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奋身军界

朱德为什么要到云南去？他的这个决心是怎么下的？朱德后来回答道：“问题就是非得救国不可。那时候，云南靠近边疆，是一个很重要的国防地带。”在外国列强正加紧掠夺中国边疆的危急局势下，一般人“认为最危险的就是东三省和云南了”。东三省离四川那么远，朱德自然不可能去，于是就想到云南去。

云南同四川接壤，在那里的四川人一向很多。原四川总督锡良改任云贵总督后，在云南编练新军，又从四川调了不少人去，包括四川武备学堂弁目队的一些学生。这也是朱德去云南的一个原因。

就在朱德从仪陇县立高等小学堂辞职后不久，有一天，一封从成都发出的书信寄到他的家里，这是他过去的一个同学写来的，约朱德一同去报考云南陆军讲武堂。那时候，受到日本明治维新的影响，特别是在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刺激下，在许多爱国青年中流行一种观念，认为要使中国强盛起来，必须从军事入手。朱德立刻答应了那个同学的要求，但他并没有把这一决定告诉家里，只是说要到成都去读书。朱德的三叔朱世和常年在外做生意，给了他一些钱，作为旅费。

一九〇九年春节刚刚过完，朱德就告别了亲人，从南充步行到成都。这是他第二次到成都。

到成都后，朱德找到他的同学敬镕，一起徒步从嘉定（今乐山）、叙府（今宜宾）进入滇境，再经昭通、东川，在四月间到达云南省会昆明，长途跋涉共七十余天。

云南省地处中国西南边陲，同当时的法属印度支那和英属缅甸接壤，正处在法英侵略势力的争夺中。法国在宣统初年向清朝政府要求云南七府矿藏的开采权。英国伺机侵略我国边疆的片马等地。滇越铁路的兴筑，更使云南的局势岌岌可危。清朝政府为了维护摇摇欲坠的统治，决心培养一批军事人员并建立新的军事力量。一九〇九年中秋，在云南“设立陆军讲武堂为新军及防营现任军官研究武学之所”，“堂内附设丙班学生一百名，考选十六至二十二岁之学生，以品行端方、文理清顺、身体强健者为合格，三年毕业，备充下级军官之用”。同年，还在云南编成新军一镇（师），称为暂编陆军第十九镇。

云南陆军讲武堂分设甲、乙、丙三个班。甲班选调云南陆军第十九镇的管带（营长）、督队官（副营长）、队官（连长）、排长入学；乙班选调巡防营管带、帮带、哨官（连长）、哨长（排长）入学；“丙班招考贡生、廪生、秀才、普通中小学生以及识字的健壮青年”。

朱德、敬镕到达昆明时，正是云南讲武堂开始招生的时候。他们寄住在昆明景星街一个四川同乡萧氏开设的临时客栈里，准备应试。但事情在开始时并不顺利。投考的结果，敬镕用云南昭通府大关厅的籍贯（他其实是四川南部县人）被录取；朱德仍用四川原籍报名，由于外省人不容易被录取，又没有当地老住户或大户介绍，就落榜了。这时，朱德身上带的盘缠钱已几乎花完。为了渡过难关，只得先投入川军步兵标当兵，改名朱德，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

因为朱德有比较高的文化水平，经过较短时期的军营生活后，便升任队部司书（即文书）。干了一两个月，再次报考云南陆军讲武堂。那时，“适值滇越铁路通车，滇政府希望多招一些迤南籍的学生，以备将来屏障迤南边陲之用。蒙自县地处滇南边陲，朱德探听到蒙自无人报考，就报蒙自籍应试”，终于考入了讲武堂丙班步兵科。同班同学有范石生、朱培德、金汉鼎、王均、杨池生、董鸿勋、杨希闵、唐淮源等。

朱德到达昆明后几经周折，终于开始了他渴望已久的军事学堂生活，喜悦的心情是不难想见的。他后来谈到：“我的志愿老想做个军人，而这个讲武堂恐怕是当时中国最进步、最新式的了。他（它）收学生很严格，我竟被录取，非常高兴。”至于为什么要投考云南陆军讲武堂，朱德说：“那时我还是一个农民，为了受不住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的压迫，就和一些有知识的、前进的人参加了新军学校，进了云南讲武堂，我们曾利用了这个新军学校的力量，参加了推翻封建社会的斗争。”

云南讲武堂的军事教育和训练是近代化的，而且要求非常严格。它设有步兵、骑兵、炮兵、工兵四科。各科的军事教材使用日本士官学校的教材。其中有战术学、兵器学、军制学、地形学、交通学、筑城学、马学，称为大教程；有步兵操典、野外勤务、射击教范、阵中要务令，称为小教程。为了培养学员实际指挥作战的能力，还有图上战术作业、沙盘教育、实地测绘和野外作战实习等。在操场上，严格地进行班、排、连、营、团的队列教练，要求每个人姿势端正，动作敏捷，各个动作都要反复练习，做到纯熟了才能结束。丙班学员除学科和术科外，还有普通学科，包括：国文、历史、地理、算术、伦理、代数、几何、英文、法文等，头半年主要是补习普通学科，以后就专门学军事学科。

朱德在讲武堂过着紧张而兴奋的生活。他说：“这时候我学习得很舒服，又没有什么挂虑，家嘛离得老远，也没有亲戚朋友，这可以说是一个特别专心学的时期。”他的同班同学杨如轩回忆：“朱总在讲武堂时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刻苦好学，哪怕休息时间，他都用来看书或锻炼身体。”由于他刻苦好学，学科、术科和普通学科都取得优秀成绩，其中术科成绩尤为出众。

他指挥队伍时，动作干净利索，喊口令时声音洪亮，为全校之冠。每当遇到外国领事到讲武堂来参观，总办李根源总是从学生中指令朱德和朱培德两人出来指挥，同学们一时称他们为“模范二朱”。

当时教职员的来源：“在军事教官中，大部分来源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在队职员中有的是保定军校毕业生，有的是武备学堂毕业生；在文职教官中，大部都是留日学生毕业回国的知识分子。”“讲武堂的军事教官和文职教官，成了留日学生的集中地，是他们回国后谋出路的一个场所。”

讲武堂监督（后任总办）李根源和教官罗佩金、方声涛、顾品珍、李烈钧、唐继尧等大部分都是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国的，许多人在日本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秘密革命团体中国同盟会。一九〇五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创立中国同盟会后，第二年二月就找了云南籍的同盟会会员李根源、罗佩金、吕志伊等五人谈话，嘱咐他们筹办《云南》杂志，说：“滇省人民在官吏压榨与外侮凭陵之下，易于鼓动奋起，故筹办云南地方刊物为刻不容缓之任务。”同年十月，《云南》杂志在东京创刊，《发刊词》中沉痛地描述了云南在英法激烈争夺下所处的危殆局面，写道：“哀哀同胞，行作白人奴隶。彼苍者天，谁实为之，而使我至于此极也。”并且号召云南民众“同心同德，群策群力，万死不懈，以抗强敌”。这本杂志以云南留学生同乡会名义出版，大量流入省内，在云南民众中产生了很大影响。

与此同时，云南面对的民族矛盾也正在日趋激化。特别是法国修建滇越铁路，更被人们看作云南行将沦为殖民地的直接信号。朱德回忆说：“在我们刚入学校的时候，穿过国界的滇越铁路——那是法帝国主义来侵略的一条动脉——修通了，亡国的刺激澎湃着，一般宣传刺激都很深刻的印在脑子里。同时，这个学校她还没有带着一种官僚腐化的气习，一般办事都富于革命倾向。”所以，云南陆军讲武堂创办后不久，就建立起同盟会的秘密组织。

朱德正是“在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下，于一九〇九年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参加同盟会的”。和他在一个同盟会小组的，有杨蓁、范石生等。会员不仅传阅《云南》杂志，还秘密地看从外地偷运来的革命书刊，如《民报》、《天讨》、《警世钟》、《猛回头》、《革命家》等。“大家经常谈论的和考虑的，就是怎样发动革命起义。这样，云南讲武堂就成为云南革命力量的重要据点。”

在这个革命据点里，朱德积极参加同盟会的秘密革命活动，还阅读了有关乔治·华盛顿的书和意大利、日本、俄国有关改革政治方面的书籍，增长了知识，扩大了视野。同盟会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强烈地吸引着他。他还和同学唐淮源、杨如轩、杨池生等七八个人组织了一个五华社，“这个名字也是他取的。主要是主张奋发互励，富国强兵，拯救中华民族的危亡”。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一心一意地投入了讲武堂的工作和生活，从来没有这样拼命干过。我知道我终于踏上了可以拯救中国于水火的道路。”

一九一〇年七月，随营学堂学生二百人并入云南讲武堂丙班。杨如轩便是随着随营学堂学生并入，而和朱德同班学习的。因为新军急需补充军官，便从丙班和随营学堂学生中挑选了学习成绩较优者一百人编为特别班。朱德和范石生、杨蓁、董鸿勋等被选拔入特别班。原来讲武堂的军事课程要学一年半，特别班只学八个月。

第二年六月，原在广西新军任职的蔡锷被云贵总督李经羲调往云南，任陆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相当于旅长）。蔡锷字松坡，湖南邵阳人，出身于贫苦家庭，父亲是做裁缝的。他聪颖异常，沉静刻苦，幼年就有“神童”之称，是日本士官学校第三期毕业生。同盟会领袖黄兴在这年的一封信中写到：“广西同志蔡松坡调往云南，总揽新军之事。凡此皆军界愈见进步之情形。”第三十七协司令部同讲武堂毗邻。蔡锷的办公室内堆满了中文、日文的书籍和报纸。他每天晚上办公到深夜。求知欲强烈的朱德有时到蔡锷办公室请教和借阅一些书刊。长时间的接触，使比蔡锷只小四岁的朱德，深深感到蔡锷思想敏锐，办事稳重，工作能力强，充满智慧，有着坚韧不拔的品格，因而很尊敬甚至崇拜他。蔡锷也很喜欢壮实、质朴、勤奋的朱德。

蔡锷有一个重要的特点：性格冷静持重，对事深思熟虑，不轻易露声色。他虽然允许朱德到他那里去，但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却从不表露自己的意见。不仅如此，就是对于清廷也从来没有不满之意”。忙碌完工作之后，“在其他时间，便过着与人隔绝的生活”。当云南新军中的同盟会会员黄毓成去找蔡锷，谈到正在进行中的革命活动并希望得到蔡的支持时，蔡锷断然告诫他：“时机不到干不得，时机成熟时绝对同情支持。”

这个时机果然来到了。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震动全国的武昌起义爆发。起义主力是湖北的新军。九天后，蔡锷同云南新军中的同盟会员罗佩金、唐继尧、刘存厚、雷飚四人密议，准备起义，并相约：“严守秘密，有泄者共殛之。”接着又在十月二十二日、二十五日、二十八日三次召集新军中的革命分子进行秘密会议，歃血为盟，决定驻昆明的新军各部在十月三十日（农历九月九日，又称重九）夜十二时同时起义，由蔡锷任起义军临时总司令。云南的新军第十九镇虽有两协，但革命力量比较薄弱的第三十八协正分别驻在滇南的临安府和滇西的大理府，驻在省城昆明的新军第三十七协、炮标、机关枪营和讲武堂都已由革命分子掌握，在省城中没有其他足以同他们相抗衡的军事力量。起义的具体部署是：驻在城北北校场的第七十三标，向省城北门、东门进攻；驻在城南巫家坝的第七十四标和炮标向南门、东门进攻；陆军讲武堂师生为打开城门做准备；机关枪营分属于步炮各队。

云南陆军讲武堂特别班学员早在八月已提前毕业，其中有十八人被分配到蔡锷部下。朱德是这十八人中的一个，到第三十七协第七十四标第二营左队以见习生资格当副目（相当于副班长）。第七十四标标统罗佩金和第二营管带刘存厚，都是同盟会会员。朱德当副目没过几天，“又当了司务长”，负责“作士兵运动”。他说：“当司务长一个月，士兵就运动到手上来了。”

十月三十日，预定起义的日子到了。但临时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这天晚上九时左右，昆明北校场的第七十三标士兵正在为准备起义而抬运子弹时，遇到北洋派值日队官查究，情绪激昂的士兵开枪打死了这几个军官，起义就提前发动了。这部分起义军攻入昆明北门，进攻五华山和军械局。正在巫家坝布置起义的蔡锷，听到北校场已经发动，立刻下令第七十四标也提前出发攻城，宣布云南起义！

这时，朱德被指定接替所在连的队官（即连长）职务。晚上十二时，起义部队全部入城。黎明时，起义军已占领所有城门，朱德率部参加攻打总督衙门。由于他们同总督衙门的卫队营事前已有秘密联系，卫队中有不少四川人，朱德自己也曾利用这种同乡关系在卫队营中做过士兵工作，因此，卫队营很快就缴了械。第二天晚上，起义军第七十三标将五华山和军械局攻克，第十九镇统制钟麟同被击毙，总参议靳云鹏化装逃走。据杨如轩等回忆，云贵总督李经羲藏匿在四集堆一个姓萧的巡捕那里，被朱德搜获，后由蔡锷遣送出境。不久，大理、临安的新军也相继起义，各地的巡防营被陆续肃清，云南全省宣告光复。

十一月十日，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成立，蔡锷被推为都督。朱德在这次起义中作战有功，但因资历还浅，担任排长职务，率部在昆明城内街道担任巡逻任务。一九六一年十月七日，朱德曾在《辛亥革命杂咏》诗中写道：“同盟领袖是中山，清帝推翻民有权。起义武昌全国应，扫除封建几千年。云南起义是重阳，下定决心援武昌。经过多时诸运动，功成一夜好开场。”

云南是武昌起义后第五个起来响应的省份，也是西南各省中第一个独立的省份。这个伟大壮举，震撼了腐朽的清王朝。清朝政府计划向革命力量反扑。在清军进攻武汉以前，端方率领的清军已进入四川。署理四川总督赵尔丰还拥有相当大的军事力量，仍在血腥地镇压四川人民。于是，云南军政府决定遣师北上，援助四川起义军。蔡锷派出两个梯团（相当于旅），共八个营，由韩国饶率领入川。

十一月十五日，援川部队从昆明出发，分两路北上：李鸿祥率领第一梯团取道贵州毕节向泸州前进；谢汝翼率第二梯团经东川、昭通入川，向叙府（今宜宾）前进。朱德仍任排长，随第二梯团出征。

援川的滇军，纪律很严格。十二月中旬、下旬，部队顺利地占领了叙府和自流井。这时，朱德晋升为连长。不久，四川宣布独立，军政府在成都成立，援川军返回云南。后来，朱德对这次援川战斗，曾有诗一首：“忆曾率队到宜宾，高举红旗援弟兄，前军到达自流井，已报成都敌肃清。”

那时，蔡锷领导下的云南军政府在政权内部进行了一些改革，“他撤换了一批只想升官发财的县知事，任用克己奉公的青年知识分子代替他们，在军队中也任用一批青年的军官来代替旧军官，从而在政府机关和军队中注入了新的民主血液；在财政上他极力提倡节省，并且以身作则，营长以上的军官，每月只领月薪六十元。由于蔡锷的这些新的建树，当时的云南已呈现出一种新的面貌”。这些初步的改革，不仅增强了朱德对蔡锷的信任，而且在他心中对国家的未来燃烧起一股新的希望。

云南陆军讲武堂在云南起义后，曾一度停办。民国成立后，蔡锷在一九一二年秋天下令恢复讲武堂，称为讲武学校，任命谢汝翼为校长。朱德随援川军回到云南，因功被晋升为少校，先在滇军中训练新兵，有两个多月时间。讲武堂一恢复，他又被调任学生队区队长（学生分五个区队，每个区队约一百人）兼军事教官，讲授战术学、野战学、射击术和步枪实习等军事课程，还指挥野外的实地演习。朱德后来说：“这一年，学术上大有进步，因为学生调皮，教不好就不成功，所以军事学等都重温了一遍。”

但这时国内的政治局势却已开始逆转，坏消息不断传来。在担任教官期间，朱德听到袁世凯在代替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后，开始大批逮捕和虐杀共和派人士，整个社会状况依然那样黑暗，使他原来抱有的期望逐渐幻灭。他又从留学法国的几个教官那里了解到一些法国革命的情况，渴望弄清法国大革命为什么能够成功，而中国的革命为什么却搞成那样。这个使他疑惑不解的问题，朱德一时还找不到正确的答案。他的思想开始从辛亥革命时的兴奋和喜悦中渐渐地产生出新的忧虑和不安！这年秋天，朱德同昆明师范学堂学生萧菊芳结婚。

一九一三年夏天，朱德奉调到云南陆军第一师第三旅（旅长刘云峰）步兵第二团（团长董鸿勋），升任第一营营长。一九一四年初，因为临安府发生兵变，陆军第一师调临安（今建水）、蒙自、开远、个旧一带布防。朱德也随部队来到了滇南边疆。他的注意力暂时被完全转移到如何巩固祖国南疆边防这个问题上。

按照当时的军事部署，朱德所部负责驻守蒙自、个旧一带。这里属于亚热带。气候炎热多雨，万山重叠，环境艰苦，斗争复杂。又同法属印度支那相邻，需要时刻提防外国势力的侵袭和他们豢养的土匪的骚扰。部队一面要说服本地土著，一面不得不使用武力对付土匪的袭扰，几乎每天都要进行大小不等的战斗。在山间、河谷、密林、村舍，到处都会响起枪声。艰苦的环境、复杂的敌情，使朱德用心地采取适合当地情况的战术，有时化整为零，有时化零为整，声东击西，忽北忽南，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机动灵活地打击土匪。

蒙自有个著名的惯匪叫方位。他纠集匪徒，打家劫舍，祸害人民，无恶不作，但屡缉未获。一九一四年九月十六日，朱德侦得方位等土匪十余人正躲在冷水沟的黄喜店子里，便突然率部围击。方位负隅拒捕，开枪打死军士三人。双方激战达三小时。方位从屋后逃出，避匿在沟边，被击毙。店中的其余土匪仍负隅顽抗。朱德命令士兵购来煤油，将油泼在店子的前后门上，然后放火延烧。土匪见势不妙，纷纷跳窗奔逃。这股土匪被击溃，当地民众无不拍手称快。事后，朱德报告旅长刘云峰，请求政府对遭土匪杀害的居民亲属给予赈恤；对因土匪负隅顽抗而不得已烧毁的老百姓房屋按市价赔偿。云南巡按使任可澄在给蒙自道道尹王广龄的批文中也说到：“查该匪首方位，系著名惯匪，屡缉未获。兹复纠党盘踞冷水沟黄喜店中，经营长朱德督兵围击，反敢负隅拒捕。该营长用火将该匪烧毙，极恶穷凶，一旦殄除，实为地方庆幸。”

一九一五年九月，朱德又率两个连，在建水县渣腊寨会同地方武装，成功地清剿了大批土匪。从此，这个地区的土匪明显减少，民众得以安居乐业，外国势力企图利用土匪骚扰边境，乘机侵占中国边疆的阴谋始终没有得逞。这个地区地域宽广，包括十几个县，清剿的部队只有两营人（另一个营的营长是唐淮源），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由于朱德在边境深山密林的剿匪战斗中屡建奇功，先后被提升为团副、团长。一九三七年五月，朱德在延安同美国女作家宁谟·韦尔斯谈到这段历史时说：“我用以攻击敌军而获得绝大胜利的战术是流动的游击战术，这种战术是我从驻在中法边界时跟蛮子（旧称）和匪徒作战的经验中得来的。我从跟匪兵的流动群集作战的艰苦经验中获得的战术，是特别有价值的战术，我把这种游击经验同从书本和学校得到的学识配合起来”了。一九四四年，在延安编写中国工农红军红一军团史座谈会上，朱德对这种游击战术的来源再次作了说明。他说：“过去从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开始，在川、滇同北洋军阀等打仗，打了十年，总是以少胜众，在军事上的主要经验，就是采取了游击战争的战法。记得在莫斯科学习军事时，教官测验我，问我回国后怎样打仗，我回答：战法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当时还受到批评。其实，这就是游击战争的思想。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起了一点带头作用。”

朱德在滇南边境度过了异常艰苦的两个寒暑。他在特殊的地方，以特殊的方法，进行着特殊的战斗。这些大大小小的战斗，使朱德指挥作战的能力迅速提高。讲武堂的学习和教学生活，使他受到系统而严格的近代军事教育。这两年实际作战的磨练，又使他学会如何在复杂的环境中带兵，如何根据战场的具体情况机动灵活地指挥作战。这是他稍后在讨袁护国战争中能成为战功卓著的名将的重要原因，对他投身人民军队后军事才能的发展也有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