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穴位贴敷技术

第一节 穴位贴敷技术发展史

穴位贴敷技术是指在一定的穴位上贴敷药物,通过药物和穴位的共同作用以治疗疾病的一种外治方法。其中某些带有刺激性的药物贴敷穴位可以刺激局部发疱化脓形成“灸疮”,又称为“天灸”或“自灸”,现代也称为发疱疗法。

穴位贴敷法的历史非常悠久,“敷”的记载最早可见于《五十二病方》,表现为“傅”,书中记载傅法的就有七十多方,约占全书方剂的1/4,其中“蚖……以蓟印其中颠”的记载,即用芥子泥贴敷于百会穴,使局部皮肤发红,用于治疗毒蛇咬伤。《灵枢·经筋篇》记载:“足阳明之筋……颊筋有寒,则急,引颊移口,有热则筋弛纵,缓不胜收,故僻。治之以马膏,膏其急者,以白酒和桂,以涂其缓者……”这是利用膏剂和散剂两种剂型贴敷对口眼斜患者进行治疗的早期记载。

晋唐时期,穴位贴敷疗法已广泛地应用于临床,晋·葛洪的《肘后备急方·治寒热诸疟方第十六》中即有记载“治疟病方,临发时,捣大附子下筛,以苦酒和之,涂背上。”《肘后备急方》中还收录了大量的外用膏药,如虎骨膏、莽草膏、蛇衔膏、丹参膏、五毒神膏等,并注明了具体的药物组成、制作和使用方法。唐代医家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不但利用穴位贴敷治疗各种疾病,同时还将贴敷与按摩相结合,如《要方少小婴孺方上》记载的五物甘草生摩膏方等。

宋明时期,穴位贴敷在用药、制剂形式、用药等方面不断进行改进和创新,并对其机制进行了探讨,如《圣济总录》中指出:“膏取其膏润,以祛邪毒,凡皮肤蕴蓄之气,膏能消之,又能摩之也”,初步探讨了膏能消除“皮肤蕴蓄之气”的中药贴敷治病的机制。其他如《普济方》《本草纲目》等著作中都收载了大量的贴敷方药,如《普济方》中记载“鼻渊脑泻,生附子末,葱涎和如泥,罨涌泉穴”,《本草纲目》记载的以吴茱萸末贴足心治疗口舌生疮、黄连末调敷脚心治疗小儿赤眼至今仍在临床沿用。

清代是穴位贴敷疗法较为成熟的阶段,无论是对机制的研究还是临床应用都有很大的发展,出现了不少中药外治的专著,许多贴敷药物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现在广泛使用的“三伏贴”最详尽地记载可见于清代医家张璐所著的《张氏医通》,其《诸气门下·喘》中记载“……冷哮灸肺俞、膏肓、天突、有应有不应。夏月三伏中用白芥子涂法往往获效。方用白芥子净末一两、延胡索一两,甘遂、细辛各半两,共为细末。入麝香半钱,杵匀,姜汁调涂肺俞、膏肓、百劳等穴。涂后麻瞀疼痛,切勿便去。候三柱香足方可去之。十天后涂一次,如此三次,病根去矣。”清代徐大椿在其《医学源流论》中著有“薄贴论”,提出外治法既可治表,又可治里,并提出穴位贴敷的优势所在,即“若其病既有定所,在于皮肤筋骨之间,可按而得者,用膏贴之,闭塞其气,使药性从毛孔而入其腠理,通经贯络,或提而出之,或攻而散之,较之服药尤有力”。《理瀹骈文》是“外治之宗”吴师机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书中对外治法进行系统的整理和理论探索的专著,依据中医基本理论,对内病外治的作用机制、制方遣药、具体运用等方面,作了较详细的论述,并对膏药的制作方法有所创新。治疗时以膏药薄贴为主,选择性地配以“点、搐、熏、擦、熨、烙、糁、敷之药佐之”,将穴位贴敷疗法治疗疾病的范围推及内、外、妇、儿、皮肤、五官等科,提出了“以膏统治百病”的学术论点,认为膏药的作用一为拔,一为截,“凡病所结聚之处,拔之则病自出,而无深入内陷之患;病所经之处,截之则邪自断,而无变行传变之虞”。在遣方用药时,要“一审阴阳,二察四时五行,三求病机,四度病势,五辨病形”,即可“凡汤丸之有效者,皆可熬膏”,又可以自创,不必拘泥于古人。

发展到今天,穴位贴敷疗法以其适应证广、安全、有效、简便等特点在临床被广泛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