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巴赫金身上的对话、狂欢与独白因素

如果说巴赫金其学向我们展现出一幅各种思维倾向相互作用、影响与斗争的画面，那么巴赫金其人又是如何处理独白、对话与狂欢因素的呢？

在巴赫金的文著、谈话录以及后人对他的各种回忆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不同的人和不同的学说采用不同的标准，譬如对待诸如拉伯雷、康德、洪堡特、陀思妥耶夫斯基、克尔凯郭尔、尼采、新康德主义者等往往采取对话的态度，对待自己的朋友，即所谓的“巴赫金圈”内的朋友们以及追随他的晚辈们，也是对话的态度，而对弗洛伊德主义者、俄国形式主义者、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者等则缺乏对话的态度。我读到过一个资料，讲的是什克洛夫斯基在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通过朋友带给了巴赫金一个信息，希望两人能见见面，谈一谈他们之间的分歧并不像巴赫金说的那么严重，但巴赫金没有任何回音。过了很多年，什克洛夫斯基终于决定亲自打电话给巴赫金的时候，却传来了巴赫金去世的噩耗。最近又读到潘科夫主编的杂志《对话·狂欢·时空体》最后两期中的一些资料，其中有一篇托多罗夫的文章《独白与对话：雅各布森与巴赫金》，讲到了柯日诺夫的一次谈话。大概意思是，1965年雅各布森和巴赫金两人正好同时在莫斯科，雅各布森希望通过尤金娜能够和巴赫金会面，尤金娜便打了两次电话给巴赫金，两次都是柯日诺夫接的，巴赫金不假思索地推脱身体不适而委婉地拒绝了会面，尤金娜转达了雅各布森的想法——适当的时候去萨兰斯克拜访巴赫金。巴赫金向柯日诺夫诡秘地一笑说，萨兰斯克绝对不欢迎外国友人，那里有劳改集中营，还有不少军事设施。托多罗夫在文尾解释说，雅各布森一生充满了与他人的对话交流，这“补充了他关于语言和文学的独白的和物化的观念”，而“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则弥补和照亮了他那孤独的、失去了与他人有效交流的生活”，巴赫金没有同意与雅各布森会面，这是因为他经历坎坷、行为非常谨慎而不便与任何外国人接触，这就是为什么巴赫金最终都无法履行自己的要求，要求通过责任把创作与生活统一起来。托多罗夫的解释有助于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分析巴赫金与雅各布森未能谋面的原因及其所表现出来的思维倾向。首先，托多罗夫在这里说的“交流”，其实是狭义上的交流，亦即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交谈与沟通，对于被锯掉了一条大腿、又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曾经遭受流放）的巴赫金来说，在当时的情况下，缺乏这种“交流”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但巴赫金从未缺少过与别人的交流，他从未中断过“读”和“写”，他的案头上总是堆放着各种各样的书籍和刊物，他始终关注着最新的学术动态；其次，没有见面的原因如果真的如托多罗夫所说的那样，那么如何解释巴赫金拒绝与不是外国人的什克洛夫斯基的会面？我认为，主要原因恐怕不在于行为谨慎与否，而是他对形式主义者采取了非对话的立场。但非对话的立场并不一定是独白的立场。在杜瓦金的访谈中，巴赫金称俄国未来主义者赫列勃尼科夫是一个充满了狂欢精神的人，也就是说，为了追求自己的个性张扬而敢于颠覆一切、不考虑别人接受与否的人。巴赫金本人在很多时候其实也表现出了狂欢精神，他对现代语言学、形式主义诗学、弗洛伊德心理学的全盘否定就是这种精神的反映。从这个角度来看，巴赫金确实没能“履行通过责任把创作与生活统一起来”的要求。巴赫金对20世纪初期俄罗斯颇为流行的叔本华的学说和尼采的学说并没有全盘否定，而是采取了对话的立场。独白作为一种学术、艺术与生活的立场，表现为让我或他人丧失自我，这可以是剥夺别人的说话权（其变体是让别人成为“传声筒”），也可以是随声附和别人，一句话，“不容许说出我/他人自己个人的观点”，而狂欢毕竟还容许别人观点存在，只不过对别人的观点采取了对抗与否定的姿态。当然，实际情形会比我们的分析更加复杂。

我们还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补充说明。

首先，巴赫金在访谈中曾提到他本人并没有“超越自己的时代”，这是因为他关注的问题也是同时代人关注的问题，譬如生活世界与科学世界（文化世界）割裂的问题，语言学上的语言和言语的关系问题，符号研究中的心理主义的问题，文艺美学中的体裁问题等等，正是因为研究的课题有不少相互交叉的地方，才不断地出现以诸如“巴赫金与某某人”、“巴赫金的理论与某某学说”为题的比较研究，譬如巴赫金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确如别姆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语言”部分时说的那样，是与当时的一些同类课题的研究相呼应的，但对《孪生兄弟》的修辞分析，绝对不应该像别姆那样认为只是“对维诺格拉多夫的这方面论著的补充”。当然不是。谈的同样是体裁、对话或独白，研究方法的截然不同，对这些范畴本身的理解也相去甚远。巴赫金意义上的独白、对话与狂欢范畴，既是话语的形式，也是科学研究的方法，更是学术、艺术与生活的立场。维诺格拉多夫在《修辞学·诗语理论·诗学》一书中用大量的篇幅讨论了对话与独白，但它们仅仅是作为文学作品文体风格的特点提出来的。方法论立场的不同，决定了巴赫金的理论见解很难同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的见解协调起来。晚年的巴赫金认为，形式主义的积极意义只在于提出了一些新问题，他也谈及了对结构主义的态度：

反对封闭于文本之中。机械的范畴：“对立关系”、“代码更替”（洛特曼对《叶甫盖尼·奥涅金》多语体性的解释和我的解释）。一贯始终的形式化和非人格化：一切关系均属逻辑（广义的理解）性质。而我则在一切中听到各种声音和它们之间的对话关系。我同样以对话方式来看待增补原则。高度评价结构主义。“准确性”和“深度”问题。洞悉客体（物体）的深度和主体（人格主义）的深度。

（第4卷第391页）

可以看到，巴赫金与形式主义者—结构主义者虽然关注一些共同的问题，但无论是从研究的方法上看，还是从研究的结论上看，巴赫金自认为与他们没有交叉之处。两条平行线之间很难通过对话来取长补短。这很像20世纪的英美分析哲学和欧陆语言哲学之间的关系，都强调语言问题，但只有在维特根斯坦彻底抛弃了原先的“逻辑原子论”而转向日常语言的研究后，英美语言哲学中的一个分支才开始与欧陆语言哲学接近起来。我以为，托多罗夫试图找出能够把雅各布森和巴赫金联系起来的某种共同的东西，但这个东西也像洛特曼从巴赫金那里借鉴的对话那样，已经失去巴赫金语境中必备的活生生的人或者独特个性的声音了。在国内巴赫金研究界也不乏类似的例子，譬如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巴赫金分析了列夫·托尔斯泰的《三个生命之死》，认为这篇小说没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对话结构，董晓英却认定它也是巴赫金意义上的对话小说，很明显，中国学者在这里用的“对话”当然不是巴赫金意义上的“对话”，虽然她谈的是“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我想说的是，如果把对话、对话论当成一个纯学术的问题而不是一个操作性的问题（譬如可否相互借鉴，可否听取意见等等），换言之，把对话、对话论看成诸如结构主义学说中的体系、结构等的科学观念，那么毫无疑问，对话主义（一种反独白主义方法论）和结构主义（一种科学主义方法论）之间的原则性不同，决定了两者之间很难产生真正的对话（操作层面上的对话）。巴赫金为了突出作为科学观念的对话、对话论的重要性，采取狂欢的姿态，最终不顾一切地颠覆与之不可调和的独白、独白论，这样的做法不管片面与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其次，从学术创作的技术层面上看，巴赫金与任何一个做学问的人一样，也不可避免地带有特殊的独白思维的倾向，否则他无法论证自己的那些科学观念。著文立说并不是作品欣赏，它需要旁征博引，需要归纳和推理，需要用实例来论证自己的思想观点是正确的。就像加斯帕罗夫所说，需要专注于自己的思想，专注于思维的客体、意识的客体。初中时学写议论文的那套思维方法，无论对哪个学者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但是，从思想内容如何产生的层面上看，从思想交流这个层面上看，对话和对话思维具有普遍性，只不过对有些人来说是有意识的，对有些人来说是无意的，在一些人身上表现得比较明显，在另一些人身上则表现得不很明显或很不明显。对话和对话论在操作层面和思想观念层面（即研究方法和思想内容）上的矛盾，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创作中却得到了很好的解决。作家对主人公抱着对话的创作立场，在艺术世界中通过关于终极问题的对话展现出主人公个性的未完成性与不能完成性，表达出尊重他人个性从而尊重自我的对话思想（第4卷第418-419页），也就是说，对于小说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言，作为一种思想观念的对话与现实的对话方法较好地融入了自己的某些小说创作中。

巴赫金晚年曾多次提到复调对话的特点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与众不同：

复调对话（关于终极问题的对话）的不可完成性。进行这种对话的，是不可能完成的个性，而不是心理的主体。……任何一个伟大的作家都要参与这种对话，他以自己的作品参与作为对话的一方；但这些参与者本人并不创作复调小说。……只有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复调小说家，才善于在各种见解和思想（不同时代的）的斗争中，感觉出终极问题上（长远时间里）的不可完成的对话。其他人则热衷于能够在一个时代的范围内解决的问题。

（第4卷第418—419页）

这番高度浓缩与概括的话，再次强调了复调小说的创作方法与传统创作方法的不同，它至少有助于我们思考两个问题。一、复调对话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对话的不能完成性上。如果说独白小说只有作为整体参与社会文化的对话，内部对终极问题的讨论具有完成性的特点，那么复调小说不但参与社会文化的对话，而且内部的对话还具有未完成性的特点。内部的这种对话的不能完成性意味着是主人公的不能完成性，而具有未完成性的主人公往往是那些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的主人公，即被赋予了“自己眼中之我”、有能力观察世界和反思自身的主人公，他们往往思考着终极问题，而在独白小说中则只有作者一个意识是具有不能完成的特性的。从创作思维的角度看，作者在审美活动中采取对话的姿态可以使主人公获得独立的主体意识，这与采取独白的姿态不让主人公有独立的主体意识的道理是一样的。作者是否采取对话的姿态恰恰是一部作品能否成为复调小说的关键之所在。采取对话的立场，赋予主人公以独立的主体地位，用巴赫金早期的哲学—美学术语讲，是从形式上完成主人公的具有“未完成性的”个性，体现出作家不把他人物化、不把他人看作作者意识的客体，而是把他人看作另一个活生生的意识的创作态度。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自己的创作中是否能一贯始终地采取对话的立场？前面提到有人证明他并非一贯始终，但这并不意味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某些作品不再是复调小说了，复调小说中存在独白因素与巴赫金发现复调小说创作倾向并不矛盾，因为作品也如同人一样，是非常复杂的，我在某个人身上发现了一个巨大的优点，而这个人身上却还有其他的特点甚至缺点，在不少明显带有独白倾向的小说中我们还能发现一些复调因素，关键要看主要的特点是什么，主要的创作倾向是什么。我们这里谈的问题实际上既是一个艺术创作思维的问题，也触及了现实生活中人的思维活动的问题，包括语言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