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主要内容

一 对杨光先的评价

（一）顽固保守说

“顽固保守说”观点认为，中国百年禁教或者说杨光先事件的起因是以杨光先为代表的守旧士大夫面对西方科学时的顽固、保守和病态心理。

杨振宁撰文《近代科学进入中国的回顾与前瞻》认为：

对于传教士传播科学，许多中国学者强烈地表达了他们的愤怒和不合作态度。杨光先是一个典型的、强烈反对传教士和他们引进的所有科学知识的例子。

陈占山在《不得已·附二种》前言中谈到：

杨光先以泱泱大国、正统文化自居而虚骄自大，又慨叹世风日下、今不如昔而觉察到己不如人，由怀疑、恐惧外人而至于风声鹤唳、草木皆兵，遂走上拒绝、排斥外人和一切外来文化的道路，这就是中国封建末世守旧士人的思想轨迹和病态心理。杨氏的《不得已》实在是相当典型地勾勒了这种心理轨迹。

夕羊所著《康熙历狱始末》认为：

汤若望被顺治皇帝宠幸之时，也为自己埋下了祸根，他极力主张依西法制历，受到了钦天监和社会上保守势力的猛烈抨击，代表人物就是杨光先。杨光先1660年发难后，由于当时顺治皇帝在位，汤还得宠，未被告倒。但杨光先这个守旧势力的代表人物仍不肯罢休，拒不接受西方的科学技术，继续竭力反对汤若望。辅政大臣鳌拜等守旧人物原先对顺治皇帝支持和亲近西洋传教士早就心怀不满，此时正好借机发难，便命礼部接受杨光先的状子。

阎丽娟、陈静《杨光先排教思想概观》认为：

明季清初的中国，已开始与处于巨大变动中的世界暗暗合起脉搏来了。华夏文明忽然赢得了一个更新机制、发展自己的机遇。在很大程度上说，这一切正是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可是传统社会本身所具有的惰性力及寄生于这个社会肌体上顽固执着于固有文化和传统伦理的大多数国人，尤其是士大夫阶层，狭隘、近视、小气，在怀疑、恐惧中阻拦、破坏那种并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交流。杨光先正是这种落后、守旧势力的突出代表。并且认为，史实确实表明，十六、十七世纪西方传教士到东方、到中国来的背景是复杂的。诚如许多人指出的那样，它是欧洲早期海外殖民政策的产物。但来华传教士的目的无非是想通过学术为媒的手段，从信仰上归化中国人。杨光先指摘其人，实在是捕风捉影、没有根据。

以上学者认为，杨光先是一个保守、顽固的士大夫代表，是一个仇视近代西方科技文明的卫道士。他反对西洋传教士的行为是捕风捉影、没有根据的。同时认为正是因为杨光先的顽固不化，揭开了中国禁教的序幕，阻碍了西方科技和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破坏了并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中西交流。几位作者一致对杨光先持批判态度，认为杨光先排教思想是“保守的、落后的，是不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的”。不过这些作者也认可的事实是，第一，杨光先并不是孤独的，而是当时众多反对天主教士大夫中的一个。第二，当时西方传教士到中国来传教的背景是复杂的。

（二）狭隘小人说

“狭隘小人说”这种观点认为，杨光先的狭隘和“阴损”引发了历法之争。

李国文在《疽发背而死》一文称：

（杨光先）不学无术，一无所长，“阴损”却是其强项。他精通整人之道，在使别人倒霉、给别人制造不幸方面，称得上行家。杨光先对汤若望等传教士的批判是纯系扯蛋的罪状，却让那班与杨光先差不多水准的辅政大臣着实当了回事，于是，以捍卫祖宗法度，坚持华夷大防的名义，下礼、吏两部会鞫。杨光先告的这一状损到极点，缺德也到了极点。杨光先排教是为了做官，已经剃了头成为清人的杨光先，什么官位也未捞到，就更加不开心了，何况此公整人成瘾，整不了人，急得直磨牙，浑身不得劲。

概括以上观点，李国文的文章认为杨光先阴损缺德、狭隘保守，是为了做官才攻击传教士的。历法之争不过是杨光先为了一己私利，为了当上历法官员，借用儒教的名义发动的对传教士斗争的幌子而已。

以上判断明显与历史不符，因为据《一叩阍辞疏》记载，杨光先早先曾放弃继承他伯父巡抚军功的世荫，把职位让给了他的弟弟。所以，基本可以排除杨光先是为了他本人的政治地位发动历法之争。本书经研究后认为，作者所提到的“华夷大防”绝不是杨光先的借口，而是杨光先事件的根本原因。

魏特《汤若望传》认为：

杨光先做了一生污蔑、陷害与毁灭洁白无过失的人们的事体。汤若望是他所视为他的主要仇敌，因为他也认为他自己是一位伟大的天文学家的。他很明白，怎样可以很灵巧地代表一件不公道的事情，并且他还是很擅长于刀笔的。

李大鸣在《中西历法的三次较量》中认为：

杨光先带着有色眼镜看待一切，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立场出发，杨提出“宁可使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的极端排外观点。

夕羊所著《康熙历狱始末》认为：

杨光先经常用构陷罪名、揭人隐私等卑鄙手段向人敲诈勒索。

南炳文、白新良主编《清史纪事本末》中认为：

汤若望等人与杨光先在制历方法上的分歧和斗争，不仅仅属于学术问题，还包含着民族的信仰乃至政治的诸多因素。从某种意义上看，杨光先是基于其对天主教和传教士的排斥思想来挑起这场争议的。杨光先自称是“圣学”维护者，认为天主教是“邪教”，说汤若望等传教士“非我族类，其心必殊”，所以提出“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这种顽固而偏狭的心理是导致他竭力攻击汤若望等人的主观原因。

王剑《情绪化的批判——从杨光先的〈不得已〉说起》认为：

明末清初的半个世纪是影响中西文化交流最终命运的关键时期。杨光先在批判天主教文化时，在辟教内容上，情绪化地批判与指责，并且正是这种情绪化的批判，直接影响到了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命运，使得清初的儒士对西方文化进行评价时很少能心平气和，进而局限了清初儒士开眼看世界的视野。

我们暂时抛开对杨光先的评价是否中肯这个问题，来探究下以上近现代作者的研究方法。他们的研究方法值得商榷，即仅通过对单个历史人物的分析来研究和评判历史事件。夸大历史人物作用的研究方法往往会使研究工作走入误区，因为历史人物除了性格外，社会现实才是个人历史行为的决定性因素，一个历史事件背后往往有深刻的社会原因。对杨光先事件来说，研究者就是要发现事件背后的根本原因，而不局限于对杨光先本人的评价。何况，有些对杨光先本人的评判也是“情绪化的批判”，因为对杨光先本人的评价大都没有建立在史实的基础之上。杨光先作为个体，或许是历法之争及禁教事件的推动者，但并不是根本原因。本书认为杨光先事件背后的根本原因就是儒教和天主教不可调和的本质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