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文献综述

在EBSCO数据库的查询中，查询日期限定于1990年1月至2011年8月，检索词为Hanfeizi，共有5个检索结果，其中以《韩非子》为研究主题或者主题之一的有3篇，其他两篇只是在文章中有所提及。这三篇文章中，一篇将韩非与托马斯·霍布斯相比较，研究二者的政治思想；一篇对比了《韩非子》《老子》《墨子》三部著作，讨论了韩非的政治哲学，重点研究了统治者的道德自我培养；第三篇文章重点从语言、修辞学的角度，研究了《孔子》、《老子》和法家的语言特色。

在Emerald数据库中，以 Hanfeizi为搜索词进行查询，一共得到3个结果，其中一篇是客座主编的社论；另外两篇皆出自同一个作者之手，论述的都是中国古代文献中涉及的人力资源管理问题，《韩非子》只是文章中涉及的一部分内容，并不是文章的主题。

在世界上收录最全的，有关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博硕士论文库ProQuest中，以 Hanfeizi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共得到31个搜索结果，不过大多数的搜索结果都不是以《韩非子》作为研究主体，只是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涉及《韩非子》这部著作或韩非其人，并且这些搜索结果很多都是研究考古或者修辞学、文学的。在4篇以《韩非子》为研究主题的硕博士论文中，一篇是研究《储说》篇章的文体结构；一篇是研究《解老》和《喻老》这两章与《老子》相关的内容；一篇研究了韩非的政治思想；最后一篇对比了韩非和马基雅弗利的政治哲学。（以 Han Fei Tzu为关键词进行搜索，有效结果增加一个，研究主题为《韩非子》的官僚观。）可见，国外学者，或者确切点说英文作者对《韩非子》的重视程度远远低于我们的想象，至于对《韩非子》这部著作富含的管理学思想的研究就更是空白了。

不过，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笔者在对Jstor数据库进行搜索后，发现早在1964年，国际最权威的管理学杂志之一《公共管理评论》（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曾经在其当年3月刊上刊登过一篇题为《韩非子：管理学先驱》（Han Fei Tzu:Management Pioneer）的文章，作者为美国现金出纳机公司的Donald.V.Etz．文章将韩非的思想与印度、希腊的哲学思想相对比，并且高度肯定了《韩非子》的管理思想，同时摘选了原著中的文字加以说明论证。遗憾的是，在这篇文章之后，西方管理学及哲学杂志并没有对《韩非子》的管理思想进一步进行系统研究。推究起来，也许语言障碍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对于这样一部富含管理哲学，对中国历朝历代帝王的治国方略有着深刻影响的著作而言，这种研究留白不能不说是对我国文化遗产的巨大浪费。可见，加强对《韩非子》的研究，尤其是对其管理思想的研究，并将其介绍到国际文化舞台上，对于弘扬中华文化，推广国学，以及探讨中国管理思想的渊源有着重大的意义。

相比之下，汉语作者对《韩非子》的研究要多一些。截至2011年8月份，在中国知网CNKI的数据库中，在题名中包含关键词“韩非子”的搜索结果共有385条。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从文学、史学、哲学或者政治学的角度来研究，从经济、管理学角度研究这部著作的文献不超过50篇。题名中包含关键词“韩非子”的博士论文有5篇，无一是以其管理思想作为研究主体的。题名中包含关键词“韩非子”的优秀硕士论文共有46篇，其中单纯从文学、修辞学角度进行研究的论文就有将近30篇，同样没有一篇是从管理学角度阐释的。可见，汉语学者对韩非的管理思想并未有足够的认识。相比较而言，在题名中包含关键词“孔子”的搜索结果为12211条，包含关键词“论语”的搜索结果为4712条。考虑到我国封建统治长期“阳儒阴法”的现实，这种研究的不平衡性似乎在呼唤我们对《韩非子》的重视。

在我国目前对《韩非子》管理思想研究的文献资料中，有一些专著及编著类书籍，当然，相关的思想史或者哲学专著中无疑会对《韩非子》及法家思想有所介绍和评述。相关管理思想的专著（编著）有：陈东升编著的《<韩非子>与中国式管理》（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2006）；杨先举著的《向韩非子学管理》（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年）；凌永放著的《国学智慧系列：学校没有教过的管理学·韩非子》（江苏文艺出版社，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11年）；黄伟著的《韩非子用人智慧》（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等。不过，这些读物大多为通俗读本，有些读物以《韩非子》中某句话作为引子，大篇幅讲述现代管理中的一些故事，其实和《韩非子》本身并无太大干系，甚至有牵强附会的嫌疑。

介绍《韩非子》的论文集有《韩非子二十讲》，作者为郭沫若、王元化等人。这本书汇集了名家评论韩非及阐释《韩非子》的经典文选20篇。论及韩非的悲剧人生、哲学思想、法律思想、经济思想、政治思想，韩非思想与儒、道的异同，和《韩非子》著作的特点及其阅读方法，等等。虽然具体涉及管理思想的论述并不集中，但是文章都出自大家之笔，都是《韩非子》研究的经典文章。

在论述韩非管理思想的各种期刊论文中，绝大多数都是从不同的细分化角度进行论述的，比如说韩非的用人思想、赏罚思想（二柄）、法的思想等，有一些论文对韩非的管理思想进行了全方位的论述，但是毕竟篇幅有限，而韩非的管理思想实在丰富，所以这些概括性的论文大多流于笼统化和表层化，只是蜻蜓点水般地涉及星星点点的内容。

用人思想是韩非管理思想中内容非常丰富的一部分，说到底，韩非的“法”、“术”、“势”都是针对如何管理臣民而言的。换句话说，任何管理理论的基础都是对人的管理。刘珊珊在她的论文《从韩非的君臣观中看<韩非子>的治吏思想》（四川教育学院学报， 2009年3月）中，认为君制臣、臣忠君是理想的君臣关系，《韩非子》中体现的治吏思想是为了有效实现这种关系而制定的策略，是从人性自利的观点出发的一整套约束和鞭策群臣与官吏的制度。对君主来说，法、术两者互为表里、互相配合地成为君主用来控制和利用臣下的得力手段与工具。

王立仁认为，治吏引纲是韩非提供给封建君主治国的关键方略，而能人政治是治吏引纲中的一个基本思想。治国关键在治吏，治吏要选能人为官，以“能”为选拔官吏的标准。由于能人并非是全能的，因而要因“能”而任官。由于能人也是好利的，都有为“非”的可能，因而要有使他们不敢为非的“法术”。（《韩非的能人政治及其意蕴》，政治学研究，2009年6月）

王丽霞则认为，韩非哲学思想体系中具有现代管理的合理内核，他的人才管理思想对君主而言是“治吏不治民”，这实质上是一种重君、保君、役使臣民的思想。围绕这个主题，韩非从多个侧面为保障君权，行使君术以役臣民，提出了种种设计，这其中君对自身的管理和对吏的管理是他论述的主要内容，从而形成了其“君—臣—民”的管理系统。（《韩非的人才管理思想略论》，江西社会科学，2001年1月）

在论文《韩非以法治吏的思想及其现代意义》（重庆工学院学报，2009年12月）中，汪蕾总结道：在我国建立法治社会的过程中，最关键的环节是依法治吏，管理好我们的干部队伍。这是构建法治社会与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因此我们要进一步完善干部任用、考核、奖惩、罢免、监督的法律和制度，把干部队伍建设纳入法制轨道，使干部工作公开化、民主化、法制化。由此，要树立法律的权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加大违法成本；完善岗位责任制和官员问责制，明确职责，求真务实；完善干部政绩考核制度和奖惩制度以及完善监察制度。

赏罚理论（二柄）亦是韩非思想重要的一部分。赏罚“二柄”是领导者实施控制的主要武器。杨欣在她的《韩非子的“二柄论”与现代管理》[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10月]中论述道：韩非赏罚二柄论实质上是形成于公元前三世纪的中国的激励理论。激励的实现源于期望的强化。韩非提出了“赏罚敬信”的原则，并进而提出了“厚赏、重罚”的激励手段。激励的效果体现于目标的设置。韩非指出“明主立可为之赏，设可避之罚”，并进而提出了“循名责实”的目标考核法，作为实行赏罚的依据。激励的持久来自于赏罚的公正。韩非强调：“明君无偷赏，无赦罚”，并由此提出了“法不阿贵”的执“柄”原则。韩非的上述思路与当代行为科学中的激励理论异曲同工，不谋而合，却比西方的行为科学整整早了23个世纪。

魏满霞认为，韩非的赏罚观非常丰富，他认为人性好利恶害，故赏罚可用。赏罚应该循名责实，依法实施，还应该具有可行性。赏罚必须遵循信赏必罚、厚赏重罚、赏誉同轨、非诛俱行、赏罚不阿的原则。韩非的赏罚观对现代企业管理具有重要的启示。（《韩非赏罚观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启示》，广东财经职业学院学报，2006年6月）

杨欣在她的另一篇文章《韩非子的人才观对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启示》[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3年11月]中论述道，韩非对于赏罚问题的阐释对当今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奖惩机制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它告诉管理者，赏罚与毁誉应当相辅相成，力求相得益彰。人们虽然重视物质激励，但是金钱并不是唯一的激励因素。领导在实施物质激励的同时，要自觉地借助“精神”的力量。它提醒决策人，“信赏”，关键在于一个“信”字；“必罚”，核心在于一个“必”字。如果许诺了的奖赏最后不兑现，公布了的惩罚最后不执行，那么赏罚的激励效用就将丧失殆尽，考核也将随之失去意义。最后，它告诫各级领导者，奖励应防“漏”，惩罚应防“赦”。因为“漏”的对象往往是“疏贱者”，“赦”的对象多为“近爱者”，这种疏漏实际上体现的是一种不平等，因此，职工队伍将危机四伏，而这正是现代人力资源管理中应该极力避免的。

“法”的思想是被称为“法家集大成者”的韩非思想的基石，“法”是法律，是制度，是统治者实施统治所凭借的依据。马华阳在他的文章《韩非子“法”思想的渊源》（黑龙江史志，2010年6月）中指出，把儒、墨、道、法和前期法家都作为韩非“法”思想的渊源，是不稳妥的，韩非“法”思想的渊源确定的应该有儒家和前期法家。他继承了儒家的人道实践原则，继续了荀子的思想转变，完善奠定且推行了其法治主张；继承和发展了荀子的后王主义、性恶论的思想；继承和发展了商鞅的“法”思想。

葛荣晋教授把法家的“法”和企业的刚性管理结合起来，认为“以法治民”的思想在企业的刚性管理中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现代企业中，只有根据市场发展的需要和企业的具体情况，不断地建立和完善企业的各项规章制度，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工作效率，增强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实力。（《法家的“以法治民”与企业的刚性管理》，宁波党校学报， 2007年6月）

作者郝启秋肯定了韩非法治思想的进步性，认为他的“法治”思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结束诸侯割据的分裂局面，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王国，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同时他也指出了韩非“法”思想的局限性，认为韩非的法治是自上而下的，是以君主独裁专制为目的的法治，与近现代的法治是不同的，至少是不彻底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且，韩非的“法”是由君主制定的，是君主个人意志的体现，严刑峻法虽然有进一步打击不法贵族的一面，但是主要方面却是为了镇压人民。（《韩非子法思想研究》，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8月）

黄钧铭在他的文章《韩非子“法”、“势”、“术”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启示》（北方经贸，2007年8月）中，将韩非的思想与现代企业管理结合起来，认为从现代企业管理的角度看，韩非的“法”是一种特定的组织制度。对于那些处于创建时期、利益目标缺乏一致的组织，韩非所提出的“法”能够提供较直接有力的制约标准，具有相当大的使用价值。即使是运行良好的企业，韩非所倡导的“法”也能够提供相当丰富的公开、公平、持续等管理理念资源。“势”在今天的管理学中被称之为领导权威，从表面上看是一种权势、权威，而本质是一种影响力，是影响、制约以至于改变下属行为的力量。这种影响力的形成，既来自管理者的正式权力，也来自他的非正式权力。韩非的“以术治吏”的思想，虽然含有玩弄权术之弊，但是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如现代企业管理在人才上普遍采用的“公开招聘”和“委任试用”制度，同韩非的“因任而授官”思想有着相通之处。绩效管理制度，同韩非的“循名责实”、“课其功伐”思想也是相通的。

总而言之，目前国内外对韩非的研究十分有限。就国内而言，对其管理思想的研究弱于对其哲学思想、政治思想以及从历史学、文学角度所做的研究。这也许是因为我国从事管理学研究的学者大多将精力用于介绍、学习及诠释西方管理学上，而研究《韩非子》等国学著作的学者多数从事于文学、哲学或历史学的研究。鉴于两千多年来法家思想对我国国家管理范式及对国人思维显性或隐性的影响，笔者认为，从管理学的角度加强对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及其著作《韩非子》的研究意义重大。用批判继承的眼光来学习、领会其领导思想，将对提高我国各级组织领导者的领导能力、丰富其领导技巧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必须把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作为各级领导班子建设的核心内容抓紧抓好”，“要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其实在《韩非子》中都可以挖掘到丰富的、有切实指导价值的相关内容。针对目前的文献研究相对零散、不成体系的状况，有必要对其管理思想进行系统的整理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