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市民社会对席勒的接受

——兼论艺术在市民社会中新的地位

张叶鸿

内容提要：本文从19世纪德国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发展背景入手，借助接受理论的模式和席勒的创作理念，在史实基础上展示艺术的独立性和全新的社会角色。艺术诠释生活，也塑造生活。在艺术市民化的时代趋势下，席勒充满人文主义理想的诗句以各种形式风行德国社会，对塑造具有现代精神的独立自主的人性具有难以比拟的社会作用，成为19世纪德国市民社会的精神归属。文章最后以文学为例，探讨艺术在市民生活中的神圣性和成为宗教替代的可能性。

关键词：市民社会 席勒作品 文学接受 艺术市民化 艺术神圣性

作者简介：张叶鸿，哥廷根大学哲学学院德国文学博士生。

一

著名的席勒研究学者诺贝特·厄勒斯（Norbert Oellers）对席勒的影响作出这样的结论，19世纪的德国社会是一个属于弗里德里希·席勒（1759—1805）的时代，资产阶级对席勒的追寻超过对其他任何一位作家的追寻。这在社会学和历史学上都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虽然今天在德国，古典主义作家的著作，包括席勒的作品并不常被人提起。但19世纪正如厄勒斯所言，席勒的诗句传至街头巷尾，几乎为每一个人所熟悉。20世纪的学者这样描述席勒的影响：“一个世纪以来，弗里德里希·席勒一直伫立在各种社会变革和艺术事件的激流中，德国民族在他的陪伴下走上了发展的道路。”为纪念席勒忌辰100周年，研究席勒接受的先行者阿尔伯特·路德维希（Albert Ludwig）在20世纪初叶回顾整理了之前一个世纪德国社会对席勒的接受，出版了题为《席勒与后世》的著作。翻开书的目录，“荣誉”、“声望”、“尊严”、“敬仰”、“影响”这样的字眼充溢全篇。在书中，路德维希尤其强调，席勒作品的传播者是市民阶层（Bürgertum）。市民阶层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是相对于特权阶级而定义的，指以活跃的资产阶级为主体的广大民众，这里说的市民社会是一个去除等级化、充满现代精神的新型社会。市民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随着国家法制的完善，渐渐转成公民社会。代表社会发展方向的资产阶级从席勒的作品中找到他们渴望体现的个体价值和平等精神。在他们看来，席勒如同公民权利的护卫者。这种独立精神由个体推至更广大的国家层面，在19世纪德国统一的民族呼声中，席勒更被推崇为“德国民族精神最纯粹的体现”。

席勒生活的18世纪中后期，德国社会正处于从封建等级社会向自由民权的资产阶级社会转化的过程。席勒的文学创作正是着眼于现实的专制世界与理想的平等世界间的距离，坚定地宣扬人性的不可侵犯性。英国著名史学家阿伦·布洛克（Alan Bullock）讲到欧洲19世纪人文传统时提到席勒对艺术的观念：“艺术形式——他所指的当然是诗歌和戏剧——的经验比别的事物更能用来唤醒人们，使其意识到他们的道德本性是人性的突出特点——‘通过美的城门，我们进入真的领域’”。席勒就是在以他的作品来验证艺术的价值，在诗作和戏剧中昂扬的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理想构建出跨越现实世界和理想世界的桥梁。例如他最为人们熟悉的作品之一《欢乐颂》（Ode An die Freude,1785）就是这样的代表，被贝多芬谱曲、后作为欧盟主题曲的这篇诗作正是诞生在一个巨大的变革时代。诗中的“欢乐”作为宇宙万物共同的生命力，孕育着社会变革的力量，预示着旧的封建专制的倾覆。诗中澎湃的激情和乌托邦的理想使新崛起的资产阶级感到自我价值在精神上得到肯定。这样的激情笔调同样出现在席勒其他的作品中，它为一个新的社会在新的价值和世界观上提供了自我塑造的模式。

二

19世纪的德国市民社会对写于18世纪的席勒作品的接受是一种“对前代文学作品的接受”。汉斯—罗伯特·姚斯（H.R.Jauss）作为在接受美学中占重要位置的康斯坦茨学派（Konstanze Schule）的代表，把这称之为超越时空的阅读，是“现实的主体和历史的主体之间的对话”。从接受学的角度分析，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和接受实际是“文章客体”与“读者主体”之间问答式的对话模式。在这种文章与读者的交流模式中，文学作品仅是文学活动的出发点，而读者才是其中的决定环节。毋庸置疑，读者所处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常常强烈地影响到他的理解。所以，对文学作品接受的分析不能不追寻接受者的时代背景。那么要想探求席勒和他的作品在19世纪德国社会的巨大感召力的原因，就首先要观察19世纪的德国社会有着什么样的特征。

18世纪末的世纪转折给欧洲乃至世界带来了历史性的巨大变革，德国社会更是深受影响。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邻国司法制度和行政制度的改革。工业革命也用机械和市场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动着生活的改变。随着外部世界的变化，人们的思想意识也发生着根本性的转折。在工业革命中获得经济地位的资产阶级日趋壮大，逐渐获得新的社会地位，法国革命又使他们终于可以抛弃掉桎梏已久的封建等级制。人们可以摆脱出身的等级限制，走出狭小的社会空间，放弃由等级观念决定的价值观。资产阶级在这之前只是作为“第三等级”这样的群体存在，现在他们成为独立的个体。一个新的时代也伴随着开始了：人们开始学习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有个性意识。对于这种转变，德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托马斯·尼佩岱（Thomas Nipperdey）总结道：“与旧的时代截然不同的是，资产阶级社会是个体的社会、个性的社会。”从这时起，个体的行为、对世界的理解以及对生活意义的追寻不再沿袭传统既定的模式，而是由个人的思维主导。通过教育和个人的努力，人们可以超越出身阶层的限制，取得“个人地位”和“社会身份”。

人们在走向一个受内心驱使的自我的同时，一直享有的建立在群体归属基础上的安全感也随之削弱乃至瓦解。传统的教条渐渐失去了主宰生活的地位。走出束缚的欧洲人需要为他们的情感和思维寻找与以往宗教教义、社会规则所不同的表达方式，他们在寻求一种能“替代”、诠释生活内容及价值的新工具。这时，生活与艺术之间的关系也随着社会和个体的变化而悄然改变。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为艺术本身的改变奠定了条件，艺术在社会中的地位发生了本质的改变。贵族和教会不再是艺术的主要制定者，艺术作品不再只具有显示身份或装饰性、娱乐性的功能。当然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前，虽然总是有伟大的艺术家能跳出为特权阶层服务的局限，但原则上艺术一直只为显示上层社会的价值和审美情趣而存在。从18世纪中后期起，资产阶级在公共领域中充当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面对文化市场的日渐形成，艺术家逐渐摆脱了对特权阶级的依附，开始独立起来，能够进行自主性的创作。艺术也就变得独立起来（Kunst wird autonom）。市民的生活由于艺术的填充而变得更加富有美感，艺术渐渐进入并遍布生活的各个方面。面向市民阶层的文化产业得到发展，各种艺术形式不再如已往是特权等级的专享，而开始走向一般民众。艺术在资产阶级的生活中变得更加重要起来。艺术的市民化（Verbürgerlichung der Kunst.Art became defeudalized.）从根本上改变着艺术在生活中的地位。文学、音乐、戏剧、雕塑作为人“灵魂和情感”的表达手段，走进了普通人的家庭。城市建立了博物馆，演出机构举办着各种商业化的音乐会，歌剧不再只是宫廷的艺术，音乐节、合唱团都成了“使人们接触高雅艺术”的手段，绘画课和钢琴课被包括在一般市民家庭的子女教育中。长篇小说、短篇故事、诗歌这样的文学产品也在大量增加，图书市场和可以外借的图书馆不断扩大，一般市民家庭都拥有藏书。去剧院看戏属于资产阶级日常生活的部分，中产阶级家庭的子女第一次去剧院看席勒的《威廉·退尔》或席勒的其他剧目被视为孩子进入成人世界的一种仪式。艺术成为社会交流的介质，文学和戏剧是人们日常交谈的主要话题之一。德国的地方政府也认为资助艺术是它们的责任之一，艺术的确成为市民生活的焦点。各种艺术形式在整体上“市民化”（bürgerlich）了，成为中产阶级（Bürgertum）的生活方式。艺术与生活之间的紧密关联其实远远超越中产阶级的生活范围。当1827年贝多芬去世的时候，中小学以停课致哀，三万人加入到为贝多芬送葬的行列中（当时超过十万人口的城市只有柏林和汉堡）;1859年，席勒诞辰100周年，作家塑像的揭幕和各式庆祝活动成为遍布全国的群众活动；至于农民和工人的日常生活，也少不了男声合唱团，他们的家庭布置同样不可缺少油画或版画。

艺术塑造着生活，展现着个性的语言、价值观和审美情趣。透过艺术，个体对情感表达越来越多的需求得到了满足，生活中的问题得以展示。作为个人情感和社会问题的表现方式，人的自由在艺术中得到发扬，艺术成为新的“社会灵魂”。受过教育的阶层对文学、音乐、戏剧、造型艺术的修养是他们个人自我修养（Bildung）的重要组成，是他们认识生活、抒发个性的必备条件。其中，文学作为最直接展示心灵的方式，折射出人们的感情，反映着自我认知。作为“社会的灵魂”，文学作品探讨的主题平衡着现代社会中个体的独立性。席勒戏剧创造出的充满人文主义理想的人物和谐地统一着人的社会价值与他的内心法则，这样的人格模式是现实世界和理想世界的融合，体现着市民社会中人们追寻的自我价值。因此，19世纪的德国市民社会在席勒的作品中看到了人们企图表达的内心世界。

三

在为席勒100年诞辰出的纪念册中，当时著名的剧评家卡尔·弗兰策（Karl Frenzel）回忆了席勒对他们那一代人的影响：“我是与席勒的作品一起成长的。他激发着年轻人，在困难和压力中激励着成年人，对老年人他给予着温和的抚慰。”席勒的作品中含有大量适于当作警句的篇章。这一特点决定了这些诗句在作者在世时就被广泛引用的事实，这也成为席勒的作品在市民社会被接受的特别之处。上百行的席勒诗句在19世纪上半期就成为德国受过教育的社会阶层脍炙人口的警句名言。在他的戏剧中，席勒总是着力刻画政治、事业与爱情的交错融合，塑造的人物往往带有典型化的性格，很容易引起读者或观众的共鸣。历史剧《华伦斯坦》（Wallenstein）中具有人文主义精神的英雄式人物麦克斯·皮柯罗米尼（Max Piccolomini）即是这样一个广被认同的理想化的形象。对世界军事理论有很大影响的普鲁士军事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将军（Karl Clausewitz,1780—1831）年轻时作为普鲁士军队的一名普通军官，与后来成为他夫人的地位高贵的女伯爵玛利亚（Gräfin Maria von Brühl）相爱。在他们恋爱时往来的书信中，克劳塞维茨和玛利亚都自比为席勒笔下的人物。无论在事业上还是在从爱情上，克劳塞维茨都认为麦克斯代表着自己的心灵和愿望。如同麦克斯对统帅华伦斯坦的女儿特克拉公主（Thekla）的爱情一样，克劳塞维茨也爱上了一位地位比他高贵的女士。在事业上，克劳塞维茨有着成为天才型人物的抱负，希望能因其才华而得到匹配玛利亚爱情的社会地位。爱情上，也正如麦克斯对特克拉的表白那样：她的爱情为他带来了灵魂的升华，他们之间社会地位的沟壑被共同的人性所填平。这种共通的人性是恋人们相互吸引的原因。这些无疑都是克劳塞维茨的心声，他在信中对玛利亚表达着同样的思想。玛利亚也运用特克拉的独白来道出她的感情：

这优美的段落……很长时期以来我都把它作为箴言，此时再让我深情地说一次吧：“我是你忠诚的女人，以我的一半来感受你的忧愁。噢，只有让我内心如此深沉地与你分担，才可以使你的忧愁减轻！”

“爱情的语言”在文学作品中是最多被引用的。法国著名文论家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这样解释着爱情语言的魅力，当读者读到作品中的爱情片段时，会痛苦地对与他本人处于相似位置的人物进行认同。

在席勒的戏剧和诗歌中，人们可以找到很多具象征含义的诗句，在句式上它们短小精悍，用词精练，带有诗一样的韵律，读起来朗朗上口。有时引用者尽管并非完全依照原文应用，但作品文字上的美感已得到体现。乌特·盖哈德（Ute Gerhard）的著作《席勒成为一种“宗教”：十九世纪的文学标志》中以史实为基础，展示了席勒作品在德国19世纪的市民生活和政治事件中的强大凝聚力。盖哈德把席勒作品的广泛流行很大程度上归因于这种简洁的句式。这些被广泛引用的诗句描写道德、自由、恋情或者事业奋斗的雄心等等，即使脱离原来的语境独立使用，也不失寓意，这一特点使席勒的诗句被应用在生活的各个层面。这些引用一般带有很强的实用性，常常与社会中具体的事件相结合。在文学接受中，诗句脱离原文的语境，置入新的语境从而被纳入新的含义。席勒在资产阶级社会被接受的普遍形式就是“取消语境”（decontextualization）和“重置语境”（recontextualization），即艺术作品与艺术创作原初语境的分离，又在另一个时间和另一个地点重构一个新语境。上面克劳塞维茨的例子就是改换语境的体现。

如上所述，席勒戏剧中的很多角色使读者很容易与之认同。读者通过引用角色的语言来描述自己的处境。这不可不归因于席勒作品聚焦于对人性共同点的探求，他创造的角色反射出普遍的人性。盖哈德把这种角色认同视为“塑造自我主体的主要工具”。19世纪的市民社会是以一种相对含蓄的方式来展示个人的内心世界，以对文学角色的认同来表示性格和处境成为塑造自我的一种普遍方式。朗诵晚会是当时流行的文化活动。除了在剧院舞台上演员诵读席勒作品这种公开的朗诵会之外，家庭或朋友范围内也常举办朗诵晚会。在私人的朗诵会上，诵者的心灵、语言、肢体、声音与作品充分地交织在一起，听者的情绪也会受到极大的调动。席勒作品中描写的普遍人性使这些有一定教育基础的资产阶级市民，感到此时他们隐埋心中的激情得以抒发，他们的情感世界得到映射，被摘诵的作品表达出了重要的情感模式和道德模式。朗诵作为一种独特的方式，在这个开始个性化的时代中，把普通人的内心生活以及他们更加强烈的自我意识外在地展示出来。共同的篇章使听者与诵者间心灵交融，文学因此成为联系感情的纽带之一。文学作品及心灵的回应共同塑造了一个以文学作品为中心的社会交往模式，这种对席勒作品的朗诵晚会或阅读晚会成为受过教育的市民在生活上重要的“灵魂享受”。作为高雅的生活方式，它提升着市民的家庭生活和社会交往的文化氛围。

席勒的诗歌和剧本中的独白尤其受到大众的推崇，大量模仿席勒笔调的作品也同时产生。这些讽刺滑稽的模拟之作大多佚名，它们只是出于即兴，并非为流传后世而作。由此席勒研究者厄勒斯有理由推测，没有一个德国作家像席勒一样被如此频繁地模仿。这些游戏诗文本身就是“作家受欢迎程度的真实写照”。模仿席勒文笔而产生的大量诗文小品一方面得益于席勒作品很高的知名度，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原作富有韵律的简洁句式。事实上，那些几乎家喻户晓的篇章和诗句也是最经常用来被即兴模仿的。很多滑稽的讽刺作品描写现实的社会现象，影射当时的政治事件，或者应用在与日常生活相关的主题中。它们正是利用席勒意识形态上的思想为基础，例如个性、精神、爱情、男性/女性、美德等等，与现实生活中的社会现象相结合。例如席勒最流行的诗作之一《信仰的语录》中的片段即被如此模仿：

（原作）

人生来即自由，是自由的，

但他好像生于枷锁

……

如果他把枷锁打破，就不会在奴隶面前不会在自由的人面前发抖。

（仿作）

人生来即自由，是自由的，

但他好像生于俄国

……

如果他把枷锁打破，就不会在波兰人面前不会在自由的人面前发抖。

这些“灵感”之作是文化阶层在19世纪对席勒的接受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文学的元素被投入到非文学的语境中，使其更具有社会含义。与这种需要一定文学知识的小品文相对，文化程度并不高的社会阶层对席勒的接受更多地通过插图、画报来体现。这些在席勒作品基础上创作的诙谐文字和插图画报是公众集会和私人社交场合中不可缺少的成分。此外，各种日历、年鉴、袖珍手册上都可见席勒作品的插图并附有他笔下精简的谚语。对席勒的接受的社会作用也由此产生。在19世纪上半叶，席勒的作品已经成为市民社会共同的精神财富，广大民众在他的文字中找到了生活的意义和指导。

席勒的诗句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得到应用，它们所起到的凝聚作用使市民的自我反思不仅局限于私人的世界，而且越来越多地投向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更多地与国家的发展和利益联系在一起。19世纪初期，报刊已十分普及，它作为公开讨论的工具是社会舆论的来源，具有重要的社会功效。席勒的诗句在报刊上的频繁出现，被厄勒斯视为作家受欢迎程度的另一种重要形式，这种流行具体表现为“同样的句子当年被反复引用，今天已是尽人皆知的谚语”。随着报刊业在市民社会中的迅速发展，报刊对席勒作品的引用无疑构成了强有力的社会融合。1816年欧洲大陆结束了拿破仑战争，社会生活从战争的紧张中又回到原有的发展轨道。比较前卫的报刊刊登着很多经济报道和技术革新的信息，积极探讨着国家体制的进一步变革。在1816、1817年的《威斯特法仑报》（Westfälischer Anzeiger）上很多政治、经济和技术的专题均引用了席勒的诗句，其中重要的主题有：“税务制度”, “普鲁士的粮食危机”、“行政”、“军事”、“司法”，以及当时的政治人物，包括普鲁士国王和拿破仑；一再被讨论的还有宪法制定的必要性和德国统一的问题。此外，对宗教的报道、对教会的评论、关于犹太人的解放、教育制度的革新、报刊自由的争论以及各种关于“日常生活”的报道都出现席勒的诗句，以此来深化作者的观点，扩充文章的含义。1816年4月10日的《威斯特法仑报》的头版在大标题“神圣”之下就刊印着席勒的诗歌《信仰的语录》。

剧院里频繁地上演着席勒的剧目，席勒的箴言手册畅销不衰，报刊上各种专题的报道也争相用席勒诗句来深化主题。可以说，19世纪对席勒作品的接受已经普及到市民生活的各个层面。对席勒作品的接受的各种形式在接受过教育的一般家庭的日常生活里都能得到反映，由此可以透视出当时整个社会对其作品的态度。

四

艺术的神圣性在于它超越了日常生活，表达出永恒和超自然的力量，这使它有了近似宗教的作用，艺术家也被尊为近乎圣徒一样的先知。早在19世纪初期，参加音乐会的庄重几乎可以与去教堂的重要性相媲美。人们沉浸在艺术作品中时，内心犹如做礼拜一般虔诚。艺术诠释着世界，展示出人性的深层，更表达着对尽善尽美的追求。在人们眼里，艺术作品能够超越现实世界的这种“神性”，使它在社会上取得了近乎宗教的地位，像席勒这样的艺术家更是犹如圣人，向人们叙述着人性的光辉和弱点、人类的挣扎，并能指明超越软弱和苦难的道路。

1824年，一本题为《通过席勒的谚语回答宗教问题》的摘录集佚名出版。200段席勒的引言用来作为200个与宗教有关的问题的回答，这既反映了席勒当时受民众欢迎的程度，也隐射出教条化宗教在人们心中，特别是在年轻人中威信下降的事实。基督教对“生活”的解释能力减退的事实，使文学以符合时代审美感受的方式补充着人们精神和心理的需求。这些文学的语句好似“先知般的语录”，如果用它们回答宗教的问题，那么无形中如宗教教义一样带上了信仰的元素。那位佚名的出版者在前言中这样写道：“如果给这些语句赋予这样的使命，给予更高尚的含义，那么文学艺术会如最明亮的饰品，装点在我们心中最神圣的地方。”另一件表现席勒的神圣地位的史实是斯图加特市的席勒纪念像揭幕典礼上要以教堂的钟声表示庆祝，这一决定招来教会人士的强烈抗议。教堂鸣钟的作用就是要为席勒的雕像增添一种“近乎宗教性的神圣体验”。当“教堂钟声敲响、高贵的雕像被揭开时，钟声会在每个人心中激荡出闪耀的光芒”。海尔勃特·施弗勒（Herbert Schöffler）在他的专著《十八世纪的德国思想》中强调：“文学作品对德国整体市民阶层的作用即是把他们从教会的束缚中脱解出来。”1859年，德国各地为纪念席勒诞辰100周年举行了各种庆典，这些活动中表现出的对席勒的追从使教会更感到自己的权威地位受到极大挑战。历史学者兼出版人贝因哈德·恩德鲁拉特（Bernhard Endrulat）在描述汉堡席勒庆典时兴奋地写到：“教会的禁令在民众深切而真实的心灵需求下显得软弱无力。”席勒庆典恰似有力的证明，显示教会自我标示的信仰正宗性与德国民众强烈的自我意识间越来越深的鸿沟。教会为了重新挽回对生活的影响力，也渐渐把席勒作品中最经典的片段纳入布道的演说中。在宗教仪式上，这些诗句起到了与圣经文章同样重要的作用。基督教的信条难以成为满足自我意识需求的“现代世界观”。新的世界观建立在现代自然研究和历史研究的科学知识上，同时是一种个性化的世界观。通过他的诗句，人们在生活的不同方面获得启发。《圣经》和现代文学都把人置于中心位置，它们的焦点都是人的经验、人的思考、人的想像。这一共同点奠定了《圣经》中的平民元素和席勒作品代表的永恒的普遍人性。

19世纪的资产阶级摆脱了特权的压制，积极追求独立的内心生活，他们远离了传统的教条和价值观，寻找着新的自我定位。个体的人希望以团体的、国家的或者伟人的精神为寄托，在这种开始以意识形态为归属的时代中，席勒作品中的追求人性的人道主义和人文主义精神强烈地影响着个人和整个社会。艺术的社会价值由此凸现出来，它以个性化的方式满足着个体情感和思想上的渴望，展示着人的自由和独立，因此艺术在市民社会中实际上有了近乎宗教的神圣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