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中文版序

卡萝尔·克莱因

玛丽昂·米德

安·沃尔德伦

你要我做什么？

这便是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1]

——西塞罗

卡尔·罗利森

《铸就偶像：苏珊·桑塔格传》于二〇〇〇年六月出版后，评论界褒贬不一。对于一部以桑塔格这样一位发人深思且有争议的当代人物为传主的传记，这是不足为奇的。论者对在世人物的传记每每会感到不大自在。为何不能等到传主去世后再写？换言之，为何不等到能提供一个完整的故事的时候再写？

然而，对于桑塔格的传记作者来说，提供一种已出版的访谈、特写，以及她的作品评论完全无法提供的视角，似乎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假如不将那些对其雄心壮志的实现起到过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且目睹其职业生涯发展的人的情况记录下来，这些东西即会从文学界消失，那么，这样的视角便显得越发重要了。尽管桑塔格对她打造其公众形象、且已成为偶像这种说法表示不悦，但是，她作为象征性人物的身份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值得作一番认真的探索。

仔细查阅纽约公共图书馆馆藏的弗雷·斯特劳斯·吉劳出版社的档案以后，我们才正式决定撰写这本传记的。出版社的档案为撰写一部记录传主职业生涯发展——尤其是在作为世界媒体中心之一的纽约城的发展——的叙事作品提供了文档方面的依据。

有三年的时间（一九九六至一九九九年），我和我妻子参加了桑塔格作为主要演讲人的许多活动。她每次到场都有一班随从；而且，她会花上几分钟时间问候一番朋友和粉丝。事实上，在纽约大学的一次活动中，我们亲眼目睹我们的一个朋友（也是桑塔格的朋友）朝她走过去，屈膝，然后吻她的手。她身上闪耀着一种好莱坞影星般的光环。正如一位法国记者有次对她所说的那样，毫无疑问，她那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外表和她那些靓照对人们接受其思想的方式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对此说法，桑塔格嗤之以鼻，她不承认自己曾考虑过她的外表对人们接受其作品的方式的影响。

也许，当代书评家对传记作家热衷于传主的私生活、他们的个性，以及文学以外的事情不以为然，可是，苏埃托尼乌斯[2]以降，传记作家都认为把他们的传主作为有时是处于“裸露”状态的人物来描写，是尤其重要的。所谓“裸露”状态，是指去掉了伴随着名人的公开表演通常出现的盛大场面的种种装饰。比如，鲍斯韦尔[3]写到塞缪尔·约翰逊在家里把长统袜褪到脚踝处。鲍斯韦尔这样写并不是不恭不敬，而是他觉得，他不应该把他如此钦佩的人写成一个偶像，而应该写成一个人——一个无法摆脱那些折磨着所有人的缺陷和怪癖的伟人。

假如《铸就偶像：苏珊·桑塔格传》要继续讲述桑塔格在二〇〇〇年以后的生活，[4]那么，我和我的妻子当然会描述桑塔格不愿意放弃其偶像形象这一点。著名摄影师安妮·莱博维茨为她多年的伴侣桑塔格拍摄了一系列吸引人眼球的照片；的确，照片中的形象光彩照人。不过，与此同时，谈及她的私事，特别是她的性取向，桑塔格变得更加坦率。难道不可以说她突然之间的坦率是对我们的传记做出的一种反应吗？

桑塔格继续做着重要的工作，譬如，她推出了值得人们尊敬的《关于他人的痛苦》，重估了她那部开拓性著作《论摄影》。但是，她要么就是已经精力不济，要么就是无意再去为她在美国文化中的地位做什么有力的辩驳了。

曾经有那么一刻，她好像愿意打破她的偶像形象。一九九八年，她现身纽约城第九十二街岔路口进行演讲，一头剪短的白发。她看上去美极了，而且很不像原来的桑塔格，她这次的模样是她第二次与癌症做斗争的结果。在她的传记作家们看来，掉了那一头带有一绺白发的披肩黑发（她生病期间因化疗而掉发，于是一直戴这种发型的假发，成为一种标志性形象），她的新形象似乎更为出众。但是，正如桑塔格后来在一次访谈中所承认的，没有了原来那一头浓密的头发，她觉得不再是她自己了。

安妮·莱博维茨拍摄并发表了桑塔格躺在棺材架上的令人震惊的可怕照片——对这一行为，桑塔格的儿子戴维·里夫表示抗议；但是，安妮·莱博维茨当时肯定是受到了一种传记创作力量的驱动，她这是要打破连她本人也一直在竭力帮助打造的偶像，揭开包裹在她身上的一切。如果说，莱博维茨的举动冒犯了高雅趣味的准则，那么，她也表明了她的独立，并因此维护了传记要求的尊严。

二〇〇八年五月于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