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我和电影谈谈对电影的看法

一 登上影坛

进松竹公司

我是1954年（昭和29年）进入松竹公司的，当时投身影坛的我并没有明确目的。要说有什么动机，只是因我在大学时代曾参加过电影研究会，接触过一些电影界人士，觉得他们性格爽朗、情绪乐观。我想，如果将来能在这些人的圈子里工作该多好啊，这种模糊的憧憬成了我报考电影工作的动机。这次考试也真走运，居然及格了，如果落榜，我也许会走上与此截然不同的道路。1954年和1955年，正是日本电影的繁盛时期。也是东宝罢工刚刚结束，以被清洗的赤色电影人士为中心的独立制片社运动蓬勃兴起的时期，这时影片产量也很高。松竹摄制的《请问芳名》（1953）、《二十四只眼睛》（1954）等影片票房成绩极佳，而且它拥有小津安二郎、木下惠介、涩谷实、川岛雄三等出类拔萃的导演。

当时由于就业困难，人们被电影企业的繁盛所吸引。报考松竹副导演的人蜂拥而至，竟然有两千人之多，我是其中之一。其实，我成绩并不怎么理想，当初本不会被录用；不过，凑巧当时日活公司恢复拍片，松竹的副导演西河克己、今村昌平等许多人被拉了去，因而有了空缺，所以才把我补充进来。

我是从中国撤退回国的，所以大学时代一直过着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生活，而今侥幸进了松竹公司，我记得十分清楚，首先领到了饭票，到了食堂看到盛得满满的大碗米饭，顿时感到一种由衷的幸福，心想，这下总算可以不愁吃了。当时我的工资和其他职业相比也不算低。

就这样，我当上了副导演，因为我的工作只是手拿着场记板，溜溜达达、东游西逛，就可以拿到工资，感到十分幸福，所以也就没有想当导演的远大抱负。原因是我以为自己没有当导演的能力。和我同时进公司的大岛渚在这一点上就与我不同，他好像一开始就确信自己将来能够成为一名导演。果然，他不满三十岁就当上了导演。

我在很多方面和他截然相反，如果说只有像他那样才华横溢的人才能当导演，那么我想自己就很难达到这个水平。可是，孩子长大了，单靠副导演的微薄收入，在经济上也很困难，所以得想法当上编剧。我觉得当一名编剧也许有希望，于是就孜孜不倦地写剧本，边写边学。写剧本的才能多少也得到了公司的承认，主要是和野村芳太郎一起写他导演的剧本。

后来，随着新浪潮的兴起，我周围的同龄人都非常神气地当上了导演，纷纷执导他们的处女作，这时我才注意到只有我一个人还是老样子，光写公司指定的剧本。而且写公司指定的剧本，也很少是由自己独立完成的新作，大多是老编剧草就的作品，由于导演与公司觉得还不够满意而让我加工。

其中有第一部宽银幕作品，是一位老导演执导的《被拥抱的新娘》（1957），这部影片被誉为典型的松竹喜剧杰作。因为担任该片主演的高桥贞二在拍片中途死于车祸，留下了一半以上的场面未拍，所以必须想办法改写剧本。这样，公司就把这令人头痛的任务交给了我。因为我在野村先生手下干的工作主要也是拍喜剧片，所以我写的几乎全是喜剧剧本。

可是当时我想，假如我当了导演，恐怕绝对拍不了喜剧片，就自己的能力而言，无论从哪方面讲，只能拍些调子低沉的爱情片。后来我才重新认识到，是不是我仅看到了自己外表上的认真严肃的样子，而没有发现自己内在的松懈、爱开玩笑和随便的性格呢？

当时的副导演为了学习，都写剧本，而且为了提高，经常公开各自的作品。大岛渚他们写剧本的方法是先定主题，然后再树立人物形象、规定情景等，显得很有气魄。可是我只能写随处可见的，例如面条铺的姑娘和菜店的小伙子谈情说爱的剧本。所以，总让大家瞧不起。他们问：“为什么你写的净是些平凡的故事？”别说人家笑话我，就连我自己也有同感，所以对自己的作品不可能有自信。不过，我也只能写些这类的作品。所以，当时我有些绝望，总觉得自己只会写些发生在自己周围和自己最熟悉的事。

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我有幸结识了作家早乙女胜元先生，向他倾吐了自己的苦恼，他安慰我说：“我也和你一样，只会写些平凡的故事，可这又有什么不好的呢？”

从《二楼的房客》到《过分的糊涂虫》

在这期间，我好歹也写了不少剧本，加上野村导演的推荐，公司领导决定让我担任导演试试看。那个时代给我提供了很好的机会，我拍了一种叫作SP的短片，这种短片兼有考查导演和演员水平的目的。大岛渚的《爱与希望之街》（1959）也是这种性质的作品。公司对于这种实验短片根本就没指望卖座，如果从中能产生几位有培养前途的导演，就足够值得高兴的了。而我们纯粹是受惠于这种良好的环境。这种实验短片比一般片子短些，只有一小时左右。

按此要求拍摄的就是《二楼的房客》（1961）。原作是部推理小说，所以我竭尽全力把它改编成富有推理色彩的剧本，不知怎么搞的，结果拍成了带有喜剧色彩的作品。尽管公司对影片的好坏未置可否，我也没得到什么赞扬，但我因此体会到了导演工作的乐趣，也感到非常充实。至于影片的成就如何，我虽没有自信，但也没有感到太后悔。当然，在改编剧本和执导过程中，我饱尝了艰辛，然而心灵深处也得了一些欣慰。虽然我因这部处女作被搞得精疲力尽，但从某种意义来说的确因此而有了得救之感。

我导演的第二部影片是《市区的太阳》（1963）。当时，倍赏千惠子演唱的《市区的太阳》这首歌深受欢迎，所以公司计划以这首歌为主题歌，拍摄一部歌曲音乐片。公司把倍赏千惠子和胜吕誉称作“太阳的情侣”，以此招徕观众，并要求以其为内容拍一部主题歌贯串始终的、具有柔情蜜意的青春歌曲音乐片。然而我导演的《市区的太阳》，主题歌只出现了一次，不但没有柔情蜜意，而且恰恰相反，拍成了一部十分拘谨、总显得那么低沉的影片。

其实，在该片开拍之前不久，当时的公司经理城户先生还把这个剧本说得一无是处，因此，我一边拍片一边骂娘。不知是否受了我的情绪的影响，《市区的太阳》这部影片充满了我以后导演的影片中所没有的抑郁情绪。所以，我对这部作品颇有亲近之情。但是，从影片整体来看，拍摄手法和素材很不一致，力不从心之处非常之多，事实上观众看了也不会舒服。如果说有值得赞赏之处的话，我想那就是年轻的演员倍赏千惠子那富有魅力的演技，她犹如一朵含苞欲放的蓓蕾，充满了活力。

把影片拍成这个样子，公司方面好像很为难。但是，当时的制作部部长白井昌夫先生并没有当面对我发火。白井先生深深地吸了口气说：“如果这种影片受欢迎那就没问题了。”白井先生当时说话的表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认为这是非常婉转的训斥。该片自然在发行方面也不怎么好。

翌年，我导演了由鼻肇主演的《过分的糊涂虫》，这部影片的评价还比较高。此后，我和鼻肇合作，连续拍了八部影片。

《过分的糊涂虫》的原作是藤原审尔的中篇小说《院子里的一株白木兰》，小说以濑户内海的某村镇为舞台，描写一个少年同一个叫安五郎的流浪汉结交成朋友的故事，采用的手法是通过这位少年的视野展现安五郎对往事的回忆。原作由许多回忆片段组成，从故事情节上看，很难改编成电影剧本。但是，我很喜欢这篇小说，而且同小说中的那位少年一样，很喜欢安五郎这个人物，所以我很珍惜这种感情，就把自己读这部作品时的感情如实地搬上了银幕。也就是说，我按小说原来的结构，把它改编成了由一个个回忆片段组成的、乍一看结构似乎是很简单的电影剧本。如果按起承转合这种结构方法处理，这种依样画葫芦的剧本改编法真是一种冒险。但实际上，继这个作品之后，我的剧本几乎都是采用这种方法写成的，当然也包括《寅次郎的故事》。

当时我还是个初出茅庐的年轻导演，拍片预算很少，本来应该去濑户内海摄制外景的，由于经费不足，只得把千叶县的鸭川当作冈山县的市街来拍了。同时，日程安排也相当紧，我只好废寝忘食地拼命拍摄。拍完之后，把胶片接起来一看，影片根本没有连贯性，这里说的“连贯性”是制片厂的行话，意思是情节展开要自然，感情描写要平稳，然而，这部影片看上去支离破碎，好像是胡乱地把胶片接在一起的。而最重要的是没有一个能使人哈哈大笑的场面，只能让人感到呆板，毫不连贯。我绝望了，我几乎被这种绝望压垮，甚至想到，“如此彻底失败，就此罢手吧。”很久以后摄影师高羽告诉我说，那次看了样片后，我在工作室的椅子上低头默然坐了整整一个小时。

不久，首次公映的日子来到了。我没有勇气去影院，躲在世田谷住宅区的自己家里正发愣的时候，制片人打来了电话。我忐忑不安地握着话筒，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制片人在电话里兴奋地告诉我：“你马上到影院来，上座很好，观众都在哈哈大笑呢。”我怀着不敢相信的心情赶到了新宿的首轮影院，一看果真像制片人说的一样。我记得很清楚，观众们一边大笑一边看着我的影片，而且是我完全料想不到会引起观众发笑的场面竟然博得了哈哈大笑，我不禁愕然了，在电影院里思忖着：“如果观众认为这部影片滑稽可笑，那么，我也许能搞喜剧。”

继这部影片之后，我拍了两部“糊涂虫”连续剧，三部“一发必胜”的连续剧，之后又拍了《如果运气好》（1966）、《吹口气就会飞走的男人》（1968）等片，此后就着手拍《寅次郎的故事》了。

《寅次郎的故事》的诞生

我计划拍《寅次郎的故事》时，公司起先不赞成，使我很为难。此片原先就是我的剧本，被拍成电视剧播放了，所以公司领导毫不客气地数落我说：“把已经播放过的电视剧拍成电影，能吸引观众吗？”“光是糕团店老板的儿子和美女恋爱失败的故事有意思吗？”等等。我像吵架似地再三恳求城户经理，最后还是城户先生一锤定音，才开始拍摄的。此片拍成后，公司对发行一点也不热心，曾一度被打入冷宫。

我断定《寅次郎的故事》这部影片在某种程度上会受欢迎。一般情况下，收看电视剧的观众大多是女性，然而播放电视剧《寅次郎的故事》时，男性观众却占了绝大多数，而且收视率直线上升。以致播放到第26集，寅次郎在奄美大岛被眼镜蛇咬伤致死时，观众给电视台的抗议信和电话纷至沓来。提抗议的观众里，有许多人都这么说，“我们再也不看你们电视台播放的赛马节目了”、“我这儿的小青年们马上就去揍你们”，等等。

当时，松竹拍的影片主要是面向妇女的，所以，一到深夜，卖座率极差。可是我想，如果把《寅次郎的故事》拍成电影，那些住在近郊的小伙子们、那些西餐馆的厨师们、酒吧的男招待们不就会在星期六的深夜纷纷赶来观看吗？当我获悉观众纷纷向电视台提抗议时，我领悟到，寅次郎这个人物就像观众情同手足的兄弟一样，他已经在观众心间扎下了根，而我作为这部作品的编剧，随心所欲地让他一死了之，难道不是错误的吗？这难道不是不顾观众的心情、不负责任的表现吗？所以我一直考虑，一定要把寅次郎的形象从电视上搬到银幕上。

当然《寅次郎的故事》本来拍部单本戏就可以了，但是此片观众多，评价也不错，所以公司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又因为我有了26集电视剧的材料，所以不费劲地又拍了第2集、第3集，并继续拍了下去。拍到第7集、第8集时我害怕了，所以我常常和渥美清他们说，我们不如来个见好就收吧。与其等到影片每况愈下时再收场，莫如给大家留个好印象。但是，当拍完第10、第11集时，我对这部作品产生了难分难舍的留恋之情，今天已拍到了第21集，今后究竟要拍多少集呢？我的打算是能拍多少集就拍多少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