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曹頫被查封家产时，曹雪芹已经13岁，对接近皇室的封建官僚世家的生活已开始有自己的体验。他是曹颙的遗腹子，从小没得到父爱，但母亲马氏及祖母李氏对他极娇宠，奉若掌上明珠。使他在温柔之乡中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祖父曹寅藏书丰富，使他从小就能够从传统文化中吸取养料；叔父曹頫和英国商人有直接往来，更进一步打开了他的视野。加上雪芹聪明颖慧，广见博识，富有文学气质，都为后来从事文学创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康熙晚年皇室的倾轧及雍正上台后穷治政敌，给曹雪芹的家族布下了浓重的阴影，这对青少年时期的作家来说，不能不带来一定影响，毫无疑问会起到加深他对生活的理解和认识的作用。当然，使曹雪芹的生活道路发生根本变化和对他后来从事创作具有重大影响的，还是雍正五年的抄家没产和由此带来的彻底败落。

曹雪芹抄家之后和抄家之前的生活境遇相比，可以说一落千丈。据有关史料记载，曹家被抄后，即由南京迁移到了北京，雍正将曹家在南京的财产赏给了新任织造隋赫德，人丁也随即疏散，只有少数人口到了北京。可以确定下来的曹家人员，当时除十三四岁的雪芹外，就是曹頫以及雪芹的生母、祖母等女眷，而且曹頫正因骚扰驿站的罪名被下狱治罪，直到雍正七年年底才从枷号中解放出来。可以想见，这场政治大变故对曹雪芹的打击有多么沉重。不过，和李煦的遭遇相比，曹家还应该庆幸，因为曹頫以及曹雪芹的性命毕竟保留下来了，在北京崇文门外蒜市口一带还拨给他们一些住房，得以赡养度日。有的红学研究者认为曹家到北京以后曾有过一段“中兴”，然后在乾隆朝又遭到第二次打击，看来缺乏史料依据，只不过是一种揣测。可以确定下来的情况是，曹雪芹虽遭到抄家，在北京的日常生活有相当一段似乎还能维持，这就是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但曹雪芹到底上没上过正经学校，已不好考订了。只知道他长大以后，对封建社会的现实颇为不满，蔑视仕途，每日吟诗作画、饮酒听曲，甚至“杂优伶中，以串戏为乐”，生活是很放浪的。大约乾隆十四五年的时候，曹雪芹在右翼宗学里谋得一个差使，并且结识了敦敏和敦诚，成为默契好友。正是凭了敦氏兄弟的有关诗文，我们才得知曹雪芹在北京行状的一些线索，知道曹雪芹所以为曹雪芹的伟大人格。

敦敏和敦诚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第十二子英亲王阿济格的五世孙，阿济格在顺治初年被抄家、赐死，因此他们也是皇室贵胄的飘零子弟，与曹雪芹的境遇非常相似，彼此有共同的思想基础。敦敏和敦诚的诗文中透露出，曹雪芹的性格是阔朗而诙谐的，而且雄辩健谈，傲骨嶙峋。敦诚的《寄怀曹雪芹（霑）》诗中有句云：“当时虎门数晨夕，西窗剪烛风雨昏。接罗倒着容君傲，高谈雄辩虱手扪。”就是对在右翼宗学与曹雪芹朝夕相处情景的回忆和对曹雪芹狂傲性格的描绘。敦敏的诗里也几次提到曹雪芹的健谈和傲骨，如《题芹圃画石》开首就说：“傲骨如君世已奇，嶙峋更见此支离。”还有一次，敦敏有一年多没见到雪芹了，偶然从明琳的养石轩经过，隔院听到了曹雪芹高谈阔论的声音，于是“急就相访，惊喜意外”，并写下一首感情淋漓的诗篇，前四句是：“可知野鹤在鸡群，隔院惊呼意倍殷。雅识我惭褚太傅，高谈君是孟参军。”充满对曹雪芹的热烈赞誉之情。裕端的《枣窗闲笔》中，也说曹雪芹其人“身胖，头广而色黑，善谈吐，风雅游戏，触境生春，闻其奇谈，娓娓然令人终日不倦”。这可以和二敦的诗互相印证。

那么，雪芹、敦氏兄弟他们在一起到底谈些什么呢？敦诚《四松堂集》中有一篇论及友朋交游之乐的文章写道：

 

居闲之乐，无逾于友；友集之乐，是在于谈；谈言之乐，各有别也。奇谐雄辩，逸趣横生，经史书文，供我挥霍，是谓谈之上乘。衔杯话旧，击钵分笺，兴致亦豪，雅言间出，是谓谈之中乘。论议政令，臧否人物，是谓谈之下乘。至于叹羡及交涉之荣辱，分诉极无味之是非，斯又最下一乘也。如此不如无谈，且不如无集，并不如无友之为愈也。

 

可见他们的谈趣和谈格是很高的。不过，所谓“谈之下乘”是否能够完全避免，即从来不“论议政令，臧否人物”，看来不一定，至少从《红楼梦》的内容可以反证，他们对家国社稷方面的大问题还是极关切的，恐怕无法做到“谈不及岩廊”，就像曹雪芹声称他的《红楼梦》“毫不干涉时事”一样，实际上字里行间到处都有对现实政治的讥刺。何况，雪芹和敦氏兄弟都很欣赏魏晋文士的风格，尤其推崇阮籍，怎么可能完全超然物外呢！他们的牢骚、不平和愤懑是随时都会表现出来的，只不过害怕文网之祸，“触忤心情类转蓬”，不敢明言直说罢了。而曹雪芹的狂饮，正是他胸中抑塞的一种表现。敦诚的《佩刀质酒歌》前面的小序记载，一次他在槐园遇到雪芹，正赶上“风雨淋涔，朝寒袭袂”，此时“雪芹酒渴如狂”，他因此解下佩刀去换酒喝，使得“雪芹欢甚”，写了一首长诗给他。可惜我们已看不到这首长诗了，只有敦诚的答诗留了下来，其中写道：“相逢况是淳于辈，一石差可温枯肠”，又说：“曹子大笑称快哉，击石作歌声琅琅”、“君才抑塞倘欲拔，不妨斫地歌王郎”。把雪芹的豪情壮志和满腹愤懑和盘托了出来。

曹雪芹能诗善画，他的诗和画也凝聚着他的伟大人格。他画的石最见特色，敦敏有一首《题芹圃画石》诗，称赞他画的嶙峋的石头，就像雪芹的傲骨一样，里面积郁着作家胸中的无限块垒。这首诗的最后两句是：“醉余奋扫如椽笔，写出胸中块垒时。”至于曹雪芹的诗，就更见功力了。敦诚一次称赞说：“爱君诗笔有奇气，直追昌谷破篱樊。”另一次又说：“知君诗胆昔如铁，堪与刀颖交寒光。”这对一个写诗的人来说，可以说是相当高的称誉。唐代诗人昌谷李贺在文学史上有“鬼才”之称，主要指其立意奇拔，不同流俗，而雪芹的诗，风格直追李贺而又不为李贺所囿，自然更高一筹。所以敦诚才称赞他“诗胆如铁”，说他“诗笔有奇气”；敦敏则直接叫他“诗人”，宗室诗人张宜泉也说：“君诗曾未等闲吟，破刹今游寄兴深。”在雪芹的朋友们中间，他经常作为不同流俗的诗人受到爱重。敦诚《四松堂集》卷五《鹪鹩庵笔尘》中，有这样一段记载：“余昔为白香山《琵琶行传奇》折，诸君题跋，不下数十家。曹雪芹诗云：‘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亦新奇可诵。曹平生为诗，大类如此。”这是保留到今天的曹雪芹的唯一的两句诗，可以看出立意警拔，意象奇诡，确有李贺风格。诗格即人格，我们从曹雪芹的诗格里可以了解到他的人格的一些特征。

特别是张宜泉写的《题芹溪居士》诗，对曹雪芹的思想和人格的面貌描摹得更为具体。全诗八句，现抄录如下：

 

爱将笔墨逞风流，庐结西郊别样幽。

门外山川供绘画，堂前花鸟入吟讴。

羹调未羡青莲宠，苑召难忘立本羞。

借问古来谁得似，野心应被白云留。

 

这首诗透露出，曹雪芹的人格是非常超拔的，他宁可过着贫窘的生活，也不愿意为统治者效劳。唐朝的画家阎立本当宫廷供奉的耻辱，雪芹决不能忍受，他也不羡慕因取悦权势者而得到的荣华富贵。他宁愿寄情山川白云，也不想使自己的渴望自由之心受到束缚。这首诗写的是雪芹移居北京西郊以后的情景，而他什么时候和因为什么移居西郊，已无从稽考。也许如有的研究者所推断的，大约在乾隆十五年至十九年之间吧，当时右翼宗学已改组，搬到了宣武门内绒线胡同新址，雪芹在内城生活无着，便迁往西山了。

曹雪芹迁居北京西郊以后，生活更趋困顿，居住条件也很成问题，蓬蒿环堵，“举家食粥”，加上与敦敏、敦诚等契友往来颇感不便，心境更加落寞了。这时他和僧道有过往还，思想不无消极的一面。但他人穷志坚，傲骨不变，除了和村塾先生张宜泉有所交往，和下层劳动人民有所接触，以及有时进城会会敦氏兄弟外，主要精力都用来写作《红楼梦》了。大约在乾隆二十五年左右，他回过一次南京老家，一年以后又返回来。雪芹何时结的婚，已不可考，只知从南京回来后又续娶了一位新妇，这大约是一次很奇妙的“遇合”。乾隆二十八年冬天，雪芹的原配夫人所生的幼子病死，这对作家的打击甚为沉重，不久，他也在贫病中与世长辞，时在乾隆二十九年（1764）早春。曹雪芹死后，敦诚写了一首挽诗：

 

四十年华付杳冥，哀旌一片阿谁铭。

孤儿渺漠魂应逐，新妇飘零目岂瞑。

牛鬼遗文悲李贺，鹿车荷锸葬刘伶。

故人惟有青山泪，絮洒生刍上旧坰。

 

诗的第三句后面有注：“前数月伊子殇，因感伤成疾。”由这首诗可以看出，雪芹的死是很寂寞的，几乎没举行什么葬仪，只有几个好友草草埋葬了事。一代天才就这样悲惨地了却终生！

但是，雪芹的精神和人格，将永远留在人们的心里。没过多久，宗室诗人张宜泉就在《伤芹溪居士》诗里写道：“谢草池边晓露香，怀人不见泪成行。北风图冷魂难返，白雪歌残梦正长。琴裹坏囊声漠漠，剑横破匣影铓铓。多情再问藏修地，翠叠空山晚照凉。”这是雪芹的朋友对他的怀念，也是同时代人对他的怀念。那么，他可以不寂寞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