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韩非子》其书

韩非虽然师从儒家的荀卿，却“喜刑名法术之学”，继承和发展了法家思想，成为战国末年法家之集大成者。他目光犀利，思想缜密。其文章文锋峻峭，笔势雄壮，情感奔放，修辞洒脱，逻辑严整，对比、排比处处可见，如同排山倒海之势。郭沫若将《韩非子》称为先秦散文“四大台柱子”之一。《韩非子》是韩非主要著作的辑录，共有文章55篇，10余万字。里面的文章主要包括两类题材，一类是政论文，以说理精密、文笔犀利见长；另一类是通过记述历史故事和创作寓言进行说理，寓意深刻，形象生动。就文体来说，有长篇政论，短篇杂文，驳难体史论，纲目式经说，问答体，书信体，提纲体等。大多数是散文，也有散韵结合的韵文，呈现出众体皆备，缤纷绚丽的局面，在先秦诸子散文中独树一帜。

韩非在其著作中着重总结了商鞅、申不害和慎到的思想，把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融为一体。他推崇商鞅和申不害，但是同时认为两个人在各自论述的领域尚未做到透彻、全面，他说：“申子未尽于术，商君未尽于法。”同时指出，国家要图治，不仅要求君主要善用权术和借助势位，同时臣下必须遵法，君主必须严格执法。尤可称道的是，韩非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法不阿贵”的思想，主张“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相比较“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思想，韩非的法律思想体现了公平、公正，对于清除贵族特权、维护法律尊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韩非一切理论的基础是他对人性的看法和认识。与“人之初，性本善”相对，他认为人性天生自私、自为。他广泛观察了人类社会各种基本的人际关系，认为人是逐利而为的。对利益的追求，乃是出自人的本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利益所在，就是其立场所至。韩非认识人性的目标在于帮助统治者管理天下，为封建统治者管理天下提供普遍性与必然性的基础。周勋初在《读韩非子》一文中说：“我国古籍绝大部分属于儒家与道家的系统，对人情物态少有分析，《韩非子》中的内容，可以弥补上述知识系统的不足。”

韩非的整个思想体系处处透露着辩证观的思维特点。他看到事物不断地变化着，认为事情没有一成不变的，“国无常强，无常弱”;“定理有存亡，有生死，有盛衰”,“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后衰者，不可为常。”法既要有相对稳定性，又要有时代性，要因时制宜，不能一成不变；“安危在是非，不在于强弱。存亡在虚实，不在于众寡”;“忠”有相对性，分为“小忠”和“大忠”。小忠是忠于个人，大忠是忠于法令、国家，绝不能以小忠害大忠，“小忠，大忠之贼也。若使小忠主法，则必将赦罪以相爱，是与下安矣，然而妨害于治民者也。”美、丑有客观性，也有主观性。《说林上》中“杨子过于宋东之逆旅”的故事就说明了这一点。因此，做人如果能够“行贤而去自贤之心”，“焉往而不美”？诸如此类的辩证思想《韩非子》中处处可见，尤其是《解老》、《喻老》篇中更多。他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矛盾”的概念。他所讲的矛与盾的故事，对人们分析问题表达思想至今仍有着深刻的启发作用。

韩非有着进化的历史观点。针对旧贵族“智者不变法而治”的保守论调，韩非提出了“圣人不期修（遵循）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的主张。他把人类历史分为上古、中世、当今几个阶段，认为“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进而说明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那种想用老一套办法去治理当世之民的人都是“守株”之徒。因此，冯友兰认为，专就思想继承这方面来说，韩非是属于晋法家的。晋法家注重从历史的发展上论证变法的必要。也就是说，他们注重于说明变法的历史原因。韩非比商鞅进了一步，他用人口论说明上世、中世、下世三个时期变化的原因及其必然性。

在人口问题上，他首先提出了人口不是少了而是多了的观点。“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远在公元前3世纪，他就提出了与近代资产阶级人口学家马尔萨斯所说的人口按等比数列增加很相类似的看法，是难能可贵的。韩非还第一次用财货有限与人口增加的对比来说明“民争”、“民乱”的原因，并进而说明实行“法治”的必要性。韩非离开了社会的基本矛盾去寻找社会治与乱的原因，认为社会治乱与人口多少有直接而必然的联系，虽然有其局限性，但是他敏锐地看到了人口的再生产必须适应于物质资料的再生产，看到了人口的多寡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力条件下会影响到人民生活水平的高低，则是很有见地的。韩非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人民众而货财寡”会带来社会问题的思想家。他在考察社会问题时，不再抽象地谈仁义礼让，等等，而是根据时代的发展，从社会经济问题着眼，去考察种种社会现象的变化，这在观点上是一大进步。

从管理的角度讲，《韩非子》对于控制、领导、用人、激励等各方面都有论述，这些管理思想虽然散落于不同章节，但是经过提炼整理，仍能够呈现出相当的逻辑性、条理性、统一性和严密性。一部《韩非子》，就是一部《管理学》巨著。本书将在下面的篇章中，具体就韩非在这些方面的管理思想进行论述。

当然，我们要意识到，韩非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思想，根本出发点是帮助君主巩固君权，加强对民众的统治，是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因为任何思想都不可能超越时代在真空中产生，任何思想都会带有时代的烙印。韩非的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形成，同样是时代需要的产物。它在战国的末期代表着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适应了大一统的历史发展趋势。韩非激烈地反对奴隶主阶级的政治制度和意识，要求建立社会新秩序，起到了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加速了秦统一中国的步伐，具有其进步意义。但是，随着封建王朝的巩固，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加剧，韩非学说的反动性也逐渐显露出来。他的封建专制主义和权术思想，为以后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所承袭，影响极为深远。韩非加强思想文化专制的思想，也为封建统治者沿用。秦朝的“焚书坑儒”、历朝历代的“文字狱”等，都严重阻碍了科学与文化的发展。因此，辩证地学习他的思想，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将其能够古为今用的思想发扬光大，并期待我们中华民族的思想精华能够“中为洋用”，是我们新时代学者的重要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