

作为合众国总统，我再次最诚挚地向你们声明：美国人民及其政府打算而且期望同世界各国保持和平。我任职两年半以来，我国政府始终如一地执行了我们自己所选定的这项政策。在国内，我们宣传了，而且将继续宣传睦邻的原则。我衷心地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个大陆，每块土地将有一个又一个国家用行动而不止是用言语来证明，它们坚决支持南北美洲的理想——我是一个友好的邻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