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历史分期及其成就

代元而起的明王朝，从明太祖洪武到明思宗崇祯共16帝，历17朝，长达277年。明王朝是汉族地主阶级建立的最后一个统一王朝，又是中国古代社会晚期一个极为重要的朝代，一方面是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到极度成熟的地步，另一方面则出现种种新因素，呈现由中世纪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新气象。从社会历史发展状况及其总的趋势来看，明朝的历史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一）前期——开创时期，从洪武元年（1368）明太祖建国到正统七年（1442）王振专权。其中，从洪武元年到宣德十年（1435）的“洪永熙宣盛世”，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三个盛世。（二）中期——积弱与改革时期，从正统七年王振专权到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去世。（三）后期——衰败时期，从万历十年张居正去世、明神宗亲政，到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农民军攻占北京、明思宗自缢、明朝灭亡。

明朝建国之初，尽管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刚刚平息，各种社会矛盾仍然十分尖锐，社会秩序动荡不安，经济凋敝残破，统治很不稳定。为了朱家王朝的长治久安和地主阶级的整体利益，明太祖称帝后，一面调兵遣将，将元朝皇帝赶出大都，逐往漠北，逐步实现了全国统一；一面大刀阔斧地改革国家机构，强化专制中央集权制度，力倡程朱理学，革除元朝弊政，实行休养生息，轻徭薄赋，使社会秩序趋于稳定，经济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此后，雄才大略的明成祖将太祖开创的基业积极加以拓展，明仁宗、宣宗又力加守成，弼成“洪永熙宣盛世”，奠定了当时中国在亚洲和世界上的强国地位。郑和下西洋，以其庞大的船队和先进的航海技术，将海上丝绸之路从印度半岛延伸到非洲东海岸，开辟亚非之间的交通网络，凸显了明朝在世界上的影响。明宣宗去世后，年幼的明英宗继位，宣宗朝辅臣“三杨”继续辅政，保持了政局的稳定。

进入明中期，社会生产力继续快速发展，白银日趋货币化，农业生产日趋商品化，农民纷纷流入城镇从事商品生产，一批工商业市镇迅速崛起。私人海外贸易日渐兴盛，并迫使明廷在隆庆年间开放海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在江南一些工商业城镇破土而出，经济结构内部开始出现缓慢而重大的变化。城镇居民逐渐兴起一股拜金逐利、奢侈享乐的风气，违礼越制的现象层出不穷，王阳明建构的心学体系，更对程朱理学发起挑战。至成化、弘治年间，明代社会已表露出向近代转型的征兆。在商品、货币的刺激下，大地主集团的胃口更加膨胀，土地兼并日益加剧，赋役征派日趋苛重。社会政治日渐黑暗腐朽，除景泰年间、弘治前期和嘉靖初年的政治有所起色外，其余绝大部分的时间里，皇帝或风流荒唐，纵情声色；或佞佛崇道，热衷念佛斋醮，从而懈怠政事，导致宦官与权臣迭相专权，社会矛盾日趋激化。正统后期，先是爆发邓茂七、叶宗留起义，后又发生瓦剌南下、俘虏明英宗的“土木之变”；成化和正德年间，又相继爆发大规模的流民起义和刘六、刘七起义；到嘉靖年间，更形成鞑靼不时南下骚扰和倭寇不断入侵东南沿海的所谓“南倭北虏”的局面，葡萄牙殖民者也窃据澳门。在内忧外患的困境中，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在嘉靖初年和隆庆年间掀起了一股改革浪潮，至万历初年，形成集大成的张居正改革。

明后期的商品货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继续缓慢向前发展，全国性市场初步形成，并向世界延伸，海外贸易迅速增长，大量白银滚滚流入中国，社会转型的步伐明显加快。逐利与奢侈之风更加盛行，违礼越制的现象更是屡见不鲜。由心学发展起来的泰州学派，以及被称作“异端之尤”的李贽，更是高举反传统的旗帜，倡导人性自由、行为解放、满足私欲、贵贱平等的启蒙思想。作为心学的逆动，实学思潮也悄然兴起。一些思想家、政治家在批判理学家空谈性理的同时，积极倡导实学、实功、实用，讲求经世致用、治国兴邦之术，实现富国、强兵、足民的理想。由西方传教士输入的近代科学知识，也为一些有识之士所接纳，古老的中国，正处于由中世纪迈向近代社会的转型时期。然而，大地主集团却更加贪婪、侈靡，疯狂地对广大农民和城镇居民进行压榨和掠夺，导致农民和城镇居民的强烈不满和反抗。统治集团也更加腐朽。明神宗亲政以后，长期不理政事，连国家机构缺员也不闻不问，只顾聚敛财货，寻欢作乐；明光宗沉湎酒色；明熹宗嗜好玩乐。统治阶级内部派系林立，争斗不休，专制主义统治已难以维持，对社会的控制日渐松弛。建州女真乘机在东北崛起，建立后金（后改为清）政权，荷兰、西班牙殖民者侵占我国的台湾。为了对付内忧外患，明朝统治者耗尽了国力，最后终于为农民大起义的浪潮所埋葬。随后入关统一全国的清王朝，重建社会统治秩序，晚明闪现的变革曙光随即消失，古老的中国依然未能走出中世纪。

尽管如此，明朝277年的历史，在各个方面取得的成就还是引人瞩目的。

第一，在政治上，专制中央集权制度进一步强化。专制集权的强化，意味着对人民的统治和压迫的加强，具有束缚社会发展的消极作用。但它又是当时社会条件的产物，客观上包含有某些顺应社会发展趋势的因素，反过来也对社会的发展产生某些积极的作用。这集中表现在：由于专制中央集权的加强，明王朝得以集中更多的人力、财力和物力，特别是牢牢地控制着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对内得以迅速平定统治阶级内部的叛乱和少数民族贵族的分裂活动，制止蒙古贵族卷土重来；对外得以有力地抵御倭寇和其他外来势力的侵扰，维护和巩固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捍卫国家的领土和主权。同时，由于集中了更多的人力、财力和物力，明王朝得以举办许多规模宏大的政治、军事和文化工程，如营建中都、南北两京、明皇陵、孝陵、显陵和众多的庙宇宫观，修筑长城，治理大运河和黄河，编纂许多大型类书、丛书和佛藏、道藏等，其中的许多大型工程在时过境迁之后，其政治和军事功能日渐消失，而历史文化价值却日益凸现出来，成为不可多得的文化遗产。

第二，在经济上，农业和手工业得到空前的发展，生产力的总体水平超过宋元时代。土地得到进一步开发利用，万历三十年（1602）全国的耕地面积达到1161万余顷，这是清代直到雍正年间都未能超越的数字。造船、纺织、矿冶、制瓷、造纸和印刷的生产技术，都有了长足的进步。随之而来的是白银的货币化、农产品商品化程度的加强，工商业市镇的勃兴，地域性商人集团的崛起，商品生产和交换的空前繁荣，全国性市场的形成及世界市场建构的参与，国家的财政体系从以实物为主向以货币为主全面转型。经济结构也随之发生某些新的变化。明中期以后，在江南一些手工业作坊，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开始采用雇佣劳动、组织手工业工场的经营形式，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资本主义萌芽”。到了晚明，中国已处在由单一的农业经济结构，向农、工、商并举的多元经济结构的转变之中。商品货币经济的繁荣与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是推动晚明社会转型的物质因素。

第三，在民族关系上，国内各民族的经济文化联系得到进一步的加强，从而有力地推动了边疆地区各民族自身的发展，回、撒尼维吾尔（裕固）、土、撒拉、东乡、保安等就是在明代最终形成为民族的。分布在东南、华南、西南的壮侗语族、苗瑶语族、藏缅语族诸民族，其族体及地域分布，也在此时趋于稳定，从而为我国近现代民族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明王朝大力倡导尊孔崇儒，并积极兴办教育，通过各级学校，将儒家思想、程朱理学由内地向边疆广泛传播，渗透到各个民族之中，从而增强了各民族对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华文化的认同感。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的主要条件，这就进一步强化了我国各民族的中华民族认同感。明王朝还空前强化了对东北黑龙江流域和西南边疆地区的治理，在黑龙江流域设立奴儿干都司，在西南边疆地区实行土司制度，又在土司周围设置府县和卫所加以监视和牵制，一旦土司发生叛乱，即出动大军加以镇压，实行改土归流，从而加强对东北和西南边疆的管理，巩固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

第四，在对外关系上，奉行睦邻外交政策，继续发展同亚非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永乐、宣德年间，郑和七下西洋，“涉沧溟十万余里”，不仅加深了中国与亚非各国的友谊，同时也拓展了海外市场，促进了私人海外贸易的兴起。隆庆开关后，由月港经吕宋至美洲大陆的太平洋航线的接通，更进一步密切了中国与海外市场的联系，促使了中国的经济融入世界。随着耶稣会士的东来，中西文化以和平的方式，在较为平等的基础上进行交流，有力地促进了欧洲与中国的社会变革。对于外来势力的侵扰，明王朝则坚决进行抵御与还击。在嘉靖年间，戚继光、俞大猷等名将率领军民平息了长期侵扰我国沿海地区的倭寇。万历年间，又应朝鲜的请求，出兵助其击败日本侵略者。此后，爱国军民又击退了葡萄牙殖民者对我国广东、浙江和福建沿海岛屿的侵犯，而郑成功领导中国军民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更是世界反殖民主义斗争史上的壮举。

第五，在科学文化上，伴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繁荣和资本主义的萌芽，出现了理学式微与启蒙思想、实学思潮兴起，传统诗文衰落与小说戏曲勃兴的景象，使思想文化领域呈现出一幅新与旧、先进与保守、新生与腐朽相搏的斑斓场景。在科学技术领域，先进的科学家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亲身参加生产实践与科学实验，对传统的科技进行总结性的研究，并注入近代化的因素，有的还吸收了刚刚传入的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做出许多发明创造，写出一批享誉世界的科学著作。十二平均律的创建，《本草纲目》、《农政全书》、《徐霞客游记》及《天工开物》等巨著的涌现，表明当时我国的科学技术仍居于世界的前列。即以天文学而论，徐光启可与同时代西方的培根、伽利略、笛卡儿并驾齐驱，其理论方法比东来传教的利玛窦所掌握的托勒密—亚里士多德式的天文学理论更为先进。利玛窦在同徐光启等人交谈后，赞叹说：“他们计算日、月食的时间非常清楚准确，所用方法却与我们不同，这些人从来没有和欧洲人交往过，完全由自己的经验获得和我们相似的成就，真是一件可以惊奇的事。”

明王朝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就，使它的综合国力在亚洲乃至世界长期处于优势的地位。即使后期国势衰敝之时，其经济发展水平也较欧洲略胜一筹。在这个新旧杂陈的朝代，已经开始了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但明清的易代，打断了这一历史进程。落后的满洲贵族在入主中原之后，不仅实行野蛮的军事征服和屠戮，而且将其政治上的民族压迫和歧视、经济上的农奴制、思想文化的钳制禁锢、对外关系上的闭关锁国等政策推向全国，导致政局的长期动荡，经济的凋敝衰弱，思想文化的万马齐喑，外交的与世隔绝，从而使中国逐步落后于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