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理论

当代实践的历史学家们往往习惯于“低头拉车”而不习惯于“抬头看路”（这里借用的是一个“文革”中的术语）。这里的前提假设仿佛是说：结论是早已经摆好在那里的了，自己的工作只不过是为它再填充一些材料作为例证而已。你能填充一项例证，就算是作出了一分成绩，你能补充两份例证，就算是作出了两分成绩。至于结论则是早就铁案如山摆好了在那里的。历史学家的任务，无非就是为它再一次地补充上一份例证而已。正有如诸葛大丞相在“空城计”中的名言：“国家事用不着尔等劳心”。这种为学的态度乃是经学的态度，《圣经》里面每提到一桩事件时，往往总是要强调：“这就应了经上的话”云云。原来真理早在经上就都有了，人们所见证的事实无非是为经上的真理再一次地提供一个例证而已。自来经学家的神圣职责无非就在于代圣贤立言、弘扬经义，而绝不可以对经义本身加以反思乃至拷问。然而真正的科学或哲学则恰是要对历来的经义不断地加以反思、质疑和拷问。实验、数据、资料和思想理论，双方永远是相互作用并互相促进的。

如果学术的目的是在于追求真理，而不仅只是要弘扬经义，代圣贤立言，那么学者就不应该单纯局限于找材料来充实自己的论点，而应该同时不断地反思并批判自己所据以立论的根据。这里的“批判”一词是用在它18世纪的原来意义上，即学者必须在自己的思想上经历一番逻辑的洗练或自我批评，借以检验自己立论的可实证性（或可证伪性），而不是用在它现代化了的那种贬义上，如所谓的“一棍子打死，叫他永世不得翻身”之类的那种贬义上。任何学术思想，凡是不经过一番批判的洗礼的，都只能是一种经学的信仰，而不可能是一种学术的论证。

传统的历史学是通过一套伦理道德的教诲所传承下来的，即所谓“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那目的并不在于通过知识去寻求真理，而是以事例进行说教，引导人们更好地去实践某种伦理价值（如忠君、爱国）。一直要到20世纪之初，史学界才开始自觉地开展一场史学革命，即所谓“新史学”的出现。新史学的登场对于传统的经学说教，确实是有一番摧陷廓清之功，使人们的思想认识焕然一新，不再局守在陈腐的说教束缚之下。到了五四时期，新的历史学已经从传统的政治伦理说教之下解放出来，获得了自己的独立地位。学术有其自己的尊严和价值，它不再单纯是经学说教的女仆，为某种流俗的利益而服务。但是五四运动在其理论方面也不免有其局限。当时的学术思想界大抵是在西方19世纪实证主义思潮的大气候之下进行的，而以历史学尤甚。当时大多数代表新潮流的历史学家们大都认同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历史学并不是（或者基本上并不是）一门实证的科学，所谓历史事实本身也往往并不是都可以实证的。尽管它并不排摒有其实证的一方面，但从根本上却决不可把它限定在实证的范围以内。五四的功绩在此，五四的缺点也在此。它力图把历史学拉到朴素的事实的层面上来，但事实本身却并不构成其为历史学。历史本身在很多情况下并不是实证的，历史学也并非是一门实证的科学，尽管它并不排斥自己有其实证的一方面；然而归根到底，它在其本性上并不就是一门实证的科学，也不可能把自己限定在实证的范围之内。证件或史料本身是不会说话的，说话的乃是掌握了这些材料的人。

自然科学的研究是以自然世界为其对象，自然世界本身是纯客观的，研究者设定它是没有思想、意志或感情的，所以并不考虑其间有任何的人文动机。然而历史学所研究的对象恰恰是人文世界，它彻头彻尾贯穿着人们的思想、意志和感情，否则就无所谓历史了。故而历史的研究方式就不可能简单地等同于对自然世界的研究方式，尽管它也要利用自然科学的某些操作方式，如对某些古物的成分与年代的鉴定，对某些社会现象的数量化模型等等。人们总是习惯于说：事实就证明了什么什么。但是事实本身仅仅是事实，它并不能进行论证，进行证明的乃是使用这些材料进行论证的人。即任何人都是为自己的思想和价值观所制约着的，因此就没有通常意义上那种所谓的客观。即使是人人都有目共睹的，也并不是就意味着客观。例如，彩虹是人人有目共睹的，但它并没有客观存在。自然现象尚且如此，人文现象就更加微妙得多了。历史就其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因而不可能不是与自然世界的必然律相一致的这一方面而言，它是不会脱离或者是违反自然世界的，故而也要服从自然界的必然规律。但是人文世界则是人的创造，而不是（或不单纯是）自然的创作，或者借用一位哲学家的话来说：历史乃是自由人所创造的自由的事业。因而它就是人为的而非自然的。或者，我们不妨使用一种形象的说法：历史的轨迹是在这样一个坐标上在运行的；这个坐标系的两个轴，一个代表着物质世界的必然，另一个则代表着人文精神的自由创造。因此，历史本身运动的轨迹就具有两重性，它是受这两者共同制约的结果。或者也可以把它比作是一个平行四边形的对角线，它的走向乃是这一平行四边形两边的合力。所以历史学的研究，一方面是要探讨历史行程之必然的、不以人的精神作用为转移的必然规律；但同时另一方面就要探讨历史行程之中那些非必然的人文动机的作用。因而，不但历史本身有其两重性，历史学本身也有其两重性。于是，这里就是一阕两个两重性的两重奏。未能够明确地理解这一点，正是导致以往大多历史学家在对历史和历史学的认识上之所以未达一间的原因。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是无思想意识的自然界（有人认为原子也有自由意志，另当别论），所以它不以人的意愿为转移；历史学研究的对象则正恰是人文动机在其中起着主要作用的历史，人文世界本身乃是人文动机在起作用的产物。在历史学的研究中，无论是研究的客体抑或是研究的主体，都彻头彻尾地在贯穿着人的意志和愿望。既然人的主体性始终贯彻于其间，所以它就始终是受着人的意志的影响的。在这种意义上——而不仅仅是在“事在人为”的意义上——它同时也就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任何学术总是材料与理论二者双方相辅相成共同结合而促进的。理论不可能毫无事实的根据，对事实的理解也必然促进理论不断深入。双方都不可能在原点上停滞不动。我们今天的认识应该已经远远超过了一个世纪或半个世纪之前我们的那些前辈了。当然，我们也还是站在他们肩上才可能超越他们的。过去长期以来，我国史学界习惯于旧实证主义的思维方式和探讨方式，往往满足于把自己沉浸在成堆的史料和现成给定的思想体系之中，而从不萦心于自己所由以出发的思想前提所预设的条件及其局限性（或者说，它那有效性范围的界限）。这种盲目往往会导致人们钻之愈深则失之愈远。史家在自己对待历史世界的态度上，也必然既是入乎其内而又出乎其外；亦即既需入乎其内深入探索史实的真相，同时又能出乎其外随时反思并批判自己是如何理解历史世界的，亦即它的有效性的范围和程度究竟如何。正如一位航海家在大海之中是要时时刻刻调整着自己的方向的，而并非是罗盘一旦定了向，就一劳永逸可以永远地勇往直前了。一项史实是一旦如此就永远如此的，但是我们对它的认识却是永远在不断深入和永远不断在改变着的，从而我们对它的解读（也就是我们的思想）也是不断在改变和更新的。没有丰富的资料发掘作为依据，我们对历史的理念就会是空洞的，而没有深刻的自我反思，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就会是盲目的、武断的。这一点对于许多传统的实践历史学家来说似乎是一件言之匪艰而行之惟艰的事。一种学术风尚一旦形成了一种舆论的气候，虽有豪杰之士往往也难以从其中脱身，更谈不到要力挽狂澜了。不过对这一点也不必过于消极。一方面，一个时代的大潮固然是个人所难以抗拒的；但是另一方面却也要看到事在人为。历史毕竟是人创造的，历史学是历史学家所创造的。颜习斋不是就说过吗：“学者勿以转移之权委以气数（即，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一人行之为学术，众人从之为风俗。”理性不是不可以战胜盲从的，批判不是不可以战胜信仰的。这就又回到了上述的两重论：历史创造人，人也在创造历史。历史学家就是在这样一阕两个两重奏之中不断前进的。

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人文科学近年来也呈现出某些前所未有的新气象和新思路。史学思想和理论正在经历着一番更深层次的新的反思。尤其是有一批中青年的专业历史学家正在从事于历史理论与历史学理论更深层次的探讨。人们常常要问：人生有什么意义？史家也往往要问：历史有什么意义？但如果有意义的话，那意义也不会是客观世界先天给定的，而是要待到人们探索之后才给定的。这便是通常所谓的历史哲学。凡是未能对此作出答案的，可以说都未能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对历史本身作出答案的，可以说是历史哲学中的形而上学；对历史学本身作出答案的，就可以说是历史哲学中的认识论。以中国悠久的历史学中的优良传统与现代学术的思想方法和操作方法相结合，我们可以期待着我国历史学研究出现新的局面。不先批判地认识历史学本身的性质，又怎么可能认识历史呢？

华东师大张耕华教授最近以他多年钻研的心得撰成《历史哲学引论》一书，深入探讨了历史和历史学的本性及其认识论的问题。承耕华先生不弃，于书成之后赐寄一份给我，使我先睹为快。我深恐未能很好地体会作者的原意，爰拉杂写出自己读后的随感如上，以就教于耕华先生和对这个问题有兴趣的同道。

 

2004年9月上旬

北京清华园

（本文为张耕华著《历史哲学引论》序言，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