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勒及其时代

中国的席勒译介与研究现状评述

叶隽

内容提要：本文对中国的席勒译介与研究状况进行学术史的整理，并由此揭示本期《北大德国研究》“席勒主题”的意义。

关键词：席勒 译介 学术史

作者简介：叶隽，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一、现代中国语境里的席勒译介

晚清以来，随着德国在欧洲的崛起，德国的思想、教育和文学亦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日益受到重视，对现代中国影响深远。作为德国文学史上的巨人，歌德、席勒几乎在同期得到最早的介绍。席勒进入中国公众的视野大概是在1903年，其文本为赵必振依据日人编本所作的“德意志文豪六大家列传”《希陆传》（《席勒传》）；中国最早的席勒译介者，当推马君武。马君武译介德国文学作品并不多，但颇有自家眼光。除了歌德之外，他在众多的德语文学作品中选择席勒的《威廉·退尔》，威廉·退尔（Wilhelm Tell）是瑞士民间传说中的英雄人物，席勒将此历史传说与14世纪瑞士人民反抗异族侵略的斗争相结合，所以这个故事就有了不同寻常的深意，变成了一部歌颂民族解放的“史诗剧”。其时拿破仑入侵德国，此剧对德国人民坚定信心、激励爱国热情、反抗侵略，则更有极大的现实意义。马君武约在1914年底撰此剧译言，正当辛亥革命后不久，国家正处在严重关头，所以他说：“吾欲译欧洲戏曲久矣，每未得闻。今来居瑞士之宁茫湖边，感于其地方之文明、人民之自由，到处瞻仰威廉·退尔之遗像，为译此曲。此虽戏曲乎？实可作瑞士开国史读也。予译此书，不知坠过几多次眼泪。予固非善哭者，不审吾国人读此书，具何种感觉耳！”此言凿凿，译者之意，非仅在译事而已，当属“别有幽怀”者，而“幽怀”之意则直指“世道人心”，希望民众能够读此剧而思国家、报国家也。抗战中，我国曾上演此剧，确实给民众极大的鼓舞。作为一腔热血的报国者，马君武推崇德国文学，其主要目的在“唤醒民众”，他重点选择译介了歌德、席勒的作品，这些作品体现了古典时期反封建、提倡上升时期资本主义的时代精神，其“经世致用”之心显露无遗。所以，席勒最初介入现代中国语境，就是有着非常明确的“致用”功能的。

自那时以来，席勒的作品，尤其是戏剧作品，以相当迅速的速度进入现代中国。《威廉·退尔》的马君武译本（中华书局1925年版）、项子禾译本（开明书店1936年版）, 《强盗》的杨丙辰译本（北新书局1926年版）, 《阴谋与爱情》的张富岁译本（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 《斐爱斯柯在热那亚的谋叛》的张富岁译本（商务印书馆，解放前）, 《奥尔良的姑娘》的关德懋译本（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 《华伦斯坦》的郭沫若译本（译名为《华伦斯太》，生活书店1947年版）、胡仁源译本（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

除了《唐·卡洛斯》、《玛利亚·斯图亚特》、《墨西拿的新娘》、《杜兰朵》这几部看似与现实关系不大的作品，席勒的戏剧都被翻译过来。应该说，仅论作品翻译的数量与影响，席勒对于现代中国的意义决不逊色于任何一个外国文化名人。这与席勒艺术创作的特点有关，更取决于现代中国以启蒙与救亡作为时代使命的特殊语境。由《威廉·退尔》直接改编而来的《民族万岁》就是最好的证明。

就目前为止的席勒译介状况而言，值得肯定的是，席勒的主要剧作都已经有了汉译本（有的有好几种译本）；但席勒的诗歌没有全部译过来；席勒的小说似乎更没得到多少关注，除了《失去荣誉的罪犯》之外，似乎仍有待翻译；席勒的书信，除了与歌德的通信被选译了一部分外，要窥其全貌仍须译介者努力；席勒的史学著作更是完全空白，有待填补；席勒的美学著作，则基本都得到了译介。

虽然，在现代中国的构建期，前贤们不太可能有很从容的心态，来进行大量的基础性学术工作。但前辈们筚路蓝缕，仍然留下来相当数量可资凭借的先驱工作。而最主要的，则是席勒作品与文献的译介。与歌德的皇皇巨著相比，席勒的作品相对要少些，但遗憾的是，至今我们没有一部可资借鉴的《席勒全集》汉译本。

二、中国的席勒研究状况

席勒研究方面，似乎进展并不太快。民国时期学界对歌德已经给予了相当重视，但席勒似乎并未达到相提并论的高度。尽管如此，还是做了几件与席勒有关的事：北大德国文学系曾出过一本《席勒纪念特刊》；北平的中德学会，曾出版过一册《席勒》；张忠发表了《席勒与中国》一文，但颇不切题；陈铨著《中德文学研究》，谈到“席勒《杜兰朵》中的中国成分”。

1949年以后，随着教育与学术制度的重要变化，各种学科必然面临新的时代课题。德语专业同样受到限制，更不用说德语文学研究了。但尽管如此，席勒研究并未销声匿迹。1955年，因席勒逝世150周年，而举行纪念活动，同时有一批相关论译推出。其中值得关注的是冯至的两篇文章：《德国的伟大诗人——席勒》、《“建筑自由庙宇”的伟大诗人——纪念席勒逝世一百五十周年》;1959年，纪念席勒诞辰200周年，北京召开纪念大会，值得关注的文章有田汉的《席勒——民主与民族自由的战士》、李健吾的《现实与理想》。在这个时期，席勒主要是被象征化的一个标志，正如贺敬之所指出的：“席勒远非仅仅表现为一个只属于德国范围的爱国者，他是歌唱一切民族之间的平等、友好的，反对民族压迫和奴役战争的最有力的诗人。”

1955年译介出版的《席勒》，作者不具名，对席勒一生有简明清晰的概括，但值得注意的是，此书为1953年民主德国版的《现代席勒读本》（Schiller, Ein Lesebuch für unsere Zeit）的导言，所以可以想像，那个时代自然会强调“席勒所处的时代是德意志民族文学产生的时代，他的创作活动和他反抗封建社会的斗争分不开的”。

1978年以来，新时期学界在多年的压抑封闭之后，大有奋勇补课、迎头赶上、再创辉煌的气概，表现在德语文学与席勒研究上，也取得了不少成果。董问樵的《席勒》应该说是研究席勒文学创作的唯一一部专著。此书篇幅不大，上篇为“生平·诗歌·美学观点”，用大部分篇幅较为清晰地勾勒出席勒一生的历史轨迹；下篇为“戏剧”，主要是对席勒已完成的九部原创戏剧进行了比较详细的介绍和分析，对每部戏剧，基本都提供出历史背景（或写作经过）、剧情概要、思想内涵和人物性格、社会意义等。应该说，作为一部席勒生平与戏剧的概论和介绍性著作，此书是成功的。其中也不乏开阔视野与真知灼见，如作者对席勒未完成或尚在构思中的剧本的关注，对席勒关于悲剧精神的阐释等，认为“席勒的思想是在曲折道路上不断发展的”；但有时候也难免落入到那个时代的特定思维模式中去，说：“从《强盗》到《威廉·退尔》，就是从争取个人的自由，提高到争取人民的自由，这是巨大的飞跃。”从狂飙突进时代的“横空出世”到古典主义后期的“深沉厚重”，席勒的思想变化不言而喻，但是否其思想进路就是简单的“由个人自由到人民自由”的“巨大飞跃”，值得细加探讨。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立论严谨且风骨高标的学术性研究，尚有待来者。

相比较而言，倒是在美学与哲学领域，研究者们贡献出了颇多的成果。毛崇杰著《席勒的人本主义美学》，强调：“席勒第一个在美学中明确地提出了人本主义原则，并以此为出发点，为核心，为依归，建立了一整套关于人的美感教育的理论。”他将席勒的美学建构放在宏观的文化史角度中考察，认为：“艺术的美感作用从中世纪作为神学奴婢的地位中解放出来，经过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的恢复，在席勒的美学中被发挥到最高度。”确实是中肯之论，但作者并未点到即止，而是进一步分析其利弊所在，认为：“这既是他的贡献，又是他的失误。以人打倒了神，以艺术、以美代替了宗教教义，是他的贡献。然而在这同时，抽象的人又变成了神，美、艺术又成为新的救世主，乃是他的失误。”曹卫东对席勒也有所关注，他撰文《从“全能的神”到“完整的人”——席勒的审美现代性批判》，将席勒纳入“现代性”理论的范畴，试图论析“席勒的现代诊断和现代性见解”，该文对席勒“人”的观点倍加推重，显然是对原有论点的超越。

作为史学家的席勒，也为历史学者所注意到。刘新利的《启蒙史学家席勒》一文，即揭示出席勒作为史学家的思想史意义；但可惜，这一发现，似乎既未得到史学界的足够关注，也没有引起席勒研究与德国文学研究者的重视。李秋零则从历史哲学的角度来考察“席勒：历史与审美”的命题。

《席勒与中国》是1985年在重庆召开的“席勒与中国·中国与席勒”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此书可以说基本汇集了当时中、德两国学者席勒研究的成果，但主要是对席勒与中国这一主题的研讨。在这一领域中，德国汉学家德博（Günter Debon）的研究值得关注，因为他特别关注席勒与中国的思想文化关联。他著有《席勒与中国精神》（Schiller und der chinesische Geist）与《蛇线之美》（Die Schönheit der Schlangenlinie），对席勒与中国这一论题做了比较全面而深入的探讨。1994年，朱虹（音译）在德国出版《席勒在中国》一书，算是对之前的历史做了个总结，但主要还是停留在基本史实的梳理层面上。

三、《北大德国研究》“席勒主题”的意义

就以上所论，席勒作为美学家、文学家（戏剧家与诗人）都得到一定程度的关注，但作为史学家只是被零星提及，似乎没有得到足够的研究。这是很遗憾的事。综上所述，席勒研究虽然已经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与歌德研究的相对兴盛相比，仍可证出席勒研究的孤独萧索。正是针对这种学界现状，《北大德国研究》创刊之初，即选择其作为主题研究的对象，这固然是因了席勒逝世200周年的机缘，同样也是借此尝试一种新的学术研究范式的可能，即约请诸多德国研究专家，从不同学科领域来考量探讨同一研究对象，以期更加全面、更加丰富、更加理性地认识作为“完整的人”的席勒，而不是将其人为地拆分为诸如文学、历史、美学、史学等界限森严的“零碎席勒”。

陈洪捷（北京大学教育学院）从教育学角度揭示“席勒的大学理念”，尤其拈出“利禄之徒”与“哲学之才”的区分，不但具有独到新颖的视角，而且对目下追求功利的风气甚嚣尘上的中国学界亦不无启发。其实就德国的现代崛起而言，古典时代的哲学积淀与文学辉煌固然极其重要，而现代教育制度，尤其是古典大学理念的形成，同样意味深长。席勒、费希特与洪堡等在耶拿期间，教育是个重要的共同议题。日后洪堡与费希特等人联手进行的柏林大学创办事业，一方面有事功，另一方面更是形成了思想。而席勒虽未能身与，但就思想建构而言，其贡献不可忽略。由此，在诗人、戏剧家、美学家、史学家诸多名衔之外，再揭出席勒教育思想的意义，其实绝非仅是多给他加上一顶“教育家”的冠冕而已，实在更有着颇富深意的“新意存焉”。可惜只是提供了若干思路，很多问题未能展开，这也为后人继续深入“预留空间”。

张叶鸿（哥廷根大学哲学学院德国文学系）从19世纪德国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发展背景入手，借助接受理论的模式和席勒的创作理念，在史实基础上展示艺术的独立性和全新的社会角色。他突出展示了所谓“艺术市民化”的时代趋势，认为席勒充满人文主义理想的诗句以各种形式风行德国社会，对塑造具有现代精神的独立自主的人性具有难以比拟的社会作用，成为19世纪德国市民社会的精神归属。应该说，展现了一个比较新颖的视角，也符合目前学界对市民社会问题的共同关注，但德国市民社会即便在西方语境中也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对这个问题我们似乎认识还不够。而文章最后试图以文学为例，探讨艺术在市民生活中的神圣性和成为宗教替代的可能性，其实也是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相信定会引起相关学者继续探讨的兴趣。

赵进中（北京大学历史系）和马剑（北京大学德语系）一着眼整体，一考察分殊。或从“人本主义的人格塑造”角度全面论述席勒的美学观和历史观，或具体论述“席勒诗歌中的时间概念”。二人建构文章的思路有差异，却都不缺少自己独特的切入视角。大凡“诗哲融通”，运思于诗乃是最高层次的哲人与诗人最有共同语言的地方。席勒则两者兼备，洪堡这样比较席勒与康德、歌德，康德是哲学天才，歌德是诗学天才，但若论兼而有之，却唯有席勒。而且，席勒是试图将二者融为一体的。不仅如此，席勒还是伟大的史家，由此看来，探讨史家、哲学家、诗人合一的命题，席勒无疑是最佳人选。但身兼三者，毕竟路径有异，如何将之“融会贯通”，既取决于诗人的境界，也考究研究者的功力。有论者谓，无论何专业，都不可能对哲学命题不加关注。所以两者均充分关注到席勒的美学思想与哲学背景（对其诗人一面似乎还可更重视些），并抽象出相关命题。但话说回来，“诗史哲”之间既具相辅相成之张力，同样也不可避免有彼此冲突矛盾的一面，对这一悖论的认知似尚无足够揭示。席勒在艺术上的不能“后来居上”，其实确也不无受制，因为事实上思想性的过于敏锐会不自觉地对艺术性造成挫伤，而过分依赖历史的指责也充斥了诗人身前身后讨论，这个问题牵连甚多，值得进一步探讨。

叶隽（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从思想史角度切入对席勒戏剧文本的探讨，选择《华伦斯坦》作为研究对象，以席勒思想发展过程中始终关注的“民族统一”问题为中心，强调“英雄出世”的命题，以华伦斯坦这样一个理想中的英雄形象为中心，来探讨17世纪的德国民族统一问题的核心所在，即有没有可能通过一种个人英雄主义来解决民族的统一问题？作者强调答案的否定性，认为受制于时代背景、个人局限等种种因由，“英雄出世”最后变成了“英雄伤逝”，德意志期待已久的“民族统一”问题仍不能不冀望于来者。“英雄”与“民族”是席勒戏剧创作与思想观照中非常重要的命题之一，未必就逊色于对“现代性（异化）—人性（审美）”的关怀。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与张力问题，其实值得进一步追问。正如有论者认为，与作为“世界诗人”的歌德相比，席勒更能表现出“民族诗人”的特点，对德意志民族统一问题的追问确实是席勒孜孜以求的问题，从临终前《威廉·退尔》中“民众群英”思路的出现更可见出其关注度。在现代世界建构过程中，现代性固然是人不得不面临的“异化难题”，而“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更使人“难上加难”，席勒的困境感知不仅是德国的，也同样具有普遍性的意义。但这个问题显然仍属开放性质，既需放在席勒戏剧与思想发展过程中去做更深入的剖析，也需要有更多的研究者在更广阔与纵深的时代背景中去做深入考察。

张玉能教授翻译的两篇席勒的理论文章《论悲剧对象产生快感的原因》与《论悲剧艺术》此前尚未见中译本，属首次与中国读者见面，为此辑增色不少。由此，而构成了一幅相对较为完整、复杂的席勒图像，对我们在更深层次上去理解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的席勒——作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思想者）的席勒，提供了尽可能多的丰富侧面。当然，限于篇幅，这里远无法穷尽席勒给后世留下的丰厚遗产，诸如其美学思想的发挥、对现代性问题认知的意义、其生命史与艺术家位置的交相融合、其作为史学家与文章家意义的彰显、其远未获得关注的小说史意义……就只能在此暂付阙如。席勒的当代意义，也许仅仅是“小荷才露尖尖角”。如何开掘这样的异族宝藏，在这个如此物化而人亦异化的时代里，也许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设若如此，研究者的职责，远不止就限定在“书斋讲堂”之内，“象牙塔”的灯光，很可能“洞烛幽微”。对于中国的席勒研究而言，相信这里只是一个小小的开端，更成熟、更具规模的席勒研究将在此“引玉之砖”后渐成气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