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洪的金丹理论，并不是很玄妙，只是认为黄金不会朽坏，如果服食黄金烧炼的金丹，那么人也可以跟黄金一样，变成不坏之身。
葛洪在描述本飘渺无迹的神仙时，承袭了庄子对“神人”等理想人格的形象化描写。
说明不能理解神仙之术是因为自身的局限，而不能因此否定神仙之术的真实存在。
比如葛氏认为上乘得道者“乘流光，策飞景，凌六虚，贯涵溶。⋯⋯逍遥恍惚之中，倘佯彷佛之表。
此种绝对自由的状态，正是庄子所谓“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的无待逍遥之“至人”“神人”“圣人”。
此种绝对自由的状态，正是庄子所谓“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的无待逍遥之“至人”“神人”“圣人”。
此种居蓬荜之中，而能不改其乐的形象，与庄子中衣大布过魏王的庄子、环堵蓬户的原宪等得道者的形象也极为神似。
深层次的体现对其道教理论体系中极其重要的哲学概念的阐述中。
葛洪不仅继承了庄子的哲学概念的核心内涵，还沿用了庄子的文辞及论说方法。
葛氏认为从抽象而弘大的“元一”“两仪”到具体而微的“草昧”都是“玄”的外在体现。
“玄”深远微妙非眼目知识所能企及，人之于“玄”只能感悟和顺应。在葛洪的道教理论体系中，“玄”包含了庄子所谓“道”的概念是宇宙的绝对本体。
葛洪定义的“玄”与庄子对“道”的表述极为相似。
其意正与庄子类似，都是以时空的无限来形容道的本体地位。
同时，葛洪采用描述的方式论说玄的深远微妙，辞采富丽丰赡，极尽铺陈敷演之能事，其论说方式亦与庄子一脉相承。
神仙方术自秦汉以来延绵不绝，到了东汉末年又为原始道教所汲纳，随着道教的不断发展，其内在的理论诉求不断加强，而此类方术往往存在术则有余、理论不足的缺点。
葛洪抱朴子内篇在东晋时期对庄子的接受，正是从对庄子文本的“碎用”及其论说方式的承袭出发对道教理论体系进行了系统的完善。
葛洪整个道教理论体系的基础来自于其继承自老庄的以“道”为宇宙本体的哲学思想。
“道”比较清楚的概念至晚在老子中已经提出，庄子则进一步发展了其内涵的丰富性和表述的形象性。葛洪在畅玄道意明本等篇关于“道”的内涵和表述方式上，都与庄子一脉相承。
魏晋之时玄学滋炽，葛洪选择了具有明显时代特征的词汇“玄”来比附庄子的“道”。但葛洪对“玄”与“道”的概念未严格区分，如葛洪畅玄篇谓：“夫玄道者，得之乎内，守之者外，用之者神，忘之者器，此思玄道之要言也。”[15]即将“玄”与“道”并称连用。
值得注意的是，葛洪所谓“玄”的概念是经过其改造之后的概念，既不同于魏晋时期糅合了老庄思想与儒家经义的“玄学”之“玄”，也不完全等同于庄子之“道”。除了包括庄子以“道”为本体的概念，葛氏所谓之“玄”还融入了“气”的概念，这为其构建道教理论——信仰实践一体化模式打下了基础。
庄子中对“气”的概念已有详细论述。
庄子认为万物生机依附于形体，形体有赖于气而生成，而气亦非本来就有，它产生于“芒芴之间”，即因“道”而生。
所以庄子的哲学思想中“道”具有本体地位，是终极存在的实在本身，而“气”则不具本体意义。葛洪则继承庄子以“道”为宇宙本体的哲学观念，又大大丰富并发展了庄子“气”的哲学内涵，以解决道教如何看待“死生”的核心问题。
葛洪塞难篇谓：葛洪认为人与天、地同样由道生成，并无区别，而万物生命状态的延续则来自于“气”的贯注。“气”的概念在葛洪的理论体系中，与道一样是自在之物，不随物质生灭而出现或消失，但能随物质生灭而流转。
正如前文葛洪定义“玄”时谓“玄之所在，其乐不穷。玄之所去，器弊神逝”。葛洪此处的“玄”亦具有“气”的内涵，他认为“气”的流转是万物生灭的根本原因，他将这种流转的过程称之为“化”。
庄子哲学中“化”的概念本指万物在道的统摄下，万事万物生生不息，变化无停，无一刻恒定。它的一个含义是指事物存在的基本方式即事物本身处于诞生与消亡的不断变化过程中，所谓“方生方死，方死方生。”
另一个含义是指在道的统摄下，物与物之间能相互转化。
庄子至乐谓：庄子以道为本体观照万物，皆无差别；以物观之，万物又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正因万物本体相同，所以物与物之间没有绝对界限，因而能相互转化，臂可为鸡，马可生人，流转不息。
葛洪继承和发展了庄子“化”论的第二个含义，即物种间的相互作用和转化。
他以实例为证，说明万物禀气而生，可相互转化：“葛洪用当时民众普遍相信的传说，来说明万物能够相互转化的根本原因在于万物源于“道”本体，感“气”而生。”
在庄子哲学的基础上，葛洪发展了“气”的哲学内涵，认为气的流转（即“化”）能使物体的性质发生转移。万物本体的同一性，使得物与物之间可以相互转化和增益，这成为葛洪神仙思想和炼丹等宗教实践的理论基础。
葛洪谓：“在葛洪看来，蛇衔膏与手指是不同之物，而能使已斩之指重续；金玉与人体也完全不同，却能让尸体不杇，这些都是异物可以相益的佐证。葛洪认为人与万物皆禀气而生，亦可相互转化”
那么人利用“化”的规律合成金丹也可增益于人，使人长生便顺理成章了。这也是葛洪炼丹这一宗教实践的理论支撑。
葛洪论述道：“葛洪认为物质间“气”的流动，具有使物质的某种性质发生转移的作用：五谷延续人的生命，神药却老延年，都是五谷、神药之“气”（性质）转移到人体的作用。
但五谷和神药之“气”有容易腐朽的局限性，因此人虽得其“气”却不能长生。只有炼制服食金丹这种具“毕天不朽”特性的物质，才能使人超越肉身存在的局限性。这也是葛洪反复论证草药不如金丹的道理。”
可见，葛洪在承认“道”为宇宙本体的基础上，丰富并发展了“气”的概念，以“气”的流转阐释了庄子的“化”论。
在此基础上，葛氏认为不同物质的相互转化符合自然之理，进而论证了物体性质的可传递性，说明了金丹可补益于人的道理，
并认为人可以掌握并利用此种规律来实现生命的无限延伸，最终演变成了对人生命永恒之可能性的论证，成为其构建道教神仙信仰和宗教实践的基石。
葛洪抱朴子内篇中对人生命永恒之可能性的论证，目的在解决道教的核心问题——死生问题。
生存和死亡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对生与死的不同态度表达了对生命价值的不同认知。
葛氏在释滞篇中否定了道家的“齐死生”论：葛洪认为庄子“齐死生”论与神仙思想判然有别，道家虽尚玄虚，但“永无至言”不得要领。
葛洪所谓“至言”即是指道教长生之法。道家崇尚自然，对生死取达观态度，认为死生相代如同昼夜变化，是自然常态。
而葛洪却认为求长生的神仙之道才是正途，因此对道家的“齐死生”论持反感态度。
然而，面对道家与道教在死生问题上的矛盾，葛洪持调和态度。
其勤求篇谓：葛洪借用庄子“向死而生”的典故，指出人从出生就受到死亡恐惧的折磨。俗人所认为的庄子不以死生为意，
其实只是庄子为说明齐物之道而进行的说理策略，同时也是其不得长生之术无可奈何的放达之态，并非真的意欲“齐死生”。
葛洪指出老庄都有保命全身的远害之举，
庄子“曳尾泥涂”的典故正说明庄子的“贵生”之意。葛洪特地指出：所谓庄子“齐死生”论，只是不明大理的俗人，“偏据一句”者的浅陋之见。
那些伪为通达，张“齐死生之论”的俗人，惑乱视听，葛洪认为他们都当处以极刑。
葛洪通过分开讨论，把庄子为文之意与俗人的理解区分开来，调和了庄子思想与道教理论在“齐死生”问题上的分歧。
葛洪一方面全力宣扬道家全身保命的“贵生”思想，另一方面则极力排斥其“齐死生”论，最终走向了道教神仙信仰。
实际上，庄子“贵生”，顺乎自然要求终其天年，固然有保命全身的考虑，然而庄子所追求的更多的是一种不执著于物事的精神自由，因而在对待人的精神赖以存在的肉体的态度上，与葛洪绝不相同。
庄子·列御宼中：“庄子认为人死后肉体不值得留恋，正体现了他齐同万物，物化不止的思想。
葛洪则极力宣扬庄子“贵生”思想，十分重视精神赖以存在的肉体，
认为肉体的存在对修神仙术极其重要，因而采取了诸多法门以保存肉体：“葛洪认为凭借丹药和神仙术，可长生久视，肉身成仙。”
葛洪认为“求长生者，正惜今日之所欲”，且绝不“以飞腾为胜于地上”，说明达到神仙境界的修道者留恋世俗生活，以继续享受世俗生活为乐。
安期生等人得道之后皆长时间羁留于世间，尽享世俗生活之乐后，对世俗生活再无留恋才飞升而去，这才是道教神仙信仰的终级追求。葛洪在对道家和儒教所作的调和，
究其缘由：一方面葛洪是为借道家来佐证道教的正统地位，以吸引更多的人加入道教的信仰与实践；另一方面葛洪借此维护了老庄在道教中的“圣人”地位，保持了道家思想在其理论体系中的延续性。
秦汉以降，方术盛行，流传于民间下层的巫鬼道主要强调符水治病、驱邪避灾，而上层的方仙道则力求满足贵族们长生不死的梦想，二者所求仅限于功利性需求的满足，都在术的层面。
而魏晋时期正是道教理论由原始而渐趋完善的转型时期，葛洪于此时构建了较为完善的道教理论体系，促使道教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术的局限。
从葛洪抱朴子内篇对庄子的接受中可见道教理论体系建立之际，道教对道家理论的自觉汲取及其在本体论上自我完善的努力，这在魏晋道教史上具有典型意义。
《内篇》和《外篇》
《抱朴子内篇》主要讲述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禳灾却病，属于道家（指神仙）。
其内容可以具体概括为：论述宇宙本体、论证神仙的确实存在、论述金丹和仙药的制作方法及应用、讨论各种方术的学习应用、论述道经的各种书目，说明世人修炼的广泛性。
《抱朴子外篇》则主要谈论社会上的各种事情，属于儒家的范畴，也显示了作者先神仙后儒教的思想发展轨迹。
其内容可具体概括为：论人间得失，讥刺世俗，讲治民之法；评世事臧否，主张藏器待时，克己思君；论谏君主任贤能，爱民节欲，独掌权柄；论超俗出世，修身著书等。
总之，《抱朴子》将玄学与谶纬神学，方术与金丹、丹鼎与符、儒学与神仙统统纳为一体之中，从而确立了他的神仙理论体系。
葛洪提出了神仙必须积累善行，建立功德，慈善为怀。
抱朴子中强调人不能单纯地从修炼方术入手，人生的抱负也不能仅仅是遁隐山林，要想真正修炼成仙还要建功立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主张在现实社会生活中获得精神解脱和炼得肉体飞升，既做到立时济世，又得超凡入圣。
如他说：“上士得道于三军，中士得道于都市，下士得道于山林。”他认为修炼既可以保德致长生，也可以治世致太平。通过修炼还可以获得长生，身体不伤，是最大的孝道。
九字真言，出自东晋葛洪的《抱朴子内篇·登涉》，原文有两种说法。一种是“临兵斗者，皆阵列前行”；一种是“临兵斗者，皆数组前行”。
唐密传入日本时，被误抄为“临、兵、斗、者、皆、阵、列、在、前”，而成为日本修验道之山伏所重视的咒法。
葛洪著述篇目和卷数如下:《抱朴子内篇》20卷，《抱朴子外篇》50卷，《神仙传》、《隐逸传》、《良吏传》、《集异传》各10卷，《移檄章表》30卷，《碑诔诗赋》100卷，《金匮药方》100卷，《抄经史百家言》310卷，《肘后备急方》4卷;此外尚有《抱朴子养生论》、《大丹问答》、《葛洪枕中记》、《稚川真人较正术》、《抱朴子神仙金沟经》、《葛稚川金本万灵论》以及托名刘歆撰的《西京杂记》等。以上著作大部分已亡佚。《正统道藏》和《万历续道藏》共收标名葛洪的著作13种，部分为后人误题或伪托，但大多确为葛洪所撰。
《抱朴子》卷数
《抱朴子外篇》的撰写时间与问世，均早于《抱朴子内篇》。
《道藏》将其两书刻在一处，并且在《内篇》之后，《外篇》之前，间隔一种《抱朴子别旨》。明人刻此书，从《道藏》中取出，总名为《抱朴子》。
据《晋书·葛洪传》可知，《抱朴子》内外篇原共有116篇。今本已非完帙，亡佚40余篇。严可均在《铁桥漫稿》《代继莲龛为抱朴子叙》中说:“今本仅《内篇》之十五六，《外篇》之十三四耳。”
《内篇》卷前有葛洪《序》，称《内篇》20卷。《隋书·经籍志》称《内篇》21卷，《音》1卷，入“道家”。《新唐书·经籍志·道家》称《内篇》10眷。《宋史·艺文志·杂家》称《内篇》20卷。《郡斋读书志》称《内篇》20卷。历代著录以20卷为多，《内篇》原当为20卷。《道藏》所收即为20卷，卷各一篇，共20篇。
《外篇》卷后有葛洪《自叙》，称著“《外篇》50卷”。《隋书·经籍志》称《外篇》30卷，入“杂家”。《新唐书·经籍志·杂家》称《外篇》20卷。
《宋史·艺文志·杂家》称《外篇》50卷。晁公式《郡斋读书志》称《外篇》10卷。陈振孙《书录解题》曰:“《馆阁书目》有《外篇》50卷，未见。”纷纭错互，说法不一。《道藏》所收《外篇》为50卷，与自叙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