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鹦鹉。鹦鹉。知否梦中言语

A君：孔夫子说自己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而将所业划分为四科：德行、政事、语言、文学。在教育问题上，一个人的成功因素往往是多方面的。当世国学大师饶宗颐（选堂）教授，学艺兼修，而未曾念过大学；词学大师夏承焘（瞿禅）教授，笼括一代，声学造诣精深，亦只是中等师范毕业。但二氏自小天资聪颖，智力过人，具备极高悟性，这和他们的终身成就，有无特别关联？

B君：有关瞿禅先生的故事，果真应当从少年时期说起。先生喜欢写日记。生前所公开出版的《天风阁学词日记》，从1928年7月20日起，时年二十九岁。而其自述则称：“今存日记始自1916年丙辰正月初一日，时予肄业于温州师范学校。”这是十七岁的事情。所谓“平生无甚难言事，且向灯前直笔书”（日记扉页自题七绝中句），七十馀年间，事迹、心迹，皆可在日记中查考得到。可见乃一极佳助记手段。至于日记以外，有些事情，尤其求学、求知过程中的遭遇，则更加藉此留下了美好的记忆。例如，十四岁就读温州师范学校之时，课堂上老师讲授朱庆馀的《宫词》：“寂寂花时闭院门，美人相并立琼轩。含情欲说宫中事，鹦鹉前头不敢言。”课下得句云：“鹦鹉。鹦鹉。知否梦中言语。”这是《如梦令》的最后三句。当时的国文教师张震轩（）以朱笔在句旁加了三个大圆圈。这三个大圆圈，让瞿禅先生记了一辈子。瞿禅先生说，从这个时候起，一有闲暇，就背诵《东坡词》，填词兴味，始终未减。一直到晚年，太太叫什么名字记不得，自己叫什么名字也已弄不清楚，而三个大圆圈，却不会忘记。我相信，在人生道路、治学经历上，瞿禅先生有自己的选择，当与此密切相关。

一 天分与学力

A君：三个圆圈，决定终生。这是瞿禅先生留给我们的宝贵经验。老一辈学者中，刘永济先生亦有类似体验。刘所做学问范围相当宽广，文史各个方面多所涉猎，而其所以于词学特别用功，可能也是一种机缘巧合。据云，其壮岁游沪滨，偶以所作《浣溪沙》请益况周颐，况喜曰：“能道沉思一语，可以作词矣。词正当如此作也。”获知可以作词，令其暗自欣喜。时年二十九岁。可以作词，究竟凭的是什么？刘永济并未说明，一切似都在不言中。这与三个圆圈，是否都为以本色论词的惯用伎俩？

B君：人类信息的传递方式各有不同，而其工具，多数都可以看做是一种符号。语言是符号，动作也是符号。三个圆圈，表示非常满意，是一种符号；可以作词矣，未加任何说明，和在句旁加圆圈一样，也是一种符号。由此，我想起《六祖大师法宝坛经》所载的一段故事。五祖弘忍禅师命诸门人各作一偈，谓若悟大意，能见本心般若之性，即付衣钵，为第六代祖。大弟子神秀所作，未见本性。而仍在碓坊服杂役的行者慧能，所作则深受赏识。于是，弘忍用木棍在地上敲三下，表示今夜三更来见，这应当也是一种符号。信息传递与信息接受，就是这么一回事。当然，传递与接受需要具备一定条件。传递者与接受者，二者之间必须有一种默契。这是通过联想所达至的默契。我在上文“引言”中已经说明：学诗需要联想；懂得联想，方才有言诗资格。作词或者从事词学研究，一样需要联想。瞿禅先生“鹦鹉，鹦鹉，知否梦中言语”，乃反“鹦鹉面前不敢言”之意而用之。正与反，就是一种联想。刘永济先生《浣溪沙》云：“几日东风上柳枝。冶游日尽着春衣。鞭丝争指市桥西。寂寞楼台人语外，阑珊灯火夜凉时。舞馀歌罢一沉思。”其中，“沉思”一语的获得赞赏，奥秘亦在于联想。一种沉思，夜凉时的沉思，依照况周颐的说法，就是由言内到言外的思考。即于“灯火夜凉时”联想到歌舞以外的事。言诗、作词，贵在联想。如用传统本色论的标准看，其所谓资格的获得，就看其所言、所作，究竟似与非似。懂得联想，似，即取得言诗、作词的资格；否则，非似，也就无此资格。而对于似与非似的判断，则全然凭借着一个“悟”字：你觉得怎么样就怎么样。这是一种方法，也是悟性的体现。

1．笨从本，乃治学之本

A君：瞿禅先生具有很高的秉赋，对此，他本人似乎一早就觉察到了。1916年，瞿禅先生十七岁，6月11日的日记记载（未刊）于下：

 

晚饭过与家人坐庭下，闲谈予家昔年事。父亲谓当十馀年前，金选卿公设帐，予时方二三岁，头上生异疮，昼夜号啕，唯金公抱之外庭，见庭联即破涕为笑，且目注联上字，不少瞬。因大奇之，尝嘱告家人曰：是子未离乳臭，即知如此，他日必善读书云云。噫！予生性驽钝，年已弱冠，而尚屑琐自牵，虚度韶光，视诸古人，既不能如终军之称缨，为国家建勋立业，又不能如李长吉之赋高轩，王子安之赋滕王，以文章见重公卿，乃上蒙先人虚许如此，实所不解。谨述之于斯，其亦以之当座右铭，勤励来日，虽不敢望必达金公之言，希幸不致无闻于世与草木同腐焉也可。

 

这一记载说明，瞿禅先生对于自己的天分坚信不疑。但是，瞿禅先生却特别强调一个“笨”字。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B君：这件事牵涉到对于天分与学力的理解问题。信与不信，仍须以事实加以验证。例如，在《天风阁学词日记》中，曾有这么一段记载：“午后过贞晦翁，谈某君才太高，能太多，而不能守穷耐淡泊，恐不能成家。又谓：三十以前说聪明说天分，三十以后恃功力。”（1939年11月10日日记）某君的事例，就是一个严重的教训，足以令人警觉。若自恃聪明，必为所限。

A君：瞿禅先生温州师范毕业即从事教育工作，但未曾停止过自修。曾说：一部《十三经》，除《尔雅》外，均能成诵。即使洞房花烛夜，为了避客，亦一卷傍身，躲起来看他的《文史通义》。在温州期间，为方便阅读，亦曾将家迁移到图书馆附近。可以说，一辈子离不开书本。

B君：三十岁前后，正当而立之年。这是瞿禅先生专力治词的准备阶段。先生既庆幸自己从小就养成“善读书”的习惯，又经常说自己天资很低，要下笨功夫。先生知道：“笨”字从“竹”从“本”，头上顶着竹册，一定要用功读书，这是做学问的根本。

2．重性灵，具优游不迫之致

A君：除了读书，瞿禅先生还十分注重写日记与写词札。日记与词札，一个为着帮助记忆，一个为着积累心得，可见一个人的成功，并非从天而降。中国当代学术史上，另一位大师级人物钱锺书，同样肯下笨功夫，而又绝顶聪明。当其《谈艺录》问世，瞿禅先生虽“昨夜出汗，热退”，仍赶着阅其半本。对于钱氏之“博闻强记”及有关“名通之论”，瞿禅先生既惊叹、爱佩，又有所质疑。谓“其书乃积卡片而成，取证稠迭，无优游不迫之致”；并谓“近人著书每多此病”（1948年9月17日、18日及1949年3月10日日记）。看来，夏、钱二氏在天分与学力的问题上，似有不同理解及做法。

B君：就瞿禅先生而言，不断的积累，包括数据与意象两个方面的积累，都是为着再创造，即对于天赋秉性的一种完善和显现。所谓“成之者，性也”，就是先生所追求的目标。所以，1949年3月20日，当其进入知命之年时，瞿禅先生曾在日记中写道：“灯下自念平生为学，只拈尽性二字。一切学问只是发掘此性，琢磨此性，成就此性（成之者，性也）。早年尝以无暇日斋名日记，晚年益当自勉。”而在其不惑之年，则于1939年1月1日日记中写道：“夜札词书至十时。过南屏谈，见刘师培之《中古文学史讲义》，服其闳通。自愧治学但能沉潜，而不能高明，当稍稍从事广大者。”两段心路历程，两相参照，说明先生之由沉潜而高明，并非只是体现在一个“笨”字上。这就是先生的特别之处。

二 社会与人生

A君：瞿禅先生读了一辈子书，也教了一辈子书。不仅善读书，而且善演讲，善教书。1932年12月，在瞿禅先生三十三岁时，曾以“转”为题，在浙江大学师范学院作了一场讲演。瞿禅先生以佛家“转识成智”，说人间的忧患、气质及过失。谓此三事，皆可用此“转”义，将其引导向上，变为智慧、学问、事业。因劝勉诸君：逃忧患不如转忧思，克气质不如转气质，改过失不如转过失。一个“转”字，颇能启发思智。而三十年后，所作《教书乐》，于治学、交友、制行三方面立论，亦与之一脉相承。

B君：人生阅历，三十岁前后是一重要阶段。这一阶段，瞿禅先生之所学所思，由词学而哲学，包括佛学，亦由抽象的书本知识而向社会人生，包括宇宙空间，其钻研、思考，由表层到深层，由一面到另一面，亦逐渐有所得。一个“转”字，则更加为作两面观，可见并非只是在书本中讨生活。

1．安身立命与大节出处

A君：瞿禅先生三十岁之前，曾在严州中学任教职。每星期教课十九小时，月薪一百四十元。比起当时的杭州、上海，由于“学问空气太稀薄”，瞿禅先生觉得“蛰居以糊口则有馀，以为学则不宜”。而他仍以大人物为榜样，希望做大学问。1929年5月12日，三十岁的他在翻阅梁任公书时，即赞叹梁的魄力。并说：“安得假我十年好境地，成中国学术年表，亦足自慰矣。”（《天风阁学词日记》）瞿禅先生十分盼望能够于做学问当中，亦觅一安身立命处所。在当时情况下，他的忧患与忧思，不知如何转换？

B君：在以“转”为题所作的讲演中，瞿禅先生将忧患分作人我共有及个人独有两种。谓前者如乱世，如恶环境，在常人视为忧患，而有志气有智力者，则视为施才环境。正如《维摩诘所说经》云：“高原陆地，不生莲花；卑湿污泥，乃生此花。”先生以为，一个人能否成就大事业，关键的问题是看他有无大见识、大志向。因而在日记中，他时时提醒自己不能“因循过日”。“须吃紧为人，加大加深体验人生”，“做人、治学，均须见其大，感其深”，“小事情上，勿放过做大人物之机会”。这是先生的处世原则，也是其“转识成智”的动力。

2．读书与阅人

A君：古人倡导：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瞿禅先生曰：虽不能如谢客儿，足迹半天下。但“平生好游，闻有佳山水，则欣然往”。读书与游历，已成为他增长见识的一种重要途径。只可惜，三十岁之前，僻居无书，即使曾令其自喜的“词人年表”，亦不能完事。为此，1929年1月29日，他曾在日记中写道：“今日托乐君作书向北京问《四印斋所刻词》《名人年谱》诸书，使予得住杭州三四年，著成此书及中国学术大事表，一快事也。中心日夜藏之。”瞿禅先生亦拜托友人，“属其为留意上海教席”，希望能有机会“从诸老辈稍长闻见”。1929年4月15日日记并载：“偶见梁任公三十自述，终日感叹。予今年亦三十矣，事业且勿论，而学问偏狭如此，少无名师，此平生大憾也。”乡邑极限，看来给瞿禅先生增添了许多烦恼，不知又如何突破？

B君：寻求名师指点及友生之助，以拓展视野，这是走出乡邑、增长见识的具体部署。当时，瞿禅先生的第一目标是胡适。1928年8月3日，阅胡适《词选》，发现有数处可商榷，于8月4日即作一函致之，而未发。8月6日，阅《词选》，再度发现：“以晚唐至东坡以前皆娼妓歌人之词，《花间集》全为给歌妓唱者，此语亦须斟酌。”因于8月18日再度作致胡适之书，诘其“词的起源”篇论调早于词诸问题。但考虑“此君往往武断自是，恐不肯作答”，也就作罢。此书现存日记中。而在《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中，则保存瞿禅先生致胡适之的另一封信。在瞿禅先生看来，胡适这位新学巨子既未能为之指点迷津，也就将注意力转移到朱彊村身上，谓“客处僻左，无师友之助。海内仰止，惟有先生”（1929年10月27日日记）。结识彊村老人是先生治学道路的一大转折。其间，与老人虽“止数面，函札往复八九次”（1931年12月31日日记），而所获教益及所承接之词学网络，既令其治学方向更加明确、治学信心更加坚定，亦为其确立一代词宗地位、成为一代词的综合，奠定了坚实的学科基础以及广泛的人脉基础。例如词人谱牒的搜辑及考订，因得到彊村老人首肯，谓“梦窗系属八百年未发之疑，自吾兄而昭晰”，即为其创立词学谱牒学树立典型。又例如，在寻访彊村老人的过程中，瞿禅先生既与民国四大词人中另外三大词人（龙榆生、唐圭璋、詹安泰）切磋、琢磨，相识相见，结下深厚情谊，又与吴天五、任铭善、蒋礼鸿诸友生，患难与共，成为生死之交。此外，自结识彊村老人起，无论是彊村一辈及稍后的词学第一、第二代传人，或者是彊村之下的词学第三、第四代传人，都曾在瞿禅先生的学词日记中留下记录。这一切，既造就了瞿禅先生的毕生功业，亦已成为二十世纪词学学科建设的宝贵资源。这是十分难得的机遇。

A君：1949年，瞿禅先生五十岁。他在3月7日的日记中记载：“阅香山年谱，觉其仕途勇退为不可及，即写大纲入诗人论。白之处富贵，苏之处忧患，诗人中无兼之者。”3月29日又记载：“年来打点为诗人论一书，日日胸中有新意，颇以自憙。此书能成否不可期，然自己着实得益，甚望有此念时时在心目中，不为小人之归。”作诗人论，这是瞿禅先生于治词之馀所从事的另一著述项目。对此，瞿禅先生亦十分投入。3月30日日记又载：“往浙江图书馆假得高尔基文学论译本两册来，一曰《我的文学修养》，一曰《高尔基论文选》。灯下阅十馀页，思以此为写诗人论之借镜。”读书与阅人，这对于瞿禅先生的治学生涯，是否也曾产生过推进作用呢？

B君：寻求良师友，现实中事情；作诗人论，为人为己树立榜样，理想中情事。现实与理想，相得益彰，对于瞿禅先生的事业，都有很大的帮助。

三 事业与功名

A君：瞿禅先生生当忧患之世，看到社会上许多人都在大谈特谈救国救民之大计，而自己却仍然“兀兀终日，为古人考履历”，曾屡欲辍之（1928年8月10日日记），并经常在日记中自省，诸如“年来读书，时有不入时之想”云云。但是，又不愿意随大流，以为“我国文学待垦植掘发之地尚多，止看其方法当否耳。不入时何足病哉。任公、静安，皆独有千古”。谓“细思真人生，在能各发挥其一己之才性，何必媕阿附俗，强所不能”（1929年9月18日日记）。1934年9月30日日记中，曾有这么一番检讨：“念治学不可精力旁骛，年来为《词人年谱》，《姜白石词考证》及拟作《述林清话》等，虽自谓不轻心掉之，然究非第一等著作，当更为其精者大者，为安身立命处。日来读声韵书，又见猎心喜。第恐方面太多，不能专一耳。”不知如何通过一个小房间，看到宇宙人生，看到世界的变化，从而找到自己应有的位置。

B君：雄心壮志，宏大规划。一心想做大学问。早岁客于关陕时，瞿禅先生曾研究宋明理学，此后又一直有志于宋史。两个宿愿，尤其是整理宋史的愿望，一直萦绕胸中。一生当中，尤其是三十岁前后，不断有新的著述计划推出。诸如《词林年谱》（改名《宋词年表》）、《宋代文化志》《宋学系年要略》以及《词学三书》（词学史、词学志、词学考）、《唐宋元词集提要》等等，经常想到失眠为止。而且，多数计划已提上日程。例如《唐宋元词集提要》，准备于“数年内尽批各大家词，两月批一种，两年各毕十种，以后每年重阅一遍，以为常课”（1938年3月13日日记）。这应当是瞿禅先生为自己所铺设的一条通向大学问、大事业的康庄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