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太平天国叛乱（1850—1864）是世界上最具灾难性的内战。人们如果穿越曾经人口稠密的长江流域省份，就会好些天只看到腐烂的农作物、冒烟的村庄和野狗。宁波变成了一座“死城”，河道里“充斥尸体，污物凝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它曾拥有50万居民。15年的屠杀与饥馑，使中国付出了1000万到2000万生命的代价。

这一内战的损失超出了历史想象的界限。更糟糕的是，历史学家因为耻于承认他们与福楼拜的《简单的心》中的主人公相似，而没有对这样的大屠杀表示太大的兴趣。诚然，太平天国叛乱带来的破坏，是一剂马尔萨斯式的中和药，在随之而来的恢复时期，使人口稠密地区的居民生活得到了改善。但是，我们的注意力一再被引向这次叛乱却不是因为这一点。历史学家们被吸引，是因为太平天国叛乱是中国历史长河的分水岭。从纵向看，这个民族的近代史就起源于这些暴乱的年头。首先是帝国分解为一个个地域单位，然后是王朝的削弱、被推翻，最后进入军阀混战的时代。但是，当我们接受这种传统的历史划分时，就出现了混乱。这次叛乱到底是一段历史的终点，还是另一段历史的起点？它仅仅是中国常见的农民叛乱的新形式，还是那种在日后的岁月中塑造或改变中国的新力量的体现？

谈论停滞的中国已经不时兴了。人们继续去努力区分不同类型的王朝更替，或者强调长期的、社会的而不是政治的变迁。对那些描述王朝更替的儒家历史学者或是无文化的农民而言——他们相信在天命要传给新的王朝建立者时，任何一个皇族都命该灭亡——王朝的循环的确是存在的。过去是这样，所以也总会是这样。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并没有进步，有的只是一系列的循环、往复。

西方向亚洲的进攻打破了人们对中国历史的陈旧想象。旧的循环进程突然变成了直线式的发展。清王朝虽已清楚地显现出王朝衰败时种种常见的特征，但是，这种传统性衰微的意义，比起儒家王朝观念（而不是皇族）的衰败，就相形见绌了。中国不可避免地卷入了世界历史中，这是它以前从未经历过的。

在欧洲的文艺复兴时代以前，没有世界，没有全球历史，许多人根本就不知道地球。欧洲、中东、亚洲、非洲、美洲，各自都是汤因比所称的“文明的历史单位”。历史上曾经有过交往，甚至冲突——地中海世界就是最著名的例子，但是每一地区就是一个独立的历史区域。罗马派往汉王朝的使臣，甚至到唐王朝去的希腊人和阿拉伯人，也只是前往另一个时代、另一个地点、另一个世界的旅游者。只有在蒙古人统治时期（1280—1367），中国才与地中海世界一度有过真正的交往。明朝（1368—1644）则有效地断绝了这种联系。直到18世纪，这个东亚最大的大陆国家在政治上、礼仪上都把自己封闭在自己的疆域之内。所有外来的文化都被视为是野蛮的，既不值得重视，也不值得惧怕。

但是，在这段湮没无闻的时段中，一个新的全球性历史正在形成。一个欧洲船长为运送香料、丝绸而航行1.6万海里已成为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甚至英国、荷兰的船主们统治半个地球以外的地区也成为可能。克莱夫在普拉西的胜利，标志着人类发展的一个新阶段——“第三世界”的欧洲化——的开始。

亚洲破晓，墓碑显露，

碑上什罗浦郡人的姓名可辨；

尼罗河水泛滥，

旁边就是来自塞佛河的人的遗蜕。

与此同时，欧洲本身也发生了变化。到1768年时，珍妮纺纱机及阿克莱特纺织机在英国被用于纺棉。15年之后，柯特的炼铁法把生铁精化。到1835年，甚至法国落后的冶金工业，也生产出了三十多万吨生铁。阿尔弗雷德 · 克虏伯把蒸汽机引进给受苦的炼钢工人们。无论好坏，地球正在变为一个新的、经济上不同的工业世界。

而中国在时间、空间上都与这个人类革命的进程相隔绝。这种孤立状态延续的时间越长，当这个最后的巨大的独立历史单位的文化藩篱被打碎时，它所感到的震动就越剧烈。这一突然打击的戏剧性过程是尽人皆知的——林则徐对外国鸦片的查禁、首次海战、英国的进攻与封锁。简言之，鸦片战争（1839—1842）使中国的大门被打开了。

这样，两个进程（内部的和世界的）汇合，使中国的状况变得更为混乱了。在历史进程的变化中，熟悉的旧事物被赋予了新的、未被认识的意义。传统衰落的一个征象可以预示整体的变化。由此，人们对太平天国革命的含义也产生了疑惑：叛乱或革命？传统的还是新的？

近代史学家们曾用四种主要论点来表明太平天国造反者不只是在外表上异于传统的盗匪。第一个假说是马克思主义的简单化了的公式。它认为西方的经济帝国主义造成了一个新的阶级，即开埠各口的苦力和运茶船工，而这些人由于鸦片战争陷于失业。就是这些流氓无产者的参加，赋予了叛乱以一种真正的原始革命的性质。

第二种观点是建立在最后镇压了叛乱的士绅所扮演的角色的基础上的。过去，地方士绅在任何时候的叛乱中总可以有一个选择：他们可以支持正掌权的王朝，也可以怀着攀龙附凤的希望，同有成功之望的叛乱首领达成协议。而这一次，太平天国对已被普遍接受的儒学的攻击，使士绅没有任何选择余地。为了保存自己，他们宁愿支持一个虚弱的王朝，也不愿去支持一个威胁社会的革命运动。

第三种，也是最巧妙的一种，认为太平天国的皇帝是新式的统治者。洪秀全和他的追随者不只是简单地认为满族人已失去了天命，而且还接受了一种外来的资源以证明他们超凡的合法性；这一资源就是天堂中的上帝，它取代了孔学的权威。

最后，许多人认为，叛乱者的公有财产制度及千年王国说，代表着一种新型的乌托邦，而它对中国来说很大程度上是外来的，而且也只有在洪秀全所用的基督教条文中才能找到。

当然，对于这四个论点的每一点，都有着反驳意见。首先，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流氓无产者，不过是中国传统说法中的“无业游民”。对于士绅的论点，可以用有功名的人中也有太平天国支持者的事实加以反驳；或者说，对地方上反对太平天国叛乱的情况，了解还不充分，不足以证明这一空泛的论点。对第三种观点的反驳是这样的：在天命和超凡的合法性之间进行比较，只适用于叛乱的后期，即建立王朝时期；并且这种观点是建立在狭隘的语言学分析上的，它忽略了太平天国统治的其他的、传统的方面。最后，洪秀全的乌托邦也不是来自《圣经》，而是来自神秘的儒家公羊学派的传统。

总之，人们都同意，了解这次叛乱是了解中国近代史的首要条件，但人们却很少对它有一致的看法。其所以这样，部分地是由于——用马克 · 布洛赫的说法——对原因与条件的混淆。很明显，鸦片战争后南部中国的社会混乱“引起”了动荡的发展。同样明确的是，西方的冲击“决定”了那一次发展的形式。不管哪一种情况，为探求根源，历史学家必须在时间上向后退，在空间上向东方转，回到那一争斗和混乱的熔炉——鸦片战争以后的头20年的广东。

我们很了解广东。作为中国人与欧洲人交往的地点，它已被人们详尽地研究过了。它的商馆、公行、总督，在游记、官方的档案及外交史中，都有过记载。但在这些苦心经营的商人及行政机构的周围，还有着更广大的南中国社会，在那动乱的年代里也在酝酿发酵中。文人为军队的无能而躁动不安，地主组织团练，佃户参加秘密社团，各个家庭为争夺当地的财富与势力互相争斗。简而言之，在官方历史的表层之下，萌发着民众的恐惧、希望和运动。

当然，并不存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在这种地方历史与民族的或帝国的或世界的历史之间划一条简单明了的界限是不可能的。而且，难道不正是不同地区历史的交错塑造了此时此地的历史吗？中国村民向一个英国人投石头，巴麦尊在伦敦白厅发怒，白厅向北京施加压力，广东省一个农民被斩首。各个地区发生的事情编织进了世界历史，中国发生了变化。

结果是，研究太平天国的根源，成了另一种研究，即分析一个新的历史单位——广州、广东、华南。这一分析单位有着其内部的一致性。

所以，让我们一起来致力于地方史的研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