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西洋人之考辨

康熙三年（1664年）七月二十六日，杨光先呈《请诛邪教状》参劾汤若望谋叛本国、妖书惑众、邪教布党。

“谋叛本国”的依据是：“于《时宪历》面敢书‘依西洋新法’五字，暗窃正朔之权，以尊西洋。明白示天下，以大清奉西洋之正朔，毁灭我国圣教，惟有天主教独尊。”

“妖书惑众”的依据是：他认为历官李祖白在《天学传概》中所言是不当言论。如李祖白写道：天主上帝，开辟乾坤，而生初人，男女各一。初人子孙聚居如德亚国，此外东西南北并无人居。当是时，事一主，奉一教，分歧邪说无自而生。其后生齿日繁，散走遐逖，而大东大西有人之始。……在中国为伏羲氏。即非伏羲，亦必先伏羲不远，为中国有人之始。此中国之初人，实如德亚之苗裔”。

杨光先认为李祖白这种说法是“卖君作子，以父事邪教。……谓伏羲以前中夏无人，岂止于惑世诬民已哉？欺天罔人之罪，祖白安所逃乎？并且认为李祖白是“明背本国，明从他国”。

“邪教布党”的依据是：他调查目前天主教在全国共设30堂，若望借历法藏身金门，窥伺朝廷机密。他提出疑问“若非内勾外连，谋为不轨，何故布党、为立天主堂于京省要害之地，传妖书以惑天下之人？”又问“二十年来收徒百万，散在天下，意欲何为？”因此，他下结论说，“种种逆谋，非一朝夕。若不速行翦除，视为养虎贻患。虽大清之兵强马壮，不足虑一小丑，苟至变作，然后剿平，生灵已遭涂炭。莫若除于未见，更免劳师费财。”他在疏中将矛头直指汤若望，他说“伏读《大清律》‘谋叛’、‘妖书’二条，正与若望、祖白等所犯相合。”

同时杨光先提出“宁可使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这句话的完整表达是：“光先之愚见，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无好历法不过如汉家不知合朔之法，日食多在晦日，而犹享四百年之国祚；有西洋人，吾惧其挥金以收拾我天下人心，如厝火于积薪之下，祸发之无日也”。

以上可见，杨光先担忧的主要目标并非历法而是西洋人。本章将重点分析杨光先对西洋人忧虑的本质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