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旅游业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研究:以西部地区为例
- 赵雅萍
- 8269字
- 2021-03-27 15:55:28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相关研究进展
第一节 理论基础
区域经济差异是一个复杂的区域现象,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区域经济差异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研究的理论基础都集中在与区域经济差异密切相关的经济增长理论和区域分工理论上,这两个基本理论从不同的侧面对区域经济差异存在的客观性和长期性进行了解释。
一、经济增长理论
经济增长理论作为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一直是经济学家研究的重点。到目前为止已经经历了古典增长理论、新古典增长理论、新增长理论三个主要的发展阶段。
(一)古典增长理论
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代表人物是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和大卫·李嘉图。亚当·斯密从劳动和分工的角度分析了经济增长的演变规律。他认为,基于分工的生产专业化有利于积累生产经验、提高劳动熟练程度和生产技术,是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马尔萨斯和大卫·李嘉图对经济增长抱着比较悲观的看法(潘士远,史晋川,2002),他们认为,经济增长处在生产要素和人口总量的约束之下,最终会停滞。其中,马尔萨斯认为,当人均收入超过其均衡水平时,死亡率下降的同时生育率会上升,反之亦然。因此,长期内每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将会收敛到其静态的均衡水平,这就是著名的“马尔萨斯陷阱”。大卫·李嘉图认为,要素的边际收益是递减的,因此,在资源和人口总量的约束下,经济的增长最终会停滞。但是,如果一国处于开放经济状态下,那么,它可以借助国际贸易在一个更大的市场范围内通过市场机制用本国相对丰裕的要素与他国进行置换,来获取相对稀缺的生产要素,最终使本国经济增长突破要素和人口的限制得以持续。
(二)新古典增长理论
新古典增长理论是以哈罗德-多马模型和索洛-斯旺模型为基础派生出来的。哈罗德-多马模型以技术系数固定不变的生产函数为基础,推导出了一条经济增长的刀锋均衡路径。索洛-斯旺模型采用新古典的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即在哈罗德-多马模型的基础上把技术作为独立的经济变量引入了模型,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本和劳动可以根据技术的变化而平滑地相互替代。该模型假定各种要素的边际报酬递减,但要素组合的规模报酬不变。在这一假设下,劳动存量给定,随着资本积累的增加,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使得经济增长稳定在一个固定值上,即达到经济稳态。索洛-斯旺模型进而以经济稳态为基础,预测了经济增长的收敛性。一是绝对收敛性,即相对于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倾向于有更高的增长速度,最终二者之间的经济增长差异趋于收敛;二是条件收敛,即各地区真实人均GDP的起始水平相对于各自的稳态水平越低,增长率越高。收敛之所以是有条件的,是因为在该模型中,人均资本和产出的稳态水平依赖于储蓄率、人口增长率和生产函数的位置,而经济将收敛于各自不同的稳态(王维国,杜修立,2003)。
(三)新增长理论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罗默、卢卡斯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用规模收益递增、技术外部性来解释经济增长,使新增长理论的研究围绕着技术进步内生化展开。新增长理论不像新古典增长理论那样有一个被多数经济学家共同接受的基本模型,而是由一些持相同或类似观点的经济学家提出的各种增长模型构成的一个松散集合体(朱勇,吴易风,1999)。
AK模型是最基本的内生增长模型,它假定总量生产函数具有Y=A·K的形式,把投入的生产要素全部抽象为资本。根据所设置的生产函数形式,可以得到资本的边际报酬是恒定的,因此,随着资本的积累,经济增长会有一个恒定的值,只是这个恒定的值也和新古典增长模型中一样,是外生的,而不是从模型中得到的。
最早用内生技术进步解释经济增长的模型是由阿罗建立的。阿罗针对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局限性提出了技术进步或生产率的提高是资本积累的副产品的观点。这样,技术进步就可以被看作由经济系统内生决定的。但是,在阿罗的模型中,一个社会的技术进步率最终取决于外生的人口增长率,因此,该理论仍然无法说明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如何由经济系统本身内生决定的。罗默的技术外溢模型继承了阿罗的思想。他认为,知识的外溢效应可以抵消由固定生产要素所引起的知识资本边际效应递减的趋势,使知识的投资收益率保持不变或递增,从而使经济增长得以持续。但是,由于存在着知识的溢出效应,厂商的私人收益率低于社会收益率,使得在不存在政府干预的情况下,厂商用于生产知识的投资偏少。因此,罗默建议,政府采取以下措施来鼓励私人厂商生产知识,并引导一部分生产要素从消费品部门流向研究部门:向生产知识的厂商提供补贴,或在对知识生产提供补贴的同时对其他生产课税,从而提高经济增长率和社会福利水平。
罗默模型强调知识的溢出效应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而卢卡斯模型(Lucas, 1988)则认为全经济范围内的外部性是由人力资本的溢出造成的。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模型借鉴了贝克尔等人的研究成果,认为技术进步取决于人力资本的投入。他指出,人力资本积累会使生产要素的边际收益和规模收益递增,从而使得经济能够保持长期增长。人力资本既可以通过学校教育积累,也可以通过边干边学积累。
与新古典增长理论相比,新增长理论将技术视为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突破了新古典增长理论将生产率视为按不变比率增长的理论假设,因此,新增长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一些诸如各国经济增长率存在着广泛差异、欠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开展国际贸易可能对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等经济现象。
二、区域分工理论
对区域分工的理论分析主要是从国际贸易理论借鉴过来的(吴殿廷,2003)。从广义上看,从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古典贸易理论、赫克歇尔和俄林的新古典贸易理论,到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贸易理论,再到以杨小凯为代表的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等都可以视为区域分工理论(陈秀山,张可云,2003)。
(一)比较优势理论
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绝对成本理论被看作比较优势理论的发端。200多年来,比较优势理论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和演变,经历了亚当·斯密的创立、大卫·李嘉图、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等人的发展和完善等不同时期,反映了不同历史阶段区域贸易的条件和要求的变化,并被学术界公认为自由贸易理论的奠基石。
亚当·斯密(1972)强调分工的重要性,他认为,分工可以使各国在不同的产品生产上拥有绝对成本优势。因此,不同的国家用自己具有绝对成本优势的某些产品与其他国家的另外一些产品进行交换,就可以使各个国家的资源得到最有效的利用,并从剩余产品的交换中相互获利,从而促进国家经济的增长和国民福利的增进。亚当·斯密的这种通过贸易分工互利的共赢思想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是之后很多区域分工理论的重要基础。然而,根据亚当·斯密的观点,如果一个区域在产品生产的各个方面与其他区域相比都不具有成本优势,区域分工和贸易就很难甚至根本不可能发生,这也是绝对成本理论被人诟病之所在。大卫·李嘉图(1962)继承了亚当·斯密的部分思想,认为亚当·斯密所提出的绝对成本虽然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充分条件,却不是必要条件。在劳动不能在国家之间完全自由流动的前提下,不可能按照亚当·斯密的绝对成本进行国际分工与贸易,而只能按照比较成本进行国际分工与贸易,即两个国家可以依照“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的原则通过国际分工和贸易而实现互补,从而在使用和消耗等量资源的情况下,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促进本国经济增长。
大卫·李嘉图的理论奠定了后世纯贸易理论的发展方向。赫克歇尔和俄林以大卫·李嘉图的理论为基础,进一步以生产要素禀赋结构解释了比较成本优势的来源。他们认为,一个区域应该生产并出口那种需要使用当地大量拥有、价格便宜且在生产总成本中占比例大的要素的产品;进口那些需要大量消耗当地匮乏、价格高昂的生产要素的产品。这样,既能发挥各区域的要素比较优势,又能满足各自的需求。H-O理论用全新的方法和体系对古典比较利益理论进行了重新诠释,但是,这一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大卫·李嘉图比较成本理论的补充而不是替代(李辉文,2006),因此,它仍然处在古典贸易理论关于产品和生产要素市场完全竞争、生产函数的规模收益不变、各个国家的技术水平和消费偏好一致等边界的严格约束下。这些约束弱化了其对现实中国际贸易现象的解释力。
(二)新贸易理论
新古典贸易理论用要素禀赋的差异来解释国家或区域之间的分工与贸易。但从国际贸易的实际情况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世界贸易总量中,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量大增,且产业内贸易占了很大的比重。这些国家大多具有相似的要素禀赋结构,且产业内贸易又以要素密集度相似的产品交换为主。这些贸易进展没有在比较优势理论那里获得合理的解释。1977年,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通过构建DS模型,对存在着规模经济和消费偏好异质性两难冲突的国际贸易活动进行了分析。之后,克鲁格曼、赫尔普曼和布兰德等人以DS模型为基础,将规模经济、产品差异性和偏好多样化引入了贸易理论的分析框架中,解释了要素禀赋和技术条件相似的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现象和产业内贸易现象,并使得规模经济成为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国际贸易理论中的热门话题(杨小凯,张永生,2001)。
新贸易理论对传统贸易理论的再审视使国际贸易的理论解释更接近现实,并对罗默、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起到了重要的启发作用(杨小凯,张永生,2001)。但是,由于该理论产生于市场经济高度发达国家的背景之下,故其无法解释经济发展和社会分工水平由低到高时,国内贸易向国际贸易的转变,也未能从发展中国家的视角来解释贸易现象。
(三)新兴古典贸易理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杨小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采用非线性规划(所谓的超边际分析法)等方法对古典贸易理论中关于分工和专业化的思想进行重新演绎,并提出了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模型。
新兴古典贸易理论认为,无论是国内贸易还是国际贸易都是对专业化经济与交易费用进行权衡的结果。交易效率与交易费用负相关,在交易效率低下时,高昂的交易费用会使人们以自给自足来代替交易,因而不需要任何贸易活动;而当交易效率得以提升时,贸易开始出现,地方性市场开始形成。随着交易效率的进一步提高,国内统一市场就会形成,而随着交易效率的不断提高,国内市场规模会限制分工的发展,此时,需要更大的市场规模来适应高效率的分工水平,这时国际贸易就会从国内贸易中产生。当交易效率再进一步提高时,国际贸易的依赖程度会继续提高,直到形成统一的世界市场(杨小凯,张永生,2001)。
与新古典贸易理论相比,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最重要的特征是放弃了生产者和消费者两分的假设,并用专业化经济替代规模经济,同时引入交易费用,第一次明确地解释了国际贸易从国内贸易产生而来的原因,并将国内贸易与国际贸易的原理统一起来。另外,该理论成功解决了规模报酬递增与竞争市场相容的问题。然而,新兴古典贸易理论还存在着一些缺陷和不足。为达到数学上的演进和理论上的完美,新兴古典框架往往作出一些较强的假定,其中有些不尽合理,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实际应用。
(四)竞争优势理论
迈克尔·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把企业竞争战略理论引入对国家竞争优势的分析,进而形成了国家竞争优势理论。竞争优势理论对企业或行业国际竞争力的来源进行解释,因此,竞争优势理论直接构成了一种国际贸易理论(林毅夫,李永军,2003)。
迈克尔·波特认为,企业的竞争优势分为“低成本竞争优势”和“产品差异性竞争优势”两个不同的层次。差异性竞争优势往往能够给企业带来更高的利润,且其竞争优势更难以被竞争对手模仿和复制,因此,差异性竞争优势代表着更高的生产率水平,更有可能在长期中保持下去。为了创造高层次的竞争优势,迈克尔·波特提出了国际竞争力的钻石模型(见图2-1)。该模型主要包括四种因素:①生产要素,初级的生产要素(如普通的人力资源和天然资源等方面)和被创造出来的生产要素(如知识资源、资本资源和基础设施等方面);②需求条件,如市场需求的结构、市场需求的质量和市场需求国际化的程度等方面;③相关产业和支撑产业的表现,包括纵向支持(如上游产业在设备和零部件等方面的支持)和横向支持(相似的企业在生产合作和信息共享等方面的支持);④企业战略、结构和竞争,如企业规模、组织形式、产权结构、领导风格和竞争状况等方面。
图2-1 迈克尔·波特的“钻石模型”
资料来源:根据迈克尔·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图3-1改编(迈克尔·波特,2002)。
三、区域经济差异理论
上述基本理论是区域差异理论的基础,两种理论从不同的侧面解释了区域经济差异存在的客观性和长期性。按照新古典增长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经济增长和比较优势来源于劳动、自然禀赋和资本等生产要素,这些要素具有边际报酬递减的特性,因此,生产要素的流动会最终导致地区间要素报酬的均等化,进而带来地区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的均等化。而按照新增长理论和各种“新”贸易理论,经济增长来源于知识、技术等内生要素的积累,这些要素的边际报酬递增特性与规模经济、专业化经济的规模报酬递增效应相叠加,最终会导致区域经济差异的不断扩大。区域差异理论在上述基本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各区域经济现象,归纳了区域经济差异的三种变动趋势:区域经济差异趋于收敛(缩小)、区域经济差异趋于发散(扩大)和区域经济差异的阶段性变动趋势(见图2-2)。
图2-2 区域经济差异理论基础分析
(一)区域经济差异的收敛
大卫·李嘉图(1962)认为以相对成本优势为基础的区际贸易对所有的区域都是有利的,它可以使“人们都得到好处,并以利害关系和互相交往的共同纽带把文明世界各民族结合成一个统一的社会”。而H-O理论的重要推论之一——萨缪尔森的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也称为H-O-S理论)认为,自由贸易可以消除生产要素收入的区际差别,从而使两个区域的相对和绝对要素价格和商品价格趋于相等。由此可见,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都不同程度地表达了这样的一种思想,即自由贸易可以促进贸易参与区域的经济增长和国民福利的增加,并间接地对区域经济差异产生收敛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也认为,“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隔绝和对立日益消失”(马克思,恩格斯,1995)。
拉姆齐在其均衡路径的动态模型,即“拉姆齐模型”中首次明确提出了收敛假说。他认为,在一个封闭经济中,各地区人均增长率可能与人均收入或人均产出水平负相关;如果存在相似的技术条件和需求偏好,欠发达区域比发达区域经济增长的速度要快,即出现收敛现象。以索洛-斯旺模型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以要素边际收益递减和要素自由流动的假设为基础,提出了区域经济差异将趋于收敛的观点。按照新古典增长理论,与发达区域相比,欠发达区域的资本-劳动比率比较低,资本的投资回报率较高,因此,在自由竞争的市场条件下,欠发达区域可以吸引更多的投资,劳动生产率和居民福利水平也随之相应提高。另外,由于生产要素的边际收益递减,随着资本积累的不断增加,要素的边际产量趋于零,因此,经济体不具备长期增长的内在动因,在不存在外部“刺激”和“动荡”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将最终停滞。
大量的研究支持了索洛-斯旺模型的收敛假说。鲍莫尔(Baumol, 1986)对1870—1979年16个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生产数据进行了线性回归分析,发现增长率与初始产出水平之间有较强的负相关性,即初期生产率越高的国家,其经济增长速度越慢,这意味着存在落后国家与先进国家的经济增长收敛现象。但是,索洛-斯旺模型所提出的经济增长将最终停滞的情形与现实的经济发展现象并不相符: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许多国家的经济不仅没有停滞,反而保持着较高的增长率。在这一背景下,巴罗和萨拉伊·马丁(Barro, Sala-I-Martin, 1992)在他们的技术扩散模型中提出了条件收敛的概念。他们认为,在政府政策、制度、教育体系的性质等变量保持不变的条件下,欠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经济收敛到相同的平衡增长路径。曼昆、罗默和韦尔(Mankiw, Romer, Weil, 1992)在他们提出的MRW分析框架中,也通过引入人力资本变量证明了新古典增长模型的收敛假说。他们认为,人力资本可以减缓物质资本边际收益递减的过程,但却无法抵消这种趋势,区域经济增长将趋于收敛,只是收敛速度要比传统的新古典增长模型所分析的慢。
(二)区域经济差异的发散
尽管大量研究支持区域经济增长的收敛性,但也有一些实证研究认为地区之间的经济差异是不断扩大的,即存在区域经济差异的发散现象。以缪尔达尔和赫希曼为代表的非均衡增长理论从对空间二元结构的分析入手,阐述了区域经济差异产生的原因。缪尔达尔认为,由于空间非均质性的存在,经济发展过程在空间上不是同步展开和均匀扩散的,而是从一些区位、资源禀赋等条件较好的地区开始的,一旦这些地区由于优越的初始条件而比其他地区超前发展,这些区域就会通过“循环累积”过程不断地积累有利因素,并继续超前发展,从而使其他地区与该地区之间的经济差异不断扩大,形成区域空间的二元经济结构。与缪尔达尔的观点类似,赫希曼也认为,经济的发展并不是同时出现在每一个地区和每一个产业部门的,而是沿着一条“不均衡的链条”由主导产业通向其他产业的。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增长理论的诞生,使区域经济差异理论在非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的框架下获得了新的发展。以罗默、卢卡斯等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区域之间的经济增长不仅不会收敛,反而发散的趋势将不断增大。在罗默(Romer, 1986)的技术外溢模型中,知识的外溢效应可以抵消由固定生产要素引起的边际收益递减的趋势,使知识的投资社会收益率保持不变或递增,从而使经济保持较高的增长率。由于初始产出水平越高、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往往具有更高的人均知识资本存量,因此,这些地区通常会有更高的人均产出,从而导致地区间的经济差异不断扩大。卢卡斯(Lucas, 1988)认为,人力资本的积累会使生产要素的边际收益和规模收益递增,因此,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拥有较高人力资本存量的地区会有更高的产出水平。同时,丰富的人力资本会导致这些地区高技术含量的产品生产商具有比较成本优势,并通过区际贸易的锁定作用不断强化这种比较优势,从而巩固该地区在相关产品上的优势和垄断地位,进而获得持续的高经济增长率。与罗默相同,卢卡斯的研究结果也指向经济增长的发散性。
(三)区域经济差异的阶段性变动趋势
新古典增长理论和新增长理论分别从规模报酬不变和规模报酬递增入手,分析了区域经济增长的收敛性和发散性。以威廉姆森的“倒U形学说”为代表的区域经济差异的阶段性变动理论试图将收敛和发散两种变动趋势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中进行分析。
1965年,威廉姆森在其《区域不平衡与国家发展过程》一文中通过对24个国家20世纪50年代的人均收入数据进行加权变异系数分析,试图揭示区域差异与国家经济发展阶段之间的关系。威廉姆森将这些国家按照经济发展水平由高到低的顺序进行分组。Ⅰ组为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英国、美国、瑞典;Ⅱ组为芬兰、法国、联邦德国、荷兰、挪威;Ⅲ组为爱尔兰、智利、奥地利、波多黎各;Ⅳ组为巴西、意大利、西班牙、哥伦比亚、希腊;Ⅴ组包括南斯拉夫和日本;Ⅵ组为菲律宾;Ⅶ组为印度。为了把区域差异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联系起来,威廉姆森对7组国家之间的截面数据进行了分析,并得出两个重要的结论。
第一,处于发达阶段(Ⅰ组和Ⅱ组)和发展起步阶段的国家(Ⅴ组、Ⅵ组和Ⅶ组),其区域经济差异很小;而处于发展中期阶段的国家(Ⅲ组和Ⅳ组),区域差异非常大。
第二,对美国、加拿大、意大利、英国、瑞典、巴西等国的分析表明,随着经济的发展,一个国家的区域差异经历了由小变大再到缩小的变化过程。其中,美国的情况最为明显: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美国的区域经济差异呈现出较为典型的上升→稳定→下降的过程,即1840—1880年区域差异上升,1880—1940年区域差异转为相对稳定,1940—1960年区域差异快速缩小。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即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而言,区域之间的经济差异在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一般不是很大。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区域之间的经济差异会不断扩大。当经济发展达到了一个相对高的水平时,区域经济差异的扩大趋势会减缓,继而停止。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区域经济差异将趋于缩小。上述这种区域经济差异随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所经历的从差异不大到扩大再到缩小的发展路径,在形状上类似倒写的U形(见图2-3)。威廉姆森的倒U形学说提出后,在学术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许多学者都用该学说来解释区域差异的演化过程,或者用它来推断区域差异演化的未来趋势,并作为是否要对区域差异进行调控的理论依据。陆大道认为,关于经济增长与区域不平衡发展之间的倒U形规律,对区域经济发展与空间集聚、分散演进过程有广泛的解释能力和指导意义,是完全合乎规律的。
图2-3 区域经济差异的倒U形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