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经典，我们会停止思考”
一、《经典常谈》75年阅读史
作者是作品的第一读者，也是其作品最权威的阐释者。1942年初，朱自清在昆明西南联大完成了《经典常谈》并写了“序”，这部著作迄今已有75年的生命史，同时也已有75年的阅读史。《经典常谈》75年的阅读史，折射出的是一百多年来，在整体性反传统主义背景下，在持续不断的“废经”声中，有眼光的新文学家和现代学者，为经典辩护，为“经典训练”辩护，为传统文化辩护的曲折历程。不过，这是一个欲说还休、进一步退两步的艰难历程。
朱自清的自序，是为《经典常谈》辩护。他的辩护，可概括为三点。一是写作此书的目的：“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二是写作此书的理由：“读经的废止并不是经典训练的废止，经典训练不但没有废止，而且扩大了范围，不以经为限”；三是此书的自身特点：经典训练需要理想的经典读本，“每种读本还得有一篇切实而浅明的白话文导言”
。这三点辩护，前后两点明确地道出了本书的意图和用途，对我们今天阅读此书，依然是切要的指导原则。不过，把“读经的废止并不是经典训练的废止”，作为写作此书的理由，虽然说得辩证而机智，但无论如何，总让人有一种底气不足，强为之辩的感觉。“读经的废止”，就是“不读经典”；“不读经典”，又怎样进行“经典训练”呢？进而，既然“废止”了读经，再去“训练”读经的能力，还有什么用呢？
然而，只要我们了解了民初以来一拨又一拨的“废经”运动，了解了“五四”以后新文学家们批判“四书五经”，批判传统文化的激烈态度，就能理解同样是新文学家的朱自清，为什么要用“读经的废止并不是经典训练的废止”这句机智的矛盾语来为《经典常谈》辩护了。朱自清当然比我们更清楚这一背景，《序》中的下面一段话，正概括了此前三十年“废经”与“读经”的交锋史：
我国旧日的教育，可以说整个儿是读经的教育。经典训练成为教育的唯一的项目，自然偏枯失调；况且从幼童时代就开始，学生食古不化，也徒然摧残了他们的精力和兴趣。新式教育施行以后，读经渐渐废止，民国以来虽然还有一两回中小学读经运动，可是都失败了，大家认为是开倒车。另一方面，教育部制定的初中国文课程标准里有“使学生从本国文字上了解固有文化”的话，高中的标准里更有“培养学生读解古书，欣赏中国文学名著之能力”的话。初、高中的国文教材，从经典选录的也不少。可见读经的废止并不是经典训练的废止。
这段话一波三折，意涵丰富。首先，朱自清站在新文学家的立场，批判了旧日“读经教育”的偏枯失调；这实质也是民初蔡元培任教育总长后“废止读经”的基本理由。接着，回顾了民国以来“一两回”读经运动“失败”的历史。仔细说来，不是“一两回”，而是“三回”：一是民初（1912年前后）康有为与“孔教会”的“尊孔读经”；二是民国十四年（1925年）章士钊主政教育部时决议中小学的读经；三是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育杂志》辟“读经专号”讨论学校的读经问题。三十年“三回”的读经运动，都“失败”了。其中，“十四年的读经”为时最短，影响却最大。因为，鲁迅写了《十四年的“读经”》，对读经和读经派作了最彻底的批判。鲁迅的判词，影响了此后近百年的“废经”史，也影响到《经典常谈》75年的阅读史。不过，首先影响到的应是《经典常谈》的写作，这时朱自清只能搬出“教育部制定的课程标准”来为自己辩护，并最后说出了“读经的废止并不是经典训练的废止”这句机智的矛盾语。一个学者搬出教育部门的“红头文件”来为自己的学术行为辩护，这无论如何让人有一种学理不足、底气不足之感。不过，了解了历史背景和时代氛围，我们就知道，这是深知传统不能割裂，薪火必须相传的朱自清，所能说出的最圆融、最智慧的话了。在稍后发表的《古文学的欣赏》开头，朱自清几乎用同样的理由来为自己提倡“古文学的欣赏”作辩护。
叶圣陶是除作者之外，《经典常谈》阅读史上，最重要的“第一读者”。1945年，他写了《读〈经典常谈〉》，1980年，他又写了《重印〈经典常谈〉序》。在我看来，这两篇文章显示出叶圣陶对经典和读经的态度，在朱自清“进一步”的基础上，似乎“退了两步”。1945年的文章中，叶圣陶认同朱自清“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这句开宗明义的话。然后，笔锋一转，又对直接的“经典训练”作了坚决的否定：“可以干脆说一句，现代学生不必读从前的书。只要历史教本跟其他学生用书编撰得好，教师和帮助学生的人们又指导得法，学生就可以一辈子不读《论语》《庄子》，却能知道孔子、庄子的学说；一辈子不读《史记》《汉书》，却能明晓古代的史迹。”这显然是有违朱自清通过《经典常谈》“引他们到经典的大路上去”的“本心”的。1980年的“重印序”，叶圣陶似乎又后退一步，他说：“在三十多年之后的今天，我对朱先生和我自己的这样考虑——就是，经典训练是中等教育里的必要项目之一——想有所修正了。”“修正”后的结论是：“我想中学阶段只能间接接触，就是说阅读《经典常谈》这样的书就可以了。”
20世纪的中国语文教育，是以反传统为背景的。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读经”到“废经”；二是从“文言文”到“白话文”；三是受西方文学观念的影响，强调文学的独立地位，把“文”从“经、史、子”中独立出来。深入了解这一教育文化背景，了解1945年和1980年的社会思想背景，叶圣陶的“退两步”也就不难理解了。
“第一读者”的意义，在于奠定阅读史的基调。叶圣陶的看法，以其在语文教育界的崇高地位，极大地影响了后人对经典、对“经典训练”、对《经典常谈》的看法和评价。二十年后的201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把《经典常谈》收入“蓬莱阁丛书”出版，钱伯城先生撰写了长篇“导读”。“导读”开篇，钱先生细心地指出，《经典常谈》“可以同时适应三个层次读者的需要”；继而谈到“经典训练”问题，钱先生马上亮出“废经”的坚定立场：“我们知道，经典训练并不就是恢复读经教育。恢复读经教育是开倒车，这是‘五四’运动早已解决了的问题。”转而，钱伯城先生以大量篇幅指导我们欣赏《经典常谈》的“散文特色”“通俗化手段”，以及“采择近人新说”和朱自清“平和宽容”的学术气度等等。钱先生的这些论述精辟而精彩，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作者，认识作者的学问，认识作者用散文手法介绍古代经典的本领。然而，我总感到有一点缺憾，那就是没有像朱自清所期望教育者的那样，最终目的是“引他们到经典的大路上去”。
回顾《经典常谈》75年阅读史，可以发现，从朱自清、到叶圣陶、再到钱伯城，有一个共同立场，那就是首先坚定撇清与“读经”的关系，然后再来谈经典，谈“经典训练”，谈《经典常谈》。那么，“读经”真的那么可怕吗？不“读经”怎么进行经典训练？“四书五经”究竟是洪水猛兽还是民族瑰宝？
二、“没有经典，我们会停止思考”
20世纪的中国思想史和语文教育史，是“废经”与“读经”的交锋史。自民国初年废止读经后，几乎每十年就有人发起一场读经运动。进入新世纪以来，伴随着“国学热”，读经活动在民间兴起，在社会推广，并逐渐深入校园课堂。
从晚清民国到改革开放后的共和国，为什么不断出现国学热，为什么不断有人发出读经呼声？对这种不断出现、不断重复的文化现象，是不能简单斥之为“复古”“保守”“开倒车”的，其深层的文化根源和精神实质，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论语·宪问》）一种思想观念或学术思潮的兴起和衰亡，无不具有社会文化的必然性，其背后无不体现了特定时代人们的心灵诉求。
美国学者哈罗德·布鲁姆，是当今西方世界呼吁“读经”的著名学者。他在研究西方文学史上“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的《西方正典》中，有一句结论性的名言：“没有经典，我们会停止思考。”为什么“没有经典，我们会停止思考”？实质上，歌德老人早已给出了回答：
凡是值得思考的事情，没有不是被前人思考过的；我们必须做的只是试图重新加以再思考而已。
歌德所说的“前人”，指的是哪些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处于笼统理解的状态。当我读了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了解了他关于“轴心时代”的深刻论述，恍然大悟：歌德所说的“前人”，就是雅斯贝斯所说的“轴心时代”的伟大思想家和哲学家。
人类历史的“轴心时代”出现在什么时期？雅斯贝斯认为，可以“在公元前500年左右的时期内和在公元前800年至200年的精神过程中，找到这个历史轴心。正是在那里，我们同最深刻的历史分界线相遇，我们今天所了解的人开始出现。”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时代，人类最不平常的事件都集中在这一时期。例如，“在中国，孔子和老子非常活跃，中国所有的哲学流派，包括墨子、庄子、列子和诸子百家，都出现了”；总之，“这个时代产生了直至今天仍是我们思考范围的基本范畴，创立了人类仍赖以存活的世界宗教源端。”这也是轴心时代最重要的特征。
雅斯贝斯进而指出，“轴心时代”的文化，在轴心期以后的世界历史中，始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写道：
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
雅斯贝斯认为，人类在自身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有一种不断回顾“轴心时代”的文化冲动，从中获取重新出发的“精神动力”。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就是“六经”的时代，就是“诸子”的时代，就是“孔、孟、老、庄”的时代。在我看来，20世纪中国不断出现的国学热和读经运动，正是这种回顾“轴心时代”的文化冲动的表现，其深层动机就是从中获取重新出发的“精神动力”，从中获取历久弥新的生命智慧。“发思古之幽情，往往是为了现在”，雅斯贝斯的思想，同样包含在鲁迅这句智慧的格言中。
“现代人”是多么傲慢啊！傲慢的现代人无不抱有一个不证自明的偏见：既比上一个时代的人更聪明，也比下一个时代的人更睿智。真所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自我为老大！在傲慢的现代人看来，历史从我开始，我在开创未来，几千年前的古人古书，怎么可能为现代人指点迷津，怎么可能给现代人以智慧启迪？
然而，《圣经》作了肯定回答：“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谢灵运作了肯定回答：“谁谓古今殊，异代可同调。”钱锺书作了肯定回答：“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这是古今哲人对文化的古今相通性的肯定。
为什么文化具有古今相通性？为什么我们需要到经典中获取重新出发的“精神动力”？朱自清说得好：“人情或人性不相远，而历史是连续的。”我愿对这句“常谈”更进一解：文化是生命的升华，生命的一次性决定了文化的重叠性。个体生命的有限一次性，决定了族类生命的无限重复性；而族类生命的无限重复性，决定了人类文化的层累重叠性。扩而言之，人类文明五千年，个体生命一百年；个体生命是重复，文化生命是重叠。因此，五千年的哲学史，是百年人生问题反思史；五千年的文学史，是百年人性情怀咏叹史。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千年的人类文化，只有一百年的生命长度。因此，每一个现代人都能够，以个体百年生活史，理解五千年人类哲学史；以个体百年情感史，体验五千年人类文学史。
杜牧《阿房宫赋》曰：“嗟呼！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也！”陆象山《杂说》曰：“千万世之前，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千万世之后，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东南西北海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其深层根源就在于此：即生命的一次性所决定的文化的重叠性。因此，历史是教育的核心，经典是智慧的源泉；割断了历史，失去了经典，我们将一无所有。“历史从我开始”的无知之见，是以庸俗进化论为基础的线性时间观导致的对人类智慧史的误会。
三、没有诠释，经典将失去意义
美国学者爱德华·希尔斯在《论传统》中论及“真正的传统”时指出：“原始经文和对其所做的诠释都是传统。……这种‘传统’就是对经文累积起来的理解；没有诠释，经文将只是一种物件。经文的神圣性使其与众不同，但若没有诠释，经文便毫无意义。”经典和对经典的诠释延续着传统，形成“真正的传统”的双重结构。
为什么“没有诠释，经典便毫无意义”？首先，经典是沉默的，诠释使它开口说话。一种文化的活的生命力，并不无条件地表现在这一文化遗留的典籍文字中，而是表现在由该文化典籍所体现出来的普遍的精神价值中。然而，该文化的典籍文字是不会说话的，只有该文化中的人不断对典籍文字进行充满存在感和历史感的诠释，典籍文字中的普遍的精神价值才会被激活，这一文化才会具有活生生的生命力。其次，经典是过去的，诠释使它“现时化”。德国历史学家扬·阿斯曼指出：“一旦文化连续性的重担完全落在具有奠基意义的文本之上，相关的人群必须想方设法让这个文本保持鲜活的状态，尽一切可能克服文本与现实之间不断加大的距离”；而实现“现时化这一过程，是在对流传下来的经文加以阐释的过程中才得以实现的”。因此，经典必须“诠释”，经典必须“常谈”——必须经常地谈，持续不断地谈，以激活经典活生生的生命力，以实现经典的“现时化”。
在20世纪大量经典“诠释”，经典“常谈”的著作中，朱自清的《经典常谈》就是这样一部特色鲜明、引人入胜、充满学术活力的著作。
首先，在风格上，这是一部用散文手法谈学术的佳作。如果说余秋雨的《文化苦旅》是以小说的笔法写散文，那么朱自清的《经典常谈》则是用散文手法谈学术。朱自清是散文大家，平易亲切，委婉尽情的优美风格，在现代散文史上别树一帜。朱自清又是古典文学专家，在诗歌史、诗学史和批评史领域，见识独到，成就卓著。对于作家、学者一身二任的朱自清来说，用散文手法谈学术，可谓本色当行。《经典常谈》的散文手法，除了平易亲切的叙述笔调，生动活泼的“儿化词”的运用等等，特别在意每一篇开头的经营，让每一篇都有一个引人入胜的“凤头”：或从传说入手，或从风俗入手，或从时代背景说起，或从人物故事说起。全书十三篇，每一篇的开头各不相同。这种由事入理的写法，极大地增强了学术文章的文学性和可读性。
其次，在内容上，本书具有点面结合、点线结合的特色。全书十三篇，从“小学”开篇，然后依次介绍传统的经、史、子、集。十三篇可分两大部分：前九篇谈“小学”和经史，以经典为主，力求点面结合；后四篇论子部和集部，以文体为中心，又做到点线结合。前九篇的“点面结合”，有多种表现：有的是一部书一门学问，如《说文解字》与文字学，《尚书》与尚书学，《诗经》与诗学，《史记》《汉书》与历史学；有的是一部书一种生活风俗，如《周易》与上古巫术礼仪，三《礼》与“生活的艺术”；有的是一部书一段历史，如《春秋》与春秋五霸，《战国策》与战国策士等等。后四篇的“点线结合”，基本上是一种文体一部历史：“诸子”是一部子学史，“辞赋”是一部从《楚辞》到汉赋的辞赋史，“诗”是一部从乐府、古诗到唐宋诗的诗歌史，“文”则几乎是一部从卦爻辞到白话文的散文通史。因此，《经典常谈》虽说不是“国学概论”，但只要细读全书，在深入经典文本的同时，又可以获得系统的国学常识。
再次，在表述上，全书导入生动，层次清晰，逻辑严密，是一部“一线教师”切实可用的“经典导读”的参考教案。全书的每一篇，一段一层意思，层层有序推进，首尾呼应，浑然一体。在我看来，有意愿开设“经典导读”课程的语文教师，只要细读全书，然后按照每一篇的主题，分出逻辑层次，拟出恰当标题，就能适用于课堂讲授。例如，“《说文解字》第一”，共十个自然段，按内容可分为四个逻辑层次：第一，“仓颉造字”与文字的起源，一、二自然段；第二，从“字书”到《说文解字》，三、四、五自然段；第三，文字的发展与“六书”，六、七、八、九自然段，这是全篇的重心所在，讲授时还可以分出若干层次；第四，书体的演变，最后一个自然段。以《说文解字》为中心，文字学的常识已囊括其中。再如“《诗经》第四”，共十个自然段，按内容也可分为四个逻辑层次：第一，《诗经》的成书或从歌谣到唱词，一、二、三自然段；第二，“诗言志”与用诗，四、五自然段；第三，《毛诗传》与解诗，六、七、八、九自然段；第四，“六义”说，最后一个自然段。以《诗经》为中心，对先秦诗学作了扼要介绍。其实，《经典常谈》全书，都应作这样的阅读。只有剖析了著作的思维结构，才能把握作者的思想精髓。
四、“经典训练”必须“亲近经典”
75年前，《经典常谈》是为当时的中学生写的，朱自清的“本心”是“引他们到经典的大路上去”；今天，《经典常谈》被列入“语文教师小丛书”，语文教师们更应当“亲近经典”，“见识经典”，“到源头去喝水”！
朱自清明确指出，《经典常谈》只是“一只船”，是一只把你“航到经典的海里去”的“船”：
如果读者把它当作一只船，航到经典的海里去，编撰者将自己庆幸，在经典训练上，尽了他做尖兵的一份儿。可是如果读者念了这部书，便以为已经受到了经典训练，不再想去见识经典，那就是以筌为鱼，未免辜负编撰者的本心了。
朱自清与叶圣陶，是多年的知心老友。1930年，朱自清在《我所见的叶圣陶》中，就对他们之间的交往和交情，作了生动而又深情的描写。那么，叶圣陶为什么还会如此坚定地“干脆说一句，现代学生不必读从前的书”呢，为什么还会说出这种“未免孤负编撰者的本心”的话呢？这一方面显然受到西方教育观念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与“五四”以后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运动有关。
1922年，胡适为北大《国学季刊》撰写了《发刊宣言》，将“整理国故”的规划和意义作了清楚的陈述。《宣言》最有影响的部分指出：“国学的使命是要使大家懂得中国过去的文化史；国学的方法是要用历史的眼光来整理一切过去文化的历史；国学的目的是要做成中国文化史。国学的系统的研究，要以此为归宿。”在这一指导原则下，进行“专史式的整理”，包括民族史、语言文字史、经济史、政治史、国际交通史、思想学术史、宗教史、文艺史、风俗史、制度史，一共十种专史。《宣言》要求国学家们先在各专史上建立起一个基本架构，然后综合成一部“中国文化史”。同时，用科学方法和历史眼光整理出来的各种专史，也是去掉了“国渣”，保存了“国粹”，真正有价值的部门“中国文化史”。
胡适的《发刊宣言》，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发挥了重大影响。从1922年到1949年，“整理国故”的运动，大体是朝着这一方向前进的，并出现了一个被史家称之为的“民国学术黄金时代”。新式教科书的编撰，也乘此东风出现了一个高潮。显然，正是在这一学术文化背景下，叶圣陶才会如此坚定地说出这样的话：“书籍不必再用从前人的本子了。一部历史教本就可以摄取历代史籍大概，经籍子集的要旨”“只要历史教本跟其他学生用书编撰得好，学生就可以一辈子不读《论语》《庄子》，一辈子不读《史记》《汉书》”云云。
“整理国故”在任何时候都是需要的。一部文化学术史，就是一部持续不断的“国故”整理史。然而，经典的“诠释”不等于“经典”，知识的“概论”也不等于“经典”，它们是“源”和“流”的关系。对此，西方人有一句名言，值得我们玩味。怀特海说：欧洲哲学史“不过是柏拉图学说的一系列注释史”。
如果说，欧洲哲学史是柏拉图学说的一系列注释史；那么，中国思想史则是“十三经”的一系列诠释史。为什么？因为，在人文学的范围内，在百年人生问题的范围内，凡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前人”都已经思考过了；我们所要做的只是重新加以思考而已。
从现代学科分类体系看，传统学术不是社会科学，更不是自然科学，而是名副其实的人文学。而在人类的一切存在中，人是最后目的。人文学的本质就是阐释和守护生命的价值和人生的意义。西方传统的文、史、哲、宗，其宗旨是“认识你自己”；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同样是“为己之学”。翻开中西的文化经典，可以发现，百年的人生困惑，“前人”已经反复思考过了；百年的人生情怀，“前人”已经反复咏叹过了。一部哲学史，就是一部百年人生问题的反思史；一部文学史，就是一部百年人生情怀的咏叹史。因此，在“前人”的哲学经典中，我们可以直接找到人生困惑的思考；在“前人”的文学经典中，我们可以直接体验到人生情怀的咏叹。人文学科的学术问题，大都是“老生常谈”，其深层根源也就在于此。
再则，文字背后是文化，“思想是语言的新娘”。微妙的文化智慧，是与特定的语言文字，紧紧地“粘”在一起的；用语言表达的思想和表达思想的语言，是密不可分的。“经典训练”，必须“亲近经典”；“享受经典”，必须“直面经典”。经典是传统的载体，读经典就是学传统；经典是智慧的源泉，凡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前人都已经思考过了；经典是心灵的导师，个体的精神发育史，是一个人的经典阅读史，民族的精神境界，取决于全民族的阅读品位和阅读经典的水平；经典是治学的起点，读透一部经典，学会一种方法，读透一部经典，成就一门学问。
那么，当今一位语文教师，“亲近”“见识”了哪些经典，便能以《经典常谈》为参考，胜任“经典导读”的教学？1923年春，梁启超应《清华周报》记者要求，开了一份题为《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的书目。这份书目包括五大类：甲、修养应用及思想史关系书类，39种；乙、政治史及其他文献学书类，21种（廿四史算作一种）；丙、韵文书类，44种；丁、小学书及文法书类，7种；戊、随意浏览书类，30种。总共141种。这份书目不仅列出书名，每种书之后大都有导读式的说明。但是，梁启超随即发现，书目与“初学”所需，不能吻合，便又拟了一个《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其文不长，转录如下，以备参考：
右所列五项，倘能依法读之，则国学根柢略立，可以为将来大成之基矣。惟青年学生校课既繁，所治专门别有所在，恐仍不能人人按表而读。
今再为拟一真正之最低限度如下：
《四书》、《易经》、《书经》、《诗经》、《礼记》、《左传》、《老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或《通鉴纪事本末》）、《宋元明史记事本末》、《楚辞》、《文选》、《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韩昌黎集》、《柳河东集》、《白香山集》，其他词曲集，随所好选读数种。
以上各书，无论学矿，学工程学，……皆须一读，若并此未读，真不能认为中国学人矣。
这份“真正之最低限度”的书目，按经、史、子、集顺序排列，共25部；除《资治通鉴》《宋元明史记事本末》《文选》这三部是综合性大书外，其余是22部独立著作。而把“四书”置于“五经”之前，置于书目之首，是有特别用意的。梁启超在《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中，把《论语》《孟子》置于开篇，并写下了全目篇幅最长的导读。他指出：“《论语》为二千年来国人思想之总源头，《孟子》自宋以后势力亦与相埒。此二书可谓国人内的外的生活之支配者。故吾希望学者熟读成诵，即不能，亦须翻阅多次，务略举其辞，或摘记其身心践履之言以资修养。”后来，现代新儒家冯友兰，把“四书”称为“中国人的‘圣经’”；在《经典常谈》中，朱自清“拨乱反正”，对“四书”作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20世纪学者的看法，与孟子以来先贤的见解，是完全一致的。
朱自清的《经典常谈》与梁启超的“必读书目”，只要做一仔细比较，二者的思路和范围是何其相似啊！在我看来，细读朱自清的《经典常谈》，“亲近”梁启超的“必读书目”，不仅足以“自认为中国学人”，而且能够从容胜任经典的教学。
2016年10月写于安徽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