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如果我们以20世纪之始为分界线，可以把马克思主义迄今为止的演进历程划分为两大阶段，即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和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比较一下就会发现，这两个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呈现出不同的存在格局。一般说来，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为基本内涵，对它的界定不会产生很大的歧义；而在20世纪的历史条件下，则出现了各种导源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学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存的格局。具体说来，进入20世纪后，马克思主义经历了深刻的分化。一方面，它同当代哲学、社会学等领域的其他理论成果交汇形成了众多马克思主义流派；另一方面，它被运用于不同地区的实际革命进程，由此而导致了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实践模型，即社会主义模式。这样，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表述形态便呈现出多样化的格局。

20世纪马克思主义表述形态的多样化格局给我们把握马克思主义增加了一定的难度。这些自称的或公认的马克思主义有着共同的理论源泉（即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和共同的终极目标（即人的自由和人类解放），但又提出一些相去甚远的理论原则和革命策略，以至于成为不同类型的，甚至相互冲突的马克思主义。尽管有这些问题，我们还是应当以积极的态度来对待20世纪马克思主义表述形态多样化这一事实。从人类文化和精神的演进机制来看，多样性与自我分化体现了人类思维的创造性，是十分积极的现象。面对新的历史条件，面对新的解释者和阐述者，唯有那些富有内在创造力与生命力的理论才可能通过解释、修正、重建、分化以形成多样化格局，并在多样化中展示其生命力与更高层次上的内在统一性；而不具备这种创生力和再生力的理论则只能寿终正寝，变为历史的陈迹。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是以“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和实现人类解放为宗旨的，富有极强实践性的革命的和批判的理论，要求这样一种富有创造性的理论在历史的沉浮中始终固守一种形态，无异于宣布它的终结。实际上，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不是绝对真理的封闭体系，不能不同体现在当代哲学社会科学等领域中的人类思维成果交汇；另一方面，它不是人类未来的预言者，而是现实历史进程的参与者，因而不可能不经历自身形态的变化。

在20世纪多样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表述形态和实践表述形态中，不仅有长期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占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而且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欧洲共产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等。其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由于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展开最激烈批判而在20世纪的人类思想中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一般说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由于在许多方面提出了很多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教科书的理解，也被称为“新马克思主义”，主要包括：以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和布洛赫等人为代表的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开始形成的非正统马克思主义；发端于30年代，在60年代达到高峰的，以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弗洛姆、哈贝马斯等人为核心的法兰克福学派；意大利理论家德拉沃尔佩和科莱蒂的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萨特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赖希的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流派和思想家之间存在很多差异，其中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同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直接处于对立之中。但是，在这些流派和思想家的努力中不难看到一些共同的趋向：他们都坚持马克思哲学的彻底的批判精神，并努力使马克思的思想成为发达资本主义的深刻的、具有活力的批判精神。而且，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发达资本主义的批判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如意识形态批判、技术理性批判、大众文化批判、性格结构与心理机制批判、现代国家批判、现代性批判等。

因此，深入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观点，不但有助于我们在现时代从多重角度理解马克思学说的本质精神和理论价值，而且有助于我们对20世纪人类历史和人类文化进程的深入理解，因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批判理论，从一个侧面折射了20世纪人类历史和人类文化演进中的各种矛盾与冲突。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兴起的理论原因

具体说来，我们可以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兴起的理论原因划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内在的理论根据，二是外在的理论原因。这里所说的内在的理论根据主要指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进展状况，主要体现为马克思前后期思想的差别性，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对马克思不同阶段、不同层面的思想进行取舍，并对马克思主义作了不同的阐释和重建，由此而出现了众多的新马克思主义流派。而外在的理论原因则是指与马克思主义并存的各种理论学说和思潮的外在影响，其中特别要提及的是现代人本主义思潮和科学主义思潮对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进展及分化的影响。这双重理论背景都十分重要。正因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同其他马克思主义学说分化的深层理论根据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所以我们将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置于20世纪马克思主义分化的总体格局中加以把握；同时，正因为从这一分化中产生出的许多理论流派的理论观点呈现出与马克思主义之外的其他理论学说相交汇的特点，所以，我们习惯称这些流派为“新马克思主义”，以区别于原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

第一，西方马克思主义兴起的内在理论原因。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兴起的理论原因，首先应当从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发展和演化的角度来思考，因为，各种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都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主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寻找自己的理论根据。

在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争论中，一直存在着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即关于“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的争议，在很长时期内，人们大多强调马克思的后期思想是他的成熟观点，而随着马克思早期著作和手稿的陆续问世，一些研究者开始关注马克思早期的异化理论和实践哲学，强调这些思想构成了马克思思想的本质。

我们一般习惯于把从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到他与恩格斯合写的《共产党宣言》这一段思想历程作为马克思的早期思想。在这一历程中，有几个主要的环节，代表着马克思早期思想演进的逻辑。（1）自由理性和自我意识的至上性。在写作博士论文期间，马克思从青年黑格尔派的立场出发，强调自由理性和自我意识的神圣性和至上性，试图凭借自我意识所具有的批判性和革命性，实现“世界的哲学化”和“哲学的世界化”，以达到变革现存世界的目标。（2）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从自由理性和自我意识立场出发，《莱茵报》时期的马克思开始了对现实社会问题的批判。为了解答物质利益和客观关系等问题所引起的思想困惑，马克思研讨了黑格尔的法哲学。在这里，马克思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现实的社会运动并非像黑格尔所断言的那样，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相反，代表着现实物质关系的市民社会决定着国家。（3）以人本身（人的活动）为主题的异化理论和实践学说。马克思并未停留于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一命题。在他的视野中，市民社会并不是人类存在的终极基础，并不是我们可以非批判地接受下来的价值实体，相反，在现实中，以私有制和阶级对立为标志的市民社会自身经历着不可克服的矛盾和分裂。而造成市民社会自我分裂的根源则在于人的活动，即人的实践走向了异化。在这种意义上，人的实践活动构成人的现实世界的基础，只有扬弃了人的劳动的异化，即扬弃了人的自我异化，才可能从根本上铲除私有制和阶级对立，从而恢复人的实践的自由自觉的和创造性的本质，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马克思关于异化理论和实践哲学的构想集中体现在他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之中。（4）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为内涵的唯物史观。1847—1848年间，面对正在迫近的欧洲革命，马克思开始设计具体的革命方略，以期在现实中实现人的解放。而为了这一目的，马克思开始在其关于人的本质和人的存在的基本理论（异化理论和实践学说）的基础上，形成一种可操作的实践性革命理论，从现实的社会矛盾运动中揭示出扬弃异化和实现人的解放的条件。这一理论探索的结果便是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中所阐述的以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为基本内涵的唯物史观。

把握上述四个思想环节，对于我们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兴起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果我们在深层次上、从总体上把握这四个思想环节，可以看出，马克思早期思想的演进体现出一种深刻的理论逻辑。但是，如果人们停留在思想表面，不对这几个环节加以总体性的把握，那么，这四个思想环节完全有可能彼此分离地导致对马克思学说的不同诠释，例如，重视异化理论和实践学说的人可能提出一种对马克思学说的人本主义解释，而固守唯物史观的人则可能强调某种对马克思学说的自然主义或实证主义的解释。

有一个历史事实促使人们对马克思学说的多种解释由可能变为现实，这就是集中表述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实践哲学的三部著作，即《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在马克思的有生之年由于各种原因均未发表，因此而不为19世纪的人们所知。这样一来，在19世纪理论家的视野中，并没有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实践学说这一思想环节，换言之，那时人们对马克思学说的解释是从“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一命题直接过渡到唯物史观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命题。因此，19世纪人们对马克思学说的解释在主要之点上是一致的，都强调马克思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思想，而很少注意到马克思学说中的人本主义因素。

而20世纪的情况则有所不同。继恩格斯于19世纪末发表了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之后，《德意志意识形态》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于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得以问世。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和唯物史观之间的一个思想环节，即异化理论和实践哲学的重新发现使得人们对马克思学说的解释开始出现歧义。依旧坚持从唯物史观出发去理解马克思学说的人们，往往把异化理论和实践学说视作马克思早期不成熟的理论，而具有人本主义倾向的一些思想家则坚持认为，青年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实践学说是马克思最富创造性的思想，它在20世纪依旧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这就引发了著名的关于“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的争论。

可以断言，无论“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之间是否真的存在着如此大的差异，这一争论本身都成为20世纪马克思主义分化的内在理论根据，同时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兴起的重要理论原因。这是因为，假如没有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实践学说这一思想环节的重新发现，尽管20世纪的理论家们依旧可以表述自己的人本主义立场，却没有理由将自己的学说冠以“马克思主义”。而从现实的历史进程来看，20世纪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人本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兴起，的确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实践学说的影响直接相关。例如，卢卡奇的主客体统一的辩证法、葛兰西的实践哲学、布洛赫的希望哲学、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萨特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等等，均是在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的基础之上所形成的现代文化批判理论。

第二，西方马克思主义兴起的外在理论原因。应当说，20世纪西方哲学的发展，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兴起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众所周知，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创的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纯学院式的学术理论，而是一种具有很强的实践性的社会批判理论。这一实践理论由于其对人之存在的终极关切和对社会历史进程的自觉介入而不可能使自身封闭在纯理念的学术王国中，不可能远离时代的文化精神冲突而自足地发展，它必然以开放的理论视野与同时代的各种文化思潮和理论学说相交汇或交锋，并在影响同时代的其他理论和文化思潮的前提下，也经历着自身的改变、分化或进展。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界和理论界流行着一种十分有影响的说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代表着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它终结了一切旧哲学，并使得在它之后所产生的一切新哲学和新学说都不可能具有创造性和进步性，而只能具有保守、落后，甚至腐朽、反动的本质特征。从这样一种基点出发，人们把马克思主义当做穷尽了一切真理的封闭的理论体系，从不相信在同时代的其他理论学说中也可能包含着某种新意，更不相信马克思主义会在同这些理论学说的交锋中受到影响，或在与之交汇中有某些受益。

然而，历史现实和历史进程在实际上宣告了上述观念的褊狭和保守。冷静地分析一下人类的历史进程就会发现，人类的前行无论遇到多少挫折，在总体上都循着一条越来越走向自觉的路径。到了近现代，由于工业文明及其市场经济所造成的人类普遍交往和共同的世界历史进程，人类的创造性得到空前的展示，人类的精神王国不再是亚里士多德式或黑格尔式的某几位集大成者独白的舞台，而变成众多智慧头脑争相对话的、群星璀璨的思想天空。在这样一种背景下，马克思的学说以最深刻的方式揭示着人类实践所内含的创造本性，并形成了最具创造性和变革性的理论，但它并没有截断人类精神不断超越的开放历程，并没有剥夺其他思想家在不同方面的创造权。从这样一种宽广的理论视野出发，我们发现，19世纪40年代，就在马克思致力于创造自己的理论学说并在历史进程中产生重要影响时，另外两位重要的思想家也在使自己的理论学说从不同侧面介入人类思想历程，并对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人类精神的演化格局产生重要的影响。这两位思想家便是德国的叔本华和法国的孔德。叔本华的哲学开启了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而孔德的学说则开始了现代西方实证主义或科学主义思潮。众所周知，直到今天，这两种思潮依旧构成当代哲学的主要内涵。

叔本华的生存意志论突破了传统理性主义的视界，把世界和人的本质界定为意志，由此被人们称为非理性主义。应当指出，他的唯意志论在哲学发展史上的独特性不只是表现在从理性向非理性的转折，更为重要的是，他继承了康德哲学的“哥白尼革命”的思路，把哲学的目光从外在世界转向人的存在本身，从而把人的本质与人的存在问题变为哲学的核心问题，这样一来，叔本华唯意志论在哲学史上的地位是开启了现代人本主义思潮。与叔本华同时代的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以“孤独个体”为主题，揭示了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叔本华之后的德国哲学家尼采则通过权力意志论以更加震撼人心的方式展示出现代文明的危机和人的异化的生存状态。到了20世纪，经过胡塞尔现象学在方法论上的创新，发端于叔本华、克尔凯郭尔和尼采的现代人本主义思潮就通过一场声势浩大的存在主义运动而成为当代哲学中最有影响的趋势之一。海德格尔、萨特、雅斯贝尔斯、加缪、梅洛庞蒂等思想家从不同侧面、不同视角把现代人的文化历史困境展示出来，这就使得以人的存在境遇为主题的人本主义不可抗拒地渗透到哲学、文学以及人的意识的各个方面。

而法国哲学家孔德开创的实证主义则从另一个层面深刻地影响着现代思维和现代哲学的发展。实证主义同样试图超越传统理性主义，它尝试着将现代科学的精密的证明程序和实证精神引入哲学思维，从而拒斥传统形而上学的独断性和虚妄性。经过罗素、维特根斯坦、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和波普、库恩等人的科学哲学，实证主义也成为20世纪最有影响的哲学思潮之一。或者换一句话说，人本主义和实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之外的两种主要思潮，它们的争论反映了20世纪哲学的主要内涵。

19世纪末及20世纪人本主义和实证主义得以兴起并成为两大主导性思潮并非纯粹的学理现象，而是有着深刻的文化和历史原因。现代文化的发展有着内在的悖论。现代工业文明和市场经济开创了一个人类创造性得以充分发挥的时代，尤其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为人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而且使人的主体意识、参与意识和创造性得以日渐增强。但是，问题还有另外一面。现代科学技术的自律性发展特征在一定条件下又造成了现代人的普遍异化。意识形态、技术理性、大众文化等都成为消解人的主体性的物化力量。现代实证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冲突正反映了现代文化和现代人性的自我冲突和对立。实证主义或科学主义思潮在某种意义上是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科学精神和技术理性空前大发展的自觉的理论折射，而人本主义思潮则是对技术世界之中面临着深刻文化困境的现代人的深层生存底蕴的批判与剖析。

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思潮各有其偏颇性和极端之处，但是，由于它们从不同侧面切入到现代人和现代世界的实质性问题，因此它们在某种意义上构成现代哲学和文化的主要流派，同时对于同时代的其他流派与理论学说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稍加分析就会发现，现代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思潮的存在及其争论对于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分化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们构成西方马克思主义兴起的外在理论原因。与这两种思潮的分野和基本格局相对应，西方马克思主义也分为人本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和科学主义新马克思主义两种主要思潮。一般说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如卢卡奇、布洛赫、科尔施、葛兰西等人均为人本主义新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不同程度上受西方人本主义哲学思潮以及韦伯等人所代表的文化哲学思潮的影响。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新马克思主义阵营开始出现分化，形成了以德拉沃尔佩的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和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科学主义新马克思主义与人本主义新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对立或交锋。当然，从总体上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本主义倾向依旧在新马克思主义中占据主导地位，如从存在主义立场重建马克思主义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以社会批判理论而著称的法兰克福学派等，均属于人本主义新马克思主义思潮。现代人本主义观点同青年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的结合，构成新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倾向。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兴起的历史与文化背景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兴起不仅有着深刻的理论根据，而且有着现实的文化和历史原因。换言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兴起并非纯粹是理论情趣不同而导致的结果，而是对新的文化和历史背景的新的应答的产物。我们发现，不同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无论理论观点有多大差异，无论其理论结论是否正确，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试图依据新的历史条件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或人类解放运动制定新的策略，即是说，是20世纪新出现的革命形势、革命条件或人类生存的文化境遇的转变促使一些理论家或政治家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和革命策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了青年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或者接受了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或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由此而导致各种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的产生。

从实际历史进程来看，不同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并不是同时产生的，而是经历了一个生成过程。应当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的生成过程同20世纪人类历史的总体变化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可以从20世纪人类文化和历史的大背景入手而加以把握。但是，如果我们更具体地、分阶段地考察马克思主义分化的情形，就会发现，20世纪上半叶和20世纪中叶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产生的文化和历史背景有某些差异。一般说来，20世纪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争论的焦点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命运问题和革命策略问题，以卢卡奇和葛兰西等人为代表的第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尝试着依据新的历史条件去制定新的无产阶级革命战略，由此而完成人类解放的历史使命。而20世纪中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关注的焦点则是人类普遍的生存境遇，他们试图寻找现代人摆脱普遍的异化或物化的文化困境，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的新途径。同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相比，这一时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视界不再限于无产阶级及其革命运动的范围内，而是拓宽到现代人的生存境遇问题。我们可以从以上两个方面入手，分阶段揭示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兴起的文化和历史背景。

第一，20世纪上半叶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兴起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复杂命运密切相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无产阶级暴力革命运动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经历了不同的命运，促使一些马克思主义者重新反思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观，开始把注意力从革命的经济基础和政治条件转向革命的文化内涵和总体特征，由此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的人本主义思潮，这即是以卢卡奇为代表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

众所周知，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对1848—1850年欧洲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经验教训的总结，制定了以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为内涵的革命战略。这一无产阶级暴力革命观是建立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史观基础之上的。按照唯物史观的观点，人类社会的前行主要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所推动的。在阶级社会中，这些矛盾往往带有对抗的性质。当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对抗和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时，当原有的生产关系已经严重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时，现存社会的经济基础就要发生动摇，这种经济危机为新兴阶级和革命阶级的革命提供了客观的条件和形势。在阶级社会中，新兴阶级往往要运用暴力手段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政权和新的经济基础，才会使人类社会进入一个新的常规发展时期。无产阶级革命发生于最后一个阶级对抗社会，它只有通过暴力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现消灭阶级、实现人类解放的历史使命。这是马克思主义传统革命观的基本内涵，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依据的根本原则。

然而，在20世纪初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这一传统革命观在不同国家和不同地区经历了不同命运。首先是俄国十月革命在实践中首次成功地验证了无产阶级暴力革命观。列宁反对第二国际理论家建立于经济决定论之上的自发革命论，他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经济危机和革命形势，用暴力推翻了原有的旧政权，建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这极大地鼓舞了各国无产阶级的斗志，增强了人们对于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信念。然而，接下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则提供了一系列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失败的教训。1918—1922年期间，在俄国十月革命的鼓舞下，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匈牙利等国家和地区相继爆发了以暴力夺取政权为宗旨的无产阶级革命。但是，这些起义和革命却均以失败告终。

如何解释这一反差现象？继续坚持传统革命观，强调革命的经济内涵与政治内涵的马克思主义者一般认为，经济方面和政治方面革命形势尚不成熟或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组织工作的不完善是这些国家和地区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但是，另外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则通过对东西方社会结构的比较分析或者通过对无产阶级的自身状况和文化模式的分析，对传统无产阶级革命观提出质疑，并制定了以意识革命和文化革命为先导或主要内涵的新的革命观。在这方面，卢卡奇和葛兰西的探索尤为突出，他们也由此而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

卢卡奇于1923年发表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被视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之作，仅从书名上已可以看出“阶级意识”在卢卡奇思想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卢卡奇认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了物化现象的产生，人与人的关系变成了物的关系，人受制于自己的产品。这种物化现象无所不在，不断加深，从而使物化结构内化到人的意识之中，形成了与现状认同的物化意识。这种物化现实和物化意识使社会现实和社会进程支离破碎，丧失了历史的总体性，这是影响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因素。从这一分析，卢卡奇得出结论，要扬弃物化，就要依赖于历史的总体性的生成，而总体性的生成又取决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自觉。当资本主义最终的经济危机爆发时，革命的命运和人类的命运将依赖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成熟。这样一来，卢卡奇把意识革命提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核心地位，对传统无产阶级革命观提出了很大的修正。

葛兰西则从分析东西方社会结构的不同点入手来修正传统无产阶级革命观。他认为，东西方社会结构的主要差异体现于市民社会地位的不同。在东方社会，没有形成独立的市民社会，整个上层建筑主要是由政治领域构成，在这里，国家就是一切，它的本质是暴力加强权。而在西方社会，上层建筑由国家政治社会和作为意识形态—文化活动领域的市民社会两部分构成。这样，在西方社会，资产阶级不但拥有政治上的领导权，而且取得了文化霸权或意识形态领导权，因此，它的国家也具有二重本质，即强权加同意（领导权）。葛兰西认为，东西方社会结构的不同决定了无产阶级暴力革命所经历的命运的不同。在俄国所代表的东方社会中，由于没有独立的市民社会，国家就是一切，所以，当出现经济和政治危机时，只要用暴力打碎旧的国家机器，革命就将获得成功。而在西方社会，当出现政治经济危机时，无产阶级仅仅用暴力夺取政权并不能保证革命的成功，因为市民社会还强有力地支撑着社会和国家。20世纪初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原因就在于此。由此，葛兰西得出结论，在西方社会，革命的首要任务不是政治革命，而应当是文化革命，首要的任务是同资产阶级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

其他一些思想家，如科尔施和布洛赫也从不同视角得出类似的结论，即把理性的目光从政治革命转向意识革命和文化革命。必须看到，这一转变并不仅仅限于革命观的转变，而是引起整个哲学构想和理论学说的改变。对意识革命和文化革命的重视导致了这些理论家对人的存在境遇和人的活动方式的重视，他们由此发挥了青年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实践哲学构想，或者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种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倾向或思潮，与第二国际理论家的马克思主义和列宁所代表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相冲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卢卡奇的主客体统一的辩证法、科尔施的总体性理论、葛兰西的实践一元论、布洛赫的希望哲学与乌托邦精神，等等。这是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分化的基本情形。

第二，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更多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的产生或发展壮大与应对现代人的文化—历史困境的重大课题密切相关。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陆续出现了更多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如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在这一时期得到很大的发展。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时期，同时，也是各种马克思主义流派之间展开交流、交锋的时期。应当说，20世纪中叶，马克思主义的分化加剧，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的社会影响增大，都同这一时期的文化历史背景密切相关。在分析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历史时，人们往往容易关注社会主义阵营形成这一事实。但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峙这一事实并没有使经济政治冲突和阶级对抗成为人类历史的全部内涵。这是因为，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使得孕育已久的西方文化危机，即技术理性主义的文化危机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它通过现代人所经历的深刻的文化—历史困境而把社会历史的文化层面从背景世界中拉出，变成人类历史的中心内容。现代人的文化—历史困境在某种程度上比经济政治冲突的困境更加困扰着现代思想家，因而它构成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批判主题，环绕这些问题所展开的讨论和争论使马克思主义的分化加剧，并成为众多马克思主义流派得以形成的契机。

西方世界在20世纪中期所经历的文化危机是西方文化精神长期演化的结果。众所周知，希腊古典主义是西方文化的主要渊源之一，它塑造了理性把握实在和技术征服自然的文化模式。在经历了中世纪神学的漫长统治时期之后，古希腊理性主义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相结合，以技术理性主义的形式而得以复兴。与此同时，高扬人的价值，歌颂人的主体性的人本主义文化精神也得以发扬光大。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人们相信理性至上、技术万能，而理性与技术的发展最终将确证人的本质力量，实现人的解放。这即是韦伯所分析的工具理性同价值理性相互协调一致的状态。然而，进入19世纪之后，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之间的张力开始加大，甚至开始发生冲突。随着马克思所分析的物化现象或异化现象的加剧，技术理性越来越由解放人、确证人的本质的文化力量转变为束缚人和统治人的异化力量。经过20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西方技术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两种文化精神的冲突以更加直接的方式展示出来，西方人普遍生活于一种文化悖论和文化危机之中：一方面，现代科学技术呈加速发展的趋势，它使人征服自然、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空前提高，人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创造力；但是，另一方面，人的创造活动的结果并非必然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相反，现代人处于普遍的异化之中，技术理性本身，以及与此相关的意识形态、大众文化等等，都变成了统治人的异化力量。

现代人所经历的这种文化困境成为现象学、存在主义等众多哲学流派关注的对象，也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对象。在这种文化背景中，更多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或流派开始超越传统的阶级分析和政治革命的视野，从文化层面切入现代人的生存境遇。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以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弗洛姆、哈贝马斯等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以萨特、梅洛庞蒂、列斐伏尔为代表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他们继承了卢卡奇等人所开创的人本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和倾向，对现存社会进行了全方位的文化批判。这一人本主义新马克思主义思潮在60年代末以巴黎“五月风暴”为代表的、席卷全球的青年学生和工人的反抗运动中得到了共鸣，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尤其是马尔库塞等人的“单向度理论”和“大拒绝”战略、萨特的存在主义自由观、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等，被众多反抗生存文化困境的现代人所接受。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鼎盛时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马克思主义的分化中，还出现了另外一种超越传统辩证唯物主义立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这就是作为西方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而出现的西方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法国思想家阿尔都塞所代表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意大利的德拉沃尔佩所代表的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显然十分看重现代文化精神中技术理性的发展，力图以现代科学精神来扬弃传统哲学的独断性，重建马克思主义。虽然科学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在现代社会中的影响不及人本主义新马克思主义那样大，但是它依旧构成20世纪马克思主义分化和多样化格局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几乎与此同时，在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中，马克思主义队伍也经历了某种分化。虽然在这里，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代表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占主导地位或统治地位，但它并未能完全抑制住不同的思想倾向的产生。从50年代起，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就陆续出现官方的或民间的、带有人道主义和民主化的改革倾向，对于以中央集权为特征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国家社会主义体制提出了质疑，并进行改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1948年的“苏南冲突”、1956年的“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这些历史事变促使一些具有人道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和理论家批判东欧的现存社会体制和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模式，在这一批判过程中，他们普遍接受了青年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卢卡奇、布洛赫等人所代表的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构想，由此形成了以人本主义为特征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其中最有影响的有南斯拉夫实践派、匈牙利布达佩斯学派、波兰意识形态批判学派和捷克的人道主义流派等。

总而言之，20世纪出现了多种类型的马克思主义，其中既有第二国际理论家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及其第三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正统马克思主义，也有以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布洛赫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还有以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的实际革命策略和社会主义具体实践为基本定位的欧洲共产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流派。应当说，20世纪的各种类型的马克思主义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其中，既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性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思想的理论流派，也有只是在某些方面借鉴和采用了马克思的一些观点，但总体上不属于马克思主义的流派，还有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实际上已经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对于这些理论，我们必须坚持具体的批判分析。在本书中，我们严格按照“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选取了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些流派，加以分析介绍，主要包括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布洛赫所代表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以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弗洛姆、哈贝马斯等人为核心的法兰克福学派，萨特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等。这些思想家和流派虽然不能穷尽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内容，但的确可以展示其基本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