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漫说甲骨文

甲骨是龟甲和兽骨的合称。现今发现的商周甲骨文字，一般都是刻在龟的腹板和牛的肩胛骨或胫骨上，也有刻在其他兽骨和人骨上的。甲骨文的内容大多为殷商时代王室占卜的记录以及与占卜有关的记事文字，故又称“卜辞”，又因为最初的出土地点为殷墟（今河南省安阳市殷都区西北小屯村），还可以称为“殷墟书契”“殷墟卜辞”。

甲骨文的发现，颇有点传奇色彩。不同于金文和简牍文的是，甲骨文发现至今才一百多年，这曾经使清代一些大学者都产生了怀疑。章太炎先生对《说文解字》研究极深，对商周钟鼎和六国古文也非常熟悉，是一流的文字学家，但他对甲骨文的真实性长期抱有怀疑，在其著作中就一直未采用甲骨文资料。当然，多数学者承认这确实是古老的汉字。清光绪二十五年，即1899年，清廷国子监祭酒、收藏家王懿荣在北京的中药铺偶然发现了有刻画符号的“龙骨”，当时龙骨是专治头顶生疮、脚底流脓的外敷中药。他购下了1000余片，并打听到了龙骨的出处——安阳。王懿荣死后，这些甲骨为刘鹗（字铁云，《老残游记》的作者）所得，加上他后来收集的，一共有5000片，选其中字迹完好者拓印成册，题名为《铁云藏龟》。这是著录甲骨文的第一部书。此后，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等相继寻访甲骨文资料，编印出多部甲骨文图书，规模最大的是1959年在郭沫若领导下，集各家成果而成的《甲骨文合集》十三册，选存了文句完整或比较完整，以及文句虽有残缺但内容较为少见的甲骨41956片，为人们研究甲骨文提供了可靠的文献依据。这部书1978至1982年由中华书局全部出齐。

除了殷商甲骨文之外，20世纪又发现了周代甲骨文。1977年在陕西岐山周原遗址出土的1000多件甲骨，其中有文字的就有300多片。

据不完全统计，国内外现存甲骨（含拓片）约14万至15万片，有单字的4500个，但是差不多有一半的字未能完全释读出来，有的释读学术界尚存分歧。

甲骨文虽然是卜辞，但涉及当时社会生产、生活的内容还是很丰富的。我们看《甲骨文合集》的分类，就能够大致有一个了解。该书将甲骨文分为四大类：（一）阶级和国家；（二）社会生产；（三）思想文化；（四）其他。四大类又包含了二十二个小类：1.奴隶和平民；2.奴隶主贵族；3.官吏；4.军队、刑罚、监狱；5.战争；6.方域；7.贡纳；8.农业；9.渔猎、畜牧；10.手工业；11.商业、交通；12.天文、历法；13.气象；14.建筑；15.疾病；16.生育；17.鬼神崇拜；18.祭祀；19.吉凶梦幻；20.卜法；21.文字；22.其他。

甲骨文与其他书体相比，在形态上差别很大，自发现后即受到了书法界的重视。其笔画的简洁明快拙朴，分布自然而成天趣，已经为今天的创作所借鉴吸取。作为对一种书法文献载体的研究，我们主要关注材料、工具对于文字形质的影响。

商周甲骨主要用于占卜，但大量的考古材料证明，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已有卜骨，只是上面没有文字，大约当时文字尚处于萌芽时期，不足以记录占卜的有关内容。这里顺便要提到的是，萌芽时期的文字，其载体主要是新石器时期的陶器、玉器。例如，仰韶文化半坡遗址出土的彩陶、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黑陶和玉器、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黑陶等古器物上，都发现了多少不等的刻画符号。这些符号的含义至今没有完全搞清楚，甚至也无法断定它们与汉字是否有直接传续关系，所以我们暂不将它们列入文献讨论的范围之内，虽然这些载体比甲骨的年代要早得多。

商代开始在甲骨上刻字，由于牛胛骨形状不规则，难于整治，而龟的腹甲平整匀称，较为美观，易于处理，所以龟腹甲渐渐成为主要的占卜材料。安阳出土的龟甲略多于骨，正说明了这一趋向。古籍中谈到商周占卜均言龟不言骨，说明后来龟完全取代了骨用于占卜，而安阳出土的大量卜骨正好可以补文献记载之不足。

商代王室凡遇战争、农耕、田猎、祭祀、婚姻等事均要占卜，所需甲骨的量很大。当时的龟甲主要是来自诸侯方国的贡品，卜辞常有“氏龟”即进贡龟的记载，每次入贡三四片，多的达数百上千片。

占卜之前，甲骨需要整治。整治的工具是青铜制的刀、锉、锯。整治的第一步是“取材”，杀龟并去掉内脏叫“攻龟”。第二步是“锯削”，将龟壳的腹背之间锯开，锯时将前后足之间的“甲桥”存留在腹甲上，并锯掉外沿部分使之成为有规则的弧形。胛骨也要锯去骨脊等不平处。第三步是“刮磨”，胛骨要将其正面锉平，龟甲要去掉胶质、锉其高厚之处，再加以刮磨使之产生光泽。经整治后的甲骨就成了合用的占卜材料。

占卜的程序大致为：（一）钻凿。钻，是用钻子在甲骨上钻出较深的圆穴；凿，是用凿子在甲骨上凿成口宽底窄的枣核形长槽。钻、凿都不能穿透骨面。有单独钻或凿的，也有钻凿并用的。（二）灼兆。即用火炷烧灼钻凿之孔穴处，烧灼后甲骨的正面便发出“卜”的声音并出现裂纹，这裂纹的形状也就是“卜”的正形或反形。由此可知，“卜”是一个象形兼表音的汉字。（三）刻辞。甲骨上烧出的裂纹就是“兆”，占卜者依据兆而定吉凶，将占卜的过程拟成一条卜辞，刻于正面。（四）涂饰和刻兆。刻完卜辞后，有的为了美观而在字的笔道中涂朱砂或涂墨，一般是大字涂朱，小字涂墨，正面涂朱，反面涂墨。有的在兆上加刻使之显明。这些风尚在武丁时期尤为明显。

1932年殷墟第七次发掘时出土了一块陶片，上面有一墨书的“祀”字，约一寸见方，笔画肥厚，字体风格与铜器铭文相似。这就引出了以下两个问题：1.书写和契刻在当时是怎样的关系？2.当时真正的书写风格是怎样的？后一个问题由于牵涉到金文，我们放在下一部分讨论。

甲骨上的文字，绝大多数是用刀刻的，也有极少数是用软笔写的。之所以称“软笔”，是为了与后来的毛笔区别开来，因为当时使用的笔未见原物，不知其材料形状，而现在所谓的“毛笔”是有一定形制的。甲骨学家董作宾先生认为：“卜辞有仅用毛笔书写而未刻的，又有全体仅刻直画的，可见是先写后刻。”这一说法大致符合实际。按照数量的多少，应该分为三种：1.直接契刻；2.先写后刻；3.只写不刻。最后一种极少，可忽略不论。由于商代王室占卜极为频繁，巫师常应接不暇，故直接契刻的情况相对先写后刻要多。契刻和书写，直接契刻和先写后刻，风格和效果都不一样。先写后刻，如果字比较多，往往是先刻直画，后刻横画，这种刻法能够提高效率，并显得字迹整齐。现存甲骨有些字不可识，经研究是因为当时只刻直画，忘了刻横画，如《铁云藏龟》112.4片有一字缺刻横画，补全即为“涉”字。又如《殷契卜辞》31片：“壬辰卜，大贞：翌己亥□于□，十二月。”其中“己亥”也是缺刻横画。

《吕氏春秋·察传》记载了一个故事：孔子弟子子夏在去晋国途中，见一读历史书的人念道：“晋师三豕涉河。”立即纠正道：“不对，不是什么‘三豕’，而是‘己亥’。因为‘己’与‘三’相近，‘豕’与‘亥’相近。”那人到晋国一打听，果然是“晋师己亥涉河”。后世便有了成语“鲁鱼亥豕”，指书籍在撰写或刻印过程中的文字错误，现多指书写错误，或不经意间犯的错误。“鲁鱼”典出晋葛洪《抱朴子·遐览》：“书三写，鱼成鲁，虚成虎。”也是说鱼和鲁、虚和虎字形相似，抄来抄去容易抄混。

有人认为直接契刻就是先刻直画后刻横画的，笔者认为这种可能性较小，除非手艺极为熟练。因为文辞的组织和字形的构造必然要有一个思维过程，很难想象直接刻直画就能组词成句的情况。甲骨坚硬而涩韧，采用当时硬度并不很高的青铜刻刀，操作起来是很吃力的。有人猜测甲骨在刻前被酸性溶液泡过，质地软了就好刻一些，但这一说法尚未被证实。

现今发现的甲骨文，字越大，刀笔味越少；字越小，刀笔味越浓。原因也很简单：那些大的字笔画较粗，刻一笔要用“双刀”或多刀，力求表现出墨书的笔形，如《殷墟文字甲编》3940、3941片，《殷墟文字乙编》6664、6672片等，笔画粗壮，与青铜器铭文不相上下，几乎没有什么刀刻味了；而多数甲骨文是用的“单刀”，简捷果断，线条较细，完全是刻画的意味。当然，刻画的水平有高低差异，有的虽小若绿豆，却精细而匀称，有的则较为拙劣。《殷契粹编》1468片有一行刻得十分精熟，当是老师傅所刻，其余则拙劣不堪，显然是初学者所为。

综上所述，甲骨文由于材料和工具的特殊性，也因为其产生过程的某种“仪式”性，所以才形成其文献形态和文字样式的特征。甲骨文有书有契，但大部分是先书后契，或不书而契，只有少量只书不契。至于当时是否还有书写在其他材料上的文献，因年代久远未能保存至今，就不得而知了。不管怎样，甲骨文已经结束了上古“结绳而治”的历史，进入到“书契”的时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