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从黑暗中走出来

护国战争结束后，朱德部改编为第七师第十三旅第二十五团，先后驻扎在四川的泸州和南溪。在近一年时间里，朱德的生活是比较平静的。在部属的撮合下，他又同南溪师范学校毕业生陈玉珍结了婚。在这段时间内，使他感到十分悲痛的事是蔡锷的逝世。他一直把蔡锷看作自己的良师益友，曾经长期在蔡锷的领导下工作。蔡锷的死，对他精神上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护国战争的胜利，没有如他原来所期望的那样，使中国走上一条光明的道路。他那平静的生活没能维持多久。一九一七年夏季，风云变幻的中国又掀起新的政治波澜。六月间，驻防徐州的军阀张勋借黎元洪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职务的机会，率兵入京，逼迫黎元洪解散国会，废弃《临时约法》。随后，公然推出清朝废帝溥仪实行复辟。张勋的复辟活动，激起人民极大的愤慨，在全国一片声讨声中很快就失败了。段祺瑞因兴师讨伐张勋，一时被称为“再造共和”的元勋，再次出任国务总理。但他在重新掌握政权后，拒绝恢复《临时约法》，这就导致护法战争的发生。

七月中旬，孙中山在广州宣布“护法”，主张维护《临时约法》，并提出在粤恢复国会，再造共和。云南督军唐继尧这时也打起“护法”的旗帜，但他这样做仅仅是把它用来作一个幌子，目的是趁此割据北洋军阀势力还没有完全到达的西南地区，充当“西南王”。

四川素有“天府”之称，经济富庶，资源丰饶，特别是盐税的收入相当可观，除抵付给列强的赔款外，每年还有一千多万元的余额。在战略上，也处于重要地位，南可掣肘云贵，北可出秦晋，沿长江东下可直伸湘鄂。南北对峙的局面形成后，它成为北洋军阀觊觎的目标。这时，滇、川、黔军正因争夺四川督军职位而发生混战。七月二十四日，北洋政府委任川军师长周道刚暂代四川督军。接着，又派段祺瑞的亲信、长江上游总司令吴光新兼任四川查办使，率军入川，企图置四川于北洋军阀的控制之下。

野心勃勃的唐继尧立刻借机宣布组织靖国军滇黔联军，自任总司令。并于七月二十日发出“思惟北征，宜先靖蜀”的通电，对川大举用兵。“滇军在护国之役时，调川者不及三千人，战后增到三万人以上，黔军亦增到一万二千余人。”这就更加深了四川局势的混乱。

驻军四川南溪的朱德，被委任为靖国军第二军第十三旅旅长，受命进驻泸州，卷入到这场战争中去。

旷日持久而又缺乏明确政治目标的战事，使朱德深深感到困惑。滇军在四川作战的主要对手是企图独揽川局的川军刘存厚部，而朱德期待的讨伐北洋军阀的命令却迟迟没有下达。朱德曾致电唐继尧请求立即北伐，唐继尧没有理睬他。作为一名军人，朱德只得服从命令，带领他的部队在无休止的内战中继续冲杀。

九月中旬以后，川军刘存厚等部用重兵向川南发起猛攻。滇军由于师出无名，这时已不再像护国战争时那样能得到当地人民的热烈支持，因而节节失利，很快就从富顺、隆昌、永川退至叙府、泸州一线。到十一月，川、滇两军在叙府、泸州几经激战，滇军终于不支，被迫退到横江、叙永一线。在战斗中，滇军的伤亡人数与日俱增。眼看就要进入冬季，官兵衣衫单薄，补给无源，士兵情绪低落，无心恋战。部队陷入困境，北伐无望，朱德为此陷入深深的忧虑中。

正当滇军在川南战场告急的时刻，局势突然发生转机。滇军顾品珍部由泸州东下，与黔军王文华部配合，于十二月四日袭占重庆，吴光新率部败走鄂、湘。与此同时，川军颜德基等部相继成立靖国军，使依靠北洋政府的刘存厚等部被迫从川南各地撤退。滇军乘机由川南发起反攻。

局势的变化，在朱德心中重新燃起希望的火焰。十二月十日，他致电唐继尧，表示：“顷奉钧电催反攻，德率所部，愿效前驱”，要求以“本旅及金旅杨团克期分道进攻泸城”。十三日，朱德率部从泸城下游泰安场渡江，向泸州城外的制高点五峰顶进攻。同时，金汉鼎、周宗濂等部也分路渡江，向泸州进攻。当时是朱德部下的杨如轩回忆说：反攻泸州前，朱德“建议（靖国第二军军长）赵又新实行精兵政策，大事整顿队伍，旅长降来当团长，团长当营长，营长当连长。全军整编为四个团，他任第一团团长，金汉鼎任第二团团长，我被派为朱的团副。反攻泸州时，采用步炮联合作战，他亲临泸州对河月亮岩炮兵阵地，指挥炮兵射击，发扬火力，打得很准，专打敌人密集队伍，掩护步兵爬城，获得了大胜，再克泸州”。朱德等部乘胜追至自流井一线。十二月十五日，驻防重庆等地的川军熊克武（原同盟会会员）部在川东树起“护法”旗帜，通电就任四川靖国各军总司令，推唐继尧担任川滇黔靖国联军总司令。一九一八年一月，川、滇、黔各军分道进攻成都。三月，刘存厚等部败退陕南。川局顿时改观。

在胜利的欢呼声中，朱德以为进军北伐的时机总算盼到了。他主张四川督军一职应由在四川有着长期革命历史的熊克武担任，并且集合所部进行休整，积极准备出川，同北洋军阀作战。二月九日，他和金汉鼎等驻川滇军将领联名致电唐继尧，痛陈滇军自参战以来，“迭遭挫折，饷械损失甚巨，军威扫地，为滇军从来所未有。先后经过各战役，新编人员已减十分之五，兼之弹药告罄，补充困难”。“川督一席，军民心理均属望于熊（克武）君，人心所归，如水就下，种种论断，似无再战之必要。至在川滇军则休养生息，可以保全实力，又趁此补充缺额，若再迟缓，则事局稍定，恐贻人与侵略之口实。”然而，唐继尧却另有打算，严令他们仍然驻留四川。三月十三日，朱德再次打电报给唐继尧，大声疾呼：“现荆襄危殆，日甚一日。德收合余尽，士兵已得休息。”“恳俯允率所部出武汉，歼灭敌胁。”电报发出后，犹如石沉大海，杳无回音。这时，朱德虽然再三请缨北伐，但是，他还没有看清唐继尧只是假“护法”之名而行图霸四川之实的真实用心，仍以为自己在为支持孙中山提出的“护法”革命主张而履行一个军人的职责。

三月间，朱德奉命移防泸州，他仍任旅长，同时兼任泸州城防司令。

这以后将近两年的时间内，四川境内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朱德从频繁的战事中暂时得到解脱。据朱德旅部文书欧阳励清回忆：当时朱德的主要工作是安定人心，以舒民困。除了清剿当地危害民众的土匪外，他“时常穿着平凡朴素的衣服，到城乡里群众中，访问人民疾苦”。“他平常的生活是朴素的，用餐与部属同餐，战时与士卒同甘共苦，平时最注意士兵伙食，随时下连队到厨房里检查油盐柴米蔬菜。”“治军之暇，博览群书。”

朱德还常常穿起长袍马褂，去找泸州的文人名士一起谈诗论文，过起悠闲的生活。一九一七年秋天，朱德曾在泸州约当地士绅温攸泉等人组织诗社。他的心情在他为诗社成立而写的“小引”中表达得很清楚：“戎事余欢，逢场作戏，苦中寻乐……泄腹中牢骚，忧国忧民；舒心中锦绣，讽人讽事。”

平静的生活使朱德能有足够的时间冷静地思索过去几年的经历。自从参加辛亥昆明起义以后，他又先后参加过护国讨袁战争和护法战争，但看到的却总是同他愿望相背离的另一种局面：许多“真正的革命者有的灰心了，有的被赶跑了，纵然想要继续努力，为创造一个中华民族的民主共和国而奋斗，但他们迷失方向了”。包括他自己在内，“都陷入了一种怀疑和苦闷的状态，在黑暗中摸索而找不到真正的出路”。朱德在此间写下的几十首诗，真切地反映出他当时的心态。他厌恶那些割据称雄的军阀们：“相争权利皆新法，竞窃功名胜昔时，余子称雄嗟分小，布衣高位惜官迟。”他倾诉自己的苦闷心境：“深海当年姓字标，茫茫大地愿难销。南滇爱友嗟离别，西蜀知心太寂寥。”但他仍一刻没有忘记自己救国救民的初衷：“推开黑幕剑三尺，痛饮黄龙酒数杯。西蜀偏安庸者据，逐鹿中原是雄材。”“信有寒霜堪寄傲，肯因苦雨便离枝，岁寒劲节矜松柏，正直撑天永不移。”

他还广泛地阅读史籍，从历代的兴衰更替中寻求历史的借鉴。从一九一八年八月到一九一九年四月，他认真阅读了《史记》和《三国志》，并写下批语一百多处。他特别注意探讨历来战争胜败的原因，写道：“成大事者起兵以义。”“人思自利未有不解体者。”“联军不战，必将内图，内衅一开，立见消亡。”“师出无名，焉得不大败！”他还写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乱世有大志无力者，均远避，养力以待，后多成功。”联系到他当时的处境和以后的行动，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话都是有感而发的。

真正使朱德的思想发生重大转折的，是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

一九一九年发生的五四风暴猛烈地荡涤着中国的大地。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影响到泸州。原来沉寂的社会生活开始沸腾起来。川南师范学校、泸县中学的学生们高呼“打倒卖国贼”、“坚决收回山东半岛的主权”、“抵制日货”的口号，涌上街头，举行游行，到处演讲。学生的行动得到商界的同情和支持。商人们把出售日货视为耻辱，纷纷将日货销毁。

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立志救国救民的爱国将领，朱德十分支持学生和商人的行动。他在泸县中学向学生们发表演说时进一步提出：“抵制日货固属当举，而徒恃抵制，不提倡国货，非根本之法。”他提出两项办法：一是合股开办国货贩卖所，一是开办自己的工厂。国货普及了，外货自然可以受到抵制。

五四运动的浪涛把大量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书刊带进泸州。朱德从这些书刊中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各种思潮，大大打开了他的眼界。他对这些新思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在朋友孙炳文帮助下，开始用一种新的眼光去探寻中国的前途。

孙炳文，字濬明，四川南溪人，是陈玉珍的舅父，但比朱德只大一岁。辛亥革命前夕曾加入京津同盟会，参与过密谋刺杀摄政王载沣的活动。民国元年毕业于京师大学堂预科，担任过《民国日报》的主笔。一九一七年朱德驻军南溪时同孙炳文相识，两人一见如故，结为知己。一九一八年一月，孙炳文受朱德之聘，赴泸州担任旅部咨谋。

孙炳文的到来，对改变朱德的人生道路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二十多年后，朱德对这位已故的挚友仍然怀念不已，说“凡接近者均受其模范激励而有所整作”。

从一九一九年下半年起，朱德和孙炳文经常埋头在书斋里，一起阅读《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传播新思潮的刊物，讨论他们所共同关注的问题。革命道路问题是他们经常讨论的中心话题。朱德开始感到以往的革命之所以最终没有取得成功，“一定是在某个根本性的问题上出了毛病”。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引起了朱德的注意。当他从书刊中看到那些介绍苏俄新社会制度的文章时，兴奋不已。他特别赞赏苏俄劳动法典中提到的“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认为只有在中国实行这种原则，才有可能使人民摆脱压迫和苦难。虽然朱德还没有明确地找到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但是，他通过把自身的经历同苏俄的现实进行比较，开始朦胧地感到“有必要学习俄国的新式革命理论和革命方法，来从头进行革命”。

这时，朱德阅读的范围是相当广泛的，接触到的思潮也相当驳杂。许多互不相容的思想，在他头脑里却兼收并蓄地混在一起，一时难以分辨清楚。对于外国的情况，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朱德过去只是在讲武堂学习时从康有为、梁启超所写的《十一国游记》和《新大陆游记》等书籍中了解到一些，这时又读了达尔文、卢梭等的著作。他和孙炳文等人反复地讨论着民主、科学、民族和种族平等等方面的问题，其中对朱德“影响最深的是种族和民族平等、被压迫的殖民地人民有权独立以及国家发展工业和文化等等思想”。因此，这时他仍然没有抛弃这样的想法：“相信资本主义制度有益于中国。”中国要成为一个不受外国列强欺侮的独立国家，就必须首先使自身强大起来。他表示“无论如何也要去外国学习，看看外国怎样维护它们的独立”。

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朱德和他的朋友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认真的讨论，但是，限于环境的束缚，讨论只能限于口头的空谈。美国女作家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在记述她采访朱德时写道：“谈到他这一段时期的生活，朱德感到很别扭。这是一个充满了屈辱和犯罪感的时期，他开始抽鸦片了。”

希望与失望，追求与彷徨，复杂的心境交织在一起，使朱德处在一种苦闷的状态中。

一九二〇年五月，战火再次在四川猛烈地燃起。唐继尧为了控制四川，无视入川滇军将领的劝阻，尽力排挤不愿听他任意摆布的四川督军熊克武，以“阻挠北伐”为借口，发动了“倒熊”战争。朱德虽然早就提出过“撤回部队（指将滇军撤回云南），还政于民，滇川和解”的正确主张，但不为唐继尧所采纳，他身不由己地继续被卷入混战的漩涡中。

随着战局的不断扩大，朱德愈来愈担心唐继尧出兵北伐的许诺会化为乌有，他接连向滇、黔、川军各将领发出通电：“吾侪为出兵（北伐）而战，为熊氏障碍出兵而战，今熊氏既去，障碍即随之消失……若出兵之事迁延，而目的与心肝各有在，则不仁转属义师，讨叛即为国贼，踵熊氏之迹，尤而效之，天下其谓我何？”“救国救亡在此，固三省永远之睦谊在此，奠西南不拔之根基在此，对国民显群公人格一举在此。”朱德的两通电文发出后，立即引起各方响应，吁请息兵停战、出兵北伐的电文纷至沓来。唐继尧却置若罔闻，仍令滇军“抱定初旨”，全力作战。

在“驱逐客军，川人治川”的口号下，川军各部在熊克武的主持下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滇军，人数几倍于滇军。而滇军兵饷无援，处于孤立境地，又恰值时疫流行，死亡极多。一部分将领对唐继尧不满，不愿力战。九月中旬，两军在成都近郊血战九昼夜，滇军大败。川军乘势全力追击。在川的滇军共有两个军：第一军军长为顾品珍，第二军军长为赵又新。第二军共辖两个旅：第三混成旅旅长朱德，第四混成旅旅长金汉鼎。由于第二军参谋长杨森的反水，泸州于十月八日失陷。赵又新在从泸州突围时被击毙。滇军不得不全部退出川境，撤回云南。唐继尧企图控制四川的计划完全失败了。朱德率余部退回云南后，驻扎在滇北的昭通县。他的生父朱世林在离开泸州返回仪陇家乡的途中，病死在重庆。

滇军这次在四川的惨败，完全是唐继尧对外扩张的错误政策所造成的。将领们回师后，又目睹唐继尧荒淫无度、专横跋扈，更为愤慨。入川滇军第一军军长顾品珍在给云南省长周钟岳的信中沉痛地要求停止对外用兵，他写道：“滇为品珍父母之邦，素称贫瘠，生斯长斯，岂无闻见？惟频年执政柄者，悉力对外，内政不修，盗匪充斥，农工辍业，米珠薪桂，十室九空。加之连岁用兵，有事于蜀，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之四方，”“若再黩武穷兵，必至民穷财尽。”但是，唐继尧仍一意孤行，既不给予接济，又责令他们重整旗鼓，再向四川反攻。在这种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返回云南的滇军将领们秘密聚会，商议要推翻唐继尧在云南的统治。朱德对这次讨唐行动是同情和支持的。他同孙炳文商定，让孙炳文先去北京，他准备在推倒唐继尧后，再前往北京同孙炳文会合，两人一同到国外去。

那时，准备讨唐的入川滇军有一万多人。留省滇军叶荃、杨蓁、邓泰中等部也纷起响应，倒戈反唐。一九二一年二月六日，他们联合发出逼唐离滇的通电，电文说：“我公年来行为乖戾，与众异欲，护法其名，而一切设施无一不显为背驰。”“公之为人，复为各省深恶痛绝，此后邻邦或离唇齿而成仇雠，或由仇雠复为唇齿，悉惟我公去留是视。故我公暂去则西南或有再造之时机，公留则邻省不仅若秦越之歧视。然则我公之去留，其关系于吾滇前途至深且切。”朱德也在电文中列名。通电发出后，顾品珍率部向昆明进发。唐继尧见大势已去，在二月七日离开昆明经安南（今越南）避居香港。第二天，顾品珍到昆明，就任滇军总司令，控制云南的军政大权。

入川滇军回师昆明后，倒唐的目标已经实现，朱德立即按照原来的愿望，提出辞去军职、离开云南的请求。但他的朋友和同事们再三挽留，要他留下来为巩固新政权效力。朱德同他们有着多年的袍泽关系，只好暂时不走。三月五日，他就任云南陆军宪兵司令官。但他并没有放弃出国考察学习的念头，公余时常去昆明育贤女子中学，向英文教师许岫岚学习英语，做出国留学的准备。

十年的军人生涯，朱德大部分时间是在枪林弹雨的伴随下度过的。一九二二年一月，他调任云南省警务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后，在写给昆明近郊昙华寺住持映空和尚的诗文中，对前一段的军旅生活作了这样的回顾：“余素喜泉林，厌尘嚣。清末叶，内讧未息，外患频来，生当其时，若尽袖手旁观，必蹈越南覆辙，不得已奋身军界，共济时艰。初意扫除专制，恢复民权，即行告退。讵料国事日非，仔肩难卸，戎马连绵，转瞬十稔。庚申冬，颁师回滇，改膺宪兵司令，维持补救，万端待理，虽未获解甲归田，较之枪林弹雨、血战沙场时，劳逸奚啻天渊。”并且对映空和尚“无人无我，有相无相”的佛家境界表示羡慕。

一九二二年三月，云南政局又发生一次人们没有预想到的重大变动。出亡香港的唐继尧趁滇军奉孙中山之命北伐的机会，纠集在广西的滇军旧部以及滇南的吴学显、莫卜等土匪，突然向昆明发动进攻。“唐、顾正规军激战于宜良大河两岸、顾军尚称得势时，唐招纳的土匪武装吴学显所属黄诚伯部，由路南方向袭击鹅毛寨，击毙顾品珍。”顾部杨希闵、范石生、蒋光亮等败退广东。唐继尧回到昆明，重新掌握云南军政大权。三月二十七日，他对朱德发出通缉。朱德和代理滇军总司令的金汉鼎等被迫逃离昆明后，经滇北，渡金沙江，绕至四川会理，在五月中旬回到南溪家中。在南溪，他只住了几天，又启程前往重庆，准备出川去北京寻找孙炳文一同出国。

这一次逃亡对朱德说来并不是不幸，倒是成了他走上新的革命道路的转折点。朱德自己后来回忆时说：“借着唐继尧的毒手，将封建关系替我斩断。”本来，朱德回云南后一直在打算离滇出国。顾品珍的失败和唐继尧对他的通缉，使他能更加无牵无挂地从原来的黑暗环境中摆脱出来，踏上一条新的生活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