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佃农的儿子

四川省北部的仪陇县，位于嘉陵江中游的东岸，是嘉陵江和渠江之间的一片狭长的丘陵地带。境内山峦起伏，沟深谷狭，居民主要从事农业。这里缺水少矿，土地贫瘠，是四川的偏僻山区。但嘉陵江向南经过重庆流入长江，还有一条驿道穿过仪陇可以通往成都，所以，外界的消息还常能传到这里来。

仪陇县城坐落在金城山的半山腰上。金城山东南约三十七公里，有一个马鞍场，它因镇旁有一座马鞍形的山而得名。马鞍场西北约两公里处，突起一座山梁，一峰屹立，松柏参天，草茂林密，叫琳琅寨。一八八六年十二月一日（农历丙戌年冬月初六），朱德就诞生在琳琅寨脚下李家塆一个佃农的家里。

朱德的祖上原是广东省韶州府的客家人。明末清初，由于连年不断的战争，加上战后流行严重的疫病，使四川人口稀少，荒地很多，有些城镇甚至成为虎狼出没之区。清朝统治者为了稳定它在四川的统治和征收赋税，采取一系列增加人口、恢复生产的措施，展开了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大群大群的外省人经过长途跋涉，迁移到四川，其中尤以湖广人居多，历史上称为“湖广填川”。朱德的祖先就是在这个时候入川的，最初在川北的广安县、营山县一带流动经营小商业来维持生计。清朝乾隆末年，朱氏先祖朱文先带着第四个儿子从营山迁到仪陇县马鞍场。后代在马鞍场的大塆定居。随着家族的繁衍，人们便称这里为“朱家大塆”了。

朱邦俊是朱德的祖父，在他上一代还有老业田三十挑（一亩约为五挑），到他那一代，四兄弟平分，只得到七挑多地，加上人丁兴旺，这点地已不够维持生计。于是，他在一八八二年把土地和草屋典了三百吊钱，作为资金，领着全家到离大塆两公里的地方，租佃了琳琅寨西麓李家塆的地主丁邱川家八十挑田土耕种。从此，朱家沦为贫苦的佃农。

朱德出生时，全家共有十一口人：祖父母朱邦俊和潘氏，伯父母朱世连和刘氏，父母亲朱世林和钟氏，还有三叔朱世和、四叔朱世禄，大哥朱代历、二哥朱代凤、姐姐朱秋香。他的父母一共生了十三个儿女，因为家境贫穷，无法全部养活，只留下了六男二女，后来再生下的就被迫溺死了。朱德在姊妹兄弟中排行第四，在兄弟中排行第三。在封建社会里，男子在家庭中特别受到重视。老人担心男孩子出生后养不大，便以动物命名，想用来骗过那些专门捉拿男孩子的“鬼怪”，给朱德取乳名叫“狗娃子”。

朱德的父亲朱世林，一生都在家里劳动，从未出过远门，“赋性和厚，为人忠耿，事亲孝，持家勤”。每天都是起早贪黑地在地里干活。但由于没有文化，思想比较狭隘。

朱德的母亲出身于姓钟的贫苦人家。她身材高大，“有着一般农妇的强壮的体力”，性情“贤淑和气”，“从来不发（脾）气，不打人、骂人”。在这样人口众多的大家庭里同长辈、叔伯、妯娌都能和睦相处，对朱德更是特别爱抚。“她不嫌弃人，爱穷人，给叫化子也要说几句话。”她又是个好劳动力。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煮了全家的饭，还要种田、种菜、喂猪、养蚕、纺棉花、挑水、挑粪，在生朱德前还在灶前煮饭。母亲的一言一行深深地影响着朱德。朱德从幼年时起便在母亲身边帮助干活。他在一九四四年回忆自己的母亲时，还深情地说到：“母亲那种勤劳俭朴的习惯，母亲那种宽厚仁慈的态度，至今还在我心中留有深刻的印象。”他还说：是母亲“教给我生产的知识和革命的意志”，教给我“与困难作斗争的经验”。

佃户家庭的生活自然是艰苦的。人口的增多更使家里必须十分节省才能维持生活。他家的住房原来是地主用来存放粮食的仓库，光线昏暗。全家从来没有吃过白米饭，多半是吃豌豆饭、菜饭、红薯饭、杂粮饭，油盐很少。过年时宰一头猪，要留着吃一年，只在过年过节时才可以吃到。遇上好年成，可以做件新衣服，平时就没有了。鞋子是家里自己做的。点灯用的也是自己家打的油。少年时代这种艰苦简朴的生活，给朱德留下深刻的印象。

全家后来有二十多口人。朱德回忆道：“勤劳的家庭是有规律有组织的。我的祖父是一个中国标本式的农民，到八九十岁还非耕田不可，不耕田就会害病，直到临死前不久还在地里劳动。祖母是家庭的组织者，一切生产事务由她管理分派，每年除夕就分派好一年的工作。每天天还没亮，母亲就第一个起身，接着听见祖父起来的声音，接着大家都离开床铺，喂猪的喂猪，砍柴的砍柴，挑水的挑水。”有人为他祖母所写的寿文也称她“事无巨细，皆躬自纪理无遗绪”，“内治殊谨严，令子侄皆以力事事”。自幼所过的这种有规律有组织的生活，对朱德的一生也是有影响的。

他小的时候，脾气很倔强，干什么事情，一干就干到底。他从小喜欢锻炼身体，爱爬山、游泳，还翻杠架，所以身体一直很健壮。

由于世代贫困，朱德家祖祖辈辈没有一个识字的人，饱受着没有文化的苦痛。朱德说：“我是一个佃农家庭的子弟，本来是没有钱读书的。那时乡间豪绅地主的欺压，衙门差役的蛮横，逼得母亲和父亲决心节衣缩食培养出一个读书人来‘支撑门户’。”

一八九二年前后，仪陇县一带兴起种植鸦片，百姓的生活比以往富裕了些。朱德家的经济情况也开始有所好转。那时，清朝政府的苛捐杂税非常严重，“可是这些交粮催差的，就怕读书人”，因此，朱家几房人决心省吃俭用，送一两个孩子去念书，近一点说，可以为家里抵挡税吏、差役的欺侮和“帮助家里打打算盘”；远一点说，还期望今后能改变朱家的生活和地位。

这样，一八九二年，也就是朱德六岁的时候，老人把他们兄弟三个送到本姓家族办的药铺垭私塾就读。塾师是朱德的远房堂叔朱世秦。他一面教书，一面行医，正房当作教室，用旁边的偏房开了一个小小的中药铺，药铺垭私塾就因此而得名。读书不用花很多钱，一年四百个铜钱。私塾离家不远，白天去读书，晚上回来，中午还要回家吃饭。朱世秦按朱氏宗谱的排行给朱德取名朱代珍。在药铺垭读书的全都是农家子弟。朱德在学生中的年龄最小，但他聪明、肯学，记得的字最多。朱世秦因为朱德书读得好而特别喜欢他。朱德从《三字经》学起，读完了《大学》、《中庸》、《论语》，还读了《孟子》的一部分。

他在药铺垭私塾读了一年后，因为老师“教得不太行”，又改读丁姓的私塾。这个私塾的主人，就是朱德家租佃他家田地的地主。私塾丁老师是一个秀才，课讲得比药铺垭私塾要好得多。读了不久，两个哥哥回家种地了，朱德因为年纪小，又过继给了伯父，能够继续读下去。他在丁家私塾读了两年，除读完了四书外，还读了《诗经》、《书经》，并且开始学作对联。

佃农的家庭真是多灾多难。租种地主的田地年年要交纳租粮，“一年除去五十担纳租以外，余下的将将够吃”，终年不得温饱。如果遇到灾年，日子就更加难过了。

一八九五年，“地主欺压佃户，要在租种的地方加租子”，朱德家里没有力量交纳地主的加租，地主的管家就在除夕那天突然来到朱家，逼着他们退佃搬家。

这个突如其来的打击，有如晴天霹雳一样，震碎了朱德一家人的心。没有办法，他们只能向人家借了两百多吊钱，加上家里仅存的一百多吊钱，赎回原已典当出去的大塆老屋和祖业田。全家被迫分居两处：生父朱世林带领一家迁居陈家塆；朱德随养父母、三叔、四叔搬回大塆去住。在这里，朱德整整住了十四年。

悲惨的遭遇，严酷的现实，给年幼的朱德心灵上深深地留下仇恨那些欺压穷人的地主的种子，使他从小深深感到人世间的不平。后来，他在《回忆我的母亲》一文中写道：“在悲惨的情况下，我们一家人哭泣着连夜分散。从此我家被迫分两处住下。人手少了，又遇天灾，庄稼没收成，这是我家最悲惨的一次遭遇。”“母亲沉痛的三言两语的诉说以及我亲眼见到的许多不平事实，启发了我幼年时期反抗压迫追求光明的思想。”

迁居大塆后，从第二年起，朱德又到离大塆不远的席家砭私塾随席聘三（名国珍，聘三是他的字）老师读书。席聘三那时四十多岁。朱德在这里断断续续地读了八年书。老师给他取字“玉阶”。

席家砭私塾与大塆相隔四公里。朱德每天清晨起床后，干点家里的活，然后吃完早饭再去上学。不论是酷暑，还是严冬，每天都要来回走四次，“晌午回来肚子饿，跑得快；晚间回来怕天黑了，也得快”，长年累月，使朱德“养成走路快的习惯”。他家迁回大塆后，在村外佃来三亩地。一到农忙季节，朱德就不去上学，在家里劳动。一年大约有三四个月在家种地，有六七个月去读书。他后来回忆起艰辛的童年时代对自己的影响：“我从小就是饿肚子长大的，因此，后来搞革命运动时，我就不大怕饿，好像根本不知道饿。讲起干活，也是一样。我从小到大都干活，所以后来做体力劳动时，我从来不觉得面子难看。走路也是一样，成年以后，虽然有时有马骑，可是一生之中差不多都是走路，经常几个月几年长距离行军，同我指挥的士兵并肩走来走去。”“习惯那种清苦生活，走遍世界就没有觉得苦，在毛尔盖（草地）觉得也不过我们那样子。”

席聘三，是当地一位很有见识的学者。他多次去考秀才未中，后来回家设馆，以教书为业。乡中男女老少都很尊重他。

朱德到席聘三私塾去读书的时候，正值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的第二年——一八九六年。这时的中国面临着被世界列强瓜分的严重威胁。清政府在新兴的日本军国主义的打击下，可耻地屈服。它的腐败完全暴露出来了。接着，又发生了八国联军之役，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中国好似一个奄奄一息的巨人。帝国主义列强，如同一群饿狼，争先恐后向它扑来，恣意撕裂这个巨人的肢体，吞噬它的血肉。这不能不使每个有爱国心的中国人感到热血沸腾，忧心如焚。

席聘三历经沧桑，饱尝了人世间的种种辛酸，对历史十分熟悉。他又是个很“有骨气”而又“很懂人情世故”的人，思想开朗，喜欢纵论古今，抨击时弊，很有见地，“把做官的人常常骂得狗血淋头”。他说：“皇帝就是那样，好人不用，有也是例外的。”提起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他更是满腔义愤，常说：“人不做事业，没什么作用”，“要能做事，才能救世界。不能救世界便没有路”。朱德称赞他“是个周身叛骨，朝气蓬勃的评论家”。

朱德随席聘三读书，从十岁到十八岁，这正是一个人成长过程中的重要时期。他对席聘三十分尊敬，所以受席聘三的影响是很大的。这时的朱德“已经懂得问国家事”了。席聘三痛恨恶势力和追求救国救民真谛的精神，以及他那强烈的民族感情，深深地感染着朱德，使朱德的眼界开阔了，使他的思想在几年里“慢慢开展了”。他后来回忆说：“在当时充溢着的思想，就是‘富国强兵’。我们晓得做‘富国强兵’的事，没知识不行。”

从增长知识这方面来说，朱德在席聘三门下读书，也获益不浅。朱德说，在这个时期，只要学生想学什么东西，席聘三就给他们讲什么东西，“四书、五经也讲，诗、词、歌赋也讲，还有《纲鉴》、‘二十四史’”。以后还教朱德读《左传》。因此，朱德能把四书、五经、《史记》贯通起来，“二十四史”也“大致记得”。由于朱德聪明又肯学习，因而得到了席聘三先生的时时夸奖。

在这几年里，朱德不但广泛地阅读古籍，还利用各种机会广泛地阅读了戊戌变法后出版的新书，如地理、数学等。朱德在同学中有个最好的朋友叫吴绍伯，年纪比他大，出身书香门第，家里有书房，书很多，还有个常跑成都的人给他带些“新学”书籍回来。吴绍伯就把这些书借给朱德看，于是“新学”书籍成了朱德经常的课外读物。他抓紧时间，拼命阅读。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们借光了”，“吃了便宜”。

他们读了大量的新书，还见到别人从外地带来的地球仪，“眼光放大了”，“晓得有世界，知道有个地球，还是圆的”。于是，渐渐萌发出一个念头：“想去看看世界就好了”。他们成天“打主意怎么样到成都，到外面”去，再也不想呆在家里了，因为“屋里是太闷人了”。

朱德的少年时代，正值中华民族陷于内忧外患的苦难岁月。由于帝国主义的掠夺，地主豪绅对农民的无情搜刮，官吏差役的敲诈勒索和朝廷分摊的巨额赔款，此时的四川已是民穷财尽，整个社会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

这几年，四川又连年遭受水旱灾荒，使本来缺粮的老百姓更陷入水深火热的悲惨境地。走投无路的农民只得转徙他乡，“殍殣相望于野”。他们有的倒毙荒丘，有的卖儿溺女，有的找有粮的人家要一点粮食，这叫做“吃大户”。一天，正在席聘三家里读书的朱德等，忽然听到屋外纷杂的呼唤、呐喊，走出教室一看，只见一片黑压压的人群走来，有六七百人。这些人穿着非常褴褛。男女老少，带着小孩。小孩子张着嘴巴在不停地哭喊。大人眼里露出悲痛的火焰！这凄惨的场面，把学生们都吓得跑了。可是，当地的士绅却从保宁府请来一百多官兵，把饥民打散，还杀了不少。朱德说，这件事“给我很深的一个刺激”！

他从一八九六年入席聘三私塾读书，直到一九〇四年。最后一年，还得到席聘三的同意，住在他家里，只交一百斤米作为伙食。席聘三先生的良好教育，不但为朱德后来喜欢读书、爱好作诗打下了良好基础，更重要的是，在席先生的启蒙、引导和现实生活的教育下，朱德的幼小心灵开始萌发出朴素的爱国主义思想，有意识地关心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