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产业集聚动力机制研究进展综述

2.2.1 产业集聚形成因素概述

从马歇尔的产业区理论一直到现在的新经济地理学，都在理论上阐述了产业集聚的形成原因。越来越多的学者致力于通过实证研究来对这些理论进行验证。例如，Alecke等（2003）对德国116个三位数制造业的集聚水平和在理论上反映集聚力的因素进行了回归分析，这些因素主要包括投入共享、劳动力、知识溢出、运输成本、自然优势和产业规模等。回归结果显示，产业规模显著为负，这说明规模较大的产业集聚性较低。资源变量在回归中符号为正且高度显著。运输成本高度显著且符号为负，说明运输成本倾向于降低整体集聚水平，这与理论在根本上是一致的。技术和产业服务变量显著为正，更多地依赖于服务的产业倾向于集聚，与理论预期的一样，而更多地利用标准化生产技术的产业将降低集聚。对劳动力的检验结果与理论有所出入。没有培训的人员与大学文化的人员都显著为正，特别是低技术水平人员对集聚作用比高技术人员还要显著。Rosenthal等（2001, 2003）和Dumais（2002）也都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他们对此的解释是，企业倾向于选择在低技术劳动力供给多的地方。他们没有验证出知识溢出的显著作用。

Antje Hildebrandi等（2004）研究CEEC（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国家的制造业专门化和集中时，运用1990—2000年13个制造业的产出和就业资料，发现无论是产出还是就业，产业活动的集中性都增强了。他们用传统贸易理论（禀赋和技术差异）、新贸易理论（消费模式、规模经济）和新经济地理学（后向和前向关联、运输费用）的因素来解释产业专门化和集中模式的变化，认为产出的集中与生产率差异、外国直接投资水平差异和地方性消费有较强的相关性，而劳动力的集中只与生产率差异有较强的相关性。

Rosenthal、Stuart和William Strange（2001）分析了美国制造业集聚现象，以集聚水平为因变量，以技术溢出、劳动力、投入共享、产品运输成本和自然优势等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并分别在邮政区码（zipcode）、郡（county）和州（state）3个尺度水平上进行了对比研究。结果显示，劳动力在所有的尺度水平上都对集聚有正的影响；知识溢出指标只在邮政区码尺度水平上对集聚有正的效应；投入共享和自然优势等指标在州尺度水平上对集聚有正的影响，但在更小地理单元上对集聚几乎没有作用。

关于影响产业集聚因素的实证研究还有许多，每项研究都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相关的集聚理论，但不同的国家检验结果有所不同。总体上说，劳动力对产业集聚的影响比较显著，自然资源也是影响产业集聚的重要因素，知识溢出在不同的地理单元上的作用程度也不同，运输成本、地区消费水平和产业规模大小等对产业集聚都有一定影响（吴学花，2006）。产业集聚研究客观上已渐渐成为主流经济理论的一个重要领域，而且关于产业聚集形成的原因、条件及其机理是其中的研究重点（徐康宁，2003）。

概括当代主流产业经济学理论，认为产业聚集的形成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2.2.1.1 自然资源和运输成本

考察历史上和现在的产业集聚，大多都倾向于选择在自然资源丰富的区域。同时，企业总是希望以最低的成本进入市场，其中运输成本是重要的因素，所以同类的企业比较容易在一个靠近市场、运输成本较为低廉的地方聚集。自然资源和运输成本基本上属于自然因素，与产业组织和竞争基本无关，虽然韦伯认为自然资源仅是经济活动聚集的特殊原因，但多数学者仍然认为产业聚集与自然资源有关。不过，随着运输工具与设施的技术进步，这种自然因素在产业集聚中的地位已经逐渐弱化。

2.2.1.2 规模经济

规模经济是经济学家讨论最多的关键性因素。马歇尔（Marshall）在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中提出了两个重要概念：“内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规模经济”。其中，外部规模经济是指在特定区域，由于某种产业集聚发展所引起的该区域内生产企业的整体成本下降。亨德森（Henderson, 1974）认为，城市的出现是由于规模经济带来的优势，这与Mills（1967）提出的规模收益递增（IRS）原理有共同点，即随着产出的增加，生产成本将趋于下降。规模经济将引导企业的生产集中于一个或者少数几个位置，大量的活动集聚在一起逐渐形成庞大的生产地。马歇尔对导致规模经济的原因作了细致的探讨，他认为，大规模生产使得企业能获得来自技术、机械和原料等方面的实惠。

2.2.1.3 相关延伸产业的支持

产业集聚之所以能够产生较高的效率，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还有相关延伸产业的支持，使集聚区内的企业可以得到专业化的服务，从而提高企业的竞争力。这些延伸产业包括交通运输业、技术服务业、专业销售公司、商业性印刷出版业、展览业和信息咨询业等。有不少学者通过实证和案例研究，证明了大学、研究中心和职业培训机构对产业集聚形成的作用（Porter, 1998；王缉慈，2001）。在这些相关延伸产业的发展和竞争中，形成了一个成熟的专业服务市场，促进了产业集聚的出现；同时，产业集聚中主产业又吸引相关延伸产业的发展与集聚，二者是同时发展的。

2.2.1.4 外商直接投资

大量实证研究表明，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外商直接投资是产业聚集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外商直接投资总是倾向于能够获得最大投资回报的地区，先投资的外国企业对后来的企业具有示范性，加上一些国家对外国投资有鼓励性政策，会提供廉价的土地和基础设施服务，因此，在外商直接投资的带动下，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地方先后出现了不同的产业集聚。葡萄牙、爱尔兰、印度、巴基斯坦、巴西和墨西哥这些国家是当代西方经济学家研究产业集聚的主要案例区。其中，有不少研究证明外国资本的直接投资是发展中国家形成产业集聚的重要原因（Porter, 1998）。

2.2.1.5 企业家作用

关于产业集聚的影响因素，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制度及其相关因素的影响。企业家作用是这方面研究的一个兴趣点。为什么在几乎同样的条件下，有的地区形成了产业聚集，有的地区却没有形成，仅用自然、运输和规模经济等因素已不足以说明，而此时企业家就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尤其是最先进入的企业，领导人具备的企业家能力是吸引相关企业聚集在周围的决定性因素，这在工业化水平不高的国家表现得最为明显。同时，制度与产业政策对产业聚集的形成和发展也有重要影响。

由于研究角度、研究对象及研究区的不同，不同学者所归纳的影响产业集聚的因素也不尽相同。比如，徐强（2003）从技术、市场和自然资源要素，以及政府行为、人文和竞争要素这两个方面阐述产业集聚的形成原因。唐华（2004）从以下几方面阐述了产业集聚的形成原因：专业化劳动力市场、原材料与设备供应、特殊的智力资源与自然资源、接近最终市场或原材料集贸市场，以及对公共物品的便利获取等。

不管产业集聚的形成因素如何界定和划分，大多学者都认为，产业聚集对提高本地区产业竞争力及整个区域的经济综合实力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波特等学者还把这种竞争力的提高应用到国家范围，认为产业集聚是国家产生比较优势的原因（Porter, 1990; Porter, 1998; Krugman, 1991; Hill, et al., 2000）。有的学者甚至认为产业集聚是地区经济发展的动力（driver of economy）是一种路径依赖（Hill, et al., 2000）。产业集聚提高地区产业乃至整个国家经济的竞争力，主要从两个方面起作用：一是规模经济的长远效应。在产业集聚中，企业能够保持收益递增，而在集聚外的企业却没有这种优势（Krugman, 1991）。二是有利于技术创新。由于产业的聚集产生技术外溢，促进了技术和知识的交流和改进，技术创新就会快于其他地区。

但是，也有学者对产业聚集研究的评价并不高，认为这些新理论并没有超越马歇尔的学说，将其称为“新瓶中的陈酒”（Harrison, 1992）。还有学者不认同波特所建立的产业集聚提高竞争力的理论框架，认为竞争力的提高是多种复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Clancy, et al., 2001）。

2.2.2 国内外产业集聚动力机制研究概述

对于产业集聚动力机制的概念，国外学者经常用Dynamics、Dynamism和Dynamic mechanism等词来表述产业集聚形成和发展的动因或者动力。动力是指驱动产业集聚形成和发展的一切有利因素，在产业集聚生命周期中表现为生成动力和发展动力（刘恒江，等，2004）。研究产业集聚动力机制是促进产业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理解动力机制及其作用规律，可以把握产业集聚的演化轨迹及其发展逻辑。同时，完善的动力机制是产业集聚得以持续、健康发展的保证。因此，有关产业集聚动力机制的研究一直是理论界和产业界所关注的热点（张明龙，等，2008）。

2.2.2.1 国外产业集聚动力机制研究概述

产业集聚形成与发展动力机制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Marshall。Marshall（1890）从区位角度进行分析，认为专门人才、原材料供给、运输便利和技术扩散是产业集聚的动力。Marshall（1920）解释了基于外部经济的企业在同一区位集聚的现象，认为产业集聚是外部性导致的。Weber（1909）认为区位因素是产业集聚的动力，并于1929年最早提出聚集经济的概念。Hoover（1975）从“集聚体”的规模效益角度，Allen Young（1991）从“规模报酬理论”角度，Krugman（1991）从规模递增收益角度等，分别探讨了不同的产业集聚生成动力。迈克尔·波特（1990）在《国家竞争优势》中利用“钻石”模型对推动产业集聚发展的动力要素进行了分析，认为产业集聚的成长动力有需求条件、相关与支持性产业、要素条件及企业竞争与战略四大因素，同时机会和政府要素又通过影响四大要素而间接成为产业集聚发展的动力。

早期学者多集中于对产业集聚生成动力的认识和描述，如马歇尔的“外部经济”角度、韦伯的“工业区位论”，以及克鲁格曼的“边际报酬递增”角度等，都归纳出了不同产业集聚的生成动力。但是这种生成动力的分析往往随着具体案例的不同而不同，具有不稳定性和偶然性。随着产业集聚研究的不断深化，人们对于产业集聚动力的认识也发生了重大转移，最突出的就是从生成动力的辨识、属性和作用分析开始转向发展动力的产生、动力之间关系和作用机制的分析。例如，Martin和Sunley（2003）总结了基于经济学理论的产业集聚动力机制研究的两个研究方向：一是斯科特（Scott, 1992）倡导的“灵活专业化”，将交易成本经济学和空间分工结合起来，认为产业集聚的主要驱动力是日益增加的市场不确定性和技术变化对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福特制方式的挑战；二是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广泛的领域内改变了马歇尔式外部经济的概念，认为产业集聚可能是由当地历史中的“偶然事件”引起的，是一种继起的累积因果关系，而其关键催化因素是规模递增收益。这两个方向上的研究基本解释了驱动产业集聚形成和演化的多种因素。

Swann等（1996, 1999, 2002）采用实例分析方法分别研究和比较了多个产业集聚的发展情况，将产业集聚的动力机制描绘成包括产业优势、新企业进入、企业孵化增长，以及气候、基础设施和文化资本等共同作用的正反馈系统（positive feedback system）。

Brenner（2001, 2003）在Swann等人的定量分析和波特的钻石模型基础上，将产业集聚的发展总结为7种动力机制的共同作用，分别是人力资本积累、非正式接触引起的信息流动、公司间相互依赖、公司间合作、当地资本市场、公众舆论和当地政策。其中，前6种机制属于内生动力机制，当地政策是激发动力机制。集聚的成长以内生动力机制为基础。激发动力机制对内生动力机制起指导和辅助作用。这7种作用力分别可用来建立数学模型，以探讨这些动力因素对集聚演化的作用，并将它们系统化。

Meyer Stamer（2003）从微观、中观、宏观和兆观4个层次建立了产业集聚动力的系统竞争力模型。其中，微观层次的竞争力主要来源于地域分工、知识共享、交易、创新及协同等机制的作用；中观层次的竞争力主要来源于协同机制、政府行为机制及外部竞争机制的作用；宏观层次的竞争力主要来源于激发动力机制的作用，如政府行为；兆观层次的竞争力主要来源于区域品牌机制及外部竞争机制的作用。

总之，20世纪80年代以后对产业集聚动力机制研究的重点逐步转移，但对生成动力的研究仍在不断深入。国外对产业集聚发展动力的研究是在生成动力的研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一定程度上，生成动力也是发展动力，无法清楚地界定两者。但与生成动力相比，发展动力具有更高层次的属性和更稳定的作用形式。

2.2.2.2 国内产业集聚动力机制研究概述

我国产业集聚研究最早始于20世纪90年代，经济学界、地理学界、社会学界及管理学界等开始在学习借鉴西方产集聚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研究中国的产业集聚现象，以及促进产业集聚发展的动力机制。代表性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从有所侧重的角度开展的研究

盖文启、王缉慈（1999）认为区域竞争优势的获得和保持，关键依靠区域持续不断的创新能力，而区域创新网络的构建对创新活动发生的作用尤为重要。产业集聚一般主要由市场自发形成，但受地区比较优势和其他因素影响，特别是政府可以通过各项措施来调控、影响和促进产业集聚的发展。符正平（2002）从企业集聚产生的供给、需求和社会文化历史等条件出发研究产业集聚产生的原因，并认为网络效应在企业集聚形成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地方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是集聚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条件。李建军（2002）对硅谷高新技术产业集聚的“产学”创新系统进行了生态学分析，认为“产学”创新生态系统得以维持，主要是依靠4种动力因素的作用：“产学”创新的触媒剂、持续创业的营养源、鼓励创业的支持性环境和相互依存的社群网络，从而具备显著的开放性、非平衡性和不可逆性的激励技术创新的正反馈机制。胡宇辰（2003）从产业集聚的关联要素——市场服务体系、技术开发体系、区域创新网络及政府支持体系的视角，来阐述集聚发展演进的支撑体系。李植斌（2003）从浙江原发性产业集聚的研究出发，认为独特的区域“文化基因”、特定性知识沉淀和产业氛围是浙江产业集聚形成的核心原因，并进一步分析了如何发展原发性的产业集聚。雷如桥等（2005）认为社会网络的强弱关系大大影响了产业集聚的发展，从纺织产业集聚的发展模式出发，研究了纺织业产业集聚创新网络的重要性，并从正式的经济网络和非正式的社会网络两个方面分析了集聚创新网络的形成演化机理。陈继祥等（2005）在对我国的产业集聚发展实践进行考察的基础上，认为我国的传统地方产业集聚基本上是依靠集聚内企业在市场力量的驱动下自发形成的，但是集聚内的企业协调性比较差，缺乏有组织的、统一的整合和提升，因此，暴露出效率与竞争力不强等问题。吕文栋等（2005）以浙江产业集聚为案例，说明地方企业家行为引起的外部效应和地方企业家创建的产业联盟对地方产业集聚的推动作用。雷如桥等（2005）从我国纺织产业集聚的现状出发，从专业分工、交易费用、学习交流和区域经济发展4个方面分析了纺织业产业集聚的竞争优势，并提出了我国纺织业产业集聚的发展对策。马建会（2007）从集聚网络、集聚创新等集聚持续成长最为重要的两个因素分析集聚的持续成长极力，挖掘集聚持续成长的最为关键的动力因素。陈耀（2008）就国内经济形势变化，着重论述产业集聚迁移的趋势，认为产业迁移是市场力量驱动的结果。当前，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环境承载力和企业成本攀升的压力不断加大，当地经营环境日益恶劣，迫使企业成规模地迁移。市场变化成为驱动产业集聚迁移及生成的主要外生动力。

（2）从相对全面的角度开展的研究

王缉慈（2001）、陈剑锋（2002）等认为，世界范围内，各地产业集聚存在诸如意大利式、卫星式和轮轴式等不同种类的产业集聚，各类产业集聚的动力机制是有差别的，需要具体进行分析。陈继祥等学者（2005）在研究中将产业集聚动力机制的概念归纳为具体的动力要素，如技术创新、社会网络关系、低的交易成本、信息流动、环境和企业（包括企业家）等动力要素。这些动力要素组成产业集聚形成的力量结构体系及其运行规则，而且其综合作用支撑和驱动产业集聚生成与演化。王云平（2006）认为，从理论上看，产业集聚发展的动力机制来自于分享外部经济、降低交易成本和促进企业创新3个方面；从对产业集聚形成的作用途径看，包括市场力量自发形成、政府投资，以及政府和市场共同作用3种途径。刘爱雄（2006）在刘恒江等人研究的基础上，从根植性机制、共生协同机制、知识创造机制和技术创新机制4个方面来解释产业集聚的内生动力机制；从市场驱动机制、科技环境支撑机制和政府决策支撑机制来解释产业集聚的外生动力机制。贺灿飞（2009）从经济转型、劳动力结构、城市空间结构、产业劳动生产率和外省直接投资等角度，并借助产业集聚的定量研究模型，系统分析了中国产业集中与集聚现象及原因。

（3）新方法的尝试与探索

刘军国（2001）从保罗·克鲁格曼的收益递增理论出发，把协作纳入报酬递增理论体系，构建了报酬递增的微观机制模型，认为报酬递增和分工不断深化是集聚具有不断自我完善的机制。魏守华（2002）用图例的方式来描述动力机制，认为地域分工、外部经济、合作效率、技术创新与扩散，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共同构成了产业集聚的动力机制。陈雪梅等（2003）借助生物学中描述不同种群共生现象的逻辑斯蒂模型来描述产业集聚现象的动态演化过程，将处于集聚动态演化过程中企业所经历的内生和外生变化典型地简化为企业的产出信号，通过对产出信号变化的分析来解释集聚的发展机制。黄建康（2005）在自然资源、交易费用、运输成本和专业分工等传统决定因素对产业集聚发展动力的研究基础上，提出并构建了以本地文化为基础，与全球知识技术、生产和贸易网络连接的学习型、开放性、国际化的创新型网络资本系统概念与模型。

总体来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关于产业集聚动力机制的研究层出不穷，大多是从专业分工、竞争优势、规模经济、知识溢出、外部性、边际报酬递增、技术创新、根植性文化和社会网络等理论出发，以东南沿海地区的集聚发展案例为基础，研究产业集聚形成的原因、竞争力培育和升级演化等问题。国内学者正在从不同的角度不断地丰富产业集聚形成机制的研究。

2.2.2.3 从驱动力的来源不同划分的3种主要观点

张明龙（2008）在总结了产业集聚动力机制的基础上，认为影响产业集聚发展演变的动力机制主要包括3类观点：内部驱动观点、外部驱动观点和协同驱动观点。内部驱动观点认为，影响产业集聚形成和演变的因素主要来自企业层面，产业集聚的演变很大程度上受集聚内企业的行为（如战略调整、技术创新等）和企业之间互动所驱动和影响的，因而产业集聚的演化在某种程度上是“路径依赖”的。外部驱动观点认为，驱动集聚企业网络演化的因素主要来自企业外部，如重大产业事件或产业环境的变化、技术革新等，并与企业内自身的战略亲密相关，因而产业集聚的演化可能是难以预测的。协同驱动观点基于协同演化理论认为，产业集聚的演化发展是集聚中的企业与其所处的各种环境（如组织环境、制度环境和竞争环境等）进行协同演化的过程。

（1）内部驱动观点

简单地说，内部驱动观点主要考察企业层面的因素对产业集聚中企业网络关系的形成和演化的具体影响。对于具体的驱动因素来讲，不同的学者研究的侧重各有不同，因此得出的结论也不同。

Best（2001）提出了一个关于集聚动力机制的模型（图2-1）。他把产业集聚的动力原理构造成由集中专业化、发展型企业（技术外溢）、技术多样化和水平整合及再整合4个因素循环作用的结构体系。上方框表示集聚企业的类型和范围。企业的高度专业化是集聚整体获取独特竞争能力和区域竞争优势的基础。右方框代表企业家企业（entrepreneurial firms）独特的生产性能力，它能增强技术的多样化和促进集聚的技术升级，为其他集聚中的配套、互补企业提供生存机会，而这些企业又催生出集聚的专业化。下方框是对新技术的产业化，并由此涌现出不同的产业部门，加强产业分工。左方框的“整合”表示了集聚内专业化企业间的协同关系，包括企业的自组织行为，以及与外界环境的资源和能量交换，因此是一个开放的系统。4个方框依次形成正的动态循环过程，从而驱动集聚不断成长和演进。该模型体现出产业集聚形成和发展的动态性和过程的连续性，符合动力机制的动态特征，因此有较强的适用性。它表明产业集聚动力机制的驱动源来自于集聚内部的企业，特别是那些集聚中的核心企业。但是该模型也存在一些不足，如缺乏对动力机制的具体构成要素、作用和效率等的考虑。

郭利平（2006）则把产业集聚的发展演化看作一种自组织系统的演进过程，是一个自适应、自协调、自组织的有机系统。产业集聚从产生到不断演进，是一个开放的耗散结构和不断演化的过程。它在演进路径的选择上，借鉴协同学的理论，提出由非线性相干机制、自稳定机制、突现机制和选择评价机制等共同推动集聚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演进。在一定的外界环境中，系统内部各要素相互作用形成的结构，就称为自组织（self-organization）。自组织的组织力来自于系统内部。概括而言，自组织的演进过程就是系统从简单到复杂、从无序到有序、有序程度不断提高的过程。自组织是一个动态过程，所以自组织就是从非组织到组织、从组织程度低到组织程度高、在相同层次上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演进。

此外，有些学者从企业间资源依赖角度出发，认为产业集聚作为一种中间性组织，是一种稠密的企业网络系统，认为集聚内企业行为既不是由企业内部要素，也不是由供求所导致的价格机制所决定的，主要由企业间的关系所控制（王缉慈，2001；黄洁，2006）。内部驱动型的研究考察了企业构建和进入集聚网络组织的各种动机，但总体来说，对各种资源的获取仍是这些动机中最基本、最核心的部分。这里的资源包括市场信息、知识、技术，甚至是声誉等多方面。内部驱动型将企业的资源获取视为驱动产业集聚网络关系形成和演化的最基本力量。因此，他们认为，集聚企业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所产生的推动集聚运行的内在动力是最主要的。

（2）外部驱动观点

外部驱动观点主要关注集聚企业的外部环境，以及产业、社会网络联系等因素对产业集聚形成和发展的影响。

新制度经济学主要从效率的角度来解释制度的产生与演进动力机制。威廉姆森的交易费用理论认为，产业集聚作为一种产业组织制度，集聚中各企业的生产和供给大都采取私人产权制度。而在集聚中价值链上的各个企业高度关联，彼此之间进行交易，成本较低。这里的成本不仅包括企业实际支出的显性成本（如谈判费用、信息收集和监督费用等），还包括机会成本。因为在产业集聚中，信息传播及交易的高频率使得不确定性大大减少，从而导致机会成本较低。威廉姆森表示，如果不存在机会主义，交易费用也将不复存在，因为机会成本主要是由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但在产业集聚中，交易频率很高，信息的传播速度很快，信息是对称的，因此交易费用几乎为零。这就使得企业之间彼此都愿意进行或维持这样的交易形式，从而形成了维持集聚发展的最持久的力量源泉。

新经济社会学在阐述集聚演化的问题时，往往用根植性、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3个核心概念来解释。其代表人物格兰诺维特（1990）认为单个行动者的经济活动是嵌在他与他人互动所形成的关系网络中的，从更宏大的角度上看，是嵌在整个社会结构之中的，并受到来自社会结构的文化及价值因素的影响和决定。同时，他又从社会结构分析中发展出网络分析的研究方法，对社会网络的经济影响做出了更为精细的描述。他强调，在很多时候是社会网络和偶然性因素在制度形成中发挥着主要作用。在集聚演化过程中，他提出了关系力量的概念，并将关系分为强、弱两种，以此来解释个人、组织和个体与社会系统之间的相互联系和演进。他认为，“弱关系的强力量”更能推动集聚的发展。

另外，其他学者还从影响产业集聚产生的外部力量入手，分析了依托地方政府机构、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等驱动因素在产业集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外部驱动的观点重视产业外部环境的影响，突出集聚环境对于企业发展的重要性，这正是企业进行战略管理所需要关注的焦点。因为从企业自身发展角度而言，无论是交易费用的减少，还是企业所处社会环境及社会关系的维系，都是企业赖以生存的重要因素。从这个角度上看，外部驱动型似乎与内部驱动型在对网络演化驱动的考察过程中又有一致性的一面。

（3）协同驱动观点

Koza和Lewin（1998）认为，对组织演化问题的研究不能离开环境问题而单独进行，应采取一种协同演化（co-evolutionary perspective）的视角。所谓协同效应，是指企业从资源配置和经营范围的决策中所能寻求到的各种共同努力的效果。也就是说，分力之和大于各分力简单相加的结果，即“1+1＞2”。这一理论认为，企业网络的演化是网络与企业所处的组织环境、制度环境相互依赖的同时所进行的协同演化过程。Porter（1998）认为，产业集聚所拥有的生产要素是其竞争优势的来源，是基础的、低层次的。基于传统自然资源禀赋的基本生产要素，只能带来静态的比较优势，而高层次的基于知识集聚的高级生产要素，则可带来强劲的动态竞争优势。因此，需要各种要素之间进行整合，把集聚的生产要素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进而取得协同发展的持久动力（蔡宁，吴结兵，2002）。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从知识创新的角度来解释组织成长演化成为组织经济学研究的新兴领域。许多学者认为，知识是所有组织获得竞争优势和发展的源泉。产业集聚作为一个空间组织综合体，其长期竞争优势的形成不是来源于正式的系统化知识，而在于默认知识（或称隐性知识）的创造和共享。而默认知识的生产和转移往往通过非正式的网络关系（如客户关系网络、非正式学术网络和个人关系网络等）来实现。库克（1994）对区域创新系统所进行的早期研究认为，区域创新系统主要是由地理上相互分工与关联的生产企业、研发机构和高等院校等构成的区域性组织体系，而这种体系支持并产生创新（图2-2）。魏江（2003）将集聚创新系统分为核心价值系统、支持价值系统和环境价值系统3部分。他认为，集聚内部各要素所组成的集聚创新网络与机构，构成了集聚内部知识流动和知识创新的关联价值系统。

刘恒江、陈继祥等（2004）总结了国内外产业集聚动力机制的研究成果，认为产业集聚动力机制是驱动产业集聚发展和演化的力量结构体系及其运行规则，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规律性。他们还总结出两方面的产业集聚动力机制——内原动力机制和激发动力机制。前者是一种自发的内在力量，表现为分工互补、降低交易费用、知识共享、外部经济和网络创新等方面；后者主要来源于外部环境与国家（政府）有意识地对集聚进行规划、调控行为，表现为外部竞争、区域品牌意识和集聚政策等方面。内原动力机制和激发动力机制是相辅相成的，它们相互融合组成集聚的动力机制，动力机制的作用使得集聚成为一个有机的群体。

其实，这种内外力协同作用的动力机制，在区域发展领域也有广泛的研究。比如，毛汉英（2001）在研究区域发展问题时，将城乡地域系统看作内部各子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相互胁迫，由低级协调共生向高级协调发展不断上升的过程。乡村系统和城镇系统两者之间相互作用、相互联系，城乡之间的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在空间上的流动形成点与面、点与点、面与面之间的各种力量模式。这种应用系统论的思想，研究多种作用力协同发展的观点，是协同演化观点的体现，对研究产业集聚动力机制很有裨益。

协同演化表明，产业集聚的演变是内外部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协同演化观点中，外部因素会传导到集聚企业内部，共同推动集聚向前发展。相关学者认为，协同效应是驱动产业集聚最主要的因素之一。它的主要优势在于：①产业集聚本身可以提高集聚区内企业的竞争力。因为企业单纯依靠自身能力很难掌握竞争的主动权，为此，每个企业都可采用外部资源并积极创造条件以实现内外资源的优势互补。②产业集聚可以分担风险并获得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

2.2.3 产业集聚动力机制模型研究概述

产业集聚动力机制的模型建立及量化分析，是产业集聚理论研究方法和分析方面的一大创举，在产业集聚的发展规律理论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

2.2.3.1 产业集聚动力机制理论模型

（1）3个代表性理论模型

目前国内外研究中，较为代表性的理论模型有：钻石模型、弹性集体效率模型和灵活专业化模型，如表2-3所示。

在以上3个模型中，波特的钻石模型应用尤为广泛，它更适合用来解释发达国家或地区的产业集聚现象，而其他两种模型则普遍应用于解释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产业集聚现象。

（2）综合动态模型

Best（1999, 2001）认为，专业化企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是集聚发展的最基本的支撑动力，高度专业化也是产业集聚获取独特竞争力和区域竞争优势的基础；集聚的竞争优势在于能吸引外部企业的加盟并孵化出大量新企业；大量新企业能增强技术的多样化和促进集聚的技术升级，集聚环境更能方便新技术的产业化，并由此涌现出不同的产业部门，加速产业分工；“整合”表示企业间的协同和企业的自组织行为，以及与外界环境的资源和能量交换，因此，集聚是一个在开放系统上形成并不断成长和演进的过程。如图2-1所示，4个影响要素形成正的动态循环过程，从而驱动集聚不断生长和演进。该模型体现出产业集聚形成和发展的动态性和过程的连续性，符合动力机制的动态特征，从而有较强的实用性，但是缺乏对动力机制的具体构成要素、作用效率等的思考。

2.2.3.2 产业集聚动力机制定量模型

Swann等（Swann, Prevezer, 1996; Beaudry, 2001; Baptist, Swann, 1998;Baptist, Swann, 1999）建立了企业进入模型（entry model）和集聚增长模型（growth model），用新进入的企业来衡量集聚规模的扩大，以集聚内企业的增长率作为衡量集聚成长的函数，以集聚内企业的雇员数量作为衡量产业集聚实力的指标。

Brenner（2001）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扩充和完善，认为企业是产业集聚的基本元素，企业之间的行为决定了集聚的变迁过程，集聚内存在7种作用动力：人力资本积累、非正式交流、企业相互依赖、企业相互合作、当地资本市场、公众意识和当地政策。它们分别可用来建立数学模型以探讨这些动力因素对集聚演化的作用，并将它们系统化。该模型的主要优点在于按集聚动力机制发生的时间、地点和规律3个维度，从企业的进入和增长等方面进行仿真和模拟，通过变换数据可把握产业集聚在任一时间点的具体表现。

通过建立模型并进行量化来刻画产业集聚的动力机制已经成为趋势，这种分析方法能够准确把握动力机制的动态作用过程及其效果，可避免产业集聚实践中各种政策、决策和发展战略的盲目性和刚性。

国内学者刘力和程华强（2006）建立了产业集聚生命周期演化的动力机制模型，他们认为产业集聚的生命周期演化是一个连续发生的动态过程。空间集聚一旦发生于某地，集聚经济效益就会显现。同样，各种风险因素也可能存在于产业集聚演化的不同阶段，由风险因素导致的锁定效应会发生于集聚成长的任一阶段。他们根据产业集聚生命周期演化的动力机制分析，构建了由区域指向（LO）、集聚经济（AG）、创新网络（IN）和锁定效应（LI）4个变量共同作用的产业集聚生命周期演化的动力机制模型，如式（2-1）所示。

式（2-1）中，Q（Tn）代表产业集聚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企业数量；Tn∈（T1, T2, T3, T4）分别代表产业集聚生命周期演化的4个阶段；αn（n=1, 2, 3, 4, 0≤|αn|≤1）分别为各动力因素对因变量（产业集聚企业数量增长）的贡献权重。|αn|数值越大，表明该权重对应的自变量对产业集聚成长的贡献越大。ε为随机扰动型，代表可能被忽略的变量的贡献。

该模型揭示了Tn与αn两者的动态变化特征，如图2-3所示。

①当Tn=T1时，产业集聚处于生成期，区位指向是产业集聚生成的主要动力，此时，Maxαn=Maxα1。②当Tn=T2时，产业集聚处于成长期，集聚经济是产业集聚发展的主要动力，此时，Maxαn=Maxα2。③当Tn=T3时，产业集聚处于成熟期，创新网络是产业集聚发展的主要动力，此时，Maxαn=Maxα3。④当Tn=T4时，产业集聚开始走向衰退，风险因素形成的锁定效应开始对产业集聚发展构成阻力，此时，Maxαn=Max（-α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