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译本序

普希金是我国读者熟悉的一位伟大的俄国诗人。他的生活和创作的主要时期在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他的创作倾向和当时俄国的社会状况及社会进步思潮是分不开的。正是当时俄国的社会斗争造就了这样一位不朽的诗人。

十九世纪初期的俄国仍是一个封建农奴制国家，但是西欧蓬勃兴起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以及俄国一八一二年抗击拿破仑侵略的胜利恰如连续不断的地震，震撼了俄国这个封建农奴制国家，使这个国家，主要是贵族阶级发生了分化。许多贵族在拿破仑入侵时遭到破产，战争结束后，这些破产贵族一部分加入了官僚阶级的队伍，一部分构成了沙皇的反对派。此外一些青年军官远征巴黎，亲身感受到法国革命的影响。回国后，他们看到国内沙皇的黑暗统治，官吏的横行，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宠臣阿拉克切耶夫的专断暴虐和对进步分子的镇压，于是对沙皇的统治产生不满。这些贵族知识分子秘密展开了反对专制制度的活动，其结果就是在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发生了枢密院广场的革命行动，即为十二月党人起义。起义失败，沙皇的统治更加黑暗了，但俄国社会并没有停止前进，人民在不断觉醒，斗争在继续。这就是十九世纪初期俄国社会的基本轮廓。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就生活在这个时期。普希金于一七九九年五月二十六日（俄历）生于一个贵族家庭。一八一一年，十二岁的普希金由伯父瓦西里·普希金带到彼得堡皇村学校读书。在皇村学校，普希金和普欣、杰利维格、丘赫尔别凯等人结成莫逆之交，这些都是未来的进步贵族知识分子，有的是未来的十二月党人。同时他还结识了一些进步军官，从而了解到许多政治新闻，读了许多查禁的文学作品。普希金接触了俄国启蒙思想家、作家拉吉舍夫和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的作品，尤其是和骠骑兵军官恰达耶夫的接近，大大开拓了他的政治视野。一八一六年俄国开始出现秘密的政治团体，目的在于反对亚历山大一世的反动统治。普希金的密友普欣参加了秘密团体，普希金也在“幸福同盟”的聚会上朗诵自己创作的自由诗歌。一八一七年，普希金在拉吉舍夫民主思想的影响下创作了著名的《自由颂》，在俄国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且落入沙皇手中，成了两年后判处他流放的主要罪名之一。

一八一八年，普希金的另一首名诗《致恰达耶夫》进一步表达了他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思想，诗中体现了诗人对自由幸福的未来的向往。和这些诗歌同时流行的还有一些讽刺诗，普希金用这些诗歌无情地鞭挞“游荡的暴君”、“全俄国的压迫者”以及阿拉克切耶夫、戈里曾这些沙皇的“戴勋章的奴才”。他的“自由诗歌”的影响与日俱增，沙皇当局对此十分恐慌。一八二〇年春，沙皇决定判处普希金流放西伯利亚，只是由于卡拉姆辛、茹科夫斯基等著名诗人的说情，才以调任名义改为流放南方。

一八二〇年五月，普希金离开彼得堡到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去，途中患病，同一八一二年卫国战争的英雄拉耶夫斯基将军一家到高加索温泉休养。在南方，普希金感受到自己身为“逐客”的不自由。在这种情况下，他写出了著名的长诗《高加索俘虏》。这首长诗和以后陆续写成的《强盗兄弟》、《巴赫奇萨拉伊泪泉》、《茨冈人》等诗作都带有积极的、叛逆的浪漫主义色彩，这种浪漫主义是与当时俄国社会反对专制制度的思想情绪一致的。

普希金在三个月旅行后来到他的任所基什尼奥夫，在那里他接近过“第一个十二月党人”诗人弗·拉耶夫斯基，会晤过十二月党人领袖彼斯捷尔。普希金的诗歌在十二月党人中间广为流传，他的诗充满革命激情，反映了十二月党人革命情绪的高涨。

普希金渴望回到彼得堡，但是沙皇政府只允许让他迁往敖德萨，不久又把他流放到普斯科夫省他父亲的领地米海洛夫村。普希金在那里过着被幽禁的生活。但正是在米海洛夫村的两年时间，普希金在诗歌创作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他在这里继续写作在基什尼奥夫开始创作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写作他最富有民主性的戏剧作品《鲍里斯·戈杜诺夫》以及其他诗歌。在《鲍里斯·戈杜诺夫》这一历史悲剧中，普希金提出了沙皇与人民之间的关系、人民在历史上的作用、人民的历史命运等问题。人民在许多场面中直接登场，显示了不可阻挡的力量。显然，普希金对人民在历史上所起的决定作用是给以充分肯定的。

一八二六年，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不久，新沙皇尼古拉一世为了诱使普希金为宫廷唱颂歌，采取两面派手法把普希金调回莫斯科。尼古拉一世装出一副“仁慈”的面孔，向诗人保证，他将自上而下实行十二月党人提出的一系列改革，而实际上，尼古拉一世的统治却比亚历山大一世更黑暗和残暴。尼古拉一世的阴谋并没有得逞，普希金并没有被收买，相反，他在历史的严峻考验下，磨炼得更加坚强。他在一八二七年所写的著名的《致西伯利亚的囚徒》一诗中，表达了他对十二月党人的深切同情和支持，表示他将继续坚持十二月党人的革命思想。

二十年代的后五年，普希金写成了《波尔塔瓦》和《叶甫盖尼·奥涅金》第七章等作品。这时普希金一系列新的巨大构思成熟了。一八三〇年秋，普希金为了办理财产过户手续来到波尔金诺，他在那里写完《叶甫盖尼·奥涅金》的最后几章，完成了他创作中向现实主义的转变；同时还写出《别尔金小说集》、《石像客人》等许多作品。一八三三年秋，普希金又一次来到波尔金诺，在那里他又完成了长诗《铜骑士》、小说《黑桃皇后》等重要诗作和小说。

三十年代，普希金主要致力于散文作品的写作。这个时期他写出了《杜勃罗夫斯基》、《上尉的女儿》等反映农民反抗地主压迫和农民起义的作品。在《上尉的女儿》中，普希金反映了普加乔夫起义的某些方面，普加乔夫的形象和民间传说中的这位农民起义领袖是比较一致的。普希金认为农民的贫困是和地主对农民的压榨分不开的，是忽视农民现状的结果。为了写作《普加乔夫史》这样的历史著作，他还亲自到喀山、奥伦堡等普加乔夫活动过的地方采访，搜集有关的民谣。

由于普希金的进步思想威胁着沙皇的专制制度，他便成了彼得堡统治集团的眼中钉。他们终于使用阴谋手段挑起普希金同法国流亡分子丹特士的决斗。普希金在决斗中负了重伤，于一八三七年一月二十九日（俄历）在彼得堡逝世。

《叶甫盖尼·奥涅金》是普希金最重要的作品，它展示了俄国十九世纪头三十年的社会生活，塑造了普希金一代“十九世纪青年”的典型形象。在奥涅金身上集合着“十九世纪青年”的一切优缺点。

“十九世纪青年”可能有几种类型。其中最先进的应该说是十二月党人式的贵族青年知识分子。这批充满浪漫主义情怀的青年人怀着报效祖国的美好愿望，不满于沙皇及其鹰犬的黑暗统治，思考着社会改革的问题，终于走上十二月十四日的道路。但是由于他们耽于幻想、脱离实际、脱离人民，缺乏革命的基础，最后失败，有的被判处绞刑，有的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矿山。另一种类型则是出入上流社会，沉醉于舞会的旋风，迷恋于爱情的游戏，满足于无所事事、吃喝玩乐的寄生生活。这种人也即游手好闲的纨袴子弟。但是也普遍存在着许多介于两者之间的那种既不满于社会的腐朽黑暗，在贵族式的糜烂生活中感到空虚和厌倦，但找不到出路，而又无力摆脱世俗的习惯势力，只好随波逐流、玩世不恭的青年。

奥涅金的性格总的来说是属于这一类有教养而又找不到出路的贵族青年的。

奥涅金是个受过贵族教育的青年。他出生于彼得堡，自幼由法国教师教养长大。他读过古希腊罗马以来的许多著作；从文学到经济，谈起来无不口若悬河；他对法语也很精通，无论是书写还是说话，简直无懈可击。他的知识是广博的，才能是出众的，如果用在有益于人类的事业上，他定能做出非凡的业绩。

奥涅金和当时的先进青年一样思考着许多社会问题，寻找社会的出路。我们从奥涅金和连斯基的交往中看到：

他们之间总是发生争论，

许多问题引起他们的思索：

从前人们订立的契约，

科学研究的成果，善与恶，

自古以来的种种偏见，

死亡的种种宿命的秘密，

接着还有人生和命运，

这些都是他们议论的问题。

从这一节诗中我们看出他们正在阅读卢梭的著作，从中寻找社会改革的出路；我们还可以看到他们也考虑着俄国的前途，因为在普希金的初稿中，他们并不是考虑那笼统的“人生和命运”问题，而是评判着“沙皇的命运”。他在伯父的庄园里甚至进行了改革的试验。“我们的叶甫盖尼首先想到，要把一种新的制度创建”，结果是用“轻微的地租替代了农奴们徭役的重担”。奥涅金的这种改革农业的计划，无疑是那个时代的十二月党人主张废除农奴制的一种反映。

从外表上看，奥涅金无非是个纨袴子弟，关于这一点，本书的第一章有淋漓尽致的描写。从三个钟头的打扮到驾驭女人的调情伎俩，从书房的摆设到舞会的喧闹，他过的是上流社会那种醉生梦死的生活。然而，奥涅金对这一切终于感到了厌倦：

他像英国人那样消沉，

简单说，俄国人的忧郁病

已经渐渐缠上他的身；

感谢上帝，他总算不想

用枪了结自己的生命；

可是对生活却毫无热情。

他像哈罗德那样忧郁倦怠，

出现在上流社会的客厅；

无论是流言还是打波士顿，

是多情的秋波、做作的叹气，

什么也不能打动他的心，

………

由于他对上流社会生活感到厌倦，对人生抱着冷淡的、怀疑主义的态度，因而拒绝了纯洁的少女达吉雅娜的爱情。

奥涅金的脱离人民，他的贵族教养决定了他必然要无所事事地虚度一生。

奥涅金虽然博学多才，但他缺乏坚毅的精神力量。他抛弃了狂热的娱乐，想拿起笔搞点写作，可是艰苦的劳动使他感到腻烦，“到头来一个字也没有流出他的笔锋”。奥涅金甚至没有力量去冲破当时的习惯势力和荣誉观。他为了保持自己的体面，避免社会舆论的耻笑，而去同连斯基决斗，并且杀害了这个纯洁的诗人。

最后，奥涅金经历了几年的波折，又回到莫斯科。他遇到了已经结婚的达吉雅娜。这时奥涅金已不再考虑什么社会问题，不再追求生活的意义，并且为虚荣心所驱使，终于完全随波逐流，去追求世俗的生活。他对达吉雅娜的追求就是这种精神状态的集中表现。至此奥涅金已基本走完了他的人生之路，成为“十九世纪青年”的典型——“多余的人”。

关于奥涅金的形象，俄国著名革命民主主义作家赫尔岑有一段精辟的论述，可以概括地说明。赫尔岑说：

“奥涅金是一个无所事事的人，因为他从来没有什么事要去忙的；这是一个在他所安身立命的环境中的多余的人，他并不具有可以从这种环境中脱身出来的一种坚毅性格的必要力量。这是一个体验着生活，连死亡本身也要体验一下的人，他所以要体验死亡，是想看一看，死亡是否比生活更好。他什么事情都开始做过，可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到底；他想得多，做得却少，在二十岁上就已经是一个老人，可是到得老年时他却因爱情而年轻起来了。好像我们大家一样，他老是在盼望什么事情，因为一个人还不至于这样无知，以为俄国的现状能够长期保存下去……什么东西都没有发生，可是生命却消逝了。奥涅金的形象是这样富于民族性，在一切凡是在俄国多少得到认可的长篇小说和长诗中都可以见到，这不是因为他们想抄袭它，而是因为你经常可以在自己的身边或者在自己本身找到他。”[1]

《叶甫盖尼·奥涅金》是俄国第一部现实主义小说。普希金的创作以《叶甫盖尼·奥涅金》为代表，奠定了俄国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基础，开辟了俄国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道路。在普希金以前，俄国文学的主要潮流是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十九世纪初期的俄国社会状况、沙皇的黑暗统治、西欧的革命潮流、人们对改革社会制度的要求、反对侵略战争、歌颂保卫祖国的英雄主义精神，这一切都要求文学开辟一条新的道路，用它来表达人们的思想，触及时弊，探索前进的方向。这个任务落在普希金肩上。普希金一方面深入研究、继承前人，包括某些欧洲作家的艺术经验，一方面不断摸索前进的道路。他早期的抒情诗就充满了对祖国的热爱及战胜敌人的自豪感，充满了对人民敌人的憎恨。他的《高加索俘虏》等浪漫主义叙事诗已包含着现实主义的成分。二十年代普希金的创作迅速成长，他顽强地思索着社会政治的现实问题，开始创作《叶甫盖尼·奥涅金》和历史剧《鲍里斯·戈杜诺夫》。他的现实主义逐渐成熟了，及至三十年代，他完成了《叶甫盖尼·奥涅金》和一系列散文作品，他便完全闯出了现实主义这条路。这时他已不是表现俄国现实生活的某一个方面的现象，而是完整地表现它的整个现实；他不仅写了“现代人”的完整的典型，而且描绘了整个时代的图景。“在他的诗歌中，我们可以感觉到俄国生活的脉搏在搏跳着。”（别林斯基）从《叶甫盖尼·奥涅金》开始，俄国文学便走上了普希金开创的现实主义道路。这是俄国文学本质上的转变，是俄国文学从一个时代进入另一个时代的伟大变革。从这个时候起，俄国文学才进入了世界文学的先进行列。

别林斯基说：“《奥涅金》可以称为俄罗斯生活的百科全书和最富于人民性的作品。”的确，在《叶甫盖尼·奥涅金》中，作者广泛描绘了整个俄国的生活：从首都到外省，从上流社会的彼得堡和贵族的莫斯科到农村地主领地的日常生活，从西欧的文学作品到俄国的文学流派，从当时的社会斗争到俄罗斯的大自然景色，从各种社会思潮到流传久远的民间童话，从形形色色的人物到各地的风土人情，几乎应有尽有，内容十分丰富。这一切使《叶甫盖尼·奥涅金》成了一部不朽的作品，俄国文学和世界文学中灿烂夺目的瑰宝。

《叶甫盖尼·奥涅金》是一部有着极其严格的格律的长诗，全书由约四百节十四行诗构成。普希金特地为这部作品创造了“奥涅金诗节”的结构和韵律。它的每行诗都有一定数目的音节，各行音节的排列是九八九八，九九八八，九八八九，八八。和音节的数目相呼应，押韵的方式也是一定的，每节诗的头四行用交叉韵（abab），五至八行用成对韵（ccdd），九至十二行用环形韵（effe），最后两行是一对韵（gg）。这样的韵律加上优美的文字，就使得全诗读来琅琅上口，铿锵悦耳，柔和协调，达到更好的效果。

《叶甫盖尼·奥涅金》译成中文后，在韵律上译者感到有些问题。首先中国读者较习惯于中国古典诗词上的韵律，即在双行上押韵，因此对“奥涅金诗节”上的abab、ccdd、effe、gg韵可能感到不习惯，从而体会不到它的韵律。其次，“奥涅金诗节”的格律是严格的，有一定的程式，但就其每一节诗的内容而言，诗中的完整句却是长短不一的，这就形成了内容与形式不一致的矛盾。为了更接近中国古典诗词的韵律习惯，并且尽可能把《奥涅金》中的每一个完整句和韵律结合起来，译者根据十四行诗的结构把每一节诗的韵律重新进行了组合，基本上采取在双行上押韵。这是一种试验，是否能为读者所接受，译者并无把握，希望经过实践以后，根据专家和读者的意见，有机会再加以改进。

冯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