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人生风雨路——记徐

与徐先生相识之前，他就是我仰慕的作家。相识以后，他成为我主编的文艺刊物的特约作家。在相熟相知后，我又是出版他著作的合作者。我们共同相处6年，有喜有忧，亦欢亦愁，一朝不告而别，竟成永诀。今年是徐先生诞辰100年，除纪念外，我更多的是苦乐参半的怀念。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上海租界沦为“孤岛”，曾留学法国、学习西方哲学和心理学的徐回国，蛰居上海，出版了他在法国写成的《鬼恋》，又以“夜窗书屋”的名称出版了《荒谬的英法海峡》《吉布赛的诱惑》《精神病患者的悲歌》等。我当时是中学生，因油印抗日刊物被校方开除，瞒着家里每天到八仙桥青年会图书馆阅览文学书籍。徐的异国情调、抒发人性、探索人生的小说激发了我的阅读兴趣。《鬼恋》一读再读，引起我对作者徐的仰慕。也有人称他为一个都市的浪漫游魂，因为他的小说避离现实，缺少时代感，在火热的抗日热潮中却在夜窗里遐想。

太平洋战争在1941年年底爆发，日军占领“孤岛”，徐和一些作家内迁。我进入大学，也开始学习写作。徐小说的传奇性和对背景气氛的渲染对我产生了影响。只是，我发表的作品更多是描绘日军蹂躏下的沦陷区人民的艰难生活，因有抗日嫌疑遭日宪逮捕。这之后，我对徐的作品不再热衷，但也不否定它的文学性。当时，柯灵和陈蝶衣主编的《万象》《春秋》对内地作家动态时有报道，其中就有徐的长篇《风萧萧》。没有内容介绍，可是书名《风萧萧》就使人想起“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悲壮而又激昂。徐终于跳出描绘人性狭小的感情圈，自发地托出热烈的爱国心。我身在沦陷区，多么盼望读到徐歌颂伟大时代的力作。

抗战胜利，举国欢腾。沦陷区的人们迎接自远方归来的亲人。上海文化界重又恢复繁荣，千万文学爱好者满怀8年来受敌伪压制的爱国心情，更盼望能看到在内地发表和出版的抗战作品。一位记者出身、因口译英语而成名、又曾在重庆主编报章和杂志的作家刘以鬯先生到上海来创办纪念他父亲的怀正文化出版社，率先推出徐的《风萧萧》。这部长篇在内地早已是畅销名著，可是沦陷区的读者还是难得一见，也是早已企盼，出版后一时畅销。小说通过一个儿女情长又缠绵悱恻的恋爱故事，描写“孤岛”时期的上海无数爱国青年地下抗日的英雄事迹，当然震动了沦陷区人民受尽创伤的心灵。我与小说中的主人公有相仿的经历，自然更受感动，由此而对徐从仰慕到尊敬。

刘以鬯的出版社除出版徐的《风萧萧》和姚雪垠的系列作品外，还出版戴望舒、施蛰存、熊佛西、徐昌霖等几位的著作，又筹划出版中篇丛书，作者有秦瘦鸥、姚苏凤、施济美和我。因出书缘故，我去怀正文化出版社与刘以鬯交谈，也由此而认识了住在出版社里的徐先生。初次见面，只觉得这位受到千万青年读者喜爱的名作家沉默寡言、谦和而又有些矜持，还保存有西方学者的风度。他似乎不愿听人家赞扬，很少提到自己的作品，却关心目前上海出版界的情况。我当时正在主编文艺性杂志，向他约稿，他默默点头，不置可否。不久即寄给我一篇小说《属于夜》，依旧是徐风格：清新不俗，像诗一般的一段段短句，却是一篇写过夜生活的青年男女风趣而又苦闷的故事。有一次他亲自交给我几首短诗，篇名《徐诗抄》，是既含蓄又有哲理的诗篇。他所写作品从不投寄纯文学刊物，那些刊物也不向他约稿，原因是他曾留学西方国家、受西方文化影响，又是林语堂主编的《宇宙风》《论语》的作者和编辑。他与左倾人士很少往来，左派也把他视为林语堂一派；他走自己的创作道路，却受到鲁迅生前对他的器重。他文如其人，人如其文，儒雅而清淡。他不随风从俗，不左不右，有些孤芳自赏，他写他想写、爱写和能写的小说，和刘以鬯、施蛰存等一起抱着“自娱娱人”的创作态度。他偏离政治，却关心社会，研究社会各类人物的生活和心态。到上海后，要和他相熟的话剧演员乔治等介绍各剧种的女伶为他未来的作品搜集资料。他离开刘以鬯的出版社后，居无定所，我曾介绍他住在我的朋友家。他不喜欢主人过分殷勤热情的招待，因为这会影响他安心孤独的写作生活。他珍爱自己的诗，一直想把生平诗作编成书，可是当时没有人愿意出版。我知道他的心事，帮助他完成心愿，在他40岁那年，出版了一厚册精装的《四十诗综》。

1948年，刘以鬯将他的出版社停业，去了香港，徐仍留在上海，照常写他的小说，不在意和其他有政治色彩的作家和作品在同一刊物上发表，也从不评论别人的作品。他只写人类共同的人性、多元化社会的人情和善恶对比的人心。某权威人士在香港发表评论中国文坛的文章，把作家分成5种颜色，沈从文和徐都属黄色。他知道后先是缄默，后微微一笑，不知是不屑还是无奈。我问他，他沉吟，又轻声回答：“我没有颜色，只有纯正的感情。”

自后，上海一些左倾的报纸开始批评他。他无动于衷，直至解放，舆论开始对他公开指责，称《风萧萧》歌颂特务。他也不辩论，知道自己不可能再在上海逗留，上海也不会允许他从事一辈子的写作，就舍别妻女，离开上海去香港。

我比他早半年到环境复杂、政治交锋激烈的香港。老友重遇，都不谈为何离开上海，仍继续各自的文学生涯。我进了电影公司，他在一家小书店安身，为叶灵凤主编的《星岛日报》副刊撰写连载小说《期待曲》，依旧是徐风格的爱情故事。别人以为他是脱离政治，其实他是回避政治。有人告诉他：某处每月可无条件领取600港元津贴。他自己称所得稿费已可供日常生活，不求富裕。有一些来历不明或公开反共的团体请他出席会议，他尽量设法避开，无理由地回绝。有一次，他和我在九龙半岛大酒店二楼，隔桌对坐喝咖啡。突然闯来一名刺客，连发两枪，火光从我们两人之间穿过。我惊惶倒地，全层宾客四散逃奔。徐迅速拖着我离开。事后他告诉我，刺客枪杀的是我们邻桌的一名中年男士，后来知道是准备回大陆的国民党要人。徐认为：“这件事可能有政治背景，香港这地方太复杂，我们还是自顾写作吧！”后来，我因电影公司欠薪，作为代表向厂方交涉而被开除，徐在报上看到我的名字，特地托人带信给我，只有4个字：“多多保重。”

谁料原是一场经济纠纷，却演变为政治斗争。香港爱国影人司马文森、马国亮、刘琼、舒适、白沉、狄梵和工潮代表杨华和我被香港政府无理驱逐出境，我遗憾来不及和老友们告别，回到上海。此时文艺界在批评《武训传》后，又掀起一场场运动，一批批中华民族的文化精英，纷纷落马，冠以“莫须有”罪名，由“座上客”成为“阶下囚”。连在海外的、已故的也无辜受害，《风萧萧》被贬为“特务文学”。我暗暗为流浪在海外的徐庆幸，免遭迫害；但也担心他在海外的遭遇幸是不幸？浩劫过后，香港导演李翰祥来沪请我协助他拍摄电影，无意中谈到他在1960年曾将徐的小说《后门》拍成电影（由胡蝶、王引主演，获第七届亚洲影展最佳影片奖）。香港友人也来信告诉我，50年代徐在香港写作不断，出书不少。60年代初，徐曾去新加坡南洋大学任教。1966年后一直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香港浸会大学文学院等处任教。徐后来去台湾，又苦心孤诣地写成一部以抗战为背景、人物有三教九流、生活画面广阔的长篇巨著《江湖行》。此外，台北正中书局出版了1300万字的《徐全集》。1980年6月，法国文化界邀请他参加“中国抗战时期文学研究讨论会”，他在会上主讲了《30年代民族文化形式》，受到全体人士热烈赞赏，称徐为抗战爱国的中国文化战士和著作等身的著名文学家。他满载荣誉而归。回到香港，癌症恶化，在沉疴折磨中，还惦念留在上海的女儿，直到见到女儿最后一面才撒手仙逝。为了纪念这位中国杰出的文学家，世界各国的图书馆都收藏有徐著作，香港中文大学设立徐研究室，各文化单位成立徐作品研究小组。徐拥有千万读者，在人们心目中，徐是三四十年代的爱国文学家。

回顾内地。在“十年浩劫”前，徐虽远去海外，还是受到歧视，甚至将他的《风萧萧》列为“特务文学”。“浩劫”之后他仍受冷遇，没有人公开提徐和他的作品，可有人却吹捧文化汉奸的文章。直到著名画家陈逸飞先生为了拍摄以1930年代老上海为背景的影片，在选题时询问我意见，我才有机会推荐徐的《鬼恋》（影片改名为《人约黄昏》）。完成后，陈先生特地请来徐的前妻和女儿观看试片，我在片头字幕上看到徐的名字，说不出有多高兴。徐的妻女却泪流满面，我才知道徐离开上海后，母女俩为他蒙受了多少冤屈，女儿分享不到父亲的荣誉，却遭受了不该她承受的苦难和委屈。徐一生写了千万字儿女情长、探索人性、宣扬人性的小说，而他自己的妻女却为他遭受了人世不该发生的凄惨悲剧，天理何在？又是谁的责任？

今日，上海鲁迅纪念馆主办徐诞辰100周年纪念会，主旨是实事求是地为徐和他的作品做出公正的评价，这是对中国现代进步文化事业的尊重。徐是我亦师亦友的前辈，过去相处的情景历历在目，离别后也常常惦念在心。在这纪念会上，我既欣慰也唏嘘，感慨万千。但愿时代不再倒退，历史不要重复，悲剧更不要重演。期望社会主义文化欣欣向荣，拥有璀璨光明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