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吴芝瑛书法的亲笔和代笔

廉吴夫妇徙倚小万柳堂、编著《帆影楼纪事》，正是吴芝瑛以善书得享盛名的时候。《帆影楼纪事》一直被看作是吴芝瑛“瘦金体”书法的代表作。不过，作为书法史上不可忽视的女书家，吴芝瑛的书法也一直笼罩着代笔疑云。

早在民国初年，吴芝瑛的字尚广受欢迎和好评的时候，代笔的说法已出现了。1917年5月出版的《留东外史》，就借“英雌”胡蕴玉（影射傅文郁）之口，说吴芝瑛的书法均为廉泉代笔。虽为小说家言，也反映了舆论所向。

再后来，指出吴芝瑛书法代笔的人就更多了。安迪先生《吴芝瑛的代笔》一文（刊于2015年9月13日《深圳商报》），就拈出顾颉刚和陈定山的说法，他们都是比吴芝瑛晚一代的人。安迪的文章说：

《顾颉刚读书笔记》（中华书局2011年1月版）卷十三写道：“予少年时，桐城吴芝瑛书名藉甚，观其笔姿劲挺而纤细，亦确似出于女性。及壮，见无锡孙君书酷似吴，询诸人，乃知吴夫廉泉号南湖者馆于家，而为吴作字，吴遂得名而孙君晦，乃吴氏没，乃得解放出廉家，卖字自活而标出其真名也。”（263页）

顾颉刚没有说代笔者孙君叫什么名字。近读海豚出版社新出陈定山《春申续闻》（2015年7月版），其中说到吴芝瑛：“夫人书法深得欧褚精髓，书名满大，仆小时数侍几席，或谓夫人书出无锡孙寒厓代笔，余固不信也。其后廉氏与孙失欢，寒厓特作榜书、楹帐（帖）张之无锡梅园，乃与芝瑛夫人书笔无二，人遂认为孙固吴之捉刀人，而廉氏亦不辩。”（67页）

顾颉刚和陈定山的说法代表了民国以来人们对吴芝瑛书法代笔的普遍看法，启功先生也持此论。孙寒厓的女儿孙寒华（1910-2002，字小厓）为无锡市史志办公室等单位合编的《状元孙继皋》撰写《内阁中书孙揆均》一文，内云：

世传女书法家吴芝瑛为鉴湖女侠秋瑾立碑传记、为救国上两宫太后书、写经等文字多半出自孙揆均代笔。

可见，无论是舆论还是孙氏家人，都认为孙寒厓是吴芝瑛的代笔人。孙寒厓就是和廉泉一起编校《李文忠公全书》的孙揆均。

还有别的说法，如郑逸梅《艺林散叶》第2858条说：“吴芝瑛所写之《楞严经》，乃汪兰皋代笔。”汪兰皋即武进汪文溥（1869-1925）。

对吴芝瑛的代笔有这么多说法，但一直未见到基于书法本身的研究。实际上，只有通过对作品的鉴定，才能解决吴芝瑛的书法是否代笔、是部分代笔还是全部代笔、代笔人到底是谁等诸多问题，现在到了应该并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了。

世传吴芝瑛法书尤其是印刷品甚多，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那种纤秀挺拔的“瘦金书”，但从作品看，早期和晚期面貌不同。廉泉在《澄清堂帖》第九跋中说：

紫英书法董文敏，甲辰（1904）南还，乃与寒厓同习崔敬邕墓志，一变香光之面目，后写《楞严经》，自谓有得于元公、姬氏二志笔意。

可见其风格前后有变。现在见到的吴芝瑛前期作品，如甲辰九月写就的《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未纪年月的《小万柳堂摹古》等，都是有些圆熟的董体，且带闺阁气息，与孙寒厓的字体不同；即便有人代笔，也非孙氏所代。既然无从比较，不妨看作亲笔。

国家博物馆藏有吴芝瑛为安葬秋瑾事宜写给徐寄尘的十几张明信片，时间在1907至1912年之间，字体接近董体。实际上与廉泉书法一比对便知，这些都是廉泉的字，而不是吴芝瑛的。不过，这些书信也不好说是廉泉为吴芝瑛代笔，说廉泉以吴芝瑛名义写信庶几近之。在葬秋的整个过程中，吴芝瑛并未出面，事情均由廉泉代劳，与徐寄尘的往来联络也由他一并包办。从信的内容看，廉泉是一个富有社会和官场经验的人，他提出的各种做法均切实可行，但不幸全被徐寄尘等人否决，导致后来墓被平毁、人陷险境的最坏结果。

作于1907至1910年的《南湖诗意》册，由吴观岱绘图十二叶，吴芝瑛对题十二叶，每幅图上还有吴芝瑛的题跋。细审这些题字，明显分属两种字体，一种是典型的“吴氏瘦金书”，另一种则是混杂苏、董笔意又笔画加长、加细的字体。具体到每个字，写法也有不同，有些书写习惯非常顽强，如对“宝盖头”左边“点”的写法，一种是从右上落笔，向下拉，与横画相连；一种是左下落笔，向上挑，并与横画断开。这些特征让两种字体很容易区分开来，也说明吴芝瑛书法确有代笔。

《哀山阴》诗和《戊申花朝西泠吊鉴湖》诗中“宝盖头”的写法

前些年蒙孙寒厓的外孙阮祖望先生赠送家藏寒厓手书《张奚两先生合传》的清晰图片。这件作品写于宣统二年（1910），与《南湖诗意》册年代相当，又是精心结构之作，正可用来对照他的其他字迹，包括代笔字迹。

在《张奚两先生合传》的前两页，就找到好几个带“宝盖头”的字，它们的左“点”是左下落笔向上挑，并与长横断开的。这种写法是孙寒厓书法非常个人化的特征，正好可以建立一个简明的鉴定标准。下面的事情就简单了，按图索骥，看看哪些作品是孙寒厓代笔，哪些是吴芝瑛亲笔。

在《南湖诗意》册的十二叶对题诗文中，有《题空谷团年图》、《庚戌九月廿二日与云阶宫保子固中丞同游杭州南高峰》和《拂云楼秋兴八首》三叶的“宝盖头”与孙寒厓的写法相同，可确定为孙氏代笔，画幅上的题跋也是代笔。其余九叶应为吴芝瑛亲笔。其实吴芝瑛的亲笔书法比起代笔更见苍劲，特别是悼念秋瑾诸作，至情流溢，尤为杰出，并非虚得其名。

《大佛顶首楞严经》十卷，是最为廉吴夫妇看重的第一巨作，曾意欲在北高峰“建塔藏之，以俟夫五百年后知者”。经放大比对，知前两卷为吴芝瑛亲笔，后八卷为孙寒厓代笔，属于两个人的合作，但只署了一个人的名字。郑逸梅说“乃汪兰皋代笔”，不确。

《鉴湖女侠秋瑾墓表》是吴芝瑛影响最大、写入书法史册的作品，被看作吴芝瑛书法的代表作。自清末到民国，其影本印量多得无法统计。吴芝瑛在给徐寄尘的信中说：“昨又拜读大著《秋君墓表》，纵横矫悍，如见其人，一结尤得史法。今日扶病写之，书迹蹇劣，嫌与高文不称，是否可用，乞酌之。”也说是自己的作品，但通过对比，可知它确是孙寒厓的代笔，让人不免叹息。

《帆影楼纪事》和《小万柳堂王恽画目》，以及《澄清堂帖》的十二次题跋，均为代笔。文明书局及小万柳堂自印书的各种题签、题跋，绝大多数也为代笔。那种典型的“万柳夫人瘦金书”，其实并不是万柳夫人的书法。

无论亲笔还是代笔，吴芝瑛的重要作品一直在廉家珍藏。民国十八年（1929）4月14日，廉泉邀请男女宾客二十四人，到位于北京西城翊教寺内的良弼祠看海棠，同时展览吴芝瑛墨迹二十一种，上述各种除《澄清堂帖》题跋外均在其列。当时沪杭两座小万柳堂已经易主，廉吴晚境凄凉，展览这些作品意在能以善价卖出，以弥补负累，后来是否如愿，不得而知。当时李蘧庐（名作宾）抄得目录，编为《万柳夫人墨迹总目》，由中华书局影印出版，仍是一本巾箱小册。

《万柳夫人墨迹总目》中著录的作品，如今仍存世间的，有浙江博物馆藏秦宝瓒绘《西泠悲秋图》卷，内装有秋瑾亲书兰谱及吴芝瑛抄写秋瑾遗稿，不知是否亲笔。另有秦宝瓒绘《潭柘养疴图》，前数年经北京歌德国际拍卖公司卖出，有吴芝瑛署首及跋尾，观其署首系寒厓代笔，跋尾大概也难出其外。近年来各拍卖会拍卖的吴芝瑛作品十余幅，无一亲笔。迄今笔者所见吴芝瑛后期亲笔墨迹，唯有国家图书馆藏致端方一札，真可谓墨林星凤了。

吴芝瑛后期书法大多数为孙寒厓代笔，已无疑义。自光绪三十年后，二人“同习崔敬邕墓志”，书法风格互相接近，不能排除是有意的安排，但《哀山阴》诗等吴芝瑛亲笔书法，并没有明显的《崔敬邕墓志》特征，所以“同习”云云也可能只是掩饰的托词。从传世数量看，吴芝瑛的应酬之作不多，寒厓代笔题写的多是文明书局各种出版物的题签、题跋，也许可以看作是一份工作。

顾颉刚说孙寒厓“馆于家，而为吴作字，吴遂得名而孙君晦，及吴氏没，乃得解放出廉家，卖字自活而标出其真名也”，未免言过其实。孙寒厓的母亲侯氏与廉泉的继母侯氏是姐妹，廉泉三岁丧母，由继母抚养成人，三个弟弟皆侯氏所生，孙、廉二人是亲近的表兄弟，又是同年举人，一生踪迹颇为紧密，用廉泉的话说，“四卷《寒厓集》，与有关系者十之七八”，孙寒厓代笔自有其道理。编辑《李文忠公全书》时，廉泉与孙寒厓共事数年，廉领局事，孙任编纂，看似孙馆于廉家，实际均受雇于李家。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孙寒厓为吴芝瑛的几项重要作品代笔。宣统以后，孙寒厓四出游幕，入民国后廉泉久居日本，二人并不存在雇佣关系，“解放”一说无从谈起。至于陈定山说后来“孙廉失欢”，更无其事。南湖晚年穷困衰病，得到寒厓精神与经济上的支持。他与吴芝瑛的身后事，也得寒厓相助，至今北京潭柘寺外的廉泉墓前，尚立有孙寒厓书写的墓碣。若言孙寒厓因两家失和而自暴代笔，只能说是厚诬古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