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27年6月2日，中国近世一位杰出的学者王静安先生，在颐和园鱼藻轩前的湖水中自沉身死。他死后给我们留下了两则难以解答的疑问：一则是他早期治学之途径，乃是致力于西方哲学及文学之研究，而其后期治学之途径，则转而为古文字、古器物、古史地的考证研究，其转变之原因究竟何在？另一则是他以五十一岁的盛年，学术研究之事业正当如日中天的时候，何故遽尔轻生，竟决然走上了自杀的途径，其内心所蕴蓄的自杀因素，又究竟何在？关于这两则疑问，自静安先生逝世以来，曾有不少人作过分析和解释，然而那些纷纭歧异的说法，迄今不能予人以完全满意的答复，而且读了之后，反会使人有弥增困惑之感。其所以如此者，大约有以下数种原因：第一，因为静安先生乃是死于一个政治环境非常复杂的时代，其同时之人，有的因政治立场之不同，遂各以一己之私见发为种种异说，有的则又因个人有所顾忌，而不肯作明白的分析。第二，时代较晚的人，则又因为对于当时促使静安先生改变其治学途径及致静安先生于死的复杂环境已经有所隔膜，因而不能有切实深刻的体认，同时又因为尊重静安先生在学术研究方面的成就，不愿以政治背景损害其超然的学术地位，因此乃对于当时复杂的政治背景有意避而不谈。第三，因为静安先生治学途径之转变及其自沉以死，都有着他自己独特的理想和意志，因此如果不能对静安先生之性格及为人有正确而深入的了解，自其内心作设身处地的分析和思索，即使认清了他所处的时代背景，也依然无法触及问题的核心。静安先生在其所著之《人间词话》一书中，于论及诗人之修养时，曾经说：“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后来俞平伯为重印《人间词话》写序，曾经引申这两句话的意思说：“作文艺批评，一在能体会，二在能超脱。必须身居局中，局中人知甘苦，又须身处局外，局外人有公论。”而我们要想解答静安先生身后所留给我们的两则令人困惑的疑问，便恰好也正需要有这样能够“入乎局中”，又能够“出乎局外”的两种工夫。在静安先生方一逝世时，当时之人因不能摆脱政治立场的拘束和顾忌，遂不免各以一己利害之私见发言立说，其病乃在于不能“出”。至于时代较晚之人，则对于当时复杂的背景既然已经有所隔膜，而且对于静安先生之性格为人，以及他所欲追求持守的理想与道德之价值标准，也因时代文化之不同，而不复能有切实深刻的体认，其病乃在于不能“入”。所以要想解答这两则疑问，第一我们便该先具有不为政治私见所拘束的客观的态度，第二我们便该对于静安先生之性格及其时代，都有切实深刻的体认和了解。如此也许我们方可以为这两则使人困惑了将近半世纪之久的疑问，求得一个较为满意的答复。本文写作之目的，便是想以静安先生之性格及其所生之时代作为两条主要的线索，不掺杂任何政治私见，尝试着以静安先生之心为心，来做一种还原式的探索。更希望借着静安先生的个例，使读者对于生于文化激变之时代的知识分子的矛盾痛苦之原因，能有较为深刻的体认，因此而知所反省、知所警惕，从而避免相类似的悲剧再行发生。那么我们所做的这种探讨的工作，就不是无益的徒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