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本主义的人格塑造

——席勒的美学观和历史观

赵进中

内容提要：席勒（1759—1805）是德国著名的文学家、美学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今年是2005年，正好是他去世200周年，德国在今年举行了各种席勒的纪念活动。本文也特别在此之际回顾并分析了席勒人本主义精神的本质以及席勒的历史观的特点，以示纪念。

本文认为席勒是欧洲和德国文化土壤中土生土长出来的人物，他所创造出来的精神是以德国人本主义理性主义为基础的。席勒承认康德哲学和美学的基本观点，并加以创新。席勒更注重的是人格的内在塑造，即作为人格的存在，首先应该具有美的修养，然后才能由此进入人格的崇高境界，最后达到作为人的存在的最高的主体自由性。席勒的历史观和历史分期以及国家建设观正是在这一人本主义基础上展开的。也正因为如此，席勒同时认为历史学的本质是人类精神境界的深化和提高，而不是狭隘视野的职业性专业。因此，在今天全球化的大潮中，本人试图为此献上一枝德国风味的鲜花。

关键词：人格 审美 崇高 历史哲学

作者简介：赵进中，洪堡大学博士，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关于席勒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问题，海涅在他对德国宗教和哲学史的总结中比任何人都简练精确地表达出来：“自从路德说出了人们必须用圣经本身或用理性的论据来反驳他的教义以后，人类的理性才被授予解释圣经的权利，而且理性，在一切宗教的争论中才被认为是最高的裁判者。这样一来，德国产生了所谓精神自由或人们所说的思想自由。思想变成了一种权利，理性的权能变得合法化了。当然，几个世纪以来，人们早已能够相当自由地思考和发表言论了，经院哲学家曾经对事物有过一些争论，……这是通过把神学的真理和哲学的真理区分开来才发生的，……自从路德以来，人们便不再把神学的真理和哲学的真理区分开来，人们在公众的市场上用德意志的民族语言毫无顾忌地进行争论。凡是承认宗教改革的诸侯，都把这种思想自由合法化了，思想自由开出的一种重要的具有世界意义的鲜花便是德国哲学。实际上，人类精神即便在希腊也未象在德国上世纪中叶起到法国入侵时为止那样自由地表述自己。”席勒的人格和思想，正是“德国哲学”或德国理性精神的产物，它是德国特殊水土产出的直接果实。

席勒的整体人格思想不仅是席勒本人的，而且是德国的，也应该是世界的，这就是本文所要论述的主题。

一、美和历史

（一）人本主义美的历史观的基础

席勒是一个德国精神的人本主义的美学理论家，从人本主义出发，人不是外在客观历史或历史规律的牺牲品，也不是历史结构的必然产物，历史是具有主体性反思的自由人发展的产物，而美是人的自由意识的第一个产儿。席勒看到了他的时代正在被物质主义和资本主义所吞没，对此他批判道：“时代的需要和风尚看来不利于艺术，至少是不利于我正在研究的那种艺术。事态的运行给时代的天才一个方向，迫使他越来越远离理想的艺术。这种理想的艺术必须脱开现实，必须堂堂正正地大胆地超越需要；因为艺术是自由的女儿。她只能从精神的必然而不能从物质的最低需求中接受规定。可是，如今是需要支配一切，沉沦的人类都降服于它那强暴的轭下。“有用”是这个时代崇拜的大偶像，一切力量都要侍奉它，一切才智都要尊崇它。在这个粗糙的天秤，艺术的精神功绩没有分量，艺术失却了任何鼓舞的力量，在这个时代的喧嚣市场上艺术正在消失。甚至哲学的研究精神也一点一点地被夺走了想像力。科学的界限越扩张，艺术的界限就越狭窄。”显然席勒以来的时代是哲学和艺术，即先验理性和人本主义理性以及美所代表的内在人性的自由同应用科学所代表的外在知性或工具理性二者处于对立的时代，它们在争夺人类历史发展出发点和最终动力所占据的时间点和空间点。谁占据了这一源点关系到人类历史发展的命运，也将决定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在这种时代中，人必须有意识地以自由理性来判断时代，改变时代，“一个以往只由强者无节度的权力所解答的问题，如今看来已被提到纯粹理性的法庭”。席勒显然是主张以人本主义为历史的出发点的，而人本主义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个是美，一个是道德，这是人格整体的基本组成部分，也是康德批判学说的两个重要的人本主义的命题，即判断力，实践理性和宗教理性。美显然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人本主义的基本元素之一，由此大门入境，人和人类才会走向善，走向崇高，走向人格，由此才会走向康德和席勒指出的“世界公民”的时代，“……让美在自由之前先行”。席勒理想的精神交流对象（可以为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提供一个补充）即是有才智的思想家，具有自由思想的世界公民，献身人类幸福的有感情的人，因为他们具有美学和哲学的思考，并以此来解释历史发展的问题。人们在经验中要解决的政治问题必须假道美学问题，因为正是通过美，人们才可以走向自由。当然，要证明这一点，尚须先使您想起在制定政治法律时所遵循的那些原则，这些原则即是自由的先验的命令，即是善。“真理并不像现实和事物的感性存在那样，能够从外界接受，它是思维自主和自由地创造出来的，而这种自主和自由恰恰是我们在感性的人身上所找不到的。”

人的本质是人格，人格的载体是生命，人类历史的前提是人的生命体，而这一生命体是至高无上的，因此它反对任何事情在它之上存在，否则在历史中就会出现专制，而不是自由，甚至不是生命，这就是类似德国和日本纳粹政权出现历史错误的原因。任何政权，任何意识形态，任何立法，如果侮辱了做人的人格，触犯了人的生命权，那就是历史的罪人。只有死亡可以把人的全部概念予以废除。这就是人本主义历史观成立的基本原因，也是非人本主义历史观之所以错误的根本原因。

（二）以人本主义美为基础的国家本质

席勒认为：“人的意志在义务和爱好之间是完全自由的，任何物质的强制既不能也不可干预人的这种个人的主权。……每个个人按其天禀和规定在自己心中都有一个纯粹的、理想的人，他生活的伟大任务，就是在他各种各样的变换之中同这个理想的人的永不改变的一体性保持一致。”在此基础上，国家和个人应该统一起来，在人类发展的高级阶段，应该是纯粹的人和个体的现实的人的统一，即国家和个人的统一，“他的冲动与他的理性是完全一致的，因而能做到普遍的立法”。如果历史不是如此，就会出现国家消除个体，纯粹的人制服经验的人，或是个体压抑国家，情感压抑理性。席勒同康德和黑格尔的国家概念是一致的，也就是使个人的生活境界提高到崇高的理性阶段，但自由仍然是理性和理性历史发展阶段的本质，这不同于西方古罗马专制精神和纳粹国家的观念，也不同于东方专制主义。这一国家的先验规定是来自德国的人本主义的理性主义，德国之所以从俾斯麦以来最后经过纳粹主义走向社会国家的道路，走向“社会市场经济”的原因正在于德国的这一国家哲学的观念。席勒进一步说道：“国家不应该只尊重个体中的那些客观的和类属的性格，还应该尊重他们主观的和特殊的性格；国家在扩大目不能见的伦理王国的同时，不应该使现象王国变得荒无人迹。”后者正是纳粹主义的根本错误，因为任何理想和意识形态的最高极限是不能超过人格的自由和人的生命，否则就会出现一种抽象的和具体的“杀人机器”。研究和执行国家法律的人应该注意到这一人本主义的法权原则。这一原则的根本限定，应该通过德国的法哲学去寻求，而不是在现实的经济和法律本身的层面上去寻求。

席勒对上述原则解释到，国家的美的核心问题是：“国家艺术家必须怀着完全不同于美的艺术家对待其材料所表示的那种尊敬心情来接近他的材料，他必须爱护他的材料的特性和人格，而且这种爱护不仅仅是主观的，为了感官中引起一种迷人的效果，而且是客观的，为了内在的本质。”“国家代表了公民胸中的纯粹的和客观的人性，因而它对公民的关系就应是公民对他自己的关系，它对公民人性的尊重程度也只能以其向客观人性净化的程度为准。……国家也只是他（内在的人和人本身）的美的本能的解释者，是他内在立法的一种明显的形式……”否则，“不是他的感觉支配了原则，成为野人，就是他的原则摧毁了他的感觉，成为蛮人。野人蔑视艺术，视自然为他的绝对主宰；蛮人嘲笑和谤渎自然，但他比野人更卑鄙，他总是一再成为他的奴隶的奴隶。有教养的人把自然当作自己的朋友，尊重它的自由，只是约束它的任意性”。

这才是德国的人本主义的天人合一的本质的解释，它不仅涉及到人性和自然本身，也因此涉及到国家的本质和现代化发展的方向问题。席勒的美的国家的概念最终是：理性把道德一体性带入物质社会而不损伤其自然的多样性，而自然的多样性也不破坏道德的一体性，这是和谐社会的基本原则。美的“胜利的形式同单调和纷乱毫不相干。因此，只有在有能力和有资格把强制国家变为自由国家的民族里，才能找到性格的完整性”。这也正是德国自俾斯麦以来，经魏玛共和国到联邦德国所遵循的“社会国家”的目标和历史路线来自“美”的基本根据。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所说的真正“人”的概念，即人的最高境界是作为人本主义理性人和自然人的统一。这样我们就会知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基本的人格关系，而不是相互奴役和物质依附的关系，人和国家之间处事的基本原则是人本主义，而不是结构主义和经验主义，在现实上说，人的社会不应该是建立在弱肉强食原则之上的原始资本主义，而是建立在自由理性的美的人格之上的社会国家主义。由此可以看出，在人存在的社会里，美是至关重要的，甚至是人命关天的。

在西欧物化的资本主义初期，席勒认为：“政治方面的一切改进都应从性格的高尚化出发——但是在一个野蛮国家宪法的影响下，性格如何能够高尚化呢？因此，为了这个目的，必须打开尽管政治腐败不堪但仍能保持纯洁的泉源。”这个泉源是什么呢？具有何种特点？如何开启呢？（1）这个泉源就是通过美的艺术开启的。显然这一人性的泉源是同美紧密相连的，那么它必然具有美的元素。艺术向上展望尊严和权利，而不是向下渴望享福和需要。席勒认为：“有史以来，哲学家和艺术家就表明他们是在致力于把真和美注入芸芸众生的心灵深处，哲学家与艺术家在世间消亡，但真与美却以自己的不可摧毁的生命力在斗争中胜利地向上发展。”当然还应包括爱。（2）这一泉源是超越一切时代的，来自它本性的绝对不可改变的一体性。（3）这一泉源的方向是主体内心向善的，它决定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方向。对此席勒论证到：“假使你给你要影响的那个世界指出一个善的方向，时代平静的节奏就会带来发展；倘若你通过教诲把这个世界的思想提高到必然和永恒，倘若你通过行动或者创造把必然和永恒变成这个世界的冲动的一个对象，你就已经给世界指出了方向。……你要让必胜的真理在贞节肃穆的内心中壮大发展，要用美从你身上显示出这种必胜的真理，从而不仅思想敬重它，感官也怀着爱去捕捉它的表现。”（4）“直到假象胜过现实，艺术胜过自然为止。”人最终要改变不美的和不善的社会现实，实现以人本主义为基础的美和善的天性的社会现实。（5）美是纯粹理性的概念，它不是来自现实的事件，而是来自人的先验性。这一点同康德的美的观点是一致的，康德认为是判断力。也正因为如此，“在一个民族里，审美修养的高度发展和极大普及是与政治的自由和公民的美德，美的习俗是与善的习俗，举止的文雅是与举止的真实携手并进的”。

由此产生的席勒的历史观点是，在强权国家中，人与人以力相遇，人的活动受到强权的限制，在义务的伦理国家中，人与人以法则的威严相对立，人的意愿受到束缚，在美的交往中（美的维度是对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的补充），即在美的国家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相互给予自由的“游戏”关系。“通过自由给予自由是这个国家的基本法则。”

（三）人本主义美的文明分期和世界体系观

康德认为：“自由的概念是一个纯粹理性的概念。因此，对于理论哲学来说自由是超验的。……在实践关系中，建立了基于自由的积极概念之上的无条件的实践法则，他们专门构成道德法则。……这些法则是绝对的和无条件的命令。这种绝对的或无条件的特性使他们有别于技术性的命令，后者表达技艺性的规定，而且始终是有条件地下达命令。而根据绝对命令，一些行为允许做或不允许做取决于它的道德上的允许做和不允许做。”

在此基础上，康德把历史分为三大阶段：（1）自然阶段；（2）法律阶段；（3）世界公民阶段，即以先验理性为基础的普遍持久的和平的阶段。

对此康德解释到，“各民族的自然状态，正如个人之间的自然状态一样，是人们有义务摆脱的状态，以便进入法律状态”。在此之后，人们最终要建立一个世界联盟，即“世界永久性联合大会”，人格和世界公民社会在此时达到统一，人类进入普遍的永久和平的时代。公民此时有三个不可分离的法权属性：（1）在现实中具有宪法规定的自由权利，即除了他自己同意和认可的法律，不承认任何法律；（2）公民人人平等的权利，即公民有权不承认在他之上的任何人；（3）公民的绝对人格权利，即公民的人格所有权，除了他自己之外，任何人不能代表，也不能出让和出卖。

席勒继承和发展了康德的历史观念，席勒的人本主义历史观的经典表述是：“自然创始人类并不比创始它的其他产品更好些：在人还不能用自由的灵智自己行动时，自然就替代人来行动。但是，人之所以成其为人，正是因为他没有停滞在纯自然造成他的那种样子，他具有这样的能力，可以通过理性回过头来再走先前自然带他走过的路，他可以把强制的产物改造成为自由选择的产物，他可以把物质的必然升华成道德的必然。”

从人本主义出发，席勒认为人类历史发展阶段首先应分为两大部分，即自然国家（Naturstaat）和伦理国家（Sittlicher Staat）。自然国家受盲目自然法的必然性支配，是强迫国家（Notstaat）；当人类历史从童年进入成年时，就必然走向伦理国家，以道德的必然性为根据，即“人为法”，那就是人本身的自由法则。

因此席勒进一步认为，人的发展再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也是人类世界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同样具有历史的必然性：（1）人在他的物质状态中只承受自然的支配；（2）人在审美状态中摆脱了自然的支配；（3）人在道德中控制了自然的支配。我们可以简单地称之为三大阶段：即人的自然状态、人的审美状态和人的道德状态。这是席勒对人类发展进程的基本观点。

让我们暂时跳出席勒，看一下其他德国大师的观点，就会更清楚席勒所云，就会更好地看到席勒的思想不仅是自己的，也是德国特有的。黑格尔认为，人类历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抽象的人格阶段；（2）道德法权的阶段；（3）伦理阶段。黑格尔所根据的是人的自由意识的发展，第一，“人是意识到这种主体性的主体，因为在人里面我完全意识到我自己，人就是意识到他的纯自为存在的那种自由的统一性。作为这样一个人，我知道自己在我之中是自由的，而且是能从一切中抽象出来的，因为在我面前除了纯粹人格外什么都不存在”。因此，“人格一般包含着权利能力。……法的命令是：成为一个人，并尊重他人为人”。第二，黑格尔认为由第一性必然导致的第二性，即“善和正义也是行为的内容，这种内容不是纯自然的，而是由我的合理性所设定的，以我的自由为我的意思的内容，这就是我的自由本身的纯规定”。“善就是被实现了的自由，世界绝对的目的。……善不是抽象法的东西，而是某种其实质是由法和福利所构成的内容充实的东西。”第三是伦理阶段，即国家的阶段，这个国家是指“个人只有成为国家的公民，才能获得自己的权利”。个人的人格和国家的普遍性的绝对统一，是活的善。正如黑格尔说道：“伦理是自由的理念。它是活的善，这活的善在自我意识中具有它的知识和意志，通过自我意识的行动而达到它的现实性；另一方面，自我意识在伦理性的存在中具有它的绝对基础和起推动作用的目的。因此，伦理就是成为现存世界和自我意识本性的那种自由概念。”在此基础上，黑格尔又把历史分为三个阶段：（1）自然精神的家庭；（2）家庭分裂后的市民社会；（3）普遍国家。

马克思认为，“以往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作为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活动来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从这一主体的角度出发，马克思分析了市民社会的本质，他认为：“市民社会的成员在自己的政治意义方面脱离了自己的等级，脱离了自己私人生活中的实际地位。只有在这里，这个成员才获得了人的意义，换句话说，只有在这里，他作为国家的成员，作为社会生物的规定，才成为他的人的规定；因为他在市民社会中的其他一切规定，对于人，对于个人，都表现为非本质的外在的规定，尽管这些规定的确是个人生存于整体中所必需的，也就是说，它们是把个人同整体联系起来的必要纽带，不过这是可以被个人重新抛弃的纽带（现代的市民社会是彻底实现个人主义原则的社会，个人的生存是最终的目的，活动，劳动，内容等等都不过是手段而已）。”马克思的“现代市民社会”就是一定社会主义意义上的社会。马克思就此把历史分为三个大的阶段：（1）人的依附阶段；（2）物的依附阶段；（3）自由人阶段。对此马克思论证道：“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阶段。第二阶段为第三阶段创造条件。”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提出了仅限于西欧各国的几种生产方式，即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现代资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

让我们再跳回到席勒，看看席勒的特点和贡献。对于历史的分期，席勒进一步论述到，在第一种状态中，人还未认识到人道尊严，他就不会尊重他人的尊严，“认识到自己的粗野的贪欲，就害怕每个与他相似的生物的贪欲。在自己身上他从来看不到别人，只是在自己身上看到自己；社交没有把他扩展为类属，反而把他更紧地禁锢在他的个体之中”。人过着黑暗的生活，主体还未从自然分离出来，即人还没有反思和自我意识。在第一个阶段的第二个时期中，“理性在人身上出现，但还不是人性的开始。人性要由人的自由来决定，而理性的第一个行动是使人的感性依赖性变得没有界限”。这就是开始的审美状态。物质状态不能满足理性的绝对性，即“以自己为基础的必然性，……所以就迫使人离开物质的东西，从有限的现实中上升到观念”。使人从时间中解脱出来，从感性世界上升到观念世界。但是感官占统治的世界有可能把人推向奴役之中，即古罗马世界或马克思说的“物的依附状态”。这种依附状态促使人去追求物质的暂时的东西，这种冲动只会无穷地扩展个别的材料和物质的平面领域，为了生存，人追求暂时的生存条件，以多样平面的变化手段来保证生存，而不是追求更高级的人格形式和永不变化的理性和道德。知性永远停留在感性和物质的领域，它会提出各种问题，但不会得到“终极的东西”。感性除了自己的利益以外没有别的目的，它盲目和偶然，人把感性盲目的利益作为世界的主宰，人就还处于非人的和异化的状态。这一历史时期，道德对人还只是束缚，人只是把物质利益作为内在的东西，而把道德法则作为外在的东西，没有感到自己是立法者的尊严，他还没有理性自由的意识。人类历史是从感性冲动开始，这是人类的一个错误，这是因为生活冲动胜过形式冲动使然。无理性的动物（野蛮时代）、有理性的动物（物化时代）还不是人的状态，人不应该是上述任何一种动物。这种理性化的时代或知性化的时代或物化的时代就是韦伯所说的理性化，也是法兰克福学派，福柯等人所批判的理性时代，也是后现代理论的矛头所在，席勒的思想看起来是这方面批判的一个先锋。

在第二个阶段中，即审美状态中，审美帮助人摆脱了物质世界，但没有完全脱开物质世界，它要与物质的知性世界相互统一，它也要征服物化世界，使其从主宰人类命运的地位上走下来，服从审美和道德理性。在审美状态中，人把自然的世界和人格分开一定距离，把之放在观赏而不是攫取的地位上。在这一基础上达到这样一种境界，支配自然的必然性离开了人，物质和历史时间静止下来，席勒比喻到，人身内出现闪光，身外就是一片光明，人身内一旦平静，宇宙的风暴就戛然而止，这是思想战胜时间的法则。这说明了人的主体性力量开始增强。“人只要仅仅感觉自然，他就是自然的奴隶，而一旦他思考自然，他就立即从自然的奴隶变为自然的立法者。”我们从纯粹的生活直接向纯粹的形式和纯粹的理性过渡，人们跳过美的状态，但不能脱离美的状态，这并不妨碍向崇高人格的过渡，而是与人的人格的统一。席勒认为这里的关键问题是，人如何从日常现实走向美的现实，从纯粹的生活感性走向人格美的理性境界。人只有摆脱了物的依附，物的王国在人的创造中被推翻，胜利的形式使自然也高尚起来，从神圣的秩序中发展出生活，想像力超越现实，感官与精神，感受力与创造力均衡的发展——这是美的灵魂和人性的条件——人类就开始进入历史发展的第三阶段或状态——道德状态。席勒认为，愚蠢和知性是有共同点的，愚蠢不能提升现实，知性不能达到真理，对现实的需要和对现实的依附仅仅是由于物质的缺乏，那么主体意识对这种现实的冷漠和对超现实的美的现象的兴趣就是人性真正扩大和走向文明的一个决定性阶段。内在的自由，想像力的不受约束，它不依靠外在的材料自己就可以运转，并且可以抵挡物质的进逼。事物的实在性是其自身的作品，事物的美的精神现象是人的作品，人不以接受为美，而是以创造为美。“因为要使纯粹的审美情感感到快慰，有生命的东西必须作为（美的）现象出现，现实的东西只能作为观念出现。”“只要人不承认想像力有绝对的立法权，并通过对它的作品的尊重来实现它的尊严，我们就应该受到责备。”席勒已经为我们描述了主体自由初步形态，高级状态就是道德状态，它更加人性化，更为自由，更为美好，这是人之“随心所欲”的状态，“天人合一”的本质，老子“道”的境界。

席勒根据物的阶段、物的阶段向审美过渡的阶段、完全审美的自我自由的阶段——崇高的道德阶段，即三大阶段的层面之上的又一层面上，又把历史进一步细致地划分了六个阶段：

（1）满足人最低物质需求的阶段，属于劳动的初级阶段。

（2）物质剩余的阶段，属于劳动的高级阶段。

（3）审美的附加物阶段，这是一个从人的物化阶段向人的审美阶段的首次过渡。从物质游戏到审美游戏是人或人类历史的一个飞跃，人摆脱了物质的束缚，感觉印象的方式发生了彻底的革命，审美的印象成为自由的无利害关系的现象。

（4）审美以外界事物为乐的阶段。

（5）审美以自己的属人的东西为乐的阶段。

（6）最后，以“人本身”为乐的阶段，即印象（Schein）王国或现象学王国。这一王国不同于物理的力学王国，也不同于理性的法则和法律或规律（Gesetze）的神圣王国，它是自由王国，它摆脱了一切物质的和道德的强制，通过自由给予自由是它的基本特征，平等的理想得到实现，这样的审美国家只有在成为卓越的民族中才能出现。

席勒对此进行了理性的因果必然性的分析，他认为，人需要追求自主的主体印象，或主体的现象，也可以说是美的精神现象，这需要更大的抽象能力，更自由广阔的胸怀，更大的意识潜能。长期以来人一直被束缚在物质层面上，他只让精神印象为物质服务，人必须走向更高的发展阶段，即人认识到精神现象在理想的艺术中有自己的人格的阶段。所以人必须在感觉方式上发生一场彻底的革命，实质是一个价值观的革命（使人想起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的价值取向），这是实现社会理想的必然之路。无攻防之心的，无势利眼的，无利害关系的，即无工具理性的自由评价是人性的真正开始。“自然已经为我们演出了一出无限的序曲，在这里已经部分地扬弃了只有在形式王国中才会完全彻底地予以解除的束缚。自然从需求的强制或物质的严肃开始，再经过剩余的强制或物质游戏，然后再转入审美游戏。在美的崇高自由中，自然得到了提高从而超越了任何目的的强制；……因为自由运动本身既是自己的目的，又是自由的手段。”立法的精神，而不是受法的感性，开始干涉盲目的本性，它以自主性来改变外在的可变的历史，把无限融入时间。但是人此时应该具有防范意识，即变化无常的任性会对抗精神的必然性，以不安定去对抗精神道德的恒定性，以依附性去对抗精神人格的自主性，以贪得无厌去对抗精神的高尚和质朴，这需要人本主义的“可爱的手”和“明朗自由的精神”，它需要“更为平静的眼睛”，把“自私交换的快乐变为宽洪大度的爱慕”。为此“他只能通过形式，而不能通过物质”。道德的人要压倒物质的人。同样席勒把自己的人本主义历史观和国家发展观又一次清楚地表述为：“强力国家只能使社会成为可能，因为它以自然来抑制自然；伦理国家只能使社会成为道德的必然，因为它使个别意志服务于普遍意志；唯有审美国家能使社会成为现实，因为它是通过个人的天性来实现整体的意志。尽管需求迫使人置身于社会，理性在人的心中培植起合群的原则，但是只有美才能赋予人的合群性格，只有审美趣味才能把和谐带入社会，因为它在个体身上起和谐。一切其他形式的意向都会分裂人，因为它们不是完全建立在人本质的感性部分之上，就是完全建立在人本质中的精神部分之上，唯独美的意向使人成为整体，因为两种天性为此必须和谐一致。”私人之间的利益交往只能分裂社会，“唯有美的沟通能够使社会统一，因为它是同所有人的共同点发生关系的”。毋庸赘述，通过比较可以看出席勒和黑格尔的异同，这是德国思想整体中的差异（它同中国的传统思想和看法无关）。

与历史发展阶段相应的是人的四种快乐形态：

（1）感性的快乐，它只能作为个体来享受。

（2）认识的快乐，它只能作为族类来享受，如不同文明的认知方式。

（3）理性快乐，它是普遍的快乐。

（4）美的快乐是个性与普遍的统一，是个性、族类、普遍的统一，唯有美使人忘记自己的局限。

审美王国是自然王国和理性王国的中介和中间阶段。在理性的王国中一切物质都不以时间存在，在自然王国中，形式尚未展开。但是在审美王国中，人已经实现了第一步飞跃。在审美王国的社会中，一切人都是自由的公民，无论是受雇者还是高贵者，每个人都拥有平等的权利。知性也得服从理性，自然的对象同样得到与人格平等的尊重。席勒认为，美的风尚距离上帝的殿堂最近，它成熟最早，这也印证了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一书中给希腊精神的定义——“美的精神”。“只有崇高和美相结合，我们对这两者的感受能力得到同等的培养，我们才是自然的完美无缺的公民，而且并没有因此成为它的奴隶，也没有玩忽我们在精神世界的公民权”。后者正是康德世界公民和世界公民社会形象的进一步补充。

高尚的美的作用可以比喻为用伦理和美的情爱来消除性爱的“野蛮”, “因此，人在他的成年期，就以人的方式补做他童年期该做的事，在观念中形成一个自然状态，这种自然状态虽然不是经验所给予，但必然要通过人的理性的规定来假设”。“……各种盲目力的作品并不具有自由须在它面前屈膝的权威，并且一切都必须服从理性在人的人格中提出的至高无上的最终目标。一个已经成熟的民族要把它的自然国家改组成为伦理国家的尝试，就是这样产生的并以这样的方式证明是合理的。”

如何使自然性和人本主义的自由理性结合起来，席勒认为这一方向是第三条道路，或第三种品格的境界，也就是康德和黑格尔的合目的性，中国人称之为“天人合一”，从历史社会学上看，就是康德的世界公民状态，黑格尔的普遍国家阶段，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阶段。“自然国家的大厦摇摇欲坠，它枯朽的基础正在崩溃，好像有了物质的可能性，法则可以蹬上宝座，人最终可以作为自我目的受到尊重，真正的自由可以成为政治结合的基础。这是徒劳的美梦。”席勒对当时的德国社会进行了批判，他认为：“在最精于世故的社交中心，利己主义筑起了它的体系，我们受到了社会的一切疾病和一切疾苦，却没有同时产生一个向着社会的心。我们是我们的判断屈从于专断的偏见，使我们的情感服从社会的各种稀奇古怪的习俗，使我们的意志受社会的各种诱惑；我们坚持的只是我们的任性，以此来对抗社会的神圣权利。……物质枷锁的束缚使人越来越胆战心惊，因而怕失去什么的畏惧甚至窒息了要求上进的热烈冲动，逆来顺受这个准则被看作是最高的生活准则。”席勒的这种批判的思维方式代表了德国思想的主流，这一点可以从康德、黑格尔、马克思、韦伯、法兰克福学派学者等德国精英的思想中看出这条主线。这一思想基本是反对原始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它的社会构建方向是德国意义的“社会国家”，是民族团结，这一思想区别于法国的自然法观念和社会契约理论以及英国的经验主义的经济自由主义，德国是一种人本主义的自由理性法观念，它的思想中心是人格和“社会”（Sozial）, “社会”一词在德国有着特殊的含义，即有“德国社会主义”的含义。这一“社会的”含义和原理应该在德国的路德、康德、黑格尔、马克思、韦伯、法兰克福学派的法哲学理论中去寻找，在德国社会党、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实践中寻找，而不是在所谓马克思主义的来源之一——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运动中寻找，这是应该纠正的一个重要偏差。

席勒认为人类“文明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使人在他纯粹的物质生活中也受形式的支配，使人在美的王国能够达到的范围内成为审美的人，因为道德状态只能从审美状态发展而来，而不能从物质状态中发展而来”。要从任何依附状态中向自主和自由展翅飞翔，人就必须从自然目的的狭小圈子走向理性的目的高度，而这一途径首先并且只有以美的自由精神的法则来实现。“人在物质必然的手中，而人的意志在人手中。”

二、美和道德与人格

（一）美和道德

美和道德在人格本质上是具有统一性的。康德认为：“……只有两个概念，是容许它们的对象的可能性有正好两种各不相同的原则的：这就是自然概念和自由概念。”席勒就此进一步认为，人格的自由是道德实践的出发点，审美是人类历史从原始野蛮的状态走向自由道德的实践的必然通道。尽管审美被先验地决定，但现实的美和人格的道德的美要经过教育和修养才能达到。对于席勒来说，美和艺术“同我们的幸福生活中最美好的部分有着直接的联系，同人的天性中的道德高尚也不相违”。如今道德世界的事物有着更为切身的利害关系，时代的状况迫切地要求以哲学精神去探讨所有艺术作品中最完美的作品，以此来计划如何建立真正的政治自由。康德也认为：“真正的德行只能根植于原则之上，这些原则不是思辨的规律，而是一种感觉意识，它就活在每个人心中。它就是对人性之美和价值的感觉，这样说就概括了它的全部。唯有当一个人使自己的品性服从如此博大的品性的时候，我们善良的动机才能成正比地加以运用，并且会完成成其为德行美的那种高贵的形态。”

席勒据此也对历史学家应具有的人格和品德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因为席勒不仅是一个一般意义的哲学家、历史哲学家、艺术家，也是一个职业历史学家，是一位真正的大学历史教授，并著有历史专著，所以对历史学如何研究以及历史学家的人格道德素质和知识结构问题给予了特别的批判性的关照。历史学家不仅是一个客观的科学的职业，更涉及到人的人格和道德的体现，否则历史的评价和写作都会出现违背人本主义的错误。

康德认为最终人们对于学理的哲学探讨，包括自然的形而上学和道德的形而上学的探讨都是对人是什么的问题的探讨，其实也是人如何塑造为人的问题探讨，实质也是人的精神道德的探讨和塑造问题。美的问题必然要同道德的形而上学联系起来。因为席勒也是一个职业历史学家，所以席勒比康德更为具体地考察了哲学美—历史美—现实历史发展三者的独特关系，这也成为席勒历史研究的内在结构和体系的特色，显然，席勒比康德更直接地把美、人格塑造和人类历史发展更为紧密地结合起来。

（二）席勒的二元精神构建

席勒认为，抽象性可以在人身上出现两种状态：（1）持久不变的是人格，即先验自我的规定，这是绝对的主体同人格的统一体——自由；（2）变动不居的是人的存在状态，即他的各种因果关系的规定——历史时间。前者是先验理性的，后者是经验历史的。席勒认为在现实的人身上二者是分开的，是平衡的，但前者是决定性的。“我们的存在并不因为我们思考，愿望，感觉，也不因为我们的存在我们才思考，愿望，感觉。我们的存在，是因为我们存在；我们感觉，思考，愿望是因为我们之外还有别的存在。……人格是在永远保持恒定的自我中显示自己的，……它不可能在时间中开始；相反倒是时间必须在它之中开始，因为变化必须以一个保持恒定的东西为根据。”“因此，人如若尽善尽美地表现出来，他就会在如潮似涌的变化中仍然永远保持不变，保持恒定的一体。”

人格和状态的功能关系和因果必然性关系是：只有人的感性才能使人格的功能具有活力，但是，只有人的人格才使他的活动成为人本身的。人要把世界建立在统一人格的基础之上，给物质以人格的形式，同样人格要现实化，人要创造时间，即保持历史的多样性。绝对的人格和绝对的历史性的任务统一的完美性，即在于它们的出发点，即神性，这一神性的概念就是康德的道德理性，这是席勒的人本主义的历史哲学的核心观点。

所以人具有双重运动的方向：（1）身内的必然转化为现实，即人受“感性冲动”使人进入时间，变为物质，而不是被给以物质，实质就是人的物化趋势；（2）人的绝对存在的理性，它受到“形式冲动”使人格自由，它是恒定的，从而扬弃时间，实质是人的人格化趋势。这种双重趋势是人本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对立。历史的时间性就是人格的异化性。人“被时间拖着走，在此期间他的人格就会被废弃”。前者是历史时间中的个案，后者是人本主义的法则。这是席勒历史观的内在结构，但席勒的这种二元结构之间的因果必然性显然是人本主义的，即他认为：“什么地方形式冲动在支配我们身上的纯粹客体在活动，存在在那里就会得到最高程度的扩展，一切限制在那里会消失，人在那里就会从贫乏的感官把他局限于其上的量度一体提高成把整个世界包括在内的观念整体。在这样行动的时候，我们不是在时间之中，而是时间以及它的全部永无终结的序列在我们之中。我们不再是个人，而是类属；一切精神的判断由我们的判断说出，一切新的选择由我们的行动来代表。”这是德国人本主义哲学观和历史观的一个完整的表述。

感性冲动排斥主体的自由，形式冲动排斥依附和受动，“排斥自由是物质的必然，排斥受动是精神的必然。因此，两个冲动都强制人心，一个通过自然的法则，一个通过精神的法则”。“两种冲动的这种关系，当然只是理性的一个任务，人只有在他的生存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才能完全解决这个任务。因此，这是最根本意义上的人的人性观念，……他应面对一个世界，因为他是人格；他应是人格，因为有一个世界面对着他。……他既感到自己是物质，同时又认识到自己是精神……”席勒显然认为，人追求的最大自由是感性和理性对人都无任何强制性，这就是主体自由运动——“游戏”，这是美的本质，这是自然法则和精神法则的统一。只有当人是完全意义上的人，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时，他才是完整的人。感性是生命，理性是人格，“游戏”是美。“在美的观照中，心情处在法则与需要之间的一种恰到好处的中间位置，正因为它分身于二者之间，所以它既脱开了法则的强迫，也脱开了需要的强迫。”席勒的这种解释也是对“爱”的解释。歌德在评价席勒的《华伦斯坦》时也谈到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席勒把爱作为一种理想而又符合道德的现象，置于非凡的精神和平凡的实际生活之间，“从而为他的画卷中人的存在画了一个完整的圆圈”。

历史的变化不应超越人格，德国纳粹犯所犯的错误就是使历史的变化超越了人格，导致人的意识形态变成了专制杀人的机器。当然在人格的基础上，历史有权要求多样性，能动性，这是民主社会和国际社会存在的原因，也是“德国社会国家”的先验理性的基础。席勒认为，在希腊人那里，“不管是自然法则的压迫，还是伦理法则的精神压迫，都由于希腊人对必然有更高的概念而消失了，这个概念同时包含两个世界，而希腊人的真正自由就是来自这两个世界的必然性之间的统一”。这也是席勒为什么在古希腊而不在古罗马寻求美的理性的原因。黑格尔也因此直接把希腊的历史和精神世界的本质定位为“美的精神”。

因此历史的职责是：“（1）防备感性受自由的干涉；（2）面对感觉的支配要确保人格。要实现第一职责，就要培育感觉功能，要实现第二职责，就要培养理性职能。”首先要培养美的感受，同时要理解深刻的自由。反思的人想的是美德、真理、欢快，行动的人应把行动回溯到反思，即以伦理道德代替习俗，以认识代替知识，以欢快代替幸运，后者是道德教育的内在职责。把多种美的形式变成一种美的精神和美的人格，即把美的各种类提高到美的总体概念，这是审美教育的责任，它将使后者统一于前者，即把人性的两种对立形式变成理想人格的一体性，即理想的美。

（三）美对完整人格的塑造

席勒对希腊美的精神在人格塑造上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认为，“希腊的自然是与艺术的一切魅力以及智慧的一切尊严结合在一起的，而不是像我们的自然那样，是艺术和智慧的牺牲品”，这种以“美”为中介的天人合一的思想是席勒思维和社会历史分析的特点。希腊“既有丰富的形式，同时又有丰富的内容，既善于哲学思考，又长于形象创造，既温柔，又刚毅，他们把想像的青春和理性的成年结合在一个完美的人性里”。历史的现实形象如何，首先要取决于人性本身的塑造，而这种塑造的理想状态就是天人合一，这种天人合一的基础是哲学理性和美的自然结合，这就是席勒理想的人性构成，只有在这种人性和人格的基础上才能指望建立和达到一个“伦理的社会”，达到美的和高尚的“人和人类”的历史阶段。哲学思考和美也更是历史学家的基本修养和基本的素质构成，否则就不会成为历史学家，没有“哲学头脑”，只能是一个“争面包吃的工匠”，美和哲学思维是历史认识和历史分析的整体性的一种天然的基础。黑格尔也把历史分为三部分，黑格尔认为，历史认识和历史本身由三部分构成：（1）原始的历史和描述的历史；（2）反省的历史和理论关系结构的历史；（3）历史哲学或哲学的历史，即理性自由发展的历史。席勒认为，造成忽视哲学和艺术的原因正是由于知性的统治，即工具理性的统治，给近代造成这种创伤的正是文明本身。这种文明打破了人性的天然和谐，因为天性的内在联系遭到破坏，“一种破坏性的纷争就要分裂本来处于和谐状态的人的各种力量。这样，直觉知性和思辨知性就敌对地分布在各自不同的领域，怀着猜疑和嫉妒守护在各自领域的界限”。如果仅仅以经验主义的知性分析作为人格的基础，社会就会变得把人分为等级，而最后在统治者“眼中完全失去了人”，人的公共民主权利关系变为一部钟表，人从而失去了丰富的想像力，“务实的人常常有一颗狭窄的心”。

工具理性只要与人的人格和自由的美相对抗，而且不以后者为基础，人或人类就还处于走向文明的阶段，也就是人格还处于不文明的状态，即处于先验道德理性、审美的人性、工具理性三者对立的状态。理性观念的国家“本身必须首先建立在更好的人性基础上”。劳动历史的目的，就是要摆脱奴役，使道德得到恢复，使人们尽展其自由的天性，即通过更高的美的艺术来恢复和发展人的天性的完整性，天性本身成为艺术的创作性，这是席勒社会美学的指向，也是德国哲学普遍精神的指向。

就此，人的发展应该是“你要把任性，轻浮和粗野从他们的娱乐中排除出去，从而你也就能够不知不觉地把这一切从人们的行动中，最终从人们的意向中驱逐出去了。不管你在什么地方遇到它们，你要以高尚的，伟大的，精神丰富的形式将它们围住，四周用杰出事物的象征把它们包围，直到假象胜过现实，艺术胜过自然。”“谁不敢超越现实，谁就永远得不到真理。”

美是从感性和理性兼有的天性中产生，它是人之成为人的一个必要的条件。美对人格构建的必要性是：“从感觉的被动状态到思维和意愿的主动状态的转移，只能通过审美自由的中间状态来完成。……一言以蔽之，要使感性的人成为理性的人，除了首先使他成为审美的人以外，别无他径”。“感受性越是得到多方面的培育，它越是灵活，给现象提供的面越多，人也就越能把握世界，越能在他自身内发展天禀；人格越是有力和深沉，理性获得的自由越多，人也就越能理解世界，越能在他们自身之外创造形式。”

美可以把感性引向思维，美也可以把精神理性引向感性，因此美使人成为一个完整意义的人。美可以为思维的自由创造条件。第一种状态是感性的物质状态，第二种状态是理性的逻辑和道德状态，美是第三种状态，即是自由心境和审美状态，它扬弃了人格内在的分裂和对立，即理性的和经验的限制，人本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对立，以此达到“纯粹审美的一体性”。席勒认为，感性、知性、道德、审美、崇高这五个层面中，审美是接近于崇高的最高境界，达到随心所欲的理性和自然的境界，因为它最接近人的天性——自由。自然是人体的创造者，美是人格的创造者，美的功能只是把自由还给人，使人成其为全面意义的人和人格。美摆脱任何限制，超越时间，它向我们展现出完美的人性。10所以美术作品给予人们的限制越少，就越高贵，就越是杰作，“我们听完一段美的音乐，感觉就活跃起来；我们读完一首美诗，想像力就恢复生气；我们看到一座雕塑和建筑，知性就苏醒过来”。只是美对人的整体意义的形式才会给人以审美的自由。因此，艺术大师的真正意识秘密，就在于他“用形式来消除材料”。11因此美不同于情欲和伦理教条，显然也不同于社会意识形态，任何意识形态都有历史时间的局限性。审美既不是现实物质的，也不是历史道德的，而是审美本身的，这就道出了人格的本质。

意志依赖于主体的自我意识，人格的自我意识是先验理性的，这种自我意识要求人走向人本主义的理性——道德实践，即要求做人的一体性和一贯性，在此之前人还不是人，因此不能期待他会有人格的行为。“感性冲动随着体验到生活（即随着个体性的开始）而觉醒，理性冲动随着体验到法则（即随着人格的开始）而觉醒，只是在这时，即两种冲动都成为实际存在以后，人的人性才建立起来。直到人性建立起来之前，人身上的一切都是按照必然的法则发生的；现在人脱离了自然的保护，由他自己来维护自然在他身上设置并开启的人性。也就是说，只要两种基本冲动在人身上活动，这两者就失去了他们的强制，两种必然的对立成了自由的产物”。人的两种内在的冲动还是以分裂为存在的时候，人就不是自由的，重新给人以“完全”，自由就会再次在人之中恢复起来。这也是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人本主义的基本观点，也是环保主义者的基本观点，不环保的真正原因同样在于人的物化和利益所致。席勒认为，人始于单纯的生活，终于理性和人格的形式，马克思则是要把异化的人从资本主义的物化中解放出来，恢复主体人的人格和自由。人要培养高尚的欲求，向往道德的崇高，通过审美的修养，使人的野蛮和任性自由地服从美的法则，对此自然法则和理性法则开始都无法束缚这种野蛮和任性，因为它们起初都带有强制性，都同自由对立，只有通过美，才能渐渐使人外在的生活形式展示为内心的理性的人格，这是美所具有的特性的使然。

人需要有意识地去修炼自身，以达到人格的境界，“修养使人获得自由，它将帮助人实现它的全部概念”。人有两种修养，物质修养和道德修养，前者是人作为自然来控制自然，后者是人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实现人格。在西方的历史文化中道德的形成有三个重要方面：（1）听从必然的先验理性的命令（包括美和人本主义的理性）;（2）宗教观念在上帝指导下引入人的人格；（3）理性的自我思考和自由选择。在欧洲历史上表现较为明显，第一个是“美的精神”的古希腊，第二个是基督教的中世纪，第三个是意大利开始的文艺复兴、德国的路德改革、法国和欧洲的启蒙运动以来的不同国家的近现代历史时期。但是在一个西方的现实的人身上，这三者对其人格的塑造是共同出现的，即共时性的。重要的是，席勒认为人具有一种天禀，即人的理性天性要超越知性趋向于道德的高尚，人的感性的天性也趋向道德，二者的道德趋向首先本质上表现为审美倾向，最后达到人本主义的理性主义的升华或飞腾。内心的向善、向美要高于要求外在对象的善和美，触动他的不再是物质的材料，而是精神抽象的形式（比较亚里士多德的形式观），所以他也不需要物的占有，因为他没有失去对象的危险（这也是对物化的私有制的批判）。“在美的事物那里，我们感到自由，是因为感性冲动与理性冲动相和谐；在崇高的事物那里，我们感到自由，是因为感性冲动对理性的立法毫无影响，是因为精神在这里行动，它感到除了它自身的规律之外不受任何其他规律的支配。”通过美，人格要扩展到崇高，美是人本主义的，崇高是人本主义的纯粹精灵，只有二者的结合，才使人格走向完善。

黑格尔看到了席勒的整体美学观念，这种整体不是知性分析的平面的整体，而是一个超越性的整体，是更高层次和更深渊源的统一性，最终构成人格的统一性，而不是分裂性。黑格尔看到了席勒的这一点，首先在平面上强调了这种统一性，认为席勒克服了康德的主观性和抽象性。但黑格尔正确地看到了席勒美学的哲学根底，他认为席勒并未因为对艺术的兴趣，而忽视哲学的原则同艺术的关系，他借助哲学的原则来了解美的性质和概念。“席勒钻研的是人类心灵的深处，歌德的兴趣则在于艺术的自然方面……”黑格尔认为，席勒的《美感教育书简》的基本观点是：“每个人都有能力去实现理想的人性。”而代表这一真实人性的是国家，借助国家个人才团结成为一个整体。时间的人和理念的人有三种存在关系：（1）道德、法律、理智的种族的共同性的国家否定个性；（2）自然的丰富个性对理性、种族性的否定；（3）个性提升到理念，由“时间人”转化到“理念人”，这一提升的路径就是美感和美感的教育培养，即达到调停和解。黑格尔用自己的“三段论”来解释席勒的美学思想，这是德国的“中庸之道”, “天人合一”的思想，即达到时间的人和理念的人的统一，自然天性和理性人格的统一。妇女性格是这种心灵和自然的天然统一的美的体现。席勒认识到这种统一是理念本身，它是认识原则的，也是本体原则的，即它是存在的原则。“这一意义的理念是唯一的真实。”

应该看到，这种整体美、哲学美的观念又是德国的民族性的东西，是德国特有的创造性，因为它对本质的抽象，它又具有世界的普遍性的意义。康德认为，“在优美感方面最使自己有别于其他各民族的，乃是意大利和法兰西人；而在崇高感方面是德意志人，英格兰人和西班牙人。在荷兰……更美妙的情趣相当地不为人所注意”。德意志人比法兰西人缺少优美感，比英国人缺少崇高感，但在二者结合的时候德意志人最好，因为它避免了二者的极端。但是德国人在纳粹时代也犯了历史性的错误，它违背了美的和道德的人格规律，这是纳粹失败的真正深层原因。

（四）历史学人格素质比较：具有哲学头脑的历史学家和史学领域中的职业混饭者——打工仔

席勒认为历史学家的素养应该至少具有三个方面：（1）哲学的修养；（2）美学艺术的修养；（3）人本主义价值观的修养。席勒同时认为，世界历史的研究方法和特点是：哲学的、思想的和整体的。上述二者是统一的，前者是后者的基础。

康德批判了古董商式的历史学家，他认为：“有一种精细入微的精神或精妙的精神（esprit des bagatelles），它表示出一种细腻的感情，但它却是与崇高背道而驰。那是对摹写事物的兴趣，因为它们是非常之精工细作而又煞费苦心，诸如……回文诗，谜语，藏在一枚戒指里的钟，跳蚤环，……艾比克泰德的灯，国王查理十二的手套，……钱币……。这种人很值得怀疑在知识上是不是钻牛角尖的怪人；但是在道德上，他们对于一切自由自在的优美或高贵的东西，都没有感觉。”

康德似乎也批判了自私自利的历史学家，对一切都采取获得自我物质利益的尺度，这种人“就必定是一个在美妙的情趣方面我们所绝对无法与之理论的人了。这样来考虑的话，一只母鸡就确实比一只鹦鹉好，一口锅就比一件瓷器有用，全世界的聪明才智都抵不上一个农民的价值，而要发现恒星的距离的努力就可以搁置下来，指导人们对于怎样才能最有效地驾犁达成一致的意见为止”。这部分地也是席勒称之为历史学职业中“混饭吃的打工仔”。

费希特也认为：“我们的时代处于全部世界史的第三大阶段，……单纯喜欢感性享受和自私自利为其一切活跃行为的动力；这个时代也完全是以这种动力的唯一可能性理解它自己。”这就是一些历史学家为什么以私利作为历史学的和自己私利的着眼点的深层原因。“对于历史学来说，自由已经消失，历史学把当前的现象视为以前现象的必然产生的结果，……所以我们也不会采取另一种观点。”“他只有在一个条件下才能超越这种状态，那就是在他面前出现一个新世界，他随着这个世界的创造而在时间上开始属于他自己的一个新阶段，并且随着这个世界的不断塑造而充实这个新阶段……”席勒和康德的美和道德的无私利性在历史现实中也是要排除私利对人的眼光的限制，因为私利会妨碍向人格的接近。费希特认为：“学子们都没有遵循那些道德表象和劝告，而是遵循他们那些不必借助任何教育方法就能自然而然形成的利己主义动力。……这种教育使人记住一些名言和成语，冷静地，无动于衷地想像一些苍白无力的形象，但是从来没有把对道德世界的描述提高到栩栩如生的程度，使它的学子受到感动，去热爱和向往这种秩序，抱有生活中推动自己建立这种秩序的深切感受，使那些自私自利的思想就像枯萎的树叶一样，在这样的感受面前凋谢。”这样德国的教育在不多的几个受到现实感召的人那里结出美果，在大多人那里就结出了恶果。历史学家是否也负有责任呢？显然是如此。费希特认为时代和民族要有新的教育，要改变方向，“这种新的教育则是要培养人本身，并且绝不是要向以往那样，使自己提供的教养成为学子的财富，而是使这种教养成为学子人格的组成部分。……这种教养不是成为一个特殊阶层的教养，而是不折不扣地成为这个民族本身的教养”。新的教育最终结果是对“学子认识能力的培养，具体地说，绝不是了解事物现状的历史训练，而是把握规律的高级哲学训练，事物的现状按照规律变成必然的”。这里的“必然”是指德国哲学认为的人的自由本质的必然性，而不是外在于人的必然性，人的能力是创造社会现实，而不是社会现实的简单摹本，即把最为人类历史发展动力的爱和善确定为人格的必然。这是德国大思想家的一致观点，也是席勒思想的本质的写照。

席勒对一些职业（“混饭吃的”）历史学家的批判也正是在德国这一学术背景下提出的。席勒认为，混饭的历史打工仔，即低劣历史工作者使劲地搞历史只是为了混一个较好的职务，改善他们“感性的生活状况和满足微卑的名欲”，其表现方式是“他们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卖弄自己记忆中杂乱堆放的藏货，并且提防它们的贬值。他们用来混饭吃的研究领域的任何扩大都会使他感到不安，因为这会给他带来新的烦事并使过去得到的果实变得毫无价值。任何重大的革新都会使他们感到惊恐，因为这会打破他们所费尽心机掌握的陈旧的教学方式，使他面临失去过去全部事业价值的危险。……再也没有像混饭吃的学者那样，更具有敌对性的，更嫉妒同事的，更乐于排除异端的人了”。

席勒所说的哲学式的历史思维、哲学的历史精神指的是这样的：“它的一切努力方向是使其认识的完整化；它那高贵的迫不及待的激情不能平静，直到它所有的概念被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直到它站到其艺术和科学的中心位置，并从这一中心出发以快乐的眼光去俯瞰其领地为止。”哲学精神是胸怀坦荡的，无私的，友爱的，整体的，不设边界的，看大不看小的，历史研究是为内在的自由精神所作，而不是为了金钱地位等外在性所驱使，它具有普遍的和世界公民的眼光，而不是心态狭隘或排外的。

对席勒来讲，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如前所述，相关的有三点是必须的，包括本身素质和史学观：

（1）哲学思考是必须的，即对人性的思考、对人本主义自由的思考、对人的实践道德理性的思考是必须的。

（2）对人格和道德的意识的培养和塑造是必须的。

（3）坚持对现实世界的物化和异化存在的批判和对未来以人本主义为基础的新世界的创造，即人本主义的历史观是必须的。

关于德国哲学思维和传统史学思维的区别，费希特和席勒有着完全一致的看法。费希特认为，“拥有活生生语言的民族进行的研究工作，如前所述，即是穷根问底，挖掘由精神本性产生概念的根源。相反的，拥有僵死语言的民族进行的研究工作，则是打算钻研某种外来的概念，使它成为自己能理解的。因此后一种工作事实上只是历史学和注释性的，而前一种工作则是真正哲学的。不言而喻，后一类研究能比前一类研究结束得更早，也更容易”。历史的作品，“除了历史的知识以外，也还需要有高水平的哲学精神”，而且，“首要的是，一部这样的作品需要真诚、仁爱的精神”。“这种努力不再像我们的祖先做过的那样，仅仅是记忆科学资料，而是以独立思考的哲学态度加工它。”把哲学思维方式和传统德国史学的思维方式对立起来，并力图使之完美地结合起来，是德国哲学和历史学思想环绕的一个中心点，也是德国思想的一个特点。费希特和席勒等德国大师，包括康德、黑格尔、马克思、韦伯等表述了一种德国知识分子特有的也是普遍的时代精神，费希特说道：“迄今为止，感性世界通常都是被看作完全原本的，真实的和现实存在的世界，最先向受教育的学子展示的就是这个世界；学子是从这个世界才被引向思维，而且大多是被引向对这个世界的思维，是为这个世界服务的。但是，新的教育正是要把这种秩序颠倒过来。对新的教育来说，只有被思维把握的世界才是真实的和现实存在的世界；它想从一开始就把自己的学子引入这个世界。它只想把学子们的全部爱和全部愉悦同这个世界联系起来，使得生命必然只能产生和出现在他们的这个精神里。迄今为止，在多数人间只有肉体，物质，自然力量是活的；通过新的教育，在大多数人中间，甚至不久就在所有人中间，将只有精神是活着的，并驱动着人类；这种坚定，确实的精神从前被说成是建制良好的国家唯一可能的基础，现在应当得到普遍的培养。”这种观点是对欧洲和德国现实历史物化和异化，是对脱离人本主义的批判。他们向往建立一个全新的在人格基础上的世界公民的社会，但是为此目的，首先要使多数人具有人格的素质。“这种教育塑造成的一代人只是由于自己对正义和善良的爱好，而绝不是由于其他任何东西推动的，他们拥有一种为自己的立场而永远确有把握地充分认识正义的理解力，他们具备永远贯彻自己意愿的一切精力；一旦出现这一代人，我们用自己最大胆的愿望所能追求一切东西就会从这一代人的存在中自行产生，自然而然地从中生长出来。”“用武器进行的斗争已经结束；如我们希望的，哲学原理，道德风尚和民族性格的新斗争兴起了。”培养人的美和道德，培养人格和爱的哲学整体精神，而不是仅把人作为工具理性的应用对象或理性的工具，是解决当时代社会问题的当务之急。哪个民族掌握了和具有了美、道德、哲学素质，那个民族就会在世界民族之林立于不败之地，这是民族生死存亡、百姓幸福生活的关键。显然他们没有因为“唯心”性而放弃“人本”性，这才是理解德国哲学和历史哲学的核心所在。本文结尾之处，吾有所感，在席勒去世200周年纪念之日有诗一首：

席勒是德意志土地上升起的一颗明星，

他使神秘浩瀚的太空渐渐变得蔚蓝；

他是世界需要的绚丽色彩，

他使混沌有了方向；

他是那样的美和崇高，

因为他具有自己以自己为自由的人格力量；

属他的物质是那样的青春和短暂，

属他的精神是那样的老成与恒常，

二百年后他仍关照着东方和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