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邻居住着一位画家，他叫毕方，三十多岁，妻子七年前去世了，无儿无女。巷子里的女人们都爱议论他，但没有人说他好，因为他性格孤僻，见人总是昂着头，不看人，不问好，不打招呼。他常年穿着一条磨得起毛的牛仔裤和一双旧回力球鞋，上面尽是斑斑的油彩，整天一个人背着画夹幽灵般神出鬼没。
七十年代初，毕方参加一次歌颂城市新面貌的画展，别人的作品清一色是美化、粉饰的，他却画了一张令人费解的抽象画，画面是一所学校的危房，学生们用三角尺顶住几乎坍塌的房架子继续上课……参赛的人谁也没想到这幅竟获得了最高奖。有人不服气，也有人指责他是在给社会主义抹黑。没过多久，就有一支施工队悄悄地来到了画面上的那所学校……
毕方自幼习画，六岁时就能把小猫给画活了，少年时曾被赞为神童，画得一手好油画。
城南翠湖边曾经有一个大教堂，俄式建筑，青砖尖顶，风格古雅、恢宏，曾为古城的象征。大多数人还清楚地记得“文革”时的那一幕惨状，由近千人组成的红色大军，仅仅在一天的时间里，就把这座大教堂夷为一片瓦砾。近几年，人们的怀旧感与日俱僧，加上旅游事业的需要，领导们决定在原址，重新建造一座与旧教堂完全一样的教堂。多年来失散的青砖绿瓦重又被找了回来，还专门从苏联聘请来专家。就在中、苏设计人员为没有旧教堂技术资料而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位工程师偶然从毕方的画册里找到了一张画，那是毕方十岁时画的教堂，笔触细腻、逼真，连每块砖瓦都十分清晰。工程师如获至宝，专家们正是凭画家的一幅画，使这座雄伟的建筑重返了人间。
尽管如此，街坊四邻对画家并无好感。因为他见人不爱说话；因为他曾经拒绝过几个想给他提亲的媒人；因为很多邻居都想让子女跟他学画，他一个也没收……年复一年，画家依旧穿着牛仔裤和回力鞋，背着画夹独来独往。
一次画家领回来一位仙女般苗条的姑娘，说是他的学生，进屋呆了一个小时，那姑娘才走。画家一边送，一边给她讲着什么，那样子十分亲昵。街口的妇女们直勾勾地盯着他俩，嘴巴张得老大，不久，就传出他与那姑娘的许多风流韵事。
一个独身男人自己住一间大房子，还想不让别人给编织浪漫的故事，除非你烂在家里永远不出来。于是，就经常有些无聊的闲人偷偷窥望画家的隐私。
夏夜，凉风习习。一弯月，几粒星，静静地挂着。大脚婶看完电视，又溜到画家窗下。房里亮着灯，从窗子没有挡严的窗帘缝中，看见了一幕令大婶心惊肉跳的场面：屋中央的竹椅上坐着一位全身赤裸的年轻女人，画家光着膀子，只穿了件大裤头站在女人面前喃喃地说着什么……大脚婶手脚发麻，急忙悄悄叫来了治保主任。治保主任匆匆看了一眼，便十分镇静地对大脚婶说：“你先在这里守着，我马上去派出所。”
很快，治保主任就领来了两个警察，他报告说画家容留妇女卖淫。大脚婶说：“还在里面呢！没人出来，刚刚才闭了灯，两人一定睡上了。”
两个警察一位埋伏在后院窗下，一位把门砸得啪啪直响，丝毫不允许屋里人有半点怠慢。他们对捉奸犯科之事有充足的经验。
画家点亮了灯，打开了门，不满地问：“有什么事？干什么呀？”
警察脸上露出轻蔑的冷笑：“搜查。”
“我犯什么法啦？”画家想推住门。
“少费话，你自己明白。”两个警察和治保主任闯了进去。
屋里十分凌乱，到处都是油彩、画稿和画具。床上除了一毛巾被并无女人。警察用手电照了照床下，再拉开衣柜寻找，最后在屋子角落停住，屋角分明有个什么东西被一大块毯子蒙着，俨然里面蹲着一个人。
“这是谁？说话。”治保主任得意地问。
画家迅速串上前，用身体保护住：“你们不能碰她。”
“说，是谁？”
“她是……我，我妻子。”画家显得十分无奈。
“撒谎，你妻子早死了，咋又出来了个？”
“求求你们，别看她，她会不安的。”画家连连鞠躬哀求着。
“不行，随便与女人奸宿，违法了。”两位警察过来拽开他。
“别掀掉布，她没穿衣服，你们不能看呀。”画家与警察厮打起来。
毡布终于被一只无情的手给掀了下来，灯亮了，屋里的人都看呆了：见毡布裹着的是一支大画板，上面有一幅裸体画，一位端庄的少妇安静地坐在竹椅上……画得跟活人一般，正是画家故去的妻子。
载于《作家》，《小小说选刊》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