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是中国古代讽刺小说的代表作。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第三十三篇《清之讽刺小说》里说：“迨《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擿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1]他又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里说：“讽刺小说从《儒林外史》而后，就可以谓之绝响。”[2]鲁迅的这些见解，获得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同。
一、吴敬梓的生平
《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是一位具有儒生情怀的小说家。
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晚年自号文木老人、秦淮寓客，安徽全椒人。全椒吴氏在明清科举史上颇有名气。金和的《儒林外史·跋》说：“吴氏固全椒望族，明季以来，累世科甲；族姓子弟声气之盛，俨然王谢。”[3]吴敬梓的曾祖辈，五人中有四人中过进士，曾祖吴国对是顺治年间的探花。故吴敬梓自己在《移家赋》中写道：“五十年中，家门鼎盛。”[4]不过，到了吴敬梓的祖父一辈，兴衰就有了分别。他的族曾祖吴国龙的后人继续有位高权重者，而他的亲曾祖吴国对的子嗣，即吴敬梓的祖辈吴勖、吴旦，生父吴雯延、嗣父吴霖起这两代，已经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人物了。吴勖是增贡生，吴旦是增监生，吴雯延是秀才，嗣父吴霖起是拔贡，只做过一任苏北赣榆县教谕。吴霖起为人正直，不慕钱财，这对吴敬梓有较大的影响。
关于吴敬梓的身世，有一件事应该提到，即他出生不久，便以吴雯延的亲生之子出嗣给长房吴霖起为嗣子，这样，吴敬梓就获得了“宗子”身份。根据宗法制度，宗子在分配财产时可多得一份，于是吴敬梓成为族人嫉妒的对象。他二十三岁那年，嗣父吴霖起去世，遗产之争随之爆发：近房中有人率领打手，冲入吴敬梓家抢夺财产。赖长者刘翁和从兄吴檠加以调解，纠纷才渐渐平息。
这场变故对吴敬梓刺激很大。他厌恶族中某些人谋财夺产的卑劣行径和丑恶灵魂，因激愤而变得偏激。在那些“豪奴狎客”式的朋友的引诱下，吴敬梓遂故意胡作非为，乱嫖、乱赌、乱花钱。族人愈是眼红他的家产，他就愈不把钱财放在眼里。吴檠有一首《为敏轩三十初度作》的七古，其中说：
一朝愤激谋作达，左史妠恣荒耽。
明月满堂腰鼓闹，花光冉冉柳。
秃衿醉拥妖童卧，泥沙一掷金一担。
老子于此兴不浅，往往缠头脱两骖。
香词唱满吴儿口，旗亭法曲传江潭。
以兹重困弟不悔，闭门嚄唶长醺酣。
国乐争歌康老子，经过北里嘲颠憨。
去年卖田今卖宅，长老苦口讥喃喃。
弟也叉手谢长老，两眉如戟声如甝。
男儿快意贫亦好，何人郑白兼彭聃。
安能瑟缩如新妇，钩较虀盐手馈盦。[5]
陈汝衡所作《吴敬梓传》在引用了吴檠的诗后，评述道：“嫖娼狎优，唱戏堂会，只要玩得高兴，少爷们几个臭钱是满不在乎的。一班帮闲朋友，既是逢迎凑趣，吹吹捧捧，又合伙同传主所狎玩的男女有计划地布置迷阵，使他乐而忘返，而金钱就如泥沙一般，不断地从传主手中流入优伶和女伎的腰包中去了。诗中的‘左史妠’是古代乐工和歌伎，指吴敬梓沉迷声色，而‘醉拥妖童’，简直到了狎弄娈童的地步。我们能说这时吴敬梓的生活和旧社会狂嫖滥赌的贵家子弟有什么不同？能说他这时生活还不糜烂吗？”[6]
吴敬梓迅速落到了“去年卖田今卖宅”的地步。苏轼《志林·平王》说：“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遗其子孙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败，至于乞假以生可也，然终不敢议田宅。”[7]可吴敬梓却轻率地将田宅卖掉了。长辈苦口婆心地来劝阻他，他竟叉手竖眉，像老虎咆哮一样对长辈吼叫。吴敬梓以任侠的姿态宣称，“男儿快意贫亦好”，岂能学那才出嫁三天的新娘子，瑟瑟缩缩、斤斤计较地过日子！他对自己轻财放浪的行为丝毫也不感到惭愧。
在这种境况下，全椒人多把他当败家子看，以致“乡里传为子弟戒”[8]（吴敬梓《减字木兰花》其三）。他有事去找别人，常常得不到通报，无法与主人见面；偶尔到了别人家中，主人会当着他的面故意呵责甚至杖击奴仆，让他难堪。他受够了家乡人的白眼和冷遇。
对于故乡全椒，吴敬梓伤透了心，决意离开。三十三岁那年，他变卖了祖产，举家迁至南京，寄居秦淮水亭。早在吴敬梓二十来岁的时候，他就多次到过南京，对六朝古都十分眷念。迁居一年以后，他写的《移家赋》这样描绘南京：
金陵佳丽，黄旗紫气。虎踞龙盘，川流山峙。桂桨兰舟，药栏花砌。歌吹沸天，绮罗扑地。实历代之帝都，多昔人之旅寄，爰买数椽而居，遂有终焉之志。[9]
吴敬梓觉得秦淮河畔的人情比全椒美好得多。他晚年自号“秦淮寓客”，表明他对秦淮的好感延续到了人生的终点。
在南京，吴敬梓结识了许多朋友，除程廷祚（《儒林外史》中庄征君的原型）、吴蒙泉（《儒林外史》中虞博士的原型）、樊明征（《儒林外史》中迟衡山的原型）外，还有诗人朱卉、李葂、徐紫芝、姚莹、黄河，词人陈希廉，画家王宓草、王溯山，学者刘著、周榘，以及严长明、涂长卿、冯粹中等。他和朋友们集资，修复了南京雨花台的先贤祠[10]。这些交往和活动，为他以后创作《儒林外史》奠定了深厚的生活基础。[11]
年轻时的吴敬梓功名心极强，一直渴望着为家族争光。可他在十八岁考取秀才后，一直困于科场，心头的阴影一年比一年重。二十六岁那年，他去滁州参加科考——乡试之前的预试，成绩不错，但试官听说他平日为人古怪，斥责他“文章大好人大怪”，吴敬梓慌了，害怕一旦被黜影响进取，于是向试官“匍匐乞收”[12]。其功名心之强，由此可见。可他始终未能博得一个举人。这使吴敬梓伤心至极，痛感对不起家族，对不起祖先。他三十四岁写下《乳燕飞》一词，感叹道：“令节穷愁里。念先人生儿不孝，他乡留滞。风雪打窗寒彻骨，冰结秦淮之水。自昨岁移居住此。三十诸生成底用？赚虚名，浪说攻经史！捧卮酒，泪痕滓。家声科第从来美。叹颠狂，齐竽难合，胡琴空碎。数亩田园生计好，又把膏腴轻弃。应愧煞谷贻孙子。倘博将来椎牛祭，总难酬罔极恩深矣。也略解，此时耻。”[13]沮丧之情，溢于言表。
就在吴敬梓垂头丧气写下《乳燕飞》词的第二年，命运向他露出了玫瑰色的微笑。清廷诏开博学鸿词科，江宁训导唐时琳将吴敬梓推荐给上江督学郑江，又由郑江推荐给安徽巡抚赵国麟。对于推荐他的唐时琳、郑江，许多年后，吴敬梓依然感戴不已。其《西子妆》词说：“旌门幕府，有多少感恩知遇。”[14]《送学使郑筠谷（江）夫子还朝三十韵》诗也说：“知遇真难报，蹉跎尚若斯。”[15]
乾隆元年（1736），吴敬梓三十六岁，三月，他预试合格，安徽巡抚赵国麟正式荐举他入京应博学鸿词的廷试。偏偏在这节骨眼上，吴敬梓病倒了，不能成行。一次意外的机遇竟意外地失去了，令他十分懊恼。这年年底，他作《丙辰除夕述怀》诗，感慨自己因病不能赴试，有如网罗中的鸟，失去了奋飞的可能。
清代由皇帝特诏举行的博学鸿词科共两次：一次在己未年即康熙十八年（1679），称己未词科，参加考试的共143人。计录取一等20人，二等30人，俱授翰林官。其中李因笃、朱彝尊、潘耒、严绳孙等以布衣入选，称“四大布衣”。这次考试，网罗了大量“奇才硕彦”，影响深远。另一次在丙辰年即乾隆元年，称丙辰词科，参加考试的共202人，录取的仅20人，一些著名学者如桑调元、顾栋高、程廷祚，著名文人如厉鹗、沈德潜、刘大櫆、袁枚等均铩羽而归。丙辰词科远比己未词科逊色。
在这些铩羽而归的学者名流中，程廷祚是吴敬梓的“至契”之交。
丙辰词科，两个主考官张廷玉和鄂尔泰之间摩擦颇为激烈，都想利用阅卷的机会网罗人才，培植各自的势力。程廷祚，字绵庄，是当时颜（元）李（塨）学派的传人之一，致力于提倡礼、乐、兵、农等实学。
以程廷祚的才学和声望，加上同乡的关系，他理所当然成了张廷玉笼络的对象。据程晋芳《程廷祚墓志铭》介绍，张曾托人致意，如果程肯归附他的门下，翰林不成问题云云。但程对此颇不以为然，他给张写了一封《上宫保某公书》，云：“……以阁下之贵盛，天下之士，思一见以为荣而不可得。若是者，则唯阁下之命可矣；然不足为离群绝俗者道也……”[16]宁可落选，也不攀附权贵，令吴敬梓十分佩服。程廷祚等人的经历，促发了吴敬梓对科举制度的反思。他后来在《儒林外史》中把程廷祚塑造成庄征君，着意渲染其辞征辟之举，就与丙辰词科有关。
吴敬梓四十二岁的时候，从繁华热闹的秦淮水亭搬到大中桥畔，过着灌园种菜的清贫生活。大约在这个时期，他开始创作《儒林外史》。
程晋芳是吴敬梓的挚友之一。他写《文木先生传》，对吴敬梓这个时期生活的记叙以下面三个片段为核心：
乃移居江城东之大中桥，环堵萧然，拥故书数十册，日夕自娱。窘极，则以书易米，或冬日苦寒，无酒食，邀同好汪京门、樊圣谟辈五六人，乘月出城南门，绕城堞行数十里，歌吟啸呼，相与应和。逮明，入水西门，各大笑散去。夜夜如是，谓之“暖足”。
余族伯祖丽山先生与有姻连，时周之。方秋，霖潦三四日，族祖告诸子曰：“此日城中米奇贵，不知敏轩作何状。可持米三斗，钱二千，往视之。”至则不食二日矣。然先生得钱，则饮酒歌呶，未尝为来日计……
余生平交友，莫贫于敏轩。抵准访余，检其橐，笔砚都无。余曰：“此吾辈所倚以生，可暂离耶？”敏轩笑曰：“吾胸中自有笔墨，不烦是也。”其流风余韵，足以掩映一时。[17]
程晋芳的记叙令人想起萧统笔下的陶渊明，乐天知命，安于贫穷。的确，吴敬梓身上颇有晋人风度，晚年还常倒戴着白色的头巾，一个人独自饮酒自遣，“乡里小儿或见之，皆言狂疾不可治”[18]。面对贫穷，他自有一种豪迈气象。
乾隆十九年（1754）深秋，吴敬梓去游扬州，程晋芳正准备离开扬州返回淮安。程家原本是两淮有名的富家，几代人都在淮安做盐商。但这个时候由于盐务经营不善，家境已急遽衰落了。当吴敬梓得知程晋芳比以前更加贫困时，他握着程的手，流泪感叹道：“子亦到我地位，此境不易处也，奈何！”[19]言语间流露出难以遣释的凄凉之感。
这是十月七日，过了七天，吴敬梓就去世了。据说，去世前几天，他把剩下的一点钱都买了酒，召朋友来痛饮。醉了，还在吟诵唐代诗人张祜的《纵游淮南》一诗：
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桥上看神仙。
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20]
程晋芳《哭吴敏轩》诗这样哀悼他：
生耽白下残烟景，死恋扬州好墓田。
涂殡匆匆谁料理，可怜犹剩典衣钱。[21]
据金和《儒林外史·跋》，吴敬梓最终安葬在“金陵南郊之凤台门花田中”，又说葬于南京城西北的清凉山脚下，今已无遗迹可寻。
吴敬梓一生中，生活和思想都经历了巨大的变化。生活上，他早年挥金如土，“倾酒欢呼穷日夜”；四十一岁以后，卖文为生，穷困异常，“日惟闭门种菜，偕佣保杂作”[22]，有时甚至无米下锅。思想上，他早年热衷于功名，对“家声科第从来美”[23]津津乐道；三十六岁后，吴敬梓开始反思“如何父师训，专储制举才”[24]的问题。由于家庭的教育和影响，吴敬梓的思想主要是传统的儒家思想，但他的在野儒生的身份，使他保持了较强的反思能力，他一方面用颜（元）李（塨）学派的见解充实程朱理学，另一方面又呼吁以礼乐兵农挽救社会。
吴敬梓写作《儒林外史》，大约用了十年的时间，全书才基本完成。乾隆十四年（1749），吴敬梓的朋友程晋芳作《怀人诗》云：“《外史》纪儒林，刻画何工妍。吾为斯人悲，竟以稗说传。”[25]《儒林外史》最初以抄本形式流传，在作者去世十几年以后，由金兆燕（号棕亭）刊刻于扬州（据1869年苏州书局活字本《儒林外史》金和跋），此本今不存。现存最早的刻本是清嘉庆八年（1803）的卧闲草堂本，原书藏北京图书馆，197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出版。197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由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校点的排印本。198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出版了李汉秋辑校的汇校汇评本《儒林外史》。其他排印本甚多。
除《儒林外史》外，吴敬梓还著有《文木山房诗文集》十二卷和《诗说》七卷。长期以来，学界普遍认为《诗说》已经失传，只能从金和的《儒林外史·跋》及金兆燕的《寄吴文木先生》中窥其一斑。1999年，《文木山房诗说》旧抄本在上海图书馆被发现（发现者，周兴陆），有周延良笺注本（齐鲁书社，2002年版）。
二、《儒林外史》侧重表现科举制度的负面
科举是中国古代最为健全的文官制度。它渊源于汉，始创于隋，确立于唐，完备于宋，兴盛于明、清两代。如果从隋大业元年（605）的进士科算起，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被废止，科举制度在中国有整整1300年的历史。科举制度还曾“出口”越南、朝鲜等国，扩大了汉文化的影响。始于19世纪的西方文官考试制度，其创立也与中国科举的启发相关。孙中山在《五权宪法》等演讲中反复强调，中国的科举制度是世界各国中所用以拔取真才之最古最好的制度。胡适也说，“中国文官制度影响之大，及其价值之被人看重”，“是我们中国对世界文化贡献的一件可以自夸的事”。[26]
科举的产生有一个基本前提，就是国家的权力不再掌握在世袭贵族手里。只有在没有世袭贵族掌握国家权力的时代，才有可能发生科举。换句话说，在“封建”（封邦建国）时代，不可能产生科举。这种没有世袭贵族掌握国家权力的时代，中国从秦王朝就正式开始了；西方比较晚，日本更晚。没有掌握国家权力的世袭贵族，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一个王朝与谁共享权力？反过来提问或许更好：这个时候所有有能力的人都希望与王朝共享权力，他们经由什么途径达到这个目的？从治理天下的角度来看，有能力的人，主要在读书人里面。余英时的一个观点是，采用科举制度，不仅仅是帝王的意愿，更是读书人的意愿，是帝王与读书人“协商”的结果。这个“协商”过程很长，两汉魏晋南北朝，经历了好几百年的时间。汉朝实行的是推荐与考试相结合的察举制。察举制有一个最大的麻烦，就是你再有才能，只要没人推荐你，你就失去了机会。这是它跟科举制最大的不同。科举制的特点是只要我有能力，想考就考，谁也不能阻止我。为什么隋朝开始有了科举制度之后，它不断得到读书人的拥护？就是因为那些有能力的读书人意识到，这种方式是对他们最有利的方式，别的方式很容易堵塞其仕进之路。结论是：科举之所以在中国产生，是因为中国比较早地结束了封邦建国的政体，没有了掌握国家权力的世袭贵族；科举制度是有能力的读书人与帝王共享权力的一种制度，是知识阶层与帝王“协商”的结果，是知识阶层在社会生活中有巨大影响力的一个证明。如北宋苏轼《战国任侠论》一文所说：君主要保持国家的安宁，务必与天下的“秀杰”共享富贵；优秀的人才被笼络住了，那些“椎鲁”的人，想闹事也无人领头，自然就闹不起来了。而“隋、唐至今”的科举制度，则是君王与“秀杰”共享富贵的一种较好的体制。[27]这里，苏轼说出了科举制度对读书人有利的一面。
科举制度在保证“程序的公正”方面具有空前的优越性。官员选拔的理想境界是“实质的公正”，即将所有优秀的人才选拔到最合适的岗位上。但这个境界人类至今未达到过。不得已而求其次，“程序的公正”就成为优先选择。“中国古代独特的社会结构是家族宗法制。家长统治、任人唯亲、帮派活动、裙带关系皆为家族宗法制的派生物。在重人情与关系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若没有可以操作的客观标准，任何立意美妙的选举制度都会被异化为植党营私、任人唯亲的工具，汉代的察举推荐和魏晋南北朝的九品官人法走向求才的死胡同便是明证。”[28]“古往今来科举考试一再起死回生的历史说明：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人情社会，人情与关系在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为了防止人情的泛滥，使社会不至于陷入无序的状态，中国人发明了考试，以考试作为维护社会公平和社会秩序的调节阀。悠久的科举历史与普遍的考试现实一再雄辩地证明，考试选才具有恒久的价值。”[29]从这一角度看，科举制度不但在诞生之初有着巨大的进步意义，而且在整个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都是一个了不起的创造。较之前代的选官制度，如汉代的察举、征辟制和魏文帝时开始推行的九品中正制等，科举制度都更加公正合理。
1951年，钱穆发表了《中国历史上的考试制度》一文。针对民国年间人事管理腐败混乱的状况，他痛心疾首地指出：科举制“因有种种缺点，种种流弊，自该随时变通，但清末人却一意想变法，把此制度也连根拔去。民国以来，政府用人，便全无标准，人事奔竞，派系倾轧，结党营私，偏枯偏荣，种种病象，指不胜屈。不可不说我们把历史看轻了，认为以前的一切要不得，才聚九州铁铸成大错”[30]。1955年，他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进一步指出：“无论如何，考试制度，是中国政治制度中一项比较重要的制度，又且由唐迄清绵历了一千年以上的长时期。中间递有改革，递有演变，在历史进程中逐渐发展，这绝不是偶然的。直到晚清，西方人还知采用此制度来弥缝他们政党选举之偏陷，而我们却对以往考试制度在历史上有过上千年以上根柢的，一口气吐弃了，不再重视，抑且不再留丝毫顾惜之余地。那真是一件可诧怪的事。”[31]这些话都是说得很中肯的。
在充分肯定科举制度合理性的同时，对其负面也要保持必要的警觉。汉代以降的历代帝王，一方面有意无意地向读书人开放权力，另一方面也有意无意地致力于强化读书人对帝王的依附性。“以饵取鱼，鱼可杀；以禄取人，人可竭。”[32]帝王在将功名利禄给予“英雄”的同时，也以此为工具实施对“英雄”的驾驭、控制和改造。毋庸置疑，考试标准是帝王定的，考试题目是揣摩帝王的心思出的，所以，并非所有的“英雄”都可从帝王那儿分享功名富贵，有幸“入彀”的，只是那些合乎标准的、顺乎帝王心意的人。倘若不合标准而又歆羡富贵，则只好委屈自己，千方百计去适应、迁就，到头来，这些人就可能成了晚清龚自珍《病梅馆记》所说的“病梅”，并因长期处于体制之内而丧失了批评的勇气和能力，成了所谓“俗儒”。科举制度的这种负面影响，是苏轼《战国任侠》所忽略了的，却正是《儒林外史》所集中表现的，吴敬梓对“俗儒”的针砭至今仍有其振聋发聩的效果。
据五代王定保《唐摭言》记载，唐贞观（627—649）初年，进士考试放榜的那天，太宗来到端门，看见进士们在榜下成行出来，高兴地对侍臣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33]唐太宗何以如此兴奋呢？
“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唐摭言》所引用的这两句诗道破了帝王以科举制度驯服臣民的动机：帝王对读书人仕进关口的控制，有助于确立中央集权的至高无上的权威。科举制度是中国大一统的特有产物，只有统一的中央集权的王朝才能大规模地实施这一制度。因此，这一制度在向读书人敞开权力大门的同时，也威风凛凛地宣告了帝王（“势”的代表者）对士（“道”的承担者）的优势。如李弘祺所说，“西方一开始就是以城邦国家为建国的典型”，“因此一统的学说，很少能被人接受。罗马帝国统治少数民族，一般来说，对各种文化的容忍度都比较高。这使得他们即使是采用很好的制度，像我们所谓的任贤制度来做单一的统一理念变得比较困难；中国提倡选举及科举的人，却是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汉武帝同时把这两样东西放到一起”。[34]一统的观念，有助于采用统一的考试制度和维护社会的稳定，却也加强了对思想的钳制。
实行科举制度的理论宗旨之一是把读书人培养成熟悉儒家经典并根据它来为人处世的君子，但“主卖官爵，臣卖智力”，这种潜在的买卖关系却促使一部分读书人从开始就以“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为目的，眼睛直盯着功名富贵。民间社会对功名富贵的迷信、仰慕又鼓励了这种倾向。《儒林外史》中的马二先生说：人生世上，除了文章举业，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所谓“出头”，其一是扬名显亲；其二便是物质利益了，如范进中举后，许多人来奉承他：有送田产的，有送店房的，还有那些破落户，两口子来投身为仆图荫庇的。不到两三个月，范进家奴仆、丫鬟都有了，钱、米是不消说了。使王惠、王德、王仁、严贡生、匡超人等孜孜以求科名的，不也同样是名、利的力量吗？
匍匐在权力与利益脚下的体制内的“俗儒”，年复一年地被科举制度制造出来，也日渐销蚀着儒家的活力。与体制内的“俗儒”不同，作为在野儒生，吴敬梓在失去了太多现实利益的同时，也因其在野的视角而获得了观察的深度和批评的力度。作家执着于知识阶层的历史使命，痛苦于“俗儒”对道义理想和独立人格的放弃，满怀悲壮之情地展示了科举制度下士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向社会、向历史、向未来发出了响亮的呼吁：读书人，保持你的自尊和高贵！作为“道”的承担者，必须保持超然于“功名富贵”的儒生情怀，吴敬梓以在野儒生的身份反思体制的弊端，重新激活了儒家思想。
《儒林外史》对科举制度负面影响的描绘，乃是基于吴敬梓的厚重的儒生情怀和敏锐的社会观察。吴敬梓对人生问题的关注和思考从《儒林外史》的基本内容便可看出。第一回“说楔子敷陈大义，借名流隐括全文”，写王冕的故事，表达否定功名富贵的思想。从第二回到第三十三回，吴敬梓集中笔力讽刺那些追名逐利的读书人。他们或是热衷于科举，或是津津于名士风流，但目的却是相近的。从第三十四回到第四十四回，《儒林外史》着力刻画一批品行高尚、学识渊博、才能卓特的士人。他们集合在礼乐的旗帜下，有志于移风易俗，但其结局都很不妙，或投闲置散，或降级使用，或连一个安宁的归宿都没有。从第四十五回到第五十五回，《儒林外史》集中表现以儒林为中心的整个社会的灰暗现实，“那南京的名士都已渐渐消磨尽了”，倒是“市井中间”出了四个自食其力、置身于功名富贵之外的奇人。第五十六回《幽榜》是否系吴敬梓原作，学界尚有争议。[35]
《儒林外史》前有楔子，后有尾声，在结构上颇具匠心。楔子是为了笼罩全局而设计的。吴敬梓在描写王冕与危素、时知县等人的纠葛之外，还别具深意地展开了七泖湖畔一个对比鲜明的场面：王冕决心做一个超尘脱俗的画家，而三个不知姓名的读书人却一边野餐一边谈论着功名富贵。这三个读书人，正是《儒林外史》中绝大部分读书人的写照；而危素、时知县，则又象征着一系列混迹官场的士人；至于王冕，读者从他身上不难想到虞育德、庄绍光、迟衡山、杜少卿等鄙弃功名富贵的正人君子以及尾声中的四位市井奇人。吴敬梓透过对这三种类型人物的勾勒，展现了全书的大致格局；而《儒林外史》主体部分与楔子、尾声之间，则构成了相互映衬、相互生发的关系。王冕是吴敬梓为书中人物设置的一个参照系。
三、《儒林外史》是吴敬梓的“有激之言”
科举时代相当一部分读书人的堕落是一个客观事实，作为对照，吴敬梓设置了一个令读者深感震撼的命题：不读书，不求功名者倒有可能是君子。
《儒林外史》中有几位不读书而风标照人的商贾，他们在第三回就出场了。周进苦读了几十年书，秀才也不曾挣得一个。一天，他来到乡试的考场——贡院，想到自己因不是秀才，无权参加乡试，不禁放声大哭。同行的几位生意人在弄清周进的心事后，慷慨地帮他捐了一个监生，使周进得以参加乡试，周进的潦倒生涯也就此画上了句号。
吴敬梓为何要写这种古道热肠的生意人？仅仅因为商人中确有品行卓特的君子吗？清沈垚《费席山先生七十双寿序》一文指出：比起士大夫来，商人中讲义气的人更多，原因何在？他认为这是由于“天下之势偏重在商”的缘故。天下之势偏重在商，所以许多豪杰便厕身其中。“其业则商贾也，其人则豪杰也。”相形之下，“为士者转益纤啬，为商者转敦古谊。此又世道风俗之大较也”[36]。吴敬梓的意思是否与沈垚相近？
这话题不妨展开来谈。
中国古代作家，其心理结构可粗略地分为两类：一类偏于狂狷，如屈原、司马迁、李白、蒲松龄；一类偏于浑涵，如班固、杜甫、纪昀。偏于狂狷的，倜傥不羁，以个人感受为中心，因而发言吐语，不怕过火；偏于浑涵的，浑厚稳重，以宽恕平和为坐标，因而批评现实，相当节制。我们试以清代的两个文言小说家蒲松龄和纪昀为例来说明这种差异。
蒲松龄和纪昀都是富于正义感的知识分子，对生活中的丑类怀有强烈的不满。但当他们鞭挞丑类时，前者愤激，但求一吐为快；后者持重，努力说得中肯，其区别极为明显。
比如，《聊斋志异》卷四《胡四相公》记述：张虚一是学使张道一的兄长。因生活清贫，“往视弟，愿望颇奢。月余而归，甚违初意。咨嗟马上，嗒丧若偶”[37]。就在张虚一百无聊赖之际，他的狐友胡四相公送来满簏白银。这故事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呢？说来简单，即“人不如狐”。清人余集《聊斋志异·序》由这类描写提炼出蒲松龄在艺术表达方面的个性：他出于愤世嫉俗的动机，故意把狐、鬼写得比人美好。
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也拿人与鬼对比过。卷二转述了朱青雷讲的一个故事：
有避仇窜匿深山者，时月白风清，见一鬼徙倚白杨下，伏不敢起。鬼忽见之，曰：“君何不出？”栗而答曰：“吾畏君。”鬼曰：“至可畏者莫若人，鬼何畏焉？使君颠沛至此者，人耶鬼耶？”一笑而隐。[38]
朱青雷讲这故事的言外之意即“人不如鬼”。这跟蒲松龄“人不如狐”的旨趣相同。那么，纪昀的看法如何呢？他认为朱青雷的用意可以理解，但骂世骂得过火了些，失于偏激，因此在结尾处特别指出朱的话是“有激之寓言”。纪昀的态度远比蒲松龄平和。
吴敬梓的性情看来也偏于狂狷。他批评政府无能，痛斥社会风气败坏，这都值得称赞。但他因此而主张正派人全去当隐士，却只能视为偏激之论。吴敬梓想来也明了这一道理，不过他太憎恶腐败的社会风气，没法平和地表达出他的不满。
用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是吴敬梓着力抨击的对象。“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他将社会风气的败坏全归罪于八股取士制度，这当然不够公允，但部分“读书人”的堕落则是客观存在。为了将“读书人”的堕落这一命题写透，吴敬梓故意设置了一个与之相对的偏激命题：“不读书”不做官，倒有可能保持心灵的高尚和清白。围绕这一命题，吴敬梓热情洋溢地塑造了一个“不读书”不做官的君子系列，包括秦老、包文卿等人。
秦老是第一位。帮助周进的几位生意人是第二批。这些人，不读书，不做官，但偏是他们做了天下极豪侠、极义气的事。作者为他们树碑立传，正如卧闲草堂评语所说，“此是作者微词”，“作者于此寄慨不少”。
写“不读书”的君子，吴敬梓在鲍文卿身上着墨最多。而且，不只是写他的君子行为，还进一步由向鼎来评议一番，有意拿他与“中进士、做翰林的”比较。经由向鼎的言谈，作者的“微词”明朗化了；不妨说，那正是吴敬梓本人的声音：“而今的人，可谓江河日下。这些中进士、做翰林的，和他说到传道穷经，他便说迂而无当；和他说到通经博古，他便说杂而不精。究竟事君交友的所在，全然看不得！不如我这鲍朋友，他虽生意是贱业，倒颇颇多君子之行。”
市井奇人荆元从事的亦是“贱行”。他开了一个裁缝铺，每日替人家做了生活，余下来工夫就弹琴写字，也极喜欢作诗。虽然喜欢作诗，却从不相与“学校中的朋友”。什么原因呢？“学校中的朋友”，他们的“见识”是以八股文博取功名富贵；不结交他们，“不贪图人的富贵”，这便维护了人格的独立与纯洁。
到此为止，我们可以回答前面的提问了。吴敬梓大写商贾及其他“不读书”、不做官者的侠行义举，就对题材的处理而言，乃是“有激之言”；现实中的大量“不读书”、不做官的人，未必当得起吴敬梓的赞赏。“人不如鬼”，莫非真的不如鬼么？但不这样处理，又怎能宣泄出胸中的愤慨？“有激之言”，这是艺术的特权，读者不宜挑剔，当然也不能“一一作实法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