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文化软实力概念提出的基本背景

“软实力”在各种话语体系中普遍应用，已延伸至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方方面面，成为一个显在概念，体现了当代话语演变中的意识形态构成及其权力战略中的文化表述。

20世纪末，世界发展格局呈现多元化趋势，在全球和地区性的多边关系中，国家实力的影响更为突出，因此很快成为党和国家基于我国国情、洞察国际国内发展趋势所提出的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重大战略。其概念从提出到逐步完善，既是党和国家历届领导集体对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问题认识一脉相承不断深化创新的过程，又是其在我国改革开放战略全局中地位不断攀升，直至完全到位的历史过程。

对国家文化软实力问题认识过程大致上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初露萌芽阶段。早在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报告就已强调“文化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大报告又指出：“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第二，正式提出阶段。2007年10月，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同志明确提出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这是党和国家第一次直接地正式地提出这一概念。第三，全面推进阶段。2012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大和2013年11月召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都进一步强调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特别是2013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问题进行了第十二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意义：“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目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关键取决于能否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并从“要努力夯实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基”“要努力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要注重塑造我国的国家形象”等多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的阐述。

可以看出，党和国家之所以在“软实力”概念的基础上，把西方政治学家为自己国家出谋划策所提出的建议创造性地“洋为中用”“为我所用”，鲜明地提出了“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概念，作出了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大决策，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为了更好地应对我国在日趋激烈和复杂的国际竞争中面临的新环境、新特征和新趋势，为实现和平发展，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创造条件和布局谋篇。

早在1990年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概念后不久，我国学者即有关注。1990年张正伦在《中国科技论坛》上发表的《一场新的持久战：论“综合国力”的较量》。1994年6月29日，李小兵在《人民日报》发表《冷战之后的文明战略：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评介》一文，首度出现“软实力”概念。

2002年，约瑟夫·奈的新书《美国实力的悖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为何不能单干》发表，给软实力研究带来新契机。2002年5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朱梦魁的文章《孤胆骑警独行难》，从奈的新书谈起，评价美国国际形象的下降及其硬软实力之间的矛盾。《现代国际关系》《国外理论动态》《美国研究》等重要学术期刊也就该书发表了书评或相关文章。此后，学界相继提出了关于中国软实力的构成、素质、发展策略与渠道等各种见解。出现在媒体上的软实力，也不仅仅是见于理论性文章，而是逐渐出现在关于国际新闻、经济和文化报道、地方发展等各种文章中。一些重要官员在党报党刊发表理论文章时，也开始使用这个词。2003年8月25日《人民日报》“理论版”上，发表了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的文章《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新实践》，其中即谈及“我们要大力发挥浙江的人文优势，切实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弘扬和发展‘浙江精神’，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与经济的相互交融，通过不断增强软实力提高综合竞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值得注意的是，此处谈及的“软实力”已经不是约瑟夫·奈的原意了。类似的还有2004年10月31日《新民晚报》的一篇文章《提升国际竞争力——韩正思考：塑造追求营造构筑》。2005年，它还出现在一些地方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及高级官员的谈话中。

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软实力”一词使用的风头越来越强劲，一时涉及的论文和报刊文章数以万计。相比于学术话语和媒体话语，软实力进入官方话语的时间较晚。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中国的政治性话语体系对于来自体制外（甚至是国外）的新生概念和理论通常保持谨慎态度。然而经过学界与媒体的大量铺陈，这一概念已经在中国的社会文化体系中“日常化”了，政府对它的采用也就顺理成章了。一旦获得了官方的认可，该词频频出现在政府官员的讲话以及一些会议报告中。官方话语一般不对该词进行介绍，也基本不谈及其学术来源，而是直接用于对中国状况的总结。典型一例是2006年11月10日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其中提道：“增强我国文化的国际竞争力，提升国家软实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现实课题。”更早之前，时任文化部长孙家正在《谈2004年我国对外文化交流工作》中也提到了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此外，各地政府工作报告和领导讲话都广泛使用这个词。这些讲话和报告为“软实力”一词在2007年写入中共十七大报告奠定了基础。2007年10月5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所作的十七大报告中，也出现了这个词。作为中国官方最重要的纲领性文献之一，党的全国性代表大会的报告起着旗帜性作用，它为某些词脱敏，为某些词加冕，也为某些词赋予新的意义。可以说，十七大报告对这个词汇的认可，正式宣告它在中国主流话语体系中拥有了举足轻重的一席之地。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此后官方话语通常在“软实力”之前附加一个定语“文化”，由此构成了“文化软实力”这一新的概念。它一方面借用了约瑟夫·奈对“软实力”的原初界定，即基于非物质、非武力、非政治性的力量；另一方面又脱离了它的原初适用范畴，从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走向对于某一国家、城市乃至社会机构力量的判定。在这一时期，关于软实力的学术讨论也呈现出两个特色，一是展开了广泛的辨析与争鸣（例如软实力的本质），二是进行了更深度的本土化（例如中国色彩的挪用）。学者们对于这个概念的翻译、内涵和应用范围进行了讨论，它也脱离了国际关系和国际传播领域，走向了文化产业、城市形象、企业管理等原本距离较远的课题。

不难看出，“软实力”概念在二十余年间在中国获得了普遍的认知，成为热概念，2015年达到巅峰，令众多社会思潮和理论概念相形见绌。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不同的场合，就国家文化软实力阐发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被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体系中，关于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思想是一个重要的内容。学术期刊和媒体对“文化软实力”话题的重视达到新高度，并且在中国本土化理论建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具体表现为在国际传播、文化产业、城市形象、企业管理等相关课题上，由解释说明性研究逐渐转向结合中国实际的研究，由纯理论研究转向如何指导软实力建设的对策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