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改革发展新时期的若干经历

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特别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的二十多年，国家进入改革发展新的历史时期，我的工作经历发生了不少新的变化，工作中所取得的成果也有了较大的收获。

1980年2月，我被国家出版局任命为研究室副主任，一直工作到1986年12月（1982年5月至1985年7月国家出版局一度改为文化部出版局，我改任编刊处处长）。1987年1月调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工作，8月6日被新闻出版总署任命为出版科研所副所长（级别提为副局级），工作至1992年1月免去副所长职务，退居二线，1993年3月退休。

二十多年来，我在工作岗位上和退休之后，除了关于出版研究方面的主要经历已在第四章“从事出版研究工作的主要成果”中叙述外，本章仅叙述其他方面的若干经历，简记如下：

1. 1987年调入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工作后，可以向新闻出版总署编辑专业高级职务评审委员会申报高级职称，我经过反复考虑后，拟申报“副编审”，但心中仍然有些担心，因为我的学历仅是“初中肄业”，连“编辑”的职称都没有，如果要考英语，我在初中学过的英语早已忘记得干干净净，只剩下认识26个字母和少量几句简单的会话。以这样的水平能获得“副编审”的高级职称吗？我只能实事求是地在业务自传中将我做过的一些编辑工作一一说明，勉强报了上去。没有想到的是到了6月份，新闻出版总署编辑专业高评委却破格将我评为“编审”。心中这个“谜团”直到25年之后才被解开。³

1992年3月，我被新闻出版总署聘为署编辑专业高级职务评审委员会委员；1995年、1996年被新闻出版总署聘为全国出版系列高级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委员会委员。

2. 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1979年12月成立后，我于1983年1月10日在一届二次理事会上被聘为版协副秘书长，第二届（1986年3月）为版协理事兼副秘书长，第三届（1993年8月）为版协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第四届（2000年1月）为版协理事，并任中国版协学术工作委员会委员。

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成立后，始终把教育、培训、提高出版队伍素质作为首要任务。第一届版协从1980年起在各地举办多期读书班，有出版社的社长、总编辑参加；还为青年编辑举办出版业务基本知识讲座连续8期，举办各种专题报告会30多次。第二、三届版协举办各类培训班105期，参加培训的人数达7000余人。此外，版协还在加强职业道德建设，促进行业自律，评选、表彰和奖励先进出版工作者，围绕提高图书质量和装帧水平，开展图书评奖，举办学术研讨活动，维护出版社的合法权益，开展对外合作与交流等方面，做了不少切实有效的工作。

我作为版协一至三届副秘书长，和版协历届秘书长（宋木文、倪子明、王业康、范振江）及其他几位副秘书长一起，在版协举办的活动中，尤其在出版队伍的教育培训活动，以及在开展群众性出版理论研究工作方面（1983年11月至1995年6月，先后在广西阳朔、四川峨眉、贵州贵阳、江苏南京、北京、浙江杭州召开了六届“全国出版研究年会”），从1986年起多次在各地召开全国版协秘书长联席会议方面都努力做好会议筹备、服务等项工作。

1999年是中国版协成立二十周年，我受版协领导指派，担任宋木文同志主编的《中国版协二十年（1979—1999）》纪念刊的责任编辑工作，我还编写了《中国版协二十年纪事》1.8万字，纪念刊于1999年12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3. 我调进中国出版科研所的主要任务是继续在国家出版局研究室编辑《中国出版年鉴》（1980年—1986年）之后的年鉴编辑工作。从1987年到1992年止的六年内，我在中国出版科研所共主编了1987年至1991年4本年鉴（1990年至1991年为合刊）。在编辑出版年鉴的同时，还创办了《出版参考》半月刊，担任主编工作，从1983年3月1日出版的创刊号一直到1991年8月出版第80期时才辞去主编，由陆本瑞同志接任主编职务。

4. 1987年7月，被新闻出版总署党委评为署直属单位优秀党员，受到大会表彰。

5. 1988年初，中国出版科研所和河北省新闻出版局合作编辑出版我国第一部《中国出版人名词典》得到全国出版部门的大力支持。由新闻出版总署、中国出版科研所、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人民出版社等11家出版社和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新闻出版局的代表组成词典编辑委员会，中国出版科研所所长边春光同志为词典编委会主任，我和河北省新闻出版局两位负责同志为编委会副主任。

我曾于1983年4月代表国家出版局参加了由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发起编纂我国第一部《中国人名大词典》，历时十年完成。我在工作中学习到不少编纂人名词典的经验和体会，在制订《中国出版人名词典》的编辑出版计划，确定收词范围和释文编写体例等方面有了较多的发言权，因此，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少走了许多弯路，仅用了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于1989年12月完成。（参见本书449页《两部人名词典编辑工作的回顾》一文。）

6. 1991年11月20日，新闻出版总署在北京国际饭店举行新闻出版总署直属单位27位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颁发国务院表彰证书大会。新闻出版总署宋木文署长在讲话中说：“发放政府特殊津贴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新时期加强和改进知识分子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一项带有导向性的重要决策。署直属单位的27位专家在出版界是享有盛名的，有的是为出版事业做开创性工作的老一辈出版、印刷、发行工作者；有的是默默无闻、兢兢业业工作几十年，为出版事业做出贡献的编辑家；有的是在自然科学方面有发明创造，为我国印刷事业的发展做出贡献的专业工作者，这些专家都是我们出版界的优秀代表、出版工作者的楷模。”他希望有更多的专家做出突出贡献，推动我国新闻出版事业的发展和繁荣。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刘杲、卢玉忆将证书送到在座的每一位专家手中。

这次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27位专家，包括社会科学界24人，自然科学界3人。他们是（以姓氏笔画为序）：方厚枢、王大山、王子野、王仰晨、王益、韦君宜、白以坦、严文井、沈鹏、李侃、吴泽炎、陈原、邵宇、郑德琛、赵守俨、林穗芳、金常政、姜维朴、秦兆阳、常君实、蒋路、傅璇琮、董维良、谢燕声、楼适夷、黎章民和戴文葆。按规定，每人每月享受政府津贴100元，⁴除出现特殊情况外，终生享受。

7. 1992年7月22日至25日，我受新闻出版总署指派，应香港贸易发展局邀请，赴香港参加“国际出版研讨会”，为此准备了《九十年代中国出版业新趋势》的论文。到港后研讨会因故未能举行，参观第三届国际图书展后回北京，准备的论文在《出版发行研究》月刊发表。

8. 1992年8月11日至20日，我应中央宣传部邀请，和中央宣传文化系统部分专家到黄海滨城烟台度假，应邀参加这次休假活动的大多是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他们之中有《人民日报》高级记者田流、《光明日报》原秘书长沙旭光、《经济日报》高级编辑张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高级记者张之、北京广播学院教授康荫、中央音乐学院教授于润祥、中央编译局研究员殷叙彝，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哲学、民族、文学、世界宗教、考古、苏联东欧、工业经济等研究所的研究员；出版界有人民出版社编审林穗芳、人民音乐出版社编审黎章民和我三人。这批专家中，年龄最大的84岁，最小的59岁。

中央宣传部对这次专家度假活动十分重视，由办公厅副主任姜承焕、干部局副局长王伟华负责，带领工作人员和医生十余人做了精心组织安排和周到的照顾。中宣部部长王忍之于8月15日专程到烟台看望了专家，他说：“同志们都很忙，难得有机会休息。‘文武之道，一张一弛’，中宣部第一次专门为大家搞了这样的活动，就是希望大家看好、吃好、休息好，松弛一下。”他代表中宣部祝专家们身体健康。

8月11日，专家们抵达烟台时，中共烟台市委副书记王军民等领导冒雨前往机场迎接。在10天的度假期间，专家们听取了烟台市委关于加快改革、扩大开放，迅速发展经济的情况介绍，参观了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港务局、牟平新牟里、张裕葡萄酿酒公司等先进企业，游览了烟台、威海、蓬莱、长岛的名胜古迹。专家们所到之处，都受到了有关单位领导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接待。

9. 1993年10月2日上午，我接到新闻出版总署办公厅电话通知，说当晚有重要活动，要我于下午6时到署一层大厅集合。我准时到达后拿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的请柬，内称：“中共中央定于1993年10月2日晚八时，在中南海怀仁堂举办文艺晚会，请您出席。”我和新闻出版总署直属单位的20余位同志一起乘坐大轿车到达中南海怀仁堂。

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乔石、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等会见宣传、文化、科教界知名人士后到会场与全场人员一同观看演出，与大家共度国庆佳节。

文艺晚会共有民乐和民歌、杂技、京剧、演唱和男女声独唱、重唱、二胡独奏、芭蕾双人舞、舞蹈等十二个节目，李维康、耿其昌、叶少兰、李世济、吴雁泽、刘秉义、李谷一等著名演员都做了精彩表演和演唱。

10. 2004年4月1日，为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一百周年，我应中央档案馆、国家档案局之约，在该馆所摄的大型档案文献纪录片中，介绍1975年小平同志批准国家出版局召开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规划座谈会的有关情况，并拍摄了我所收藏的有关文献史料及大型语文词典书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