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书评》
（1968）

1968年2月17日，马丁·艾斯林来蒙特勒的旅馆看我，他要为《纽约时报书评》做一个访谈。下面这封信放在楼下等候他的到来。

欢迎来访！我花费了许多快乐时光来回答由你在伦敦的办事处寄来的问题。我采用了一种简明、雅致、适宜刊印的形式。除了为避免过长的问答而插进若干问题，你能否按我准备好的回答登在《纽约时报书评》上？这种便利的方法很常用，让访谈双方都满意，如《花花公子》、《巴黎评论》、《威斯康星研究》、《世界报》、《日内瓦论坛》，等等。另外，我想要看到校样，以便检查可能的印刷错误或事实出入（如日期、地点）。作为一个通常的不善言辞者（作家的可怜同类），我希望事先准备的打印稿以直接引语形式作为我的部分，而其他的陈述，如在访谈过程中我结结巴巴说出的话，还有你想在简介中说明的内容，则请作间接或解释性的处理，不采用引语的形式。自然，由你来决定访谈发表时背景材料是否与问答部分区别开来。

我把附加材料留在门房，因为我想你可能要在我们见面前仔细看一下。我很期待见到你。准备好了就请你打电话给我。

下面的文字就是访谈的打字稿。这次访谈发表在1968年5月12日的《纽约时报书评》上。

V．纳博科夫如何生活和休息？

我们的一个俄国老朋友，现在住在巴黎，她最近在这儿说起，四十年前的一个晚上，在柏林她的一个文学聚会上，做一个小测验，我被问到喜欢住在哪儿，我回答，“住在一家舒适的大旅馆”。那正是我妻子和我现在的生活状态。差不多每隔一年，她和我都要乘飞机（她）或坐船（她和我）回到我们的第二祖国，但坦白地说，我是一个懒洋洋的旅行者，除非旅行中能捕捉蝴蝶。为此，我们通常去意大利，我的儿子和译者（从俄语译成英语）住在那儿；顺便说一下，他在从事歌剧演唱（他的主要职业）过程中获得的意大利语知识有助于他检查我的一些作品的意大利译本。我自己的意大利语只限于“avanti”和“prego”。

早晨六点到七点之间醒来后，我写作到十点半，通常在一张小讲台上写，面对房间的一个明亮的角落，而不是面对我职业岁月时的一大群听众。第一个半小时的休息是和我妻子一起用早餐，约莫在八点半，餐间也阅读信件。有一类信件立马被扔进字纸篓，这类附有一个贴了邮票的信封和我的照片的信是从收集亲笔签名的人那儿寄来的，他告诉我他收集了大量的名人签名（萨默塞特·毛姆、阿布·阿卜杜勒、卡伦·科罗纳、查尔斯·道奇森，等等），想要加上我的名字，但他拼错了我的名字。十一点左右，我在浴缸的热水中泡二十分钟，头上搭一块海绵，想着写作上的麻烦，渐渐进入一种涅槃状态。简单的午餐后，我和妻子沿着湖边散步，两小时的午睡后，再工作到七点用晚餐。一个美国朋友送我们一副西里尔字母拼字游戏，是康涅狄格的新城生产的，晚餐后我们就玩一两个小时的俄国拼字游戏。随后，我上床阅读——期刊或一本出版商寄来的小说。十一点到十二点之间，我开始了同失眠的搏斗。这些就是我在冬季的生活安排。夏季，我去鲜花盛开的山坡追逐蝴蝶；自然，每天骑车十五英里以上，我冬天的睡眠甚至更糟糕。我最后一项休闲活动是编制棋题。最近我在《星期天时报》和伦敦的《晚间消息》上发表的两局棋题带给我的喜悦，我想，甚至超过了半个世纪以前在圣彼得堡第一次发表诗歌。

V. 纳博科夫的社交圈子怎么样？

日内瓦湖上有成群的鸭子和有羽冠的水鸟。我的小说新作中有一些可爱的人物。我的姐姐埃琳娜在日内瓦。有几个朋友在洛桑和沃韦。一群美国知识才俊常在映着美丽落日的湖边寂寞中来探访我。一个叫凡·维恩的先生每隔一天从山区小木屋下来会一位皮肤黝黑的夫人，她的名字我不便透露，他们在一个从我的象牙般的高楼上能够望见的一个街道角落会面。还有谁？还有一位维维安·巴德鲁克先生。

V. 纳博科夫如何看待自己的工作？

我对工作的感情总的来说并非是不友好的。无止境的谦虚和人们所说的“谦卑”这些美德使人不会沾沾自喜地唠叨自己的工作——尤其是当他缺乏这些美德的时候。我明白我的工作分为四个阶段。首先是构思（包括积累那些似乎杂乱无章的笔记及研究的隐秘指向）。接着是实际的写作和再写作，写在文具商为我订购的一种特殊卡片上，说其“特殊”，是因为这种卡片两面都有横格线，如果在写作过程中，一阵灵感的爆发将卡片扫到了地板上，你捡起来，看也不看就接着写，这种事可能发生——也确实发生过——即你写在了卡片的反面，标上数字，如“107”，接着你找不到第“103”号卡片，其实它就在背面，先前已经写过的了。当卡片上的文字誊清楚时，我妻子就进行阅读，检查笔画和拼写，再由懂英语的打字员打到纸上，读校样也属于这个第三阶段。书出版之后，要着手处理外文版权。我懂三种语言，不仅能说，而且能用这三种语言写作（就写作实践而言，我在美国所认识和知道的所有作家，包括一伙意译者，都是只用一种语言的）。我自己将《洛丽塔》译成了俄语（刚由菲德拉出版社在纽约出版）；但我能控制和订正的只有我小说的法语译本。这个过程充满了同大大小小各种翻译错误的较量，但另一方面也让我达到了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阶段——在原文出版几个月后再次读到了我自己的作品。那时我会发表什么意见呢？对我的写作仍然满意吗？取得的成果与预期相符吗？理应相符，也确实相符。

V. 纳博科夫对以下问题，如关于现代世界、当代政治、当代作家、认为《洛丽塔》“乏味”的瘾君子的看法是什么呢？

我怀疑我们是否能假设一个“现代世界”的客观存在，以及艺术家对这一世界会有确定和重要的看法。自然，会有人努力，甚至长篇大论地来说明对现代世界的看法。一百年前在俄国，最雄辩、最有影响的评论来自“左”倾的、激进的、功利的、政治的批评家，他们要求俄国小说家和诗人描绘和审视现代场景。在那个远去的时代和僻远的国度，一个典型的批评家会坚持要求文学家成为“当前主要问题的报道者”、社会评论家、阶级斗争的通讯员。半个世纪前，布尔什维克警察不仅复活了19世纪60和70年代的这种所谓进步（其实是退步）传统，而且众所周知，强化了这一传统。在旧时代，可以肯定，伟大的抒情诗人或那个创作了《安娜·卡列尼娜》（音译应不带“娜”，她不是一个芭蕾舞女演员）的无与伦比的散文艺术家会乐于忽视这些左翼、进步的对文化艺术无知的人，他们要求丘特切夫或托尔斯泰反映政治和社会的思想交锋，而不是热衷于描写贵族的风流韵事或自然之美。这种可怕的原则曾经在亚历山大二世统治时期有所表现，今天每当听到在英美标榜进步的书评家呼吁多一些社会批评、少一些艺术上的异想天开时，我就想到那些可怕的原则如何演变成了前景暗淡的警察国家的政令（柯西金那阴郁的面孔比斯大林自信的小胡子更能说明这种暗淡前景）。“现代世界”这一已为人们接受的概念仍然在我们周围泛滥，它属于同一种抽象的说法，如同古生物学上的“第四纪”。我所感受到的真实的现代世界是艺术家创造的世界，是艺术家自己的幻影，通过他的蜕变行为，成为一个新的世界，一定程度上是他生活的那个时代。我的幻影产于我的私人沙漠，一个干燥但丰饶的地方，高大的棕榈树干上刻着标志：旅行拖车禁止入内。自然，心存善良：希望他们一般观念的旅行拖车能驶向某个地方——奇异的集市、易上镜的寺庙；但一个独立的小说家不能从步其后尘中获得什么真正的好处。

我也想首先确定政治这一术语的特殊含义，那可能意味着再次沉入遥远的过去。让我来把事情说得简明一些：无论在我的客厅私下谈论，还是作公开的陈述（如说服一个演讲的外国人，每当攻击美国时，他总乐于加入我们本国的示威者），我都欣然表明，对红派来说是坏事，对我来说则是好事。我不想细说，只想补充说明，我并没有鲜明的政治观点，或者说，我所持的观点可以粗略地归入一种老派自由主义。更确切地说——或更坚定，甚至更坚硬地说——我意识到我身上的一种精神内核，它闪耀并嘲笑极权国家及其附庸的残酷的闹剧。我内心清楚地意识到有一道深渊般的大裂口，一边是警察国家的一道道铁丝网，另一边则是我们在欧美享受到的充分的思想自由。

我对那些加入社会批评喧哗的作家感到厌烦。我鄙视炫耀四字词的低俗的市侩时尚。我也拒绝称赞一部小说，就因为它是非洲一个勇敢的黑人写的，或是俄国一个勇敢的白俄写的——或是美国任何个别的团体的代表写的。坦白地说，民族的、民俗的、阶级的、共济会的、宗教的，或任何其他的团体氛围会身不由己地对一部小说抱有偏见，从而使人难于给水果去皮来获取可能的才华的果汁。我可以说出一些现代艺术家的名字，但我不会说，因为我阅读他们纯粹为了乐趣，不是为了得到教育。我发现在同一个标签下，混杂着一大批作家，这很有趣，如“护裆甲和平抵抗”、“威尔士工人—上流阶层社会复兴”、“新鬈发流派”。顺便说一下，我经常听到有人发牢骚，他们在杂志上抱怨我不喜欢他们崇敬的作家，如福克纳、曼、加缪、德莱赛，当然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但我可以向他们保证，因为我讨厌某些作家，我就不会损害这些申诉人的幸福，在他们那儿，我的受害者的形象正好形成了受敬重者的星系。我确实能够证明，那些作家的作品真正独立地、在那些愤怒的陌生人的体系及一味吹捧的宣传工具之外存在。

瘾君子，尤其是年轻的瘾君子，是些拉帮结派、随波逐流的人，我不为帮派写作，也不认同群体疗法（如弗洛伊德式闹剧中的大场面）；如我常说的，我为自我写作，这个自我是多重的，一如在微微发光的沙漠地平线上常见的现象。嗜好毒品的年轻笨蛋不读《洛丽塔》或我的任何一本书，有些人实际上什么都不读。也让我来考察一下“乏味”这个词，作为一个俚语，它已经过时了，没有什么比激进的年轻人衰落得更快，也没有什么比吸毒这种蠢事更平庸、更俗气、更弱智的了。半个世纪之前，在圣彼得堡的上流社会也有相似的时尚，那就是吸食可卡因及来自东方的假货。我的年轻的美国读者有着更健康更聪明的头脑，他们远离那些幼稚的时尚和追逐时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