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科举功名，早年的吴敬梓是一个痛苦的失意者，而后期的吴敬梓则是一个冷静的考察者和思索者。他的《儒林外史》，以冷峻而幽默的风格，从举人的身价、揣摩乃举业金针、功名与人品、功名与学问、功名与机缘、功名与世情、功名与风水等不同角度，展现了科举时代的功名以及围绕功名而展开的社会生活。《儒林外史》的描写，有助于我们全面把握科举制度的利弊，也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科举时代的民间社会。
一、举人的身价
明清时代，中国民间社会对举人怀有强烈的迷信心理。在他们眼里，举人是“天上文曲星”，与普通的人是不一样的。
读者想必记得范进的一场遭遇。他想去考举人，因没有盘费，去同岳父商议，结果被胡屠户骂了个狗血淋头：
不要失了你的时了！你自己只觉得中了一个相公，就“癞蛤蟆想吃起天鹅肉”来。……如今痴心就想中起老爷来！这些中老爷的都是天上的文曲星！你不看见城里张府上那些老爷，一个个方面大耳？像你这尖嘴猴腮，也该撒泡尿自己照照！不三不四，就想天鹅屁吃！
在胡屠户眼里，“尖嘴猴腮”的范进怎么会是“天上文曲星”呢？然而，出乎他的意料，范进居然中了！中了，这就证实了范进确是“天上文曲星”，确是地上老爷，区区胡屠户与“天上文曲星”相比，自觉卑微至极，再也摆不出丈人的架子来。因此，当范进突然发疯，要胡屠户打他一个嘴巴时，胡屠户为难地说：
虽然是我女婿，如今却做了老爷，就是天上的星宿。天上的星宿是打不得的！我听得斋公们说：打了天上的星宿，阎王就要拿去打一百铁棍，发在十八层地狱，永不得翻身。我却是不敢做这样的事！
胡屠户好不容易壮着胆子打了范进一下，便不觉那只手隐隐地疼将起来：自己看时，把个巴掌仰着，再也弯不过来。自己心里懊恼道，“果然天上文曲星是打不得的，而今菩萨计较起来了”，想一想，更疼得很了。
上述情节经常被用来说明胡屠户的势利性格。胡屠户固然势利，但以上描写却旨在揭示市井小民对举人的迷信心理，他们天真地相信举人是上天降下的星君，绝不能当作寻常人看待。他们打心眼里崇拜举人，绝不只是出于利害算计，如严贡生之讨好范进。当“范举人先走，屠户和邻居跟在后。屠户见女婿衣裳后襟滚皱了许多，一路低着头替他扯了几十回”时，当胡屠户高叫“老爷回府了”时，胡屠户对范举人的迷信心理无疑居于主导地位，巴结的意味倒是其次。
清代文康《儿女英雄传》写安公子中举，依次刻画了安老爷、安公子、丫头、安公子的干丈母娘（舅太太）、安公子的丈母等人的反应。作者从赞赏的角度展示人们对中举的歆羡，与吴敬梓出于讽刺的目的不同，却一样使我们感受到了民间社会对举人的迷信心理。且看其中描写安公子的干丈母娘的一个片段：
只听舅太太从西耳房一路唠叨着就来了，口里只嚷道：“那儿这么巧事！这么件大喜的喜信儿来了，偏偏儿的我这个当儿要上茅厕，才撒了泡溺，听见，忙的我事也没完，提上裤子，在那凉水盆里汕了汕手就跑了来了。我快见见我们姑太太。”……他拿着条布手巾，一头走，一头说，一头擦手，一头进门。及至进了门，才想起……还有个张亲家老爷在这里。那样的敞快爽利人，也就会把那半老秋娘的脸儿臊了个通红。[39]
安公子的这位干丈母娘，一反常态，不也快赶上范进了么？
明清社会对于举人的迷信心理源于明清科举制度。明清的科举考试分为三级：第一级是院试；第二级是乡试；第三级包括会试、复试和殿试。
院试由学道或学政主持，在府城或直隶州的治所举行。院试之前，有两场预备考试。第一场为州县试，由知县或知州主持，考中的称童生；第二场为府试，由知府或直隶州知州主持。这两场考试没有名额限制，知县或知府一般总是让考生通过，以便他们能参加院试。
院试是决定童生能否成为生员的关键考试，录取的比例极小，100名考生中通常只有1至2名。院试过关，考生便取得了生员的资格，俗称秀才。做了秀才，即正式成为下层绅士的一员。虽然秀才不能直接做官，但一方面，他们从此在经济上免于赋税和徭役，国家还给予一定的例银或其他津贴，在社会地位上高出平民百姓一等，见知县时不必下跪；另一方面，他们可参加举人等更高级别的考试，有希望跻身上层绅士的行列。所以《儒林外史》第二回说：
原来明朝士大夫称儒学生员叫做“朋友”。称童生是“小友”。比如童生进了学，不怕十几岁，也称“老友”；若是不进学，就到八十岁，也还称“小友”。就如女儿嫁人的：嫁时称为“新娘”，后来称呼“奶奶”“太太”，就不叫“新娘”了；若是嫁与人家做妾，就到头发白了，还要唤做“新娘”。
生员与童生的差别之所以被比为妻与妾的区别，就是因为童生还是平民，而秀才却已沾到绅士阶层的边。所以，连胡屠户“吩咐”秀才范进时也会说：
你如今既中了相公，凡事要立起个体统来。比如我这行事里，都是些正经有脸面的人，又是你的长亲，你怎敢在我们跟前装大。若是家门口这些做田的，扒粪的，不过是平头百姓，你若同他拱手作揖，平起平坐，这就是坏了学校规矩，连我脸上都无光了。
他说得不伦不类，但也明白秀才与“平头百姓”不同。匡超人“进学”，去拜谢知县，“知县此番便和他分庭抗礼”。这之前，他当然得不到分庭抗礼的接待。
乡试比院试高一级，每三年考一次，地点是北京、南京及各省省城。乡试前的预试称科考，由学政主持，主要目的是确定哪些生员有资格参加乡试。乡试的主持官员称主考，有正有副，由皇帝选派。考试的试场称为贡院。
乡试中被正式录取的称为举人。考举人的竞争之激烈至少与考生员相当，每百名生员中，幸运者仅一两名。举人的功名则比生员重要得多。因为，举人不但可参加会试投考进士，即使考不中进士，也能参加“大挑”，或做知县，或做学官，从此步入仕途；再退一步，哪怕不做官，在地方上以其绅士的身份，也实际上参与大量地方事务的管理，拥有相当大的权力。考上举人是读书人成为上层绅士的标志。它在读书人的人生经历中是极为关键的一环。科举制度为读书人参与国家管理提供了一条通道，民间社会对成了举人的读书人的崇拜，就是在这条通道运行良好时产生的一个事实。
明末董说《西游补》第四回有一段文字摹写揭榜后考生各式各样的悲伤和兴奋，绘声绘色，蔚为大观：
当时从“天字第一号”看起。只见镜里一人在那里放榜。榜文上写着：“……”顷刻间，便有千万人挤挤拥拥，叫叫呼呼，齐来看榜。初时但有喧闹之声，继之以哭泣之声，继之以怒骂之声。须臾，一簇人儿各自走散：也有呆坐石上的；也有丢碎鸳鸯瓦砚；也有首发如蓬，被父母师长打赶；也有开了亲身匣，取出玉琴焚之，痛哭一场；也有拔床头剑自杀，被一女子夺住；也有低头呆想，把自家廷对文字三回而读；也有大笑，拍案叫“命、命、命”；也有垂头吐红血；也有几个长者费些买春钱，替一人解闷；也有独自吟诗，忽然吟一句，把脚乱踢石头；也有不许僮仆报榜上无名者；也有外假气闷，内露笑容，若曰应得者；也有真悲真愤，强作喜容笑面。独有一班榜上有名之人：或换新衣新履；或强作不笑之面；或壁上写字；或看自家试文，读一千遍，袖之而出；或替人悼叹；或故意说试官不济；或强他人看刊榜，他人心虽不欲，勉强看完；或高谈阔论，话今年一榜大公；或自陈除夜梦谶；或云这番文字不得意。[40]
《儒林外史》虽然没有描摹如此众多的情状，但它更为细腻地渲染了两个人的大悲大喜：一个是周进，一个是范进。
周进本来是一名童生，离考举人还差着一个档次，吴敬梓何以安排他在乡试的试场——贡院大哭？其原因正在于举人的身价比秀才高得多，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在中举这个环节呈现得尤为分明。周进中举时，“汶上县的人，不是亲的也来认亲，不相与的也来认相与，忙了个把月。申祥甫听见这事，在薛家集敛了分子，买了4只鸡、50个蛋和些炒米、欢团之类，亲自上县来贺喜”。而正是这个申祥甫，在砸塾师周进的饭碗时充当了主角。
范进中举有着更为浓郁的喜剧性。他一眼望见“捷报”，不看便罢，看了一遍，又念一遍，自己把两手拍了一下，笑了一声道：“噫！好了！我中了！”说着，往后一跤跌倒，牙关咬紧，不省人事。范进的三个感叹句很有层次。“噫！”表示喜出望外，难以置信。是呀，中举如此艰难，他居然中了么？“好了！”当范进确认自己已中举时，他的第一个念头便是：从此不必挣扎在饥饿线上了。苦尽甘来，命运的突然转折使范进松了一口气。中举前，范进家早已断炊“两三天”，母亲“饿得两眼都看不见了”；已是初冬，范进却只能穿“麻布直裰，冻得乞乞缩缩”。一切辛酸到此画上了句号。这便是“好了”的内涵。“我中了！”这最后说出的一句话是范进命运转折的前提，但在他的下意识中，重要的不是举人的称号，而是举人身份带来的新的生活，因此，首先涌上脑际的是“好了”，然后才是“我中了”。“好了”才是他所真正关心的。做了举人，转眼之间成为上层绅士的一员，即所谓“天上人间一霎分”。难怪读书人梦寐以求，难怪民间社会视举人为“天上文曲星”了。不是文曲星，怎么当得起这样大的“福气”？
在最高一级的考试中，会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会试录取后，一般不会被淘汰。会试由礼部主持，参加考试的是各省的举人。被录取者称为贡士，经复试、殿试，才正式取得进士的称号。进士几乎都能做官。他们在绅士阶层中社会地位最高，威望和影响也最大，名列前茅的进士通常被选入翰林院。《儒林外史》中的高翰林，他那不可一世的气概，与其翰林的身份是不可分的。
二、高翰林论“揣摩”
靠八股文起家的高翰林曾在“高谈龙虎榜”时得意扬扬地向“万中书”等人传授成功的秘诀。在他看来，“揣摩”二字，就是举业金针。“若是不知道揣摩，就是圣人也是不中的。”自负老子天下第一，开口便是“中了去”，这就是杜少卿所极为反感的“进士气”。
高翰林所说的“揣摩”，含义有二，我们分开来谈。
第一层含义是“讲求时尚”。科举考试中，试官的口味不同，录取的标准也就不同。晚明赵南星《笑赞》的一则笑话说：
宋欧阳修做考试官，得举子刘煇卷云：“天地轧，万物茁，圣人发。”欧阳修以朱笔横抹之，士人增作四句曰：“试官刷。”[41]
赵南星由此引申道：
俗云，“文章中试官”，非虚言也。刘煇之卷，如遇爱者，即古今之奇作也。近时一贵人，批韩文云：“退之不甚读书，作文亦欠用心。”以其无轧茁语也。爱婴瘤者以细颈为丑，文章何常之有。[42]
既然“文章中试官”，这就需要刺探大场主考官之所好，看准风向，否则只能是“不中的举业”。
“讲求时尚”，于是应试者不读经书或先辈之文，而只“读近科中式之文”，以致文格低落，世风日下。这一意义上的揣摩，一向为有识者所轻视。清人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九以鄙夷的口气提到当时流行的“揣摩秘本”：
有举子于丰宜门外租小庵过夏，地甚幽僻。一日，得揣摩秘本，于灯下手钞，闻窗外似窸窣有人，试问为谁。外应曰：“身是幽魂，沉滞于此，不闻书声者百余年矣。连日听君讽诵，枨触夙心，思一晤谈，以消郁结。与君气类，幸勿相惊。”……鬼乃探取所录书，才阅数行，遽掷之于地，奄然而灭。[43]
纪昀的言外之意是很清楚的：连夙嗜读书之鬼也厌恶揣摩秘本，足见它除了供人博取科名外，实在不值得过目。
“揣摩”的第二层含义是：悉意探求，以期合于本旨。亦即像戏曲演员一样，遥体人情，悬想事势，无论喜怒哀乐，恩怨爱憎，一一设身处地，不以为戏而以为真，使人看了也觉得和真的一样。
八股文与揣摩之间的姻缘颇深。八股文始于北宋，但一般自出议论，南宋的杨万里开始注意代古人的语气，至明太祖朱元璋，则规定八股文必须“代圣贤立言”，即作者必须充当圣贤的代言人，所以通常用“意谓”“若曰”“以为”“且夫”“尝思”等字眼领起。八股文古称“代言”，理由在此。
写八股文既然是“代圣贤立言”，也就需要揣摩孔子、孟子等人的情事，要善于体会，妙于想象，这便与戏曲相通了。晚明倪元璐《孟子若桃花剧序》指出，在各种文体中，经史与诗歌属于一类，元曲与八股文属于一类。元曲与八股文的相通之处是“皆以我慧发他灵、以人言代鬼语”[44]，也就是都以第一人称口吻代替别人说话，表达别人的思想和感情。不同之处仅在于戏曲多代普通人立言，八股文则是代圣贤立言。清人袁枚《答戴敬咸进士论时文》亦云：
从古文章皆自言所得，未有为优孟衣冠。代人作语者，惟时文与戏曲则皆以描摹口吻为工，如作王孙贾，便极言媚灶之妙；作淳于髡、微生亩，便极诋孔孟之非。犹之优人，忽而胡妲，忽而苍鹘，忽而忠臣孝子，忽而淫妇奸臣，此其体之所以卑也。[45]
明清两代流传过不少传奇剧有益于举业的佳话。据晚明贺贻孙《激书》卷二《涤习》条记载，黄君辅致力于举业，拜汤显祖为师。每次君辅拿自己的八股文向汤求教，汤都扔到地上，很不满意。一次，汤直率地批评黄笔无锋刃，墨无烟云，砚无波涛，纸无香泽；这四友不灵，即使再用功也无益。君辅流泪求教。汤才劝他烧掉所作的八股文，澄怀荡胸，看他创作的戏曲。君辅连声答应，于是汤授给他《牡丹亭》。此后，君辅发奋练笔，很快写出数篇，呈给汤看。汤高兴地称赞他锋刃已具，烟云已生，波涛荡漾，香泽滋润，以往的臭恶一变而为芳鲜。黄赶紧去参加乡试，果然中举，人称吉州名士。
贺贻孙，字子翼，号水田居士，江西永新人。明末诸生。与汤显祖的次子太耆、三子开远、四子开先，同为复社成员。他的记载是可信的。汤显祖，字义仍，既是明代万历时期著名的戏曲家、诗人，也是独树一帜的八股名家。晚明汤宾尹《睡庵稿》称赞他的科举之文，“如霞宫丹篆，自是人间异书”[46]。“制义以来，能创为奇者，汤义仍一人而已”[47]。他教人从戏曲悟八股门径，这是内行的指点。
高翰林以为揣摩是举业的金针，从技术的观点看，吴敬梓恐怕也并不打算予以否定。但作家显然别有会心。他从举业与戏曲的相通处，感到“高贵”的八股行家不过近于“贱行”的戏曲演员，于是他构想出高翰林的一种“风流”性情：格外喜欢梨园中的演员钱麻子的谈吐；聚会时如果没有钱麻子，他便感到“满座欠雅”。高老先生何以喜欢钱麻子？个中原因，大概即在于钱麻子擅长揣摩，能够说出投高老先生所好的话；并且会下棋，会唱曲，还会假作斯文地扮出一副士大夫模样，鲍文卿就亲眼看见钱麻子“头戴高帽，身穿宝蓝缎直裰，脚下粉底皂靴”，独自坐在茶馆里吃茶，俨然是“一位翰林、科、道老爷”。在高翰林眼里，这不是有趣得紧吗？
吴敬梓的用意还有一层。在小说家看来，士大夫阶层负有独立思考和移风易俗的责任，其表率作用是异常重要的。高翰林身居高位，理当维护社会的尊卑等级，如《儒林外史》第二十四回卧闲草堂评语所说：“优伶贱辈，不敢等于士大夫，分宜尔也。”然而，高翰林辈自诩“风流”，歌酒场中，往往拉此辈同起同坐，以为雅趣。其结果，“礼”被破坏，“优伶贱辈”甚至敢于轻视贫寒的读书人。钱麻子意态不凡地宣称：“南京这些乡绅人家寿诞或是喜事，我们只拿一副蜡烛去，他就要留我们坐着一桌吃饭。凭他甚么大官，他也只坐在下面。若遇同席有几个学里酸子，我眼角里还不曾看见他哩！”社会风气败坏至此，以揣摩为看家本事的高翰林能辞其咎么？这些身居显位的读书人，不仅自己丧失了独立的人格，甚至成了庸俗风气的推波助澜者。
三、功名与人品
明清时代有一项重要规定：科举以“四书”“五经”为基本考试内容。这一规定是耐人寻味的。《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是秦汉以来中国传统社会维系人心、培育道德感的主要读物。我们经常表彰“中国的脊梁”，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秦汉以降，“中国的脊梁”大都是在儒家经典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以文天祥为例，这位南宋末年的民族英雄，曾在《过零丁洋》诗中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48]“丹心”，就是蕴蓄着崇高的道德感的心灵。他还有一首《正气歌》，开头一段是：“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49]身在治世，正气表现为安邦定国的情志；身在乱世，则表现为忠贞坚毅的气节。即文天祥所说：“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50]1282年，他在元大都（今属北京）英勇就义，事前他在衣带中写下了这样的话：“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51]“四书”“五经”的教诲，确乎是他的立身之本。明清科举制度规定以“四书”“五经”为基本考试内容，希望借此取得“端士习”“崇正学”的效果，正是基于这样一些事实。清顺治九年（1652），在各省学宫立卧碑，即开门见山地指出：“朝廷建立学校，选取生员，免其丁粮，厚以廪膳；设学院、学道、学官以教之，各衙门官以礼相待，全要养成贤才，以供朝廷之用。”[52]此后的康熙帝、雍正帝亦一脉相承地强调“养成贤才”这一宗旨。
朝廷的这种努力，不能说完全没有成效。在《儒林外史》中，那个主考的学道听知县李本瑛叙说了匡超人“行孝的事”后，立即热情地表示：“‘士先器识而后辞章。’果然内行克敦，文辞都是末艺。”答应一定录取匡超人。这表明，有些官员还是听信朝廷的话，注重培养贤才的。
但教育目标与实际状况的两歧也是生活中的普遍情形。以“四书”“五经”为考试内容，朝廷的本意是灌输圣贤之道，而应试者却大都只将儒家经典当成猎取功名富贵的工具，根本不打算身体力行。清陈澧《太上感应篇·序》切中要害地分析道：“世俗读‘四书’者，以为时文之题目而已；读‘五经’者，以为时文之辞采而已。”[53]孔孟的著作，朱子的言论，一旦沦为陈澧所说的“题目”“辞采”，也就是高翰林说的“教养题目文章里的辞藻”，即被当作敲门砖，还有谁当真照着去做？
吴敬梓对这种教育目的与实际情形分道扬镳的状况看得一清二楚，他在《儒林外史》第一回便提醒读者：用八股文取士，“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也许，天目山樵的评语讲得比吴敬梓更全面些：“古来荣禄开而文行薄，岂特八股为然。”但八股取士中存在“文行薄”的弊端，毕竟是事实。
用“代圣贤立言”的八股文博取富贵，延伸到日常生活中，便是用美妙的合乎纲常的言论来为一己的私利服务，王德、王仁便是如此。严监生因原配王氏快要死了，跟这两位舅丈商议扶正“生了儿子的妾”赵氏，两位“把脸本丧着，不则一声”，但当他们各得到严监生的一百两银子后，态度立即大变，催他赶快扶正赵氏。王仁甚至拍着桌子道：“我们念书的人，全在纲常上做工夫，就是做文章，代孔子说话，也不过是这个道理；你若不依，我们就不上门了！”言辞多么冠冕堂皇，可骨子里是为了那一百两银子。
用“代圣贤立言”的八股文来博取富贵，可能导致的另一后果是：儒家经典读得越来越熟，八股文写得越来越好，人品却越来越差。匡超人便是一例，这个农家子弟，起初是何等能干、孝顺、淳朴，但等到读了书，考了一个秀才，又因为提携他的知县李本瑛“坏了”，他怕被连累，逃到杭州，碰上了景兰江、赵雪斋等人，学他们做斗方名士，又从一个衙门潘三那里，学了很多做坏事的本领。从此，他变成了一个卑鄙无耻的混蛋。匡超人的堕落，责任在谁？齐省堂本评语归罪于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卧闲草堂评语则以为，主要在于匡超人所遇匪人，假如他碰上的尽是马二先生辈，是不至于陡然变为势利熏心之人的，“无如一出门既遇见景（兰江）、赵（雪斋）诸公，虽欲不趋于势利，宁可得乎！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苟为素丝，未有不遭染者也”。
比较而言，卧闲草堂评语无疑更为公正。但从“《春秋》责备贤者”的角度来看，马二先生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是匡超人早期的生活导师，却未能帮助匡超人增强对恶劣风气的免疫力。我们还记得他对匡超人的那段发自肺腑、情真意切的教诲：
贤弟，你听我说。你如今回去，奉事父母，总以文章举业为主。人生世上，除了这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不要说算命、拆字是下等，就是教馆、作幕，都不是个了局。只是有本事进了学，中了举人、进士，即刻就荣宗耀祖。这就是《孝经》上所说的“显亲扬名”，才是大孝，自身也不得受苦。古语道得好：“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而今甚么是书？就是我们的文章选本了。……
马二先生说这些话自是“热肠一片”，可他不引导匡超人先做一个合格的人，然后谈举业、功名，却一个劲地鼓励他“出头”“荣宗耀祖”“宦途相见”，为了做举业，甚至可以不管病在床上的父亲，这能说是恰当的吗？这样的举业，当然无助于人品的改善。
匡超人与潘三交往的前前后后，尤其令读者质疑科举教育“养成贤才”的功效。
潘三这个人物，三言两语很难说清。据他的堂兄潘保正介绍：“是个极慷慨的人。”读者也觉得他着实慷慨。匡超人与他无亲无故，只因潘保正托他“照应”，遂尽心竭力。他为匡超人办了好几件不寻常的事：指点迷津，教匡超人“在客边要做些有想头的事”，莫同斗方名士鬼混；先后资助匡超人数百两银子；操办匡超人的婚事。一句话，对匡超人，潘三够朋友！
但潘三又是个地地道道的猾吏。在旧日正派读书人的心目中，猾吏属于十恶不赦的那种人。清初小说家蒲松龄就曾想上书朝廷，建议定这样一条法律：“凡杀公役者，罪减平人三等。”[54]这是因为，公役没有不可杀的。所以，能够诛杀蠹虫一般的公役的，即为循法守礼而有治绩的官员；即使对这一流人苛刻些，也不算虐政。他还说：“凡为衙役者，人人有舞文弄法之才，人人有欺官害民之志。”[55]就通常情形而言，蒲松龄说得一点也不过分。且看潘三的所作所为：他“包揽欺隐钱粮”“私和人命”“短截本县印文及动朱笔”“假雕印信”“拐带人口”“重利剥民，威逼平人身死”“勾串提学衙门，买嘱枪手”……“如此恶棍，岂可一刻容留于光天化日之下”。他被访拿“下在监里”，那是罪有应得。
匡超人与潘三的命运呈戏剧性的转换：当潘三被逮，跌进人生的低谷时，匡超人却在岁考中被取在一等第一；又被学政提了优行，贡入太学肄业；又得到李给谏（即从前的乐清县知县李本瑛）的扶持，考取教习（皇室宗学的教师）。
匡超人春风得意，回本省地方取结。他还记得老朋友潘三么？早忘到脑后去了。我们只听见他滔滔不绝地对着景兰江吹牛皮，与口口声声自称“乡绅”的严贡生非常相似。
可潘三还记得匡超人。不只记得，还指望与这位“朋友”会一会，叙叙苦情。照我们的想法，匡超人自会一口应承；想想当初潘三待他的恩情，岂有不应承之理！
然而读者估计错了。听蒋刑房转达了潘三的意愿后，匡超人非但不应承，还振振有词地发表了一通“原则性”极强的议论：“本该竟到监里去看他一看，只是小弟而今比不得做诸生的时候。既替朝廷办事，就要依照着朝廷的赏罚。若到这样地方去看人，便是赏罚不明了。”“潘三哥所做的这些事，便是我做地方官，我也是要访拿他的。如今倒反走进监去看他，难道说朝廷处分的他不是？这就不是做臣子的道理了。”
这又是严贡生的口气。读者记得，王德、王仁曾与严贡生谈起严监生之死，惋惜因参加科举考试未能与严监生“当面别一别”，严贡生却坦然地说：“自古道：‘公而忘私，国而忘家。’我们科场是朝廷大典，你我为朝廷办事，就是不顾私亲，也还觉得于心无愧。”严贡生以“为朝廷办事”为由，践踏兄弟之情；匡超人则以“替朝廷办事”为由，践踏朋友之情。“为朝廷办事”已成为行刻薄寡情之实的借口。《儒林外史》第二十四回卧闲草堂评语说：
潘三之该杀该割，朝廷得而杀割之，士师得而杀割之，匡超人不得而杀割之也。匪惟不得而杀割之，斯时为超人者，必将为之送茶饭焉，求救援焉，纳赎锾焉，以报平生厚我之意，然后可耳。乃居然借口昧心，以为代朝廷行赏罚，且甚而曰：“使我当此，亦须访拿。”此真狼子野心，蛇虫螯毒，未有过于此人者。昔蔡伯喈伏董卓之尸而哭之，而君子不以为非者，以朋友自有朋友之情也。使天下人尽如匡超人之为人，而朋友之道苦矣。
所谓“朋友自有朋友之情”，强调的是“义”的原则，是对知己的刻骨铭心的感戴。读书人向来倡导“士为知己者死”，以性命报答知己是一种崇高的人格境界。千古流传的高山流水的故事，结束于钟子期死，伯牙终生不复鼓琴，所隐喻的含义正是：为了知己，自身的所有利益均可放弃；一切其他的考虑，统统让位于知己之情。
那位读者提到“蔡伯喈伏董卓之尸而哭之”，蔡伯喈即汉末著名文人蔡邕，董卓则是汉末残暴专横的豪强。据《资治通鉴》第五十九卷记载，五原太守王智曾诬陷蔡邕“谤讪朝廷”，蔡邕被迫亡命江湖达十二年之久；董卓“闻其名”，征聘他做官，蔡邕借口有病拒绝了。董卓以灭族相威胁，蔡邕才勉强出来任职。董卓见蔡邕，大喜，一月间三次升他的官，拜为侍中，很是倚重。[56]后董卓被诛，蔡邕“闻之惊叹”，王允斥责蔡邕怀董卓“私遇”，同情“大贼”，将蔡邕处死。[57]《三国志演义》第九回具体展示了蔡邕伏尸而哭的情节，并由蔡邕自我表白：“邕虽不才，亦知大义，岂肯背国而向卓？只因一时知遇之感，不觉为之一哭。”[58]
如何看待蔡邕的行为？清初毛宗岗评点《三国志演义》，其看法是：
今人俱以蔡邕哭董卓为非，论固正矣，然情有可原，事有足录，何也？士各为知己者死，设有人受恩桀、纣，在他人固为桀、纣，在此人则尧、舜也。董卓诚为蔡邕之知己，哭而报之，杀而殉之，不为过也。犹胜今之势盛则借其余润，势衰则掉臂去之，甚至为操戈、为下石，无所不至者。毕竟蔡邕为君子，而此辈则真小人也。[59]
这与卧闲草堂评语的见解一致。的确，对于忘恩负义的“小人”，“原则”早已成为他们作恶的辩护词；既然如此，还不如扔掉这些“原则”，撕开“小人”的伪装。
那位读者未提到关羽“华容道义释曹操”的事，也许是因为于史无证，但《三国志演义》的那段描述实在比写蔡邕之哭董卓更为感人。关羽给读者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一、“独行千里，报主之志坚”，表现的是对刘备的“忠”；二、“义释华容，酬恩之谊重”，表现的是对曹操的“义”。而《三国志演义》渲染得尤富于生气、尤为感人的似乎还是后者。在元代的《三国志平话》里，“义释”的色彩并不鲜明：事先既没有孔明的调遣布置，关羽也没有存心释曹；而是“曹公撞阵。却说话间，面生尘雾，使曹公得脱。关公赶数里，复回”[60]。《三国志演义》则突出了关羽释放曹操的自觉性——关羽的“义”外化为一种复杂的、充满人情味的英雄气度，超越了政治利益和个人生死（关羽与诸葛亮立有军令状）的考虑。人格操守比集团利益更重要，这是罗贯中希望透露的核心意思。毛宗岗回前总评也认为，曹操的确是个大奸大恶、得罪朝廷、得罪天下的人，但他始终把关羽当国士来对待，不愧为关羽的知己。因此，别人杀曹操，那是为朝廷斩贼；关羽杀曹操，那是杀他的知己。杀自己的知己，这是关羽宁死也不会做的。毛宗岗说得太对了。关羽丧失了“原则性”，却成就了其“义”的人格。可以说，人格是关羽生命的基石，他的勇武，他的风度，因为与他的人格结合，才具有千载之下犹令人向往的魅力。
与关羽和蔡邕相比，匡超人这个大言不惭地宣称“替朝廷办事”的家伙，不是卑污得很吗？他的“原则性”极强，可他的人格呢？这些体制之内的人物，他们哪里还记得孔子、孟子的训诲？
用“代圣贤立言”的八股文博取富贵，到头来，“富贵”战胜了“圣贤”，于是势利熏心、世风日下便成为题中应有之意了。五河县就是这样一个标本。即使是曾经活跃过虞博士一辈人的南京，最终也不免一派污浊之气。“士习未端，儒效罕著”[61]，朝廷的教育目标只能是一厢情愿的设想，一个常常不能兑现的设想。
四、功名与学问
科举考试以经学、诗文、策论为主体部分，它的一个重要功能是提高整个社会的文化水准。余秋雨曾说：“科举以诗赋文章作试题，并不是测试应试者的特殊文学天才，而是测试他们的一般文化素养。测试的目的不是寻找诗人而是寻找官吏。其意义首先不在文学史而在政治史。中国居然有那么长时间以文化素养来决定官吏，今天想来都不无温暖。”[62]丰富的常识、健全的理解力和良好的涵养是文官选拔的三个必要条件，而科举考试以经学、诗文、策问为主体部分，已足以满足文官选拔的基本要求。虽然明清时代进士的总量不大，即使加上举人和生员，他们在全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也不高，但是，实际参加过科举考试的人数却远大于进士、举人和生员的总和，社会的整体文化素养正是由此得到了提高。
这里必须留意的是，基本的文化素养并不等于高深的学问，也不等于过人的才情，更不能由此得出一个结论，说凡是中了进士的，就一定是优秀的学者，或卓越的文人，而没考中的则一定学问不好。只是，这样一种错误的看法，因为对于功名的崇拜心理，而在民间广泛流行，这就有了加以矫正的必要。《儒林外史》对于学问与功名关系的考察，就这一点而言，确有其现实的针对性。
《阅微草堂笔记》卷一有一个鄙薄功令文字的笑话。纪昀以光为喻，认为“学如郑、孔，文如屈、宋、班、马者”，其光“上烛霄汉，与星月争辉。次者数丈，次者数尺，以渐而差，极下者亦荧荧如一灯”，惟功令文字只是团团黑烟。且看笑话中“老学究”与“鬼”的一段问答。学究问：“我读书一生，睡中光芒当几许？”鬼迟疑了好长时间，回答道：“昨过君塾，君方昼寝。见君胸中高头讲章一部，墨卷五六百篇，经文七八十篇，策略三四十篇，字字化为黑烟，笼罩屋上。诸生诵读之声，如在浓云密雾中。实未见光芒，不敢妄语。”[63]所谓郑、孔，指汉代的经学大师郑玄和孔安国；所谓高头讲章，指“四书”“五经”讲义；所谓墨卷，指科举考试中考中的原卷；所谓策略，又叫策论，是科举考试中的一种文体。纪昀的意思是：用于求取功名的八股文、策论之类，只是“黑烟”，其中没有真学问；只有郑玄、孔安国等人与功名无关的汉学，才“字字皆吐光芒”，是真学问。
一心只求功名的人没有学问，这不只是纪昀的看法，明清两代的许多人都持这种见解。比如，明清之际的顾炎武曾在《日知录》卷十六中慨叹：“嗟乎！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二十一史》废”[64]；“此法不变，则人材日至于消耗，中国日至于衰弱，而五帝三王以来之天下将不知其所终矣。”[65]所谓“十八房”，指的是刻板流行的进士考卷。清代袁枚《随园诗话》卷十二引有他同时代人徐灵胎的一首《刺时文》：
读书人，最不齐，烂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道，变做了欺人技。三句承题，两句破题，摆尾摇头，便道是圣门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那一朝皇帝？案头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的来肩背高低，口角唏嘘，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孤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66]
说那些只读八股文、只考八股文的人，连“三通”“四史”这样的史部典籍都没有翻过，连汉高祖、唐太宗都不知道是何许人，嬉笑怒骂，可谓淋漓尽致。
在《儒林外史》中，吴敬梓写范进不知道苏轼是何许人，马二先生不知道李清照是何许人，张静斋胡诌刘基“是洪武三年开科的进士”，用意亦同于徐灵胎。写“讲功名”的人没有学问，尤具表现力的是第四十九回。这回的回目是“翰林高谈龙虎榜”。高翰林唯一精通的大概只有八股。如同“文以载道”“诗言志”“词缘情”一样，八股文也有自己的基本文体规范，即“代圣贤立言”。“代圣贤立言”，在写作上的限制是：不能引秦汉以后之书，不能引秦汉以后之事。这种限制本来只是针对八股文的，可读书甚少的高翰林却以为适用于别的所有的文体，于是，他拿这做标准，对庄绍光提出批评：
敝处这里有一位庄先生，他是朝廷征召过的，而今在家闭门注《易》。前日有个朋友和他会席，听见他说：“马纯上知进而不知退，直是一条小小的亢龙。”无论那马先生不可比作亢龙，只把一个现活着的秀才拿来解圣人的经，这也就可笑之极了！
“现活着的”自然是秦汉以后的人了，其事自然是秦汉以后的事了，故高翰林振振有词地说庄绍光“可笑”。殊不知“可笑”的正是他本人。“代圣贤立言”，并不是说谈论当下的人不能借用经书的文字。吴敬梓不想认真反驳，只让武书跟高翰林开了个玩笑：“要说活着的人就引用不得，当初文王、周公为什么就引用微子、箕子？后来孔子为什么就引用颜子？那时这些人也都是活的。”弄得高翰林颇为狼狈，当下便承认自己学力浅陋。吴敬梓用这个情节表达了和清代钱泳《履园丛话》卷十三《科举·立品》一样的意思：科举考试得中与否，与应试者的学问不相干；不是中进士、登高科者，就有学问。
讲功名的人没有学问，讲学问的人又得不到功名，这矛盾该如何处理？
迟衡山的意见是：“讲学问的只讲学问，不必问功名；讲功名的只讲功名，不必问学问。若是两样都要讲，弄到后来，一样也做不成。”迟衡山给我们的印象很迂，这段议论却不失为一种见解。
清代一些学者又有另一种看法。邵长蘅《赠王子重先生序》提出：“成进士始可以为学。”[67]这见地相当通达，因为，在成进士前，倘若沉潜于“经史子集、兵农礼乐、天文律历象数诸书”，绝对没有精力写好八股文；但如果成进士后，还抱住八股文不放，那就只能是高翰林似的俗儒。《红楼梦》第八十一回，贾代儒教训宝玉说：诗词一道，不是学不得，但要在发达以后。所谓发达以后再学诗词，即意在将人生分为举业和学问两个阶段、两个侧面。举业是进身之道，学问是终身之事；以举业为终身的学问，失之于陋；以学问为进身的举业，失之于迂。不陋不迂，因时制宜，这种人生安排才是恰当的。
读到这里，也许读者会忍不住插入一个问题：既然大家看不起举业，干吗不取消科举制度，改用别的取士方式？
明清时代实行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其合理性至少有三点（我们讨论学问与功名的矛盾，也正是以承认其合理性为前提的）：
一、科举制度比历史上的九品中正制等有较多的合理性，舍此还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拔人才的途径。清乾隆年间的大学士鄂尔泰指出：用八股文取士，自明迄今，近四百年，人知其弊而又守之不变的原因，在于变了以后没有良法以善其后。这话说得很是通达。
二、取消八股文，考别的文体和内容，也会有流弊，其至流弊更大。唐代的进士考试以诗赋为主，北宋的王安石曾批评道：“今以少壮时，正当讲求天下正理，乃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习，此科法败坏人材，致不如古。”[68]根据王安石的建议，宋神宗年间的进士科以儒家的经典《易》《诗》《书》《周礼》《礼记》《论语》《孟子》为主要考试内容，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则被规定为对经典的权威性的解释。王氏的目的，是要甄拔实用的人才，但事与愿违，应试者却“专诵王氏章句而不解义”。这使王安石大为沮丧，感慨说：“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谓变秀才为学究。”由此一例，不难看出，“官学功令，争为禽犊；士风流弊，必至于斯。即使尽舍《四书》朱注，而代以汉儒之今古文经训，甚至定商鞅、韩非之书，或马迁班固之史、若屈原杜甫之诗骚，为程文取士之本，亦终沦为富贵本子、试场题目、利禄之具而已，‘欲尊而反卑之’矣”[69]。所有的考试文体，都避免不了伴随着考试而来的弊端，即使是八股文，也避免不了。但作为考试文体，八股文仍有其不可抹杀的优势。
三、以考试的方式甄拔人才，必须有统一的标准，否则，考生与考官都将无所适从。所以，尽管清代一些著名学者如纪昀对朱熹的《四书》集注颇有非议，却不赞成在科举考试中脱离朱注而杂采汉学。据清代梁章钜《制义丛话》卷十一记载，有个叫王惕甫的考生，在嘉庆丙午科的考试中，采用汉人的注而不用朱熹的集注，目的是投考官纪昀之所好；结果，尽管他文章写得很好，还是被纪昀刷掉了。盖纪昀虽在学术上偏爱汉学，不满宋学，但他认为，个人在学术上的独立见解不能影响考试标准的统一性。考试必须有标准答案，而学术研究却鼓励独立见解。
面对学问与功名的矛盾，迟衡山主张“讲学问”的与“讲功名”的各行其是，井水不犯河水，以为两者不可兼得；贾代儒则提倡前期攻八股文以求功名，后期读诗古文以求学问，鱼与熊掌，一人兼得。谁的说法更切实可行呢？
五、功名与机缘
清初褚人获曾在《坚瓠集》中记载过这样一件事：师生二人，同时中举，各立碑纪念，老师题曰“必然”，学生题曰“偶然”。若干年后，“必然”圮毁，而“偶然”独存。这故事的含义，无非说人生功名富贵，大多出于“偶然”，是一种机缘，也就是所谓“功名富贵无凭据”。范进和马二先生的遭遇从正反两方面为这一命题做了具体的注解。
范进考中秀才，与周进的阅卷关系很大。
《儒林外史》“周学道校士拔真才”一节，写考官评阅试卷，颇有黑色幽默的意味。周进做广东学道，第三场考南海、番禺两县童生，五十四岁的老童生范进第一个交卷。周学道将范进卷子用心用意看了一遍，心里不喜，道：“这样的文字，都说的是些什么话！怪不得不进学！”丢过一边不看了。又坐了一会，还不见一个人来交卷，遂再次拿过范进的卷子来看，看完，觉得有些意思。当他将范进的卷子看过三遍后，印象更好了，不觉叹息道：“这样文字，连我看一两遍也不能解，直到三遍之后，才晓得是天地间之至文，真乃一字一珠！可见世上糊涂试官，不知屈煞了多少英才！”忙取笔细细圈点，卷面上加了三圈，即填了第一名。又把魏好古的卷子取过来，填了第二十名。
考生的中与不中，存在极大的偶然性，于此可见一斑。假如周进只看一遍，范进岂不是还得做童生？而只看一遍的阅卷方式，在院试中正是普遍现象。清代流传有以快、短、明三字衡文的说法。所谓快，即交卷越快越好；所谓短，即篇幅越短越好；所谓明，即文章的意思越明快越好。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在于，清代的督学使者，按临各郡考试秀才和童生，每次须分十多场，往往因公事烦冗，期限太紧，根本不可能从容评阅考卷。为了赶时间，录取名额一满，尽管考试还没结束，录取名单照样公布。有些写得不够快的考生，或因文章篇幅长而拖延了时间的考生，说来是既可怜又可笑的：他们正伏案苦思，或挥笔疾书时，忽然间听到鼓吹聒耳，龙门洞开，才知道是公布录取名单，于是，不等写完考卷，便踉踉跄跄地走出考场。
“定弃取于俄顷之间，判升沉于恍惚之际”[70]，其失误是在所难免的。范进的运气好，他第一个交卷，占了“快”的优势，否则周学道连看第二遍都来不及，遑论第三遍？他的文章是否“短”，读者不甚了然。但可以断定，绝对不属于“明快”一类，倒是写得相当含蓄，需要反复品味，才能体会出其用笔的高妙。
富于含蕴的八股文是不适于应试的。晚清宣鼎的传奇小说集《夜雨秋灯录》，其三集卷二《科场》记有吴兰陔的一段传奇经历。“吴兰陔，时文中之名手也。其门下从学之徒数百人，发科甲入词林者甚众。惟先生落笔高古，屡困场屋，时年已五旬外矣，功名之念甚切。”未几入闱应试，试题为《乡人皆好之》。吴兰陔早先作有此文，但入闱前已为本家吴生某抄去，兰陔不胜悔恨，说“得意之作既被人录去，谅天意终身不得售矣”，遂信笔一挥，交卷而出。录取的结果是令人啼笑皆非的：吴生归，不作第二人想，却居然落第；吴兰陔已不作被录取的指望，然“是科竟中”。吴兰陔带着旧作去见座师，说那篇信手写的考场文章实在代表不了自己的水平，请求用旧作换下那篇。座师同意了，但补充说明道：“虽然，此文若在场中，未必中式，盖阅卷时走马观花，气机流走者，易于动目。此文非反覆数过，不知其佳处，试官有此等闲情乎？”[71]座师的话，直截了当，再坦率不过了。
卧闲草堂刻本《儒林外史》第三回的一则总评说：“周进为人本无足取，胸中大概除墨卷之外了无所有，阅文如此之钝拙则作文之钝拙可知。空中白描出晚遇之故，文笔心细如发。”深文周纳，似于周进过于苛酷。“周学道校士拔真才”，这八字回目宜从正面看，不必认为作者处处心机极深，暗藏针砭（自然，这“真才”是指写八股文的“真才”）。至少，吴敬梓笔下的周学道，无一丝一毫达官贵人的矜持气息，不失为读书君子。比如，他虽也请了几个看文章的相公，但并不依赖他们。他的想法是：“我在这里面吃苦久了，如今自己当权，须要把卷子都要细细看过，不可听着幕客，屈了真才。”诚心实意地想识拔“真才”，做到这一步并不容易。《聊斋志异·何仙》叙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李生应试的文章，公认为一等，发案时却“居四等”，毛病出在主考的不负责任：主考公事繁杂，根本不关心考试的事，一切委托给幕客；而幕客中不少是粟生、例监，这些连句读都弄不清的人，其升降当然是颠倒黑白了。[72]比起《何仙》中的主考来，周进是值得尊敬的。
第三回还有一个细节：当面黄肌瘦、花白胡须、头上戴一顶破毡帽、身上穿一件朽烂的麻布直裰、冻得乞乞缩缩的范进走进考场时，“周学道看着自己身上，绯袍金带，何等辉煌”，同情之感油然而生，迥异于王惠、梅玖的得意、自负、轻狂。吴敬梓把握住周进作为一个有良心的试官的心理基础，由此切入，写他细读范进的文章，笔墨之间，并无憎恶之意。
对周学道的调侃则是有的，满场考生，才交了两份卷子，可第一名、第二十名已经定下，这就很难说是恰当的了。此外，他所选拔的“真才”范进，除了堪称八股行家外，其他方面的才能也不敢恭维。第二十名魏好古，替人作了一个荐亡的疏，“倒别了三个字”，看来学问也有限得很。但这种弊病是伴随所有考试制度而来的，责任不能由周学道一个人来负。
马二先生的遭遇也是考察功名与机缘关系的一个有趣的例证。
马二先生是个有着豪侠气质的形象。“马纯上仗义疏财”一节，写他有血性，有担当，化解了蘧駪夫的一场灾难，他不愧为儒林的君子。
马二先生对举业的迷信也是以极豪爽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他听说蘧駪夫“不曾致力于举业”，当下便交浅言深、倾筐倒箧地开导这位还只有一面之交的朋友：
你这就差了。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如孔子生在春秋时候，那时用“言扬行举”做官，故孔子只讲得个“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这便是孔子的举业。讲到战国时，以游说做官，所以孟子历说齐梁，这便是孟子的举业。……到本朝用文章取士，这是极好的法则，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那个给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
马二先生这番话，数十年来颇为人诟病。说实话，他讲得太露骨了，把举业和做官的联系不加遮掩地摆了出来。为什么要做举业？求科第而已。为什么要求科第？要做官而已。连孔子、孟子也被看成利禄之徒，这话该说吗？
站在朝廷的立场上，这话是不该说的。明清时期以八股取士，朝廷理论上的目的，是引导读书人多“读圣贤之书”，通过对君君臣臣等儒家价值观念的反复灌输，将读书人的思想纳入官方所期望的轨道，即所谓“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73]。只是，这种理论上的目的往往与生活实际相距甚远。清中叶乾隆皇帝的《训饬士子文》就不无恼怒地指斥道：“……独是科名声利之习，深入人心，积重难返。士子所为汲汲皇皇者，惟是之求，而未尝有志于圣贤之道。”[74]马二先生不向后学宣示朝廷的理论上的崇高目的，却毫无保留地鼓励蘧駪夫为了做官而追求科名，其境界未免太低。
换了秀才王仁这一流人，也不会说这种话。王仁曾情绪激昂地说：“我们念书的人，全在纲常上做工夫，就是做文章，代孔子说话，也不过是这个理。”而在冠冕堂皇的言辞遮掩下，他与严监生正在进行的交易是：严监生给他一百两银子，他答应严监生将偏房扶正。从这里，我们发现了王仁的处世技巧：他备有两套话语，一套话语是“说的行不得的”教养题目的词藻，那是对外的；一套话语是“行的说不得的”自己内心的隐秘，那是对内的。马二先生只有一套话语，如何行即如何说，表里一致，言行如一，实在是太单纯、太天真了。
作为选家，马二先生也信守一套哲学：严谨、认真、不来丝毫虚假。他认定“文章以理法为主”，“不可带注疏气，尤不可带词赋气”，批点八股文时便严守矩镬。且听他自道家门：
小弟每常见前辈批语，有些风花雪月的字样，被那些后生们看见，便要想到诗词歌赋那条路上去，便要坏了心术。古人说得好，“作文之心如人目”，凡人目中，尘土屑固不可有，即金玉屑又是看得的么？所以小弟批文章，总是采取《语类》《或问》上的精语。时常一个批语要做半夜，才肯苟且下笔，要那读文章的读了这一篇，就悟想出十几篇的道理，才为有益。
比较起来，按两套哲学生活的匡超人便“潇洒”得多。马二先生“三百多篇文章要批三个月”，匡超人“屈指六日之内，把三百多篇文章都批完了”。至于读者是否获益，匡超人是不在乎的。
由于马二先生的豪爽、天真、厚道，他的形象可笑亦复可敬。正如天目山樵的评语所说，“马二先生十分真诚”，“言虽可笑，其意却可感”。齐省堂本评语也赞许道：“马二先生逢人教诲，谆谆不倦，自是热肠一片。莫以其头巾气而少之也。”
然而，使我们读者颇感不平的是，马二先生这样一位虔诚的举业信奉者和著名的八股文选家，居然未能中举。他到头来得到的最高功名竟只是优贡。
马二先生何以不能中举？
是他不懂八股文吗？选家卫体善确曾菲薄马二先生：“正是他把个选事坏了！他在嘉兴蘧坦庵太守家走动，终日讲的是些杂学。听见他杂览倒是好的，于文章的理法，他全然不知，一味乱闹，好墨卷也被他批坏了。”但明眼的读者心里清楚：马纯上生平最厌恶杂览。如齐省堂本第十三回的评语所说：“马二先生论举业，真是金科玉律，语语正当的切，足为用功人座右铭，其评选亦必足为后学津梁，岂若信口乱道、信手乱涂者哉！”
是马二先生不会“揣摩”吗？高翰林确曾以此作为马纯上不能中举的理由：
我朝二百年来，只有这一桩事是丝毫不走的，摩元得元，摩魁得魁。那马纯上讲的举业，只算得些门面话，其实，此中的奥妙，他全然不知。他就做三百年的秀才，考二百个案首，进了大场总是没用的。
这里的“揣摩”，是指揣摩“风气”，“读近科中式之文”，以期投考官所好。这倒真是马二先生的“短处”。他执着地认为：“任他风气变，理法总是不变，所以本朝洪、永是一变，成、弘又是一变。细看来，理法总是一般。”洪、永指洪武、永乐年间，这是八股文体制初具规模的时期，文风崇尚简朴，虽注重对偶，却没有几股的限制；成、弘指成化、弘治年间，这是八股文的成熟时期，文风趋向繁复，对偶工整，体式更加严谨；隆庆、万历以后，更以机锋侧出和借题发挥取胜。这表明，风气的不断演变是客观存在。但注重风气，忽视理法，却与朝廷的宗旨相悖。马二先生强调理法，这是他的诚实处；而忽视风气，也许正是他落第的原因之一。
不过，吴敬梓持另一种看法，他将马二先生的不中归结于录取的偶然性。迟衡山讲得直截：“上年他（马二）来敝地，小弟看他着实在举业上讲究的，不想这些年还是个秀才出身，可见这举业二字原是个无凭的。”这也就是归有光所谓“场中只是撞着法”[75]，《儒林外史》开场词所谓“功名富贵无凭据”。深于举业，文章出色，却照样困于场屋，这在明清时代并非个别现象。清人诸联《明斋小识》卷四《中式有命》记载叶大绅“雄才绩学，为世所推。甲午秋试，考据详核，文更古茂，以为必售。及发榜，又落孙山”。诸联为之叹息道：如此结局，殆“命矣夫”。[76]马二先生的“命”，或者说马二先生的运气，大概也不怎么好。
话说回来，科举考试中个人的中与不中，固然有极大的偶然性，但就整体而言，文化发达的程度，仍是不同地区录取人数多少的决定因素。据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统计：有清一代，凡属经济繁荣、文风兴盛之区，科名亦盛。以全国各直省获中会元、三鼎甲和传胪的人数为例，清代以江苏、浙江、安徽、直隶和山东等五省获中的人数最多；此五省中，又依次以江苏和浙江为盛。科举制度的这种相对公平的竞争性，亦不必抹杀。
六、功名与世情
“一冷一暖，谓之世情。”在吴敬梓笔下，对比绝不只是一种写作技巧，它首先是一种社会现象，随着一个人地位的变化，或面对不同地位的人，世人的态度会呈现出种种差异鲜明的色调。吴敬梓对这种色调的变化是异常敏感，极善把握的。
胡屠户气质粗鲁，因而，他的势利也表现得格外粗俗，不假修饰。对秀才范进，他高踞于岳丈的位置，用的是“吩咐”的口吻，稍不对劲，便可“一口啐在脸上”，骂范进“一个狗血喷头”；对举人范进，他自认卑贱，称之为“贤婿老爷”，一举一动都分外小心谨慎。胡屠户是个大字不识一斗的人，他的势利以直露的方式表现出来，滑稽多于丑恶，所以读者看了，并不怎么憎恶，只是觉得可笑。
远比胡屠户可恶的是那种善于精心修饰的势利鬼。《儒林外史》第二十八回，萧金铉、季恬逸、诸葛天申寻寓所选书，来到和尚庵，当家的老和尚出来见，“铺眉蒙眼”（装模作样）问了三人“姓名、地方”，开口就自抬身价：“小房甚多，都是各位现任老爷常来做寓的。”每月房钱，一口咬定三两。听萧金铉说这下处“买东西远些”，他便“呆着脸”奚落三人的寒酸：“在小房住的客，若是买办和厨子是一个人做的，就住不的了。须要厨子是一个人，在厨下收拾着；买办又是一个人，侍候着买东西，才赶的来。”好一副势利的模样。
到第二十九回，还是这个老和尚，只是他出人意外地风雅起来了。杜慎卿邀约萧金铉、季恬逸、诸葛天申赏牡丹，清谈，饮酒，吃到月上时分，照耀得牡丹花色越发精神；又有一树大绣球，好像一堆白雪。三个人不觉手舞足蹈起来，杜慎卿也颓然醉了。于是，老和尚来凑趣：
只见老和尚慢慢走进来，手里拿着一个锦盒子，打开来，里面拿出一串祁门小炮仗，口里说道：“贫僧来替老爷醒酒。”就在席上点着，哔哔卟卟响起来。杜慎卿坐在椅子上大笑。和尚去了，那硝黄的烟气还缭绕酒席左右。
这真是“雅”得很了。天目山樵的评语说：“何处得此雅僧，断非昔日所见铺眉蒙眼的那一个。”也许，天目山樵感到老和尚的前俗后雅差异太大，实在不像是同一个人。然而，这正是吴敬梓着力刻画之处：一个极倨傲的势利中人，他也可以极谄媚、极恭顺；对身份低的人倨傲与对身份高的人谄媚，这本是同一习性的两面。他越是以“雅”的方式来表现其势利，他也就越令人厌恶，因为他的势利已披上了所谓“名士风流”的伪装。
人情势利，世风日下，在那些势利的人眼里，有机会奉承得势的达官贵人乃是一种荣耀。比如，在五河县，逢迎拍马已成为众人竞赛的核心项目。“此时五河县发了一个姓彭的人家，中了几个进士，选了两个翰林。五河县人眼界小，便阖县人同去奉承他。”“五河县人”之一的成老爹“供认不讳”地对余有达说：“大先生，‘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就像三十年前，你二位府上何等气势，我是亲眼看见的。而今彭府上、方府上，都一年盛似一年。不说别的，府里太尊、县里王公，都同他们是一个人，时时有内里幕宾相公到他家来说要紧的话。百姓怎的不怕他！”呜呼！权势在手时，人们就如群蚁聚集在羊肉上面一样趋炎附势；权势丧失了，他们就像吃饱了的鹰远扬长空一样无情离去。悠悠浊世，今古皆然，一部《儒林外史》怎么写得尽！
说到“功名与世情”，我们要特别说说严监生这个人物，因为读者对他的误解太多了。
严贡生的弟弟，监生严致和，在一般读者的心目中，是个典型的吝啬鬼。“两茎灯草”的细节似乎便足以佐证这一看法——临死还为两茎灯草费油操心，这不是吝啬鬼是什么？可回头打量严监生的为人处世，总嫌这结论不够妥当。
严监生一辈子最大的遗憾，不是钱攒得不多，而是受他哥严贡生的欺负。他哥是贡生，已挨着上层绅士的边，他却只是监生。花钱买来的功名，通称例监，或称“捐监”；“异途”出身的监生属于下层绅士，其地位不能与贡生相提并论。在“终日受大房里的气”的窝囊境遇中，严监生养成了“胆小”的性格，凡事只要别人不惹他的麻烦，钱他是很不在乎的。所以，当严贡生惹出官司溜到省城去了之后，他花了十几两银子来收拾残局；原配妻子王氏即将去世，严监生想把“生儿子的妾”赵氏扶正，这与外人本没有什么关系，他想这么做也就不妨这么做。但他不敢得罪王德、王仁两位舅爷，岂止不敢得罪，他还要借重两位舅爷与严贡生抗衡呢！怎么办？只好拿银子来笼络两位舅爷。数千银子在“两茎灯草”的反衬下更显出量的巨大。严监生是不大在乎钱的。
用银子来讨好、巴结别人，其另一侧面便是卑视自己、作践自己，自己的钱却不敢大大方方地花在自己身上。严监生似乎觉得，用钱来“奉承”自己，事实上就得罪了别人。不错，站在严贡生、王德、王仁的角度，区区严监生哪配“潇洒走一回”？他家平日连猪肉也舍不得买一斤，却把数千银子给别人用。如此自我压缩，不是太可怜了吗？甚至在他临近人生的终点，病得骨瘦如柴时，还舍不得花银子吃人参。
严监生这种自我压缩、自我作践的性情，潜移默化，也传染给了原配妻子王氏和后来扶正的赵氏。她们不敢享受，却忘不了为他人制造乐趣，这与严监生何其相似！只是，在严监生临死之前，还有一件事放心不下，那就是赵氏还未完全“改造”好。他一个监生尚且处处委曲求全，一个妇道人家更必须把自己的生活压缩成一个干瘪的草团。在他眼里，可怕的不是“两茎灯草”费油，可怕的是赵氏尚未充分意识到压缩自己的必要性。如果是为了严贡生、王德、王仁，即使点一百茎灯草，他严监生也会忍痛去做；然而，这是赵氏在“享用”，那便万万不得，那会带来灾祸的。畏惧灾祸是贯穿严监生一辈子的主题，这一主题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人生的其他问题。所以，只有当赵氏亲手挑掉一茎灯草时，他才放心地走了，卑微地走了。
严监生不是守财奴。典型的守财奴是没有人情味的，比如纪昀笔下的孙天球。严监生却是极富人情味的，他的病即因思念亡妻而起。他不是满身铜臭气的小丑，而只是一个被功名社会所挤压的胆小怕事的可怜的人。
七、功名与风水
功名富贵无凭据，于是信命数、信风水。部分读书人的这种畸形心态，《儒林外史》一一做了喜剧性的展示。
全椒吴氏家门鼎盛，据说是因为吴姓的全椒始祖吴凤的葬地选得好。清人李调元《制义科琐记》“神术”条记载，吴凤死后，他的儿子吴谦请了一个名叫简尧坡的风水先生为之选择墓地，整整三年，还没有找好。一天，吴谦与简尧坡同往梅花山中，遇大雪，遂共饮于陈家市酒楼。简尧坡倚栏远眺，终于发现二里外有一片“吉地”。他仔仔细细端详了许久，天晴后，又再去审视了一番，才郑重地告诉吴谦：这块地葬了您的先人，您的儿子还不会发迹，到您的孙子，才大发，一定是兄弟同发；对面文峰秀绝，发必鼎甲，但稍微偏了一些，未必是状元（鼎元），可能是第二（榜眼），可能是第三（探花），而且不只是发这一代。吴谦于是在这儿安葬了他的父亲。果然，他的孙子国鼎，字玉铉，中明崇祯癸未进士；国缙，字玉林，中清顺治己丑进士；国对，字玉随，国龙，字玉騧，孪生，玉随顺治戊戌进士及第，第一甲第三人（探花），官翰林侍读，玉騧为癸未进士，官礼科都给事中。国龙的儿子吴晟、吴昺，又先后中了进士。
上面这段渲染“神术”的故事，是吴昺亲自讲给他的座师王士禛听的，故事中的吴国对即吴敬梓的曾祖父。
也许读者会感到意外的是，吴敬梓却压根儿不信“风水”。
葬地有吉凶的说法，大概是从晋代盛行起来的。《世说新语·术解》中就有好几则相关的记载，如“折臂三公”：
人有相羊祜父墓，后应出受命君。祜恶其言，遂掘断墓后，以坏其势。相者立视之曰：“犹应出折臂三公。”俄而祜坠马折臂，位果至公。[77]
《世说新语》是一部纪实性的笔记，但上述故事，显然荒诞不经。这表明，相地术在当时非常流行，以致如此荒诞的传说也能被人们作为真事而接受。
相地术在晋代被说得神乎其神，而其主角是东晋郭璞。郭璞（276—324），字景纯，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西晋灭亡，他随晋室南渡，后为王敦记室参军，因反对王敦谋反被杀。他以长于卜筮、相地著名，相传《葬书》便是他写的，故被后来讲风水的人奉为祖师。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事情总是有两个方面。郭璞在被视为风水先生的祖师爷的同时，也成了不信风水的人所集中嘲讽的对象。据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六记载，南宋杨万里一向不信风水之说，曾对人讲：郭璞如真的精于风水，按理应该妙选吉地，给他本人带来安乐，给他子孙带来好处；但实际上，他自身不免于死刑，他的子孙最终也衰微不振。这样看来，他的学说在他那里就没有效验。而后世的人，却读其遗书，信奉他，不也太糊涂了吗？明人沈周将杨万里的见解写入《郭璞墓》一诗，颇为雄辩：“气散风冲那可居，先生埋骨理何如？日中数莫逃兵解（被杀），世上人犹信《葬书》！”[78]《儒林外史》第四十四回，迟衡山引用了这首诗，并进一步指出：
小弟最恨而今术士托于郭璞之说，动辄便说：“这地可发鼎甲，可出状元！”请教先生：状元官号始于唐朝，郭璞晋人，何得知唐有此等官号，就先立一法，说是个甚么样的地就出这一件东西？这可笑的紧！
迟衡山的逻辑是：郭璞是晋代人，他怎么会预先知道唐代的典章制度？那种种以郭璞名义流行的相地理论毫无疑问乃是出于伪托。郭璞本人的相地术尚且不灵验，伪托的相地理论更不足据了。
迟衡山继续质疑道：“若说古人封拜都在地理上看得出来，试问淮阴葬母，行营高敞地，而淮阴王侯之贵，不免三族之诛，这地是凶是吉？”淮阴即汉代的韩信，他曾被封淮阴侯。据《史记·淮阴侯列传》，韩信还是一介细民时，就胸有大志，“其母死，贫无以葬”[79]，却到处寻找又高又宽的葬地，目的在于使坟墓周围可以安顿得下一万户守冢的人家。讲风水的人宣称封侯拜爵从葬地上便看得出来，于是迟衡山反问：韩信虽然封侯封王，最终却被刘邦以谋反罪诛灭父、母、妻三族，那么，他为母亲选的葬地，究竟是吉还是凶？如果是吉地，他不会被“夷灭宗族”[80]；如果是凶地，他不会封侯封王。可见葬地有吉凶的说法靠不住。
晚明冯梦龙《古今谭概·微词部》有一则题为《光福地》的笑话：
袁了凡好谈地理，曾访地至光福，问一村农曰：“颇闻此处有佳穴否？”曰：“小人生长于斯，三十余年矣，但见戴纱帽者来寻地，不见戴纱帽者来上坟。”[81]
袁默然而去。“村农”的意思与迟衡山一样：相地术信不得。
吴敬梓不信风水，其意不止于破除迷信。世人信风水，骨子里是图发富发贵，热衷于功名富贵与迷信风水搅在一块，遂演为一出出闹剧、丑剧。比如吴敬梓笔下的施御史兄弟。施二先生说乃兄中了进士，他不曾中，都是太夫人的地葬得不好，遂急于迁坟。风水先生又拿话吓他，说：“若是不迁，二房不但不做官，还要瞎眼。”他越发慌了，到迁坟那日，他恭恭敬敬地跪在那里，才掘开坟，坟里一股热气，直冲出来，冲到眼上，两只眼顿时瞎了。这是不是一出闹剧？
风水先生是否一无是处呢？也不尽然。虞育德就做过风水先生。但选择葬地，只要地下干暖，无风无蚁，得安先人，就够了。那些发富发贵的话，都听不得。余大先生不请以“发富发贵”为话头的余殷、余敷为太老爷择地，而托付给张云峰，理由在此。这也正是吴敬梓的意思。《儒林外史》对风水术的质疑，建立在对功名富贵并不一味热衷的基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