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思潮史的研究对象和意义——文学思潮流变因素——文学思潮的发展模式和特征——文学思潮史的时代划分——立体交叉研究方法论
“文学思潮”这一概念简单解释是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的潮流。具体地说，是指一定历史时期内和一定地域内形成的，与政治经济发展、社会结构变革以及人们的文化精神和审美要求相适应的，具有广泛影响的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的潮流。但是，从这一概念出发，对文学思潮一词也可以作出狭义和广义两种解释。
通常提到文学思潮，较为普遍的是从狭义的角度解释，认为文学思潮不仅在个别或少数作家的创作中有所反映，而且表现为有影响的作家群共同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自觉实践某种共同的文学纲领，并形成一种遍及全社会的思想倾向。在概念上，文学思潮比文学思想要广泛得多。
具体地说，这种狭义解释似乎是专指在文学形成主义形态之后出现的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的潮流，强调文学思潮必须具有作家的集团性、文学纲领的共同性，以及在社会上影响的广泛性和特殊性。比如，从17世纪的古典主义文学思潮到18世纪末、19世纪前期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文学思潮，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现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到俄国十月革命前后出现的社会主义文学思潮等，几次大规模的文学思潮都具有鲜明的文学纲领和丰富的创作经验，其影响超越时代和地域而及至今日。这一狭义的文学思潮概念，将文学思想与文学思潮严格区别开来。
从广义上说，文学思潮是在文学流动变化过程中，伴随文学的自觉而超个体地、历史地形成的文学思想倾向。它不是多个作家及多个作品的个体思想倾向，而是超个体的共同思想倾向，即作为文学上的客观精神和观念体系，流变于社会整体，包括时代、民族、阶级、地域各个层次上的共同文学思想倾向，并对文学创作起着导向作用，与政治经济的发展、社会文化的变革相适应，也与人们的审美意识和思想情绪相一致。
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文学思想与文学思潮是属同一个概念范畴，两者不能绝对区别开来。如果说有所区别的话，就是对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称谓罢了。早在古代，伴随文学的自觉和文学意识的产生，文学思潮以观念形态超个体地、历史地形成，并处在不断的起伏变动之中，一般称之为文学思想。所谓文学的自觉，就是人们带着自觉来创作文学，这是与上古人的无自觉或半自觉地创作文学相比较而言的。广义上的文学思潮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无自觉阶段。文学创作只赖于生活意识，包括原始的劳动生活、信仰生活、性欲生活等生活意识或刚萌发的朦胧的文学意识，尚未达到半自觉的文学意识的程度，更不用说产生自觉的文学思想（无论是个体的或超个体的）和形成文学的观念体系。第二阶段是萌芽、生成、发展中阶段（或未完全成熟阶段）。经过个体以一种自觉来创作文学到超个体的自觉创作文学，发生了第一次质的飞跃，促使朦胧的文学意识发展到自觉的文学思想，并形成观念体系，影响着一定时期一定地域的文学创作的思想倾向。这种超个体的文学自觉的历史性转变，作为以观念形态出现的整体的共同文学思想倾向，便成为文学思潮发展的初级阶段。第三阶段是发达期（或成熟期）。从以观念形态为中心的文学思想发展为以主义形态为中心的文学思潮，发生了第二次质的飞跃，促使人们在共同的文学纲领指导下进行文学创作，对文学运动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以日本文学思潮的发展为例，在6世纪以前，日本古代早期的歌谣大多基于生活意识，处在诸种文化的混沌意识状态；至8世纪《万叶集》（764-769）中后期的歌谣才开始萌生文学意识，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逐渐形成日本和歌以及其他文学形态赖以存在的“真”（まこと）、“哀”（あはれ）、“物哀”（もののあわれ）、“幽玄”、“风雅”（みやび）、“空寂”（わび）和“闲寂”（さび）等观念形态，其发生点姑且以“发现”、“感觉”、“理想”三个概念规定之。它们分别成为写实、浪漫和象征的审美起点，由此生发出种种文学思想的倾向，并作为观念形态的思潮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支配日本文学创作的潮流。明治维新以后，在西方文学的渗透下，这三种文学思潮在固有的日本文学思想的滋养下趋于成熟，以写实主义、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等主义形态出现，成为三大文学主潮。因此，在整理日本文学思潮的时候，就存在两种不同的研究态度和方法，一种是以日本人自古以来的文学意识和特殊用语来整理，另一种是完全参照西方文学思潮的主义形态来整理。
由此，在研究文学思潮通史的时候，似乎可以在同一个意义上使用文学思想和文学思潮（在这里，文学思想含有超个体的客观的文学精神的意义），即可以把这两个词作为表示现代所说的文学思潮这一概念。同时，观念形态与主义形态作为一个统一的发展系统，在整理日本古代文学思潮时，应以日本自古以来的文学意识和特殊用语来整理。
日本美学家竹内敏雄在《文艺思潮论》中将文学思潮定义为：作为语言艺术的文艺领域中的精神潮流。他指出：文艺思潮不外就是这样超越和包含各个艺术家个人的精神，并且与之同样具有生动的现实性，随着时间不断变化的、依场所能分为多方面的客观精神之潮流。
作为本书的研究课题，正是按照这个广泛的文学思潮定义，将文学思潮视作文学思潮概念的演变，即文学思潮未作为主义形态出现和普及之前，文学思想是包括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创作理念等合成一体，抽象化而形成的客观精神，在不断流动、发展、变异的运动过程中，与各种社会文化的力形成一个统一体。这一统一体不是一成不变的结合体，而是由观念形态走向主义形态过程的结合体，即是一个与文学的整体内涵、社会文化背景下的运动机制联系起来的运动体。因此，在这里也将古代文学思想界定为文学思潮，作为这个过程的结合体的统称。
简单地说，文学思想是最初的文学思潮，同样是文学的主张、理念、审美观念和创作经验的综合表现。据此，文学思潮史的研究包括古代的文学意识和文学思想，其对象与文学史、文学评论史和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有其交叉关联的部分，更有其不同的着眼点和侧重点。文学史的研究对象是各种文学内容、形式、思潮、流派的产生、发展和演化的规律性以及重要作家的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文学评论史的研究对象则以把握美的精神为中心。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是民族精神，而文学思潮史的研究对象则是研究上述综合表现的过程，以及文学上的美的精神和民族精神的调和与统一。
文学思潮的发展史，是文学发展史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思潮是文学历史的河床。人类起初是有了文学创作和文学体验才有对文学的反省和自觉——当然，这是指古代一般而言，到了近代往往出现与之相反的规律，文学评论、文学思潮多是先行于文学创作，推动文学创作——文学的创作、批评和文学的自觉彼此不断循环流变，形成种种文学思想乃至文学思潮。也就是说，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是超个体地参照某种客观精神和观念体系运行的。文学思潮总是处在动的状态，富有流动性和生命力，影响着一定时期、一定地域和一定作家群的文学的主题、题材、风格、结构、审美、表现、流派，以及对作家的文学活动和作品的批评，乃至对整个文学历史的评价。目前，一般文学史研究基本上习惯于对具体作家的作品、内容与形式进行孤立的、静态的评价这种固定的模式，这样就很难准确把握作为文学整体内涵的文学思潮与美学思想，以及与之相关的大文化思想背景，以作出历史的本质的评价。因此，要突破这种带惰性的固定研究模式，就要在历史的结构框架上，以文学思潮为中轴，纵横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几个互相联系而又不尽相同的环节中展开，并以作家和作品作为切入点，进行多向性的、历史的动态研究，这样才能更好地透过各种文学现象，深入揭示文学发展的态势和更本质的东西。
也就是说，文学发展史，要以文学思潮为纲，网络作家、作品、理论、批评，并将它们置于相互联系和不同侧面，才能更清晰、更有条不紊地达到对文学史比较完整的、论证相结合的、体系化的认识。反之，研究文学史如果不包括思潮和与之相关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美学思想，只就具体作家作品的艺术成就和思想价值进行孤立、静态的评价，就难以形成完整的文学体系，全面把握文学的史与论的规律，从而也难以严密地探讨各个作家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因此，历史的研究和本质的研究是文学史的基础研究，只有完成这种研究，才能建立真正的文学史。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文学思潮史的意义是重大的。因为它既是一个理论的范畴，也是一个实践的范畴，可以从总体上发现和把握文学的特性和发展规律，加深理解文学与历史、时代和民族精神的关系，从而推动文艺学的发展。
竹内敏雄曾就研究文学思潮的意义论述道：艺术历史的发展如果仅仅检查历史上点缀着的各个作品，可以从其中看出作家个人的风格，但无论如何也不能反映出其真实情况。即使进而比较各个作家的风格，找出他们相互之间的精神作用的联系还是不充分的。我们不能停留在从一系列作品直接看到作家风格和抓住作家自身精神的客观化，以及能够区分为各年龄层的风格上，而是要进一步观察能够证实在其背后掀起大的起伏、流动的艺术精神，并把这一点纳入反映历史风格发展的联系中，我们才能理解真正的艺术史。
各种文学思潮起伏嬗变的因素是非常复杂的。从文学本身的内在因素来说，首先是文学自律性的发展和审美价值的变迁。这一点，可以从史的发展角度来审视，文学从反映不自觉的生活意识到自觉的美意识是其自律性发展要求的必然结果。文学思潮最初是以文学的自觉为中心诱发的，而其诱发剂就是美学意识。因为文学创作是从人们对生活的自然感动中，比如对原始劳动生活、原始宗教生活、原始性欲生活和原始色彩生活（对大自然的光与色）的美的感动中产生的，随着文学的自觉，产生以审美意识为基准的文学意识，在这个基础上才逐渐萌生文学思想。从日本文学的发展情况来看，“歌合判词”（赛歌的评判词）、撰定歌集时需要对歌的理解和批评，以及后来出现第一部准歌论《歌经标式》（772）都是从作歌技巧开始，兼含审美价值而逐渐形成文学批评的。也就是说，最初的文学批评是以文学本身内在的客观要求的文学意识为动因，自律地生成和发展的，反过来又促进文学意识的形成与发展。
其次，文学思潮的嬗变往往超越文学本身的自律因素。因为文学在本质上内含审美价值，是以美学为其基础理论的，但又不能归结为美学这单一的层次，它与哲学、伦理、道德、政治、社会、宗教、文化等的思想、观念、思潮有着直接的联系，这种种思想、观念、思潮给文学思想和思潮的发展以本质性的、甚至决定性的影响。比如，日本古代的固有的神的观念和神道思想，古代后期至中世的大陆佛教儒学思想，对于日本文学思潮的流向都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具体而言，如古代的《古事记》（712）等所表现的崇神思想和国家意识，《怀风藻》（751）等所表现的教化文艺观和儒学功利论，以及中世以后的劝善惩恶文艺思想倾向等都是典型的例子。
再次，历史、民族、风土和社会政治条件对文学思潮的生成与发展也有着渊源关系和制约作用。尤其是社会形态的变革、精神结构的变化并由此而产生新思潮的要求，都足以成为各种文学思潮诞生和存在的客观基础。可以认为，文学思潮是社会文化思潮的一种表现，它的发展史与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史等也是分不开的，而且往往是在它们的整体制约和影响下，作为一个有机体而运动着的。
最后，文学思潮不仅在文学内部或社会内部主体地发展，而且与外来文学思潮进行交流，这也是其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日本文学思潮发展的历史，更明显地说明了这一点。
研究日本文学思潮，也就是在内外因素的历史联系中来考虑其内在发展的自律性和外在交流的主体性，展望其民族的、地域的、整体的特色，这样就必然涉及日本文学思潮发展的模式。
日本文学及其思潮的发展全过程都受到外来文学及其思潮（比如古代之于中国，近代之于西方）的冲击。外来与固有、传统与现代多种文学因素并存，为日本文学思潮发展模式的选择，提供了前提条件。
日本文学民族化是日本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是由民族的、历史的、审美的独特的价值所构造的一种主体精神，它决定日本文学的主体性所在，其自身有着强烈的传承性和延续性。同时日本文学思潮又受到外来文学思潮的影响，置于世界文学思想潮流之中，吸收消化外来的东西，使固有的与外来的、传统的与现代的文学思潮经过冲突、并存而达到融合的程度。其中外来文学思潮滋养着日本文学思想的根，而促使外来文学思想体系发生变化的力量却是其固有的、传统的主体性，最后建立了一种日本独特的发展模式：固有的日本精神、传统的文学思想与古代中国文学思想、现代西方文学思潮“冲突·并存·融合”的发展模式。
当然，建立这样一种发展模式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一个长期的摸索和选择的过程。如古代吸收中国文学、近代吸收西方文学之初，就曾采取过完全“认同”或完全“拒斥”的模式。前者否定日本文学固有的、传统的自律因素，而以外来的文学精神作为决定的因素；后者则否定外来的他律要素，无视外来文学精神所具有的促进固有的、传统的文学思潮创造性转变的催化作用。总之两者都未能正确把握两种文学及文学思潮的对立价值是一个文学整体的综合因素，而不是并列因素，因而往往将某一因素推向极端，未能为日本固有的、传统的文学思潮与外来的文学思潮建立一个并存融合的机制。例如，日本古代文学发展之最初阶段曾盲目模仿中国文学，从借助汉字作为文字表现、完全模仿六朝诗学及其思想，到吸收中国佛儒道文学思想，可以说亦步亦趋，完全未注意到发挥自己固有文学精神的自律性和主体性的作用。明治维新初期，日本近代文学在大量涌入的西方文学各种主义思潮面前，也曾出现过欧化主义倾向，一度以为追求西方思潮就是维新，因而迷失了传统，盲目地、只在表面层次上囫囵吞枣地学习西方文学新潮。但在明治中期的政治环境刺激下，日本文学又以国粹主义来对抗欧化，将“回归古典”作为规范日本文学的根本，将日本传统的保守性、封建性又推向了极限。
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从文学本身的因素来说，一是对本国文学及文学思想固有的、传统的东西缺乏自觉的认识，二是对外来的文学及文学思想缺乏足够的了解，因而未能对两种异质的文学及文学思想进行深入的比较和历史的分析，自然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上述两种极端的偏颇。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即：只有最自觉地认识自身文学固有的、传统的东西，才能客观地对待外来文学及其思想；反过来说，只有最全面了解外来的文学及其思想，才能在与其比较中选择、吸收外来的好的东西，化合在自己固有的、传统的土壤上，不断完善自我。简单地说，这是一个对固有的、传统的以及外来的文学及其思想不断认识、再认识的过程。也就是说，经过批评反思之后，自觉克服两种异质文学精神的对立，重新确立自己，进一步促进文学精神更为丰富的自我发展，这就是日本文学思潮史的一贯脉络。
固有的、传统的文学及其思想是根植于人民的生活、思想感情和审美价值等民族土壤上的，是一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有其自身的强固性和连续性，是不能轻易切割的。如果全盘抛弃固有的、传统的东西，就失去辨别吸收外来文学思想的能力，失去创造本民族文学及文学思想的基础。但是，如果一味固守固有的、传统的东西，拒绝外来的文学及文学思想，那么固有的、传统的文学及文学思想就得不到补充，就难以产生新的活力，难以得到丰富和发展。固有的、传统的东西在内涵上是可以变化的，问题是要把握与外来的东西产生整合的可能性，并促使这种可能性向现实性运动。
日本文学及文学思潮正是把握住这种整合的可能性向现实性运动而解决了发展模式的选择问题，使其最终避免了以上两种极端，在固有的与外来的、传统的与现代的结合点上确立了自己的历史方位。即在外来的与固有的、现代的与传统的文学和文学思潮发生冲突时，既借助外来的、现代的东西，促进固有的、传统的东西实现创造性的转化，同时又没有离开日本文学的根，以其固有的、传统的文学思想来吸收外来的、现代的东西，促使两者共存与融合。日本人在不同历史阶段所提出的“和魂汉才”、“和魂洋才”，正是对这种精神的高度概括，同时也是构建“冲突·并存·融合”发展模式的指导思想。这是有其合理性的。
这一模式构成日本文学史及文学思潮史的基本特征是：（一）以本民族为主体，以固有的世界观、传统的文学思想为根基，以外来文学思想为两者化合的催化剂，内外动因互相作用；（二）接受外来文学影响，同时吸收外来的文学思想和技巧，但吸收技巧多于思想，即使吸收外来的文学思想，也在彼此并存融合的过程中促其变形变质，即“日本化”。
对日本文学来说，所谓外来的文学思想，大致可以分为四大观念体系，一是大陆（主要是中国、印度）佛教文学思想，二是中国儒、道文学思想（主要是朱子学、老庄哲学），三是西方基督教人本主义，四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这些以观念形态出现的文学思潮与以主义形态表现的文学思潮一样，它们与日本文学思潮的关系是不能忽视的。这种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种类型是完全接受外来文学思潮的影响，古代如《日本灵异记》（822）、《文镜秘府论》（819）、《往生要集》（985）、《正法眼藏》（1255）、《狂言集》（室町时代）等之接受儒佛文学思想，近现代如内村鉴三之接受基督教文学思想，一些无产阶级文学评论家、作家接受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一种类型是以固有的、传统的文学思想拒斥外来的文学思想，古代如复古国学的“古典文学歌学论”、日本古典主义中的古学论，近现代如日本浪曼派的“回归古典”等，都是强调以日本固有的、传统的精神作为文学艺术的根本基调。还有一种类型是使外来文学思想“日本化”，古代如《源氏物语》（1007）、《平家物语》（1223～1242）和能乐等都是以“日本化”了的佛教文学思想作为前提，近代如正宗白鸟、川端康成等最初接受西方文学思想影响，最后在东西方文学比较中，自觉地“共同思考东西方文化的‘融合’或‘桥梁’的位置”，寻找到民族的、传统的根，使之“日本化”。所谓“日本化”，即在日本文学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冲突·并存·融合”模式内，既使外来的文学思想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也使固有的、传统的文学思想发生创造性的转化，但变化、转化的主体力量是日本文学思想。在这个模式里，两种或两种以上异质的文学思想既相互拒斥，又相互交融，这不仅是日本文学思潮的一个重要现象，而且在大文化背景下直接构成了日本文学思潮的基本特征。
从这点出发，可以将日本文学思潮划分为三大时期。第一是上古时期，日本文艺与历史、政治、宗教尚未分化，只存在日本固有的原始的土著文化中。第二是古代（包括日本文学史一般划分的古代、中世和近世）前期，即奈良时代至平安时代初期是萌发期，开始吸收中国儒佛道文学思想，但还残存上古时代的固有文学意识，没有完全使固有文学意识变质。如《古事记》、《日本书纪》（720）到《万叶集》，再到《古今和歌集》（905）所表现的文学思想。古代中期，即平安时代中后期，以藤原公任的歌论和紫式部的物语论为中心开展。古代后期，即镰仓、南北朝、室町、江户时代，文学思潮逐渐转变方向，以藤原定家的歌论、世阿弥的能乐论、芭蕉的俳谐论为中心展开。自平安时代中后期以来逐步使受容的中国文学思想变质，形成日本文学的主导形态和主体思想。第三是近代和现代，开始受容西方文学思潮，并采取日本式的吸收法，经过百余年的消化过程。
文学思潮史研究是文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它又有别于文学史研究，探讨文学思潮史研究的独自的方法论是必要的。
日本文学史家长谷川泉在《近代文学研究法》一书中对日本的“文艺思潮论的方法”做了概括性的论述，主要论点简述如下：首先要求研究文艺思潮的人，对作为对象的文艺思潮进行根本的、具体的而且是有体系的思考。其次，对文艺思潮的彻底论述，要从文学史的基础研究和探明其方法论入手，并要从文学史的哲学立场考虑。第三，对文艺思潮与样式及其结合进行考察。样式的本质归根结底指的是人的精神创造上的个性法则乃至性格的内部统一性，这样的样式现象与造成文艺思潮的历史样式或者集团样式有关。但不能轻易地把文艺思潮视为起因于作品的样式。正因为如此，把文艺思潮作为概念来研究远比样式概念研究更占优越地位。第四，不能满足于把艺术和文学仅仅还原为美的问题，框在美的哲学当中，或者把艺术和文学仅仅限于客观的研究这种自然科学的方法，而应以文艺价值发展的历史作为文学史成立的条件。在文学史中有文学史固有的方法论，从一般史学的方法论中是推导不出来的。第五，用比较文学对日本文艺思潮进行研究。比如，从平安朝贵族文学上所看到的古典主义开始，到打破锁国主义，吸收和消化海外同时代的文艺思潮，使之成为近代的多彩纷呈的文艺思潮为止。对于这一过程的把握方法是相当多的，冈崎义惠就曾作过三种探索：第一种是以古代、中世、近世、近代这样的历史分期对文艺思潮进行与其相近的流动的把握，第二是从抒情、叙事、戏剧文学三个潮流分别考虑，第三是从个人、流派、地域、时代的诸样式与形态、形式、表现法、思想、美的形象诸样式来区分的各种样式的流动的考察。
在上述先行者丰富多彩的日本文学史、思潮史研究方法论的基础上，吸收他们现代的、先进的方法，同时坚持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的研究方法论和结合总结自己长期以来在这方面研究的实践体验，包括经验和教训的体验，努力建立一种新的研究方法论，是中国学者研究日本文学史、思潮史时应该思考的一个问题。
研究文学的学科叫做文艺学（也叫文学学）。文艺学是一门特殊的综合科学，由文学史、文学理论史和文学批评史三部分互相联系和包容组成。它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如哲学、美学、伦理学、宗教学、社会学，以及一些在思维空间上相距较远的学科，如医学、生理学、心理学、病理学、性科学乃至某些自然科学，如进化论，有着多方面的内在的血脉联系，通过彼此复杂的相互作用、补充和融合而成为有机合成体，而这一合成体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处在不断流变的运动过程中，形成关于文学世界最重要的思想。从日本文学始源之一的神话及其所含文学意识的进化和演变历程，就可以发现其内含理性的、感情的、想象的、神秘的成分，混杂交织在一个合成的整体中，经过一个迟缓但不可抗拒的进程，神话中理性的成分同感情、想象、神秘的成分脱离开来，一部分融入哲学，最先是宇宙论哲学，然后是人文主义哲学和社会哲学；另一部分融入宗教、文学艺术。到了近现代，人们的思维更加发达，科技文明更加发展，尤其是“边缘学科”的出现，使文学手段更加复杂和多样化，各学科的交叉发展更加强化，文学及其思潮与有关学科的联系更为密切。因此有必要展开跨学科的更加综合的研究，将“边缘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运用到文学史、思潮史的研究中，对其科学的理论进行最大限度的重新整合，以期获得更完整的理论体系。
文学思潮的统一性植根于美学哲学，是美的价值成为文学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的具体表现。从文学论的角度来概述种种文学思潮，大都可以归纳为内容主义与形式主义，即为人生和为艺术两大文学思想潮流。日本从古至今文学意识→文学思想→文学思潮的运作轨迹都离不开这两大潮流的范畴。比如古代的万叶派和新古今派、近现代的自然派与技巧派之争，就是贯穿整个日本文学思潮史的艺术派与人生派这两大文学思潮之争，所以对各种文学思潮追根溯源，就要研究它与涉及文学思潮生存的美学哲学的关系问题。文学思潮在不少情况下与美学哲学思想是没有截然的分界线的，尽管如此，也不能简单地将它归结为这单一层次，还得涉及它的伦理、宗教、理智、感情诸方面的表现价值，以及表现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功能的作用。在这里，也可以将美学哲学视为“母系统”，将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创作等等视为“子系统”，将两个系统的方方面面联结起来放在一个研究体系中。因此研究文学思潮史，需要开拓综合视野，以系统论的方法来全面观照文学及其思潮的史的发展过程，将它们当作一个多层次的，高度复杂的并拥有自己特性的立体系统做宏观的、立体的研究。同时，从它们提供的思想、概念、思辨哲学等取得系统方法论的基础，作为中轴辐射性地跟踪各种文学思潮的发展，即看它们怎样生成和衰退，有哪些内部必然性和外部因素，将其放在更大的系统内的联系中思索它们的性质，并在发展的历史演变中来宏观把握它们的精髓，这样才能对纷繁的文学思潮获得本质性的理解。
文学的发展还存在一个交叉的系统。一个是与时代、历史的交叉，一个是与他民族、他地域的交叉。文学既然不断流动于社会整体的多层次上，它就与时代、历史的精神密切相连，又与他民族、他地域的文化交流会合。它具有超历史、时代、地域和民族的生命力。而且作为其存在根源的美，如果离开本地域和历史、风土和民族性，就很难确立价值取向。也就是说，一方面，它与历史、时代的发展既吻合又超越。研究文学思潮史既要结合产生文学思潮的时代和历史，同时还要考虑文学思潮超越那个时代和历史的作用和影响，以及过去所具有影响的文学思潮的历史联系。因此需要将它放在时代与历史的坐标空间，从宏观把握出发，将与之有关的历史资料和时代社会思潮之成长进行交叉比较，以揭示文学思潮发展的道路和历史的方向。另一方面，一地域、一民族的文学不可避免地与他地域、他民族的文学交流。也就是说，文学不仅在一地域、一民族内部自律地生成和发展，而且往往还吸收世界其他地域和民族的文学精神的精华，在本地域、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氛围与世界种种文学思想的相互交错中碰撞、复合、融合而呈现出其丰富多彩，但它又是受到时代的一般要求和民族基本特征的交相制约的。时代、历史、民族形成一个交叉的系统。通过这个系统，既可以审视其独自性，也可以思考其在世界文学中的共通性。因此运用比较方法去评量，以探讨文学思想在以上各种交流中发展的历史脉络，也是必要的。
如果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姑且把这种研究方法叫做“立体交叉”研究方法论。所谓“立体交叉”是指研究日本文学思潮，需要构建一个全方位的综合研究机制，对诸方面的不同层次的立体交叉关系，比如对文学思潮和与其相关的边缘学科尤其是美学哲学思想的相应性和互补性，文学思潮和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一体性和双重性，文学思潮与不同时代、历史的共性与特殊性，文学思潮和不同地域、民族的文学精神的对立性与融合性等进行总体宏观研究时，需要以翔实的材料作厚实的支撑，对大量创作实践现象进行微观分析，加以提升，使之综合体系化。具体地说，运用“立体交叉”研究法，需要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实证与理论相统一，综合分析与比较研究兼顾，进行动态的分析和全景式的考察，辩证地把握上述诸方面有机结合中的质的关系和它们之间的内在涵容。
总括来说，日本文学思潮史的研究课题，就是探讨其研究的对象和意义、流变的诸因素、发展的模式、特征和时代划分，以及探明研究方法论并加以运用，以期对日本文学研究获得完整的理论体系和严密的效果。也许这将是今后日本文学研究值得探索的重要课题，或者说是值得探索的一个发展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