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新兴经济体对外投资的动机与效应研究——传统国际投资理论的补充

伴随着新兴大国在对外投资中的活跃表现，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和新兴跨国公司（EMNC）的研究成为目前国际投资领域的重要问题。关于新兴经济体企业对外投资战略，研究大多把这个投资背后的动因归结为企业追求某些经济利益，主要表现为企业从海外谋求生产经营活动中的稀缺资源。相关研究通常把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归纳为资源寻求型、市场寻求型、效率寻求型和资产寻求型四类。在新兴市场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意图和动机的研究中，目前研究者们仍将争论集中于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究竟是资产寻求型还是资产利用型（Rui&Yip，2008; Dunning,1988,2006; Mathews,2006; Narula,2006）。

不同于发达经济体跨国公司自身技术发达和母国制度较为完善，新兴市场国家企业大多缺乏现成的、可以利用的所有权优势，企业往往需要通过海外扩张来获取所需要的竞争优势，因为新兴市场国家企业的对外投资更多以资产寻求为动机（Li,2003; Mathews,2006; Child&Rodrigues,2005）。通过资产寻求型海外扩张，新兴市场国家企业获得了所需要的技术、管理经验等构建自身竞争优势的要素，从而为实现企业的全球战略打下了良好基础。很多情况下，新兴市场国家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可作为企业海外扩张的一个起点（Mathews,2006）。新兴市场国家企业的资产寻求目标使得企业能通过海外扩张克服技术差距带来的初始资源不足，并在国际市场中逐步消除这些由资源不足而导致的劣势。

传统西方国际扩张模式中，典型的基本假设是企业已经拥有了技术与产品的相关知识，通过海外扩张的方式利用现有的知识存量和所有权优势在海外开辟新的市场（Dunning,1988）。因此企业的对外投资被视为一种将企业的知识跨边界转移的过程，无论这些知识是以技术、生产、营销为基础，还是以其他活动为基础。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对外直接投资既与企业自身的能力和所处的制度环境密切相关，又受到政府行为、企业与政府间关系水平等因素的影响。林毅夫（2003）认为新兴经济体的后发优势来源于自身要素禀赋的结构性差异。孙黎等（2013）认为新兴经济体的跨国公司可以通过杠杆比较优势塑造竞争能力上的结构差异性或者异质性，最终表现在企业资源和能力上超越竞争对手的所有权优势。裴长洪（2010）认为新兴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不断增多的最重要因素是全球生产网络和全球价值链的发展不断吸引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参与。起初这些企业作为东道国企业参与国际分工，作为供应商融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或全球价值链，通过技术外溢等渠道，不断积累自身优势，时机成熟时就走出国门，成长为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作为母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埃德温（Edwin）等（1993）发现民营企业的管理者通过参与或影响政策法规的制定谋求有利于市场环境的政治策略。对于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政府起到了很大的推动和支持作用，这种企业与政府间的政治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联结也构成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竞争优势。

齐晓飞等（2015）分析了企业所有权性质对于企业对外投资目标的影响。国有企业更多地要实现国家的目标，即进行对外投资和国际化经营，企业的目标有时是兼顾的，有时可能有所牺牲，因此存在较高的企业和国家目标的一致性；民营企业则更多地顾及企业本身的利益，有可能实现某种程度的国家目标。经营方面，中国对外投资季度报告（2015年第2季度）总结了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对外投资的特征，发现国有企业对外投资的局域集中度低于私营企业，但行业集中度高于私营企业，尤其是在基础设施建设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此外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失败率要高于私营企业。

政府对新兴市场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方式，主要有制度环境的影响与政府的直接影响。Li（2015）指出，在研究新兴市场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时，制度因素的影响应该得到重视。罗（2007）也认为，东道国的贸易壁垒与母国的制度限制是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战略决策的重要因素。此外，新兴市场国家政府通过补贴、财政支持方式鼓励新兴市场国家企业将业务拓展至全球，也是新兴市场国家企业进行海外扩张的重要影响因素（Cai,1999）。Li和Zhou（2011）分析了联想收购IBM的个人电脑业务、上海汽车收购英国罗孚、TCL收购汤姆逊电视三个典型中国跨国公司案例，认为利用国家层面的制度优势，借助政府对经济干预的“非市场推动”因素而推进中国的海外跨国并购是中国企业国际化发展的重要特征，也是提升中国企业竞争力的重要途径。此外，帕那多（Pananond,2007）的研究以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前后的泰国本土跨国公司发展过程为对象，研究发现跨国公司的海外扩张方式受到所在国家制度环境变化的影响，金融危机作为外部的冲击，短时间内导致国内资本市场、监管制度等企业经营的总体制度环境发生突变，从而改变了跨国公司原有的海外扩张模式，投资企业母国的宏观经济体制与营商环境对于企业国际化模式是一个显著的影响因素。

总结上述文献，中国产业国际化理论发展得到的启示包括：其一，新兴经济体对外投资的动机是多维度因素结合的结果，企业开拓境外市场与获得战略性资源都是企业对外投资的目标。因此，新兴经济体当地企业在成长为跨国公司（新兴跨国公司）过程中的对外投资行为相比传统意义上的跨国公司，其投资动因更具多重目标的特征；其二，企业所在地的国家制度环境是影响企业对外投资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国家与投资目的国之间的双边协定对于大型项目投资构成了国家信用保障，同时国家对投资主体提供的融资便利化等条件也是保障投资项目顺利进行的有利条件。中国作为资本双向流动的大国，已经迈入了对外投资大国的行列，目前从投资主体看，国有企业在规模上占多数，反映了对外投资作为国家对外经济战略手段的现状；近年民营企业对境外投资的发展活跃，从企业数量上看，对外投资总金额构成中来自民营企业的投资超过一半，但是企业多借助香港的国际融资服务实现海外市场的经营，这反映了中国企业目前的综合跨国经营能力还有待提高，本土跨国公司尚未在国际上获得认可。而以海尔、华为为代表的中国企业取得的成功是新兴跨国公司的典型代表，其发展历程对于总结新兴跨国公司发展的理论具有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