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人类社会的媒介化进程与跨文化传播

杨中举

全球化背景下，跨文化传播无处不在；新媒体时代全球社会进一步媒介化，地球村与媒体化社会先后到来，一切文化的孤立存在已成为不可能。相反，跨文化交流与跨文化传播后果无处不在，以新媒体为代表的媒介占据了大部分人类传播与叙事的时间与空间，人人都是媒体，媒体就是人人，社会各领域都被媒介化了。此情此景下，新闻传播学的教学与研究当然也必须跟上这一时代要求，师生应当同时同步踏入媒介社会的大门，以开放的跨文化视野、全媒体视角探讨人类文化及其传播行为，对其宏观的问题与微观的表现进行学理把握，这样传统的课堂规矩就多次被逾越，更多地解放了学生的思想，在跨文化与新媒体的世界里驰骋。

当下无论人们对全球化持有异议还是持肯定性意见，无论是全球化运动还是反全球化运动，都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全球化发展的客观存在，无论是民族主义、文化霸权主义、文化部落主义、文化保守主义还是文化多元主义、文化相对主义等，都是全球化进程中的产生的、视角不同的文化思想观点。这些观点之所以产生，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文化、文化的跨界传播带来了不同文化的碰撞、交流、冲突与融合、混杂，引发了一系列新的全球文化伦理问题。从这个角度讲，传播是引发文化问题的重要推动力之一，也是文化不可避免的命运。从大传播的概念来看，自从有了宇宙，就有了自然的物理传播，自从有了生命就有了生物传播，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了社会文化思想的传播。媒介化社会到来之后，传播更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可以说，研究任何学科，都可以从传播这一普遍的行为系统开始：不同的星系有不同的传播现象与规律，不同的物种有不同的传播方式，不同的社会文化、行业自然也有各自对内对外的传播机制与再生成方式。人类脱离部落社会以后，社会分工复杂、传播相应变得复杂。中国学界普遍认为人类传播大约经历了“口语传播时代、文字传播时代、印刷传播时代、电子传播时代”四个时期。世界著名传播学者加拿大人麦克卢汉也从人类传播媒介的变化出发，认为人类传播媒介本身就是文化信息，由此分为口语媒介、文字印刷媒介、电子媒介，对应着部落社会、脱部落社会、地球村三个社会状态，当前，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各个领域都进入了媒介化社会传播语境。

在此背景下，将文化传播和新闻传播研究置于传播学视野中和媒介化社会环境里考察、研究，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文化自身产生、发展、传播、运行的必然要求。中外许多学者已从文化与传播媒介的角度就文化的跨界传播规律和变异、发展、再生产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更有许多艺术家、作家从事着跨文化的创作运动，《跨文化传播学》等学科、课程的系统建设更是对这一全球文化现象进行了全面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理论家利奥·洛文塔尔认为，“文学本身就是传播媒介”，发挥着传播、交流、理解人类思想与情感、认识的中介作用；而文化载体介质的历史演变也深刻影响了文化传播与文化审美。时至今日，文化的载体介质形态经历了口头语音、手工书写、印刷复制、网络数码等四大形态演变，这些历史演变不同程度地改变了文化存在的“传播力场”（force field of communication）。洛文塔尔认为，“传播力场”是分析传播活动的相对独立的系统，它包括传播活动五要素，即传播者、信息、媒介、受者、效果等基本要素，也包括文化制度、社会制度以及政治经济模式等传播语境因素。以此为视角，具体分析载体介质的演变对文化传播方式、传播范围、传播速度和文化审美的具体影响，对加深对文化这一特殊审美传播媒介的认识具有重要意义。

一、口头媒介时代与文化传播

文字发明之前，世界上许多民族的神话、史诗、歌谣、民间传说、说唱文化、谚语、宗教故事与信仰等就是依靠口头相传下来的，它记载于人们的记忆当中，声音是它传播的载体介质，这决定了此期文化传播与接受具有既时性、共时性、现场表演性、群体性（至少二人）。创作者通过口头讲述与表演，传达给听众，听者通过记忆与讲述又传达给其他更多的听众，而在这一传播过程中，不同人的讲述往往加上了自己的理解和再创造，即使是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与不同地点的讲述也会产生变化，因此原始音码形态的文化又具有动态多变性、再创造性特点，同一个故事会形成多个版本。一部作品或一个故事流行传播得广泛与否，与讲述者的讲述与表演效果有密切关系，更受到时空条件、地域范围、交通条件的限制，“传播力场”的能量相对较弱小、传播效果差、传播范围小。

但这种口头形态是文字产生之前世界各民族重要的文化传承方式，也是人类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西方研究界称之为“口头传统”（Oral Tradition），在人类文明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有其独特的审美价值与历史文化价值。作为人类古老的文化形态，“口头传统”传承着各民族文化发展初期的生存状态、风俗习性、思想智慧和信仰追求，具有很高的思想价值、历史文化价值和艺术审美价值，是人类学、历史学、文化学、民族学等学术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后世文化艺术家创作的重要文化资源，已被列入联合国“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首要内容。学术界一般认为，“口头传统”有两层含义：“首先，它指的是一个过程，其次，它指的是这个过程的产物。因此口头诗学关注的是传统、表演和文本这三个要素。传统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历史演化的过程，表演是共时性的事象，而文本是传统和表演交互作用的结果。”也就是说，“口头传统”不仅包括民族口头传统的故事内容、思想，也包括讲述、表演、歌唱时的表现方式与即兴创作，还包括文字记录加工的口述文本，所以，口头传统的主要传承形式有文字记录的静态文本和口头、记忆中的动态文本两种，例如世界各民族的史诗就是口头传统中的典型代表。当代口头传统理论研究的重点是第二个要素：表演。美国口头传统理论的代表人物米尔曼·帕理和阿尔伯特·洛德在原南斯拉夫进行大量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建立了以“表演”为研究核心的口头诗学理论，强调表演过程和表演中的创作。这些特点决定了音码形态的文化传播只能是在场的面对面交流，“传播力场”相对较小，主要起主要作用的因素有讲述者、听众、较低级的社会文化制度等。

尽管口头音码形态传播的文化具有不稳定性特点，但是它们是原始初民生活状态与思想情感的最真实的艺术表达，质朴、生动、天然、本真，具有独特的审美魅力。原始初民在劳作了一天之后，聚集在篝火旁或林荫下或茅屋中或海边或湖畔——尽情说、唱、歌、舞，神的故事、英雄事迹、自然现象、劳动生活、战争场景等进行了创造和再创造的艺术天地，获得了独特的原始的审美“灵韵”，正如马克思在评价古希腊神话与史诗时所说“具有永久的艺术魅力”，而且像童年阶段一样“一去不复返”。但是口头文化所保留下的丰富内容、艺术成就、独特的审美感受，成为后世的许多文化创作宝贵的艺术经验。即使到了有文字记载的时代，这种口头讲故事的文化形态仍然为世代人所钟情，类似于“荷马史诗”。本雅明在《讲故事的人》中对这种口头传统艺术又抱以无限的眷恋之情。讲故事的方式口口相传、吟咏，远行的商人、作坊里的工匠、种地的农民、茶馆酒店里的旅人或休息之人，都可以讲、听故事，讲远方的见闻、古老的经验。故事进入讲者与听者的生活中，讲者又总是把自己的经验与创造融入其中，几经传唱，故事融会了众多集体经验，它们赋予故事以“灵韵”的时空距离，自有一股特殊的温馨的魅力。为了表述传统讲故事艺术所具有的独特性，本雅明从艺术源于宗教的观点创设了一个新术语——“灵韵”（aura），该词本指在宗教崇拜价值下形成的艺术品的神秘性，本雅明将之定义为“一定距离外的独一无二的现象”。口头音码文化所具有的这种灵韵之美，至今仍然得到不少人的喜爱，也是能够得以继续传播的内在动因。但是，由于这种形态的特殊性，其传播的速度、范围、准确性都受到了影响。

二、手工书写媒介与文化传播

文字发明以后，人类可以进行简单记事，龟甲、兽骨、兽皮、石板、木板、竹简等成为人类书写的主要载体，但是由于这些介质的数量、质量限制，难以进行大规模、长篇性的书写。其传播速度与范围也就受到影响，特别是这些介质载体不宜携带、搬运和长时间保存，更影响了它的传播效果。而那时识字、写字的人有限，文字化的文化作品传播也受到影响。但是文字书写形态的文化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关键性进步，它可以把口头创作、流传的文化记录下来，形成固定的文本保存，比如《荷马史诗》的记录、定型，获得了永久的传播可能性。讲故事的人的讲述内容可以被记录下来，讲述者又可以根据记录文本进行讲述，减轻了背诵记忆的劳动强度，也减少了文化口头流传过程中产生的错误，避免更多的误解与误读。纸张的发明使书写变得更加普遍，文化的记录保留传播更加方便；比较口头语音形态的传播载体，文字书写形态的文化，其“传播力场”的构成要素进一步扩大，作者、抄写者、读者、有形文本、相对进步的社会文化制度等要素，拓展了文化传播的时空。

自然，有了文字记录就有了阅读活动，阅读成为人类重要的精神文化活动。加拿大学者阿尔维托·曼古埃尔在《阅读史》一书中说：“阅读，几乎就如同呼吸一样，是我们的基本功能。”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文字出现以后，一部人类文明的历史就是一部阅读的历史，阅读具有无穷魅力。书籍固然重要，但没有人们的阅读活动，书中的信息就是死的，无法传播和接受，从这个意义上说阅读活动在人类文化传播行为中也很重要。同时，文字不仅可以记录群众集体口头创作的文化，也为个人的写作提供了保障、为个人的阅读、审美行为提供了条件，从而促进了文化创作风格的多样化、个性化，也为文化审美的个性化、私人化提供了无限可能性，使得创作与阅读审美在更为广阔的时空当中进行，从而扩大了文化传播的范围。

三、印刷媒介时代与文化传播

印刷术的发明使人类文明的传播速度加快，也加强了文化艺术的存在、流传的深度与广度，进一步超越了时空的限制。在欧洲，印刷术出现于15世纪中期，到1500年，欧洲大约出版了2000万册书，接下来的100年间，书的出版量约为2亿册，其后它的影响无孔不入，新教改革运动，科学人文主义的传播，文艺的繁荣都在印刷术的大道上一展雄壮姿态，打破了教会僧侣们垄断信息和知识的传统，成为点燃各种变革的火种。它对文化的世界化和市场化进程也起到了奠基作用，标志着文化传播与审美大众化时代的到来。正如洛文塔尔所指出的：“文学传播世界性的改变，其实质是：从私人捐助和有限的观众转向公众捐赠，这种改变在美学领域和伦理领域产生了最为深远的影响，同时影响了文学本体文学形式，更不必说这对作家本人的日常习惯和所关心问题的影响图详细地描绘由这种改变引发形成的文学类型和文学制度，这反过来也促进了这种改变；这表明文学观念正在转型。”

面对印刷术的巨大效率，法国作家雨果表现出浪漫主义式的震惊：“书籍将要消灭建筑，印刷术的发明是重大的历史事件，它是革命之母，它是人类全新了的表现方式……在印刷的形式下，思想比任何时候都更易于流传，它是飞翔的、逮不住的、不能毁灭的，它和空气溶合在一起……它是人类的第二座巴别塔。”伴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日益加快，文化的价值中商品交换的身影出现，市场化趋显，文化生产和消费成为日常现象，司各特和巴尔扎克为还债而不断写作的事实，已凸显职业作家的威望，这一切都离不开印刷术提供的方便。文化传播进入了大众传播的行列，“传播力场”因素更加丰富、强大，职业作家、业余作者、讲述者、书商、出版社、图书馆、报刊、书籍印刷与发行市场、批评家、广告、书评、读者、翻译者，及更为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等都以不同的场力推动着文化传播，影响着文化审美。

无疑，印刷术使得文化传播跨越了地区与国界，使得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一样越来越世界化。文化审美越过了地量与文化界线，审美的世界性与民族地域性形成了同一性与多样性的统一。1827年德国作家歌德在阅读了中国传奇《风月好逑传》之后，基于各民族理性相通的观念，提出了“世界文化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的预言。并要求德国人应朝外看一看，他之所以能够这样预言，其根本原因在于当时各民族、地域之间的交流的物质条件大大改善，特别是技术层面上的巨大进步为其提供了依据。众所周知，自哥伦布等的地理大发现后，世界各地的交流日益频繁，“世界贸易”“世界经济”“世界公民”等名词已很流行并有意识地表现了一种世界意识，德国18世纪古典哲学、文化的繁荣都离不开这个世界意识。德国狂飙突进运动的理论代表赫尔德广泛收集翻译了许多外国作品，除了欧洲，还有中国、日本、印度、朝鲜等亚洲国家的民歌，也要求他的学生歌德去做，这对歌德的世界文化理想影响较大；法国浪漫主义文化的先驱史达尔夫人在《论德国》一文中也认为：“每一个民族都必须成为别的民族的向导……每一个国家都必须竭诚欢迎外来思想……”这些观念都进入了歌德的思想视野，他在世之时，他自己的作品也流传到国外，比如《少年维特之烦恼》在欧洲就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正是在此背景下歌德深信：“诗是人类共同的财产。”同样，马克思恩格斯从科技发明使机器大生产、世界统一市场得以形成的前提出发，也提出了“世界文化”的理想。

印刷机器的复制，使得文化作品的文本数量大增，使得文化传播无孔不入，文化审美日益大众化。德国思想家瓦尔特·本雅明在《机器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等文中，分析了现代技术特别是印刷术对文化的巨大影响，满怀着喜忧参半的情愫。他认为：一切艺术在原则上都是可以模仿或复制的，比如绘画中的赝品等，但大规模的机械复制却是现代社会的新动向，在历史上复制技术经历了一个渐进过程，古希腊人只有铸造制模两种技术，比较粗糙，只能进行青铜器、陶器和硬币的复制，精美的其他艺术品是不能复制的；后来，纸张的发明使人们可以大量地复制文化作品；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使复制速度加快，但仍受活字模块数量的限制。19世纪以来，机器印刷术、摄影术、录音术的出现，机器复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一个国家一年的印刷品数量就可以和历史上全球几个世纪的书籍数量相当；20世纪影视业和电子信息业的发展，网络的普及，更使复制成为家常事，在某种程度上复制品的质量超过了源品。本雅明对复制品对传统艺术的冲击后果作了明确说明：由于艺术的全面复制，众多摹本代替了独一无二的原本，导致了传统文艺的大崩溃，同时引起了审美观念的大变化，传统艺术中特有的“灵韵”式微，代之而来的是“震惊”的审美效应。在传统艺术状态下，艺术作品基本都是独一无二、富有“灵韵”的，而大规模机械复制时代的到来，使传统艺术的崇拜价值逐渐为艺术作品的展示价值、消遣价值所代替，灵韵就丧失了。

本雅明对这种大规模的复制一方面报有接受欣赏的态度，“复制技术把被复制的对象从传统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它使复制品得以在观众或听众自己的特殊的环境里被观赏，使被复制的对象恢复了活力。”另一方面以电影技术的复制功能为例，说明古老的神话、传说，莎士比亚等作家的作品拍成电影后，复制技术完成了传统文艺在大众中的普及传播使命。

四、网络新媒介社会与文化传播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文化面对信息技术的幽灵，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割礼术”，文化的数字化和网络化存在形态，使得文化旧貌变新颜，信息网络的巨大容量和闪电般的速度都是文字记载和印刷术无法相比的。技术对文化命运的影响引起了法国和美国两位著名学者德里达和米勒的高度重视，后结构主义者雅克·德里达揭示了通信技术对文化的冲击：“在特定的电信王国中，整个的所谓文化的时代将不复存在。哲学、精神分析学都在劫难逃，甚至情书也不能幸免……”德里达的话貌似耸人听闻，似乎是在宣告文化的死亡，实际上他是在借助“明信片”公开化的特征，与政治对文化的影响相对照，旨在说明技术因素对文化的深刻影响，从解构的角度去反思传统文化面临的命运。沿着这一话题，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大学学者J.希利斯·米勒回顾了印刷术出现以来各种发明对艺术的影响，指出了现代电信、电影、电视特别是互联网给人的生存带来的巨大变化：“这些变化包括政治、国籍或者公民身份、文化、个人、身份认同和财产等各方面的转变……新的电子社会或者说网上社区的出现和发展，可能出现的将会是导致感知经验变异的全新的人类感受。”

网络技术大大改变了人们衣食住行的具体形态，美国学者戴维·H·罗思曼描述了网络生活方方面面的神奇魅力：网上的通话交流、生意与娱乐、网恋与网婚，网上犯罪与破案，网络教育与就业，网络技术和战争，网络信息存储与传统印刷……生活变得无“网”而不能胜，“网络就是新生活”。而网络文化的出现则是文化和技术结合最亲近时代的开始，技术因素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全方位地直接地与文化“亲密接触”，而后现代主义文化的艺术创新与追求在网络的空间里找到了狂欢的舞台：“网络的游戏规则与后现代话语在诗学的层面上存在着逻辑上的耦合与同构。”网络文化在写作主体、文本、读者审美体验、语言、作品载体与传播等多方面都与传统文化有明显不同，文化“传播力场”构成要素空前广泛，能量也不断扩大，形成了多媒介、多渠道、多维度传播效果。

网络与媒介融合时代，文化写作主体极其广泛，解构了传统作家话语霸权，网络向一切梦幻者开放，网络写家的身份比较复杂，数量繁多。相比之下，现实社会的传统媒体被编辑们萃取过的专门稿件塞得满满的，退稿的尴尬令热爱文化的人们转向互联网这广阔的天地展现自我，在网络的世界里，编辑的生杀大权和文化名家的话语特权被消解，发表权走向大众化，公开化。网络写作非功利性更强，这种文化创作，越过了编审的界限，自由地在民间传播，具有以往民间文化作品所无法比拟的优势，可以最大限度地流传，只要你愿意四处张贴，总会有一部分知音赏识喝彩。这体现了网络文化创作独特的价值观：不受实际利益驱动，以表达观点为根本动机。一个文本，可以有众多的参与者共同书写，像接龙游戏一样不断地进行下去，形成创作集体和动态文本。

文本的数码形态使传统文化的文本形式旧貌变新颜。由于网络世界的新颖、网络媒体的特殊，与网相生的网络文化作品也具有其自身的鲜明特点。如“网易”文化社区转载的《我的一生》，虽然题目比较一般，但在网页上，该文字题目旁边是一只动画小猪不住地上下蹦跳，憨态可掬，十分逗人。该文章运用了网络技术，说几句话就贴一张图，文字只是过渡，真正的意思需从图中品味，精彩之处尽在不言中。2002年《大家》第一期推出的林焱的“传媒链接小说”《白毛女在1971》也很有冲击力，作者运用注释、网络查找、链接、电子图片配置等手段，演绎了一出《白毛女》在1971年进行排编演出的虚构故事，被称为“一个醒目的文化事件”“网络文化的革命”。网络文化的载体与高科技的亲和性，正在大改变文化的存在方式，目前来讲，网络可以成为文化的载体，似乎不可能取代纸张，但正如纸张的发明迟早要终结竹简，使竹简成为博物馆的收藏，从发展的眼光来看，也许几乎所有的文化刊物都将变成一个“WWW”网页，文化作品的流通将完全电子化、网络化。文字、声音、图像、动作等综合为一体的超级电子文本将是未来文化形态的“标志性建筑”。传统文化就是权威话语的文化。它面世步骤的繁复令一般人望而却步。想成为一个作家，要锤炼结构、经营字句、反复推敲，既花时间，又废精力。除了文化作品本身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还有许多客观因素决定着作品的命运，比如编辑的审美取向、刊物的读者定位、时代的流行主潮等。网络文化的流通就相对更简便，更快捷。网络向一切网民开放。由于没有专业的文字工作者对其进行择优汰劣，较具模样的作品都有露脸的机会。由于没有出版周期和版面页数限制，网络文化是随写随发，在时间上有绝对优势。

载体的变化改变了文化传播的特性。载体的意义并不局限于单纯地承载，承载方式的不同，会使人在感觉、思维、表达等方面都发生微妙的变化。竹简时代，文化作品篇幅短小，要求字斟句酌，精益求精，诗歌占了先天的优越地位；纸张时代，文化记载了人类数千年文明史，小说成为文体的霸主。与以往的文化形态相比，网络文化具有流通的开放性，网络的开放性打破了以往的“传播中心”的概念，不再有话语权威，媒体不再是少部分发布者拥有的。此时，文化“传播力场”构成要素无限丰富，现实世界、虚拟网络世界中的一切主体、客体的媒介——传统的一切载体、一切大众传媒、一切新媒体，都可能对文化传播产生作用，都是传播“场域”中的一员。

网络文化在读者审美接受方面也发生了较大变化，作者与读者影响的互动性、即时性也是网络文化在传播上与传统文化的重要区别，传统媒体在普通人心目中有着高不可攀的神圣地位，除了权威人士可以发表言论，一般人是很少发出自己的声音。而网络不相信权威，也没有权威。网民们拥有的不仅是写作的自由，而且是自由的写作。每个人都有发表意见的权力，别人也有不同意的权力。几乎每一个观点都有人回应，每一篇文章都有人评论，甚至参与创作。有的写家还主动征求网民的意见，与传统媒体的单向度传播相比，这种互动式的交流更具有时代性。在阅读网络文化时，读者可以参与其中，不断与作者交流，共同完善文本。单向性传播被打破，读者与作者身份可自由转换。在网络数码世界中，文化创作、文化传播、审美等活动获得了狂欢化、互动性、共时性、即时性、动态性、多变性。

需要强调的是，无论媒介怎么变化，都是人创造的，担当传播主体的还是人本身，所以研究文化的跨界传播与再生产，还是要以人为中心，以人为本。正如麦克卢汉所言，全球传播时代，我们生活在一个“地球村”，跨界生存者与移民现象普遍，他们是跨界传播直接的实行者，又是体验者，因此研究文化的跨界传播与再生产，这部分人就自然成为我们研究的主要传播主体。尽管人们对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概念、内涵、优缺点还没有统一的认识与定位，但是它作为一种客观现实存在已经逐渐进入到全球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各个领域之中，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碰撞、借鉴学习、杂交融合现象的数量之多、速度之快、空间之广史无前例。

上述传播背景与媒介技术的变化，要求我们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全面认识文化跨界传播之后的多种文化关系，从媒介化社会角度去看待考察一切新闻传播现象，而我主讲的《传播学》《跨文化传播》《论文写作指导》三门课程，与此背景紧密相关，恰好为学生从事相关内容的学习与研究提供了教学试验与改革的机会。我向来认为教学课堂应当因内容而选择教学方法，而不是用固定的教学方法套用或教授一切内容，为此我们把部分传媒专业同学们的课堂变成了单向传授、双向互动、动手实践、深入研究等各种手法混杂的全息课堂模式，进行研究比赛，把一些研习成果进行阶段性总结，展示其思考与探索的成果，这对教学是一种促进，对每一位同学也是一种鼓励，当然也希望为新闻传播专业更多的课程教学实践提供借鉴。虽然集结起来的这些文字显得稚嫩，但是参天之木也是由此生发的，我们相信这些学子们一定会继续浇灌施肥，把稚嫩之芽培育成健壮的大树。

杨中举

2017年11月10日于后大郝埠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