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独抒己见
- (美)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 5685字
- 2020-07-09 16:58:31
BBC-2台
(1969)
1969年9月8日,詹姆斯·莫斯曼为BBC—2台采访我,在他提的五十八个问题中,四十个问题我根据在蒙特勒写好的卡片作了回答并录音。当年10月23日,《听众》全文发表了这次采访。收在这儿的文章来自我最后的录音稿。
您说过您探索时间的牢笼,却发现没有出口。您仍然在探索吗?这不可避免是一种孤独的旅行吗?
我不善言辞,我希望我们的听众不介意我使用笔记。
我在《说吧,记忆》第一章中描述的那种对时间牢笼的探索只是一种风格上的设置,意在引入我的主题。
记忆经常表现为生活的碎片,多多少少能被回忆起来。您觉得任何主题能从一个生活片断贯穿到另一个生活片断吗?
在漫长的人生中,每个人都会总结出事物间的一些相互联系。当我经历人生沧桑时,我也要再一次回想过去,寻找答案。
人与人之间最牢固的联系就是他们共同囚禁于时间吗?
不能一概而论。共同囚禁于时间的感觉因人而异,有些人可能根本感觉不到。空泛的议论充满了漏洞和陷阱。我知道,对老年人来说,“时间”只意味着“时钟”。
我们与动物的区别是什么?
意识到意识的存在。换句话说,如果我不仅知道我是谁,还知道我知道我是谁,这样我便属于人类。其余则是思想的光荣、诗歌和对宇宙的想象。就此而言,类人猿与人的区别远大于单细胞变形虫与类人猿的区别。类人猿的记忆与人类记忆的差别就是&这一符号与大英博物馆图书馆的差别。
以您自己作为一个儿童的意识觉醒来判断,您是否认为,运用语言、句法、相关观念的能力是我们学习成人的结果,犹如我们是编程的计算机,或者我们开始运用一种独特的、我们自己内在的能力——称之为想象力?
比起最聪明的计算机,世上最蠢笨的人也是一个最全面的天才。我们怎样学习想象和表达是一个谜,难以表述和破解的谜。
在对您自己的过去进行的敏锐审视中,您能发现形成您艺术风格的因素吗?
能的——除非我通过唤醒它们的方式,回顾性地将它们再次塑型。在隐喻的游戏中,有许多的互动。
当您回顾时间的一个片刻,包括它的形状、声音、色彩和所有者,这整个的画面有助于战胜时间,或提供通向神秘的线索?或这便是它能贡献的快乐?
让我引用《爱达》中的一段文字:“从生理学的角度来说,时间的意识是一种持续变化的意识。……另一方面,从哲学的角度来说,时间只是形成过程中的记忆。在每一个个体的生命中,从摇篮到临终病榻,意识的基础逐渐成型和不断强化,这也就是强者的时间。”这是凡的话。凡·维恩是小说中一个有魅力的反面角色。我并不确定是否完全同意他的关于时间结构的观点。我觉得不能完全同意。
不可避免的细节的扭曲会使您为之不安吗?
不会。回忆中意象的扭曲不仅可能因节外生枝而增加美感,而且会给过去不同的时间片断提供信息方面的联系。
您说过您内在的“我”有时会反抗一个小说家,为什么?(注:我想起您因把自己的过去的一些经历给予小说人物而懊恼。)
一个人如果把宠物留在邻居那里,并再也不会回去带走宠物,他会因此而怨恨自己。
您把对过去的一些回忆给了小说人物,这会减轻过去的负担吗?
人对过去的记忆会因披露而淡化。这就像那些色彩斑斓的蝴蝶和飞蛾被无知的外行挂在充满阳光的客厅的墙上,以便陈列观赏,几年后,它们就逐渐褪色,成为一种可怜的单调的色彩。鳞翅目昆虫的宝蓝色不易褪色,但即便如此,聪明的收藏家也会将标本放在干燥而光线暗淡的柜子里。
您曾经写您自己犹如“从我遥远的、孤寂的、荒无人烟的时代的山脉”向外眺望。为什么是荒无人烟?
因为一座荒岛比一座沙滩上有着脚印的岛屿更值得期待。何况,“荒无人烟”在这儿有直接的意义,因为我的许多老伙伴已经离我而去了。
您身上的贵族气息是否使您鄙视小说家?或者只是英国贵族对文人反感?
普希金既是诗人,也是俄国贵族,他常常让上流社会感到震惊,因为他声称写诗是出于个人乐趣,而发表则是为了金钱。我也如此,但我从不让什么人感到震惊,也许除了我以前的一个出版商,他常无视我的严正要求,说我是一个极好的作家,无须预支太多的稿酬。
回顾和颂扬往日时光的能力是您的一个特质吗?
我不认为是我的一个特质。我可以举出英国、俄国和法国许多作家的例子,他们至少和我做得一样好。有趣的是,我注意到,每当提到我使用的三种语言时,我就用这样的排列次序,因为这一排列有着最好的节奏感,无论是扬抑抑格,还是抑抑扬格。这是韵律方面的一个小经验。
您有过幻觉的经历吗,如幻听或幻视?如果有的话,那这些幻觉有启发性吗?
当我在长时间的写作和阅读后进入梦乡时,我经常享受(如果这个词用得恰当的话)瘾君子的那种感觉——持续的、异常明亮的、不断变化的画面。每个晚上出现的画面未必雷同,但在同一个夜晚,画面是同一个系列的。在某一个夜晚,画面可能是万花筒般的不断组合和变形的彩绘玻璃的图案;而另一个夜晚,则是有着一只可怕的不断睁大的蓝眼睛的外星人或超人的面孔;而最奇特的一组画面(我清楚地见到)是一个死去多年的朋友,朝我转过身来,在我眼前与另一个熟人的身影慢慢融为一体。至于幻听,我在《说吧,记忆》中描述过,当睡在床上时,常常会有断断续续的电话交谈声在耳中响起。关于那些费解的现象的报道可以在由精神病学家收集的个案中读到,但还没有令人信服的解释。至于弗洛伊德,免谈!
您最好的回忆似乎与美好的日子相关,高大的常青树、阳光照耀在巨石上,一个和谐的世界,人类生活到永远。您利用过去以便对不怎么和谐的生活进行抗争吗?
我的回忆所涉及的那个时段,即1903年到1940年间,我的生活总保持着一种和谐和常青的状态。我对童年俄国的激情已代之以新的兴奋,代之以寻找新蝴蝶的山中探险,代之以和谐的家庭生活,代之以小说创作的巨大快乐。
写小说是快乐还是苦差事?
当我构思一部作品时,苦乐参半;当我同写作工具及写作内容较量时则是令人痛苦的恼怒——铅笔要削尖、卡片得重写、膀胱要排光、字常会拼错需要时时检查。随后,读秘书准备好的打字稿、纠正我和秘书犯下的大大小小的错误、誊清改过的稿子、纠正弄错的页码、记住需要删节或添加的东西。校对时再重复这一过程。打开光洁漂亮的厚厚样书——发现了一处愚蠢的勘漏,正是我的失察造成的。差不多一个月后,我习惯了书的最后阶段,习惯了给它在精神上断奶。我现在怀着一种奇妙的温柔注视着它,如同一个男子看着的不是他的儿子,而是他儿子的年轻妻子。
您说您对批评家不感兴趣,然而,您却因爱德蒙·威尔逊对您的评论而大为恼火,并给予猛烈的回击。看来您还是很在乎的。
我从不因自己的艺术作品受到批评而反驳,不怀好意的批评之箭伤不了我,更不用说击中要害,我的盾牌即是那些沮丧的弓箭手所称的我的“自信”。但当我的学问受到质疑,我就不能置之不理,我的老朋友爱德蒙·威尔逊因而撞到枪口上了。我也会因素昧平生的人以虚假而低俗的臆想侵犯我的隐私而感到恼怒,如厄普代克先生在一篇算得上聪明的文章中荒谬地暗示:我的一个小说人物,粗鲁又风骚的爱达“在某些方面,像是纳博科夫的妻子”。顺便说一下,我也收集剪报,作资料用,也供消遣。
您视自己为一个特立独行的作家纳博科夫,还是一个娱乐者、一个苦工、一个天才?
“天才”这个词用得太随意了,是不是?至少在英语中是这样,而它的俄语对应词“geniy”则是一个发音低沉、充满敬畏之意的用词,只适用于很少一些作家,如莎士比亚、弥尔顿、普希金、托尔斯泰。对那些深受人们喜爱的作家,如屠格涅夫、契诃夫,俄国人用另一个词“talánt”,即“有才华的”,而不是“天才”。这是语义差异的一个显著的例子——同一个词,在一种语言中要比在另一种语言中更有分量。虽然我的俄语和英语实际上是同时学的,但当我看到“天才”被用于任何一个重要的说故事的人,如莫泊桑或毛姆时,还是感到吃惊和困惑。俄国人用词很讲究,因而在我看来,“天才”是指一种独特的、耀眼的天赋,即詹姆斯·乔伊斯所拥有的那种天才,而不是亨利·詹姆斯的才华。我恐怕答非所问了,请问下一个问题是什么?
政治观念能解决个人生活中的任何重大问题吗?
我总是对这种解决方式的干净利索感到惊奇:激烈的斯大林主义者转变为无辜的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在保守主义那儿找到了休憩的港湾,诸如此类。我猜想这必定像宗教皈依,对此我所知甚少。我只能以一个无神论者的惶恐不安去解释上帝的流行。
您为什么说您不喜欢“严肃作家”?难道您是指“坏”艺术家吗?
这么说吧。我的意愿是要避免把我的艺术才华浪费在庄重概念和严肃观点的图解上,我也不喜欢这些概念和观点在别人的作品中泛滥成灾。我小说中能被追溯的思想属于我小说的人物,也许还是故意留有瑕疵的。在我的回忆录中,可引用的思想仅仅用来传递心灵的图景、暗示和幻象。它们就像脱离了热带海洋的鱼那样失去了光泽或生命。
伟大的作家都有着强烈的政治和社会方面的思想或倾向性。托尔斯泰就是这样一个作家。他作品中这些思想的存在会使您轻视他吗?
我谈论的是书而不是作者。我认为《安娜·卡列尼娜》是19世纪文学中无与伦比的杰作,其次就是他的《伊凡·伊里奇之死》。我讨厌《复活》和《克莱采奏鸣曲》。托尔斯泰想要成为一个推销员,他的作品就不具备可读性。《战争与和平》虽然有点冗长,但这是一部有趣的历史小说,是为无知无识的所谓“一般读者”,尤其是为年轻人写的。我对这部小说的艺术结构并不满意。它的繁琐的信息、说教性的插曲、虚假的巧合、摇身一变成为历史时刻见证人的那位冷漠的安德烈亲王、作者经常不加甄别地使用各种脚注,这些都不能使我得到阅读的乐趣。
您为什么不喜欢那些热衷于灵魂探索及在作品中进行自我启示的作家?毕竟,您在艺术的外衣下不也是这么做的吗?
如果你是指陀思妥耶夫斯基最糟糕的小说,那我确实很不喜欢《卡拉马佐夫兄弟》,特别不喜欢废话连篇的《罪与罚》。我不反对灵魂探索和自我启示,但在那些小说中,灵魂、罪恶、感情用事、新闻笔法,并不能为冗长而混乱的探索提供正当理由。
是否因俄国革命,您意外地,也是永久地离开了俄国,所以您对童年特别怀念和依恋?
是的。但关键因素并不是俄国革命。它可以是任何东西:一场地震、一种疾病、因个体的灾难而导致的某个人的离去。重要的是突然的变故。
您试图返回俄国吗,即使只是去看看?
没什么可看的。我对新建的廉租公寓和古老的教堂都不感兴趣。那儿的旅馆很糟糕。我讨厌苏联的剧院。意大利的任何宫殿都胜于粉刷一新的沙皇皇宫。内地村庄的小屋依然破旧,可怜的农民同样可怜兮兮地鞭打着他的可怜的马儿。至于我钟爱的北方景色及魂牵梦萦的童年时光——哦,我可不愿意玷污了珍藏在我内心的美好形象。
您如何解释您与当下俄国的疏远?
我憎恨和鄙视独裁。
您称那儿发生的革命为“老一套”,为什么?
因为它沿袭了流血、欺骗、压迫这样的历史模式,因为它出卖了民主理想,还因为所有它许诺给苏联公民的只是:物质品、二手的庸俗价值观、西式食品和用具的仿制品,当然,还有作为特供的鱼子酱。
您为什么住旅馆?
便于收发邮件、免去私人财产的麻烦、确保我的嗜好——喜好自由。
您渴望拥有一块俄罗斯土地吗?在那儿,家族或同胞世代延续,这样一小块土地抵得上整个的美国。
我没有这样的渴望。
怀旧弱化还是增强您的情感?
都不是。它只是众多温情中的一种。
您乐于成为一个美国公民吗?
很乐于。
您看美国人登月的报道了吗?您有什么印象?
哦,说“印象”并不确切!我想象(或在自我投射的想象屏幕上),在人类的发现史上,踏上月球的土地给人以前所未有的最奇妙和浪漫的体验。我租了一台电视,观看他们神奇冒险的每个动作。尽管穿着笨重的宇航服,面对着月球引力,但两位宇航员的步姿多么优美,如同优雅的小步舞曲。同样,当一面旗帜展开,这时刻也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我感到困惑和痛苦的是:英国的周刊竟无视这一冒险让人感到的巨大兴奋;无视触摸那些珍稀砾石、在夜空看到我们大理石般的地球所带来的奇特的感官愉悦和惊奇。毕竟,英国人应该懂得这种奇妙的体验,他们曾是最伟大、最纯粹的探险者。为何牵扯上金钱浪费、强权政治诸如此类不相干的事?
如果您能绝对统治任何一个现代工业国家,您将废除什么?
我将废除卡车和收音机,我将禁止摩托车魔鬼般的引擎,我将取消公共场所的轻音乐。我将禁止在旅馆浴室安装坐浴盆,这样就有更多的空间安装大浴缸。我将禁止农民使用杀虫剂,只允许他们一年修剪一次草坪,在8月末当所有的飞虫都安全化蛹的时候。
您喜欢读报吗?
是的,尤其喜欢读周日版。
您曾提到您父亲的书房教会您欣赏真正的诗歌,活着的诗人中有真正的诗歌吗?
我过去酷爱诗歌,英、俄、法语的诗都读。1940年前后,我不再沉溺于当代诗歌,激情也开始消退。我对当下的诗歌所知甚少,对新音乐也一无所知。
是否有太多的人在写小说?
我每年都读很多新出版的小说。出于某种奇特的理由,作者和出版商不断送给我的小说,大多是那种伪流浪汉小说,人物千篇一律,而且脏话连篇。
在小说《爱达》中,我想,您对诗人奥登作了戏仿。您为什么如此轻视他?
在《爱达》中我没有对奥登先生进行戏仿。我对他的诗歌并不是很熟悉。然而,我知道他的一些译诗——严厉批评过他掉以轻心所犯的错误。罗伯特·洛威尔自然是个更糟糕的诗人。
《爱达》中有大量的文字游戏、双关语、戏仿——在您的文学训练过程中,您承认受到来自詹姆斯·乔伊斯的影响吗?您钦佩他吗?
我在读《尤利西斯》之前就开始文字游戏了。我喜欢那本书,但我更欣赏的是文体的清晰和准确。真正的双关语在《芬尼根的守灵夜》中——而这是一部失败之作,乏味至极。
关于卡夫卡和果戈理的作品,您有什么看法?我觉得您的早期创作受到了他们的影响。
每个俄国作家对果戈理、普希金、莎士比亚都应心怀感激。而有些俄国作家,如普希金和果戈理,则通过法语翻译受到了拜伦和斯特恩的影响。我不懂德语,在30年代前不能读卡夫卡,《新法兰西评论》刊登了他的《变形记》,而那时,我的一些所谓“卡夫卡式”短篇小说已经发表。唉,我不是一个能为追溯影响提供有趣材料的人。
有人说,托尔斯泰说过,生活就是一堆“臭大粪”,人有义务慢慢把它吃掉。您同意吗?
我从没听过这个说法。那个老家伙有时相当讨厌,不是吗?我自己的生活则是涂着乡村黄油和阿尔卑斯山蜂蜜的新鲜面包。
人所能做出的最坏的事情是什么?(我想起您对残酷的抨击。)
发臭、欺骗、酷刑。
那最好的事情呢?
善良、自尊、无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