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回味感动——金庸小说的人文诠释

一 首先赞美，然后理解

半个多世纪以来，在“文化中国”的天地里，“金庸”这个名字始终引人注目。对全球华人世界，这早已不只是某个特指符号，而意味着一个让千万读者心旷神怡的精神时空。那些回肠荡气的大侠故事陪伴着几代人的生命历程，聚成他们乡愁的理念。对于20世纪的中国文学，金庸小说被认为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金庸研究成为一种门庭若市的显学。两岸三地的“金学”专家和遍布全球的“纸醉金迷”们，或高屋建瓴或仔细入微地，对金庸作品的方方面面咀嚼品尝，见仁见智各有建树。在“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三五年”的当今时代，金庸小说持续达半个世纪的兴盛已经创造了一个当世传奇。

但就在金庸小说仍在热销之际，物理学史家戈革教授却在其近著中写道：期待金庸小说的魅力永远不衰，这是非理性。在他看来，“现在已有迹象，将来一代的青年人，或许不再会像他们的上一代人那样喜欢金庸等人的小说了”。将来的青年人是否仍会像上辈人那样读金庸，这一时半会儿难有定论；但让几代人如痴如醉的金庸小说的影响力，如今已呈现出相对的疲态这似乎是事实。不久前的上海书展上，人们突然发现，向来畅销的金庸作品，居然对折仍卖不动。《金庸作品集》的最新修订本受到冷遇，关于“金庸品牌的号召力已经大不如前”的新闻一时成为媒体的关注话题。于是迅速有文章在网上刊出，在发出了“原来金庸也不是神仙，超越他并非不可能”的惊叹后，提出了“打倒金庸势在必行”的响亮口号。

这除了让人再次体会到“坏事总比好事更能引起人们的注意”的道理外，也激发一些深度思考。诚然，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偶像，一代作家有一代作家的读者。文坛的热点转移原本如同体育界明星的崛起与退役一样理所当然。但这次“武林盟主”的隐退事件却非同平常，因为当事者是“一统江湖”多年的金庸。这让原本就心怀叵测的人暗暗窃喜，令不少超级粉丝扼腕叹息，使热衷于围观热闹的看客们兴奋，让喜欢借名人来说三道四的人，获得了一次露脸亮相指点江山的机会。于是，有文章以“进步”和“超越”两个关键词，以及“破除对金庸及其作品的崇拜和迷信”和“大师面前不能除了景仰还是景仰”等等说法为由，为之欢呼雀跃鼓掌喝彩。

有这样的观点：金庸几乎已经成为武侠小说的代名词。但金大侠在把武侠小说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的同时，他本身也成了横亘在武侠小说发展道路上的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山，客观上阻碍了武侠小说的继续前行。自金庸之后，整个武侠小说基本上停滞不前。因为他实在是太辉煌了，让无数后来者高山仰止、望洋兴叹，失去了与之争锋的信心；他的作品太受欢迎了，也把别的呕心沥血之作淹没在金氏作品的浪涛里。所以在有些人看来，要有这种敢把金庸拉下马的劲头，才能使武侠小说继续兴盛、永远辉煌。即便声称要“革金庸的命”的人并不具备这样的实力和水平，但这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还是非常可贵。再好的作品、再好的作家，也不能抱着过一辈子。

听起来，诸如此类的言词似乎言之凿凿，但细究起来却显得似是而非、强词夺理。首先在逻辑上存在混乱。如果我们承认金庸小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那么就应该意识到，伟人的离去并不意味着强者的出场，英雄留下的位置并不是谁都能轻易占据。我们看到，在了不起的《红楼梦》之后从未出现能与之相媲美的类似作品，在莎士比亚不再主导世界戏剧舞台之后，并没有诞生真正能与之相提并论的伟大戏剧家。在以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和契诃夫，以及雨果、巴尔扎克、福楼拜、狄更斯、简·奥斯丁、盖斯凯尔夫人、柯南道尔、阿加莎·克里斯蒂等名字为代表的19世纪文学主潮平息之后，在以普鲁斯特、帕斯捷尔纳克、巴别尔、海明威等人领衔的20世纪早、中期的文学现象过去之后，人类的文学世界里再也没有出现如此灿烂的风景。

所以若干年前，诺贝尔奖诗人布罗茨基发出了“我们的过去有伟大，将来只有平凡”这声感叹。这不是对未来的一种悲观论预测，而是对历史的一份清醒总结。他提醒我们：应该懂得珍惜，学会向为我们做出了无可比拟的贡献的人们，表示由衷的敬意。对金庸及其作品，我们难道不该给予这样的礼遇？著名报告文学作家陈祖芬在文章里这样评价金庸：“他给一个寂寞的世界带来多少力和美，多少仁和义，多少热闹，多少缤纷。”许多有过“通宵达旦读金庸”的经历的人们，对此有深深体会。诚然，再盛况空前的演出，也有谢幕退场的时候。此时，就在我写下本篇文字之际，传来了开新武侠风气的梁羽生先生于悉尼溘然长逝的消息。

有道是“佳人去矣，唯有书在”。梁羽生对新武侠文学的贡献，不会因为他的离去而灰飞烟灭。但无可置疑的是，这不仅是“金梁并称，一时瑜亮”之格局的彻底解体，在某种意义上，的确也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问题在于，我们该怎样面对这个情形？应如何看待金庸小说对于当代中国文化的意义？在我看来，金庸作品逐渐由文化中心走向时尚边缘，这个现象恰是其进入永恒、成为经典的一种仪式。无论今后的人们是否还会像从前的读者那样为金庸小说着迷，这些作品都会永远留在中国文学史上，这无可置疑。时至今日，“金庸”这个符号固然已经成为“武侠小说”的代表，但这并不意味着“金庸作品”的意义就因此而能被“武侠小说”这个名称所涵盖。

就像塞万提斯以骑士传奇文体创作的《堂·吉诃德》，其意义完全不再是通常的骑士小说。虽然以“侠义叙事”起家的金庸写作，让中国传统武侠小说文类进入了文学史的殿堂，赢得了从未有过的荣耀，但其品质事实上早已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武侠小说这类文体形式，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学杰作。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于金庸研究而言，重要的不是貌似有理的吹毛求疵，而是言之有据的歌功颂德。这在当今尤其必要。

喜欢或拒绝金庸当然不是什么问题，但如何看待和评价“金庸”所代表的这些侠义叙事的文学价值和文化贡献，这已不再是个人趣味的偏好。金庸现象究竟是消费时代的一道文化奇观，还是能永载史册的精神创造？金庸小说是只能被视为“武侠小说杰作”，还是应列入百年中国文学的最佳阵容？诸如此类的话题虽聚讼已久，但迄今仍有待于进一步讨论。

就我个人而言，之所以在汗牛充栋的金庸评论中继续提出自己的读解，是因为回味仍在持续，感动依然如故。时至今日，虽然“感动”这个词频繁出场，但早已名存实亡。无论是在由娱乐文化引领的时尚潮流中，还是在主流媒体制造的歌舞升平里，那种情不自禁的全身心共鸣都已不复存在。当消费主义的空洞“煽情”席卷全球，那种能够直指人心叩动灵性之门的体验越来越显得陌生，那种神圣的心灵洗礼已离我们而去。但在日益沸腾的喧嚣与扰攘之中，当我重新走进以“金庸”命名的那个武侠天地，一种久违了的感动仍会涌现。

18世纪德国文豪歌德有句名言：说不尽的莎士比亚。我同意这个见解：“好书是永远有可读性、可以争论、可以谈个不休的。金庸的小说大都如此。”当然，这样的谈论不可能也没必要完全与众不同，相反它可以是博采众长地从既有的评论文章中汲取营养。歌德说得好：凡是值得思考的事情无不是已被人们思考过的，我们所能做的，仅仅是重新思考而已。换言之，“也许一切都已经有人说过了，只是还需要理解”。当然，这样的谈论应该有新的角度和立场。在我看来有两点可以强调：歌其功颂其德，超越文学看小说。

纵观今天的文化评论，除了出于利益关系考虑的廉价热捧，有一种批评话语异常活跃，这就是置事实于不顾，口无遮拦地以恶俗攻击的方式进行的“霸王批评”。这种情形在关于金庸小说的评论中尤其突出。比如有文章对那些给予了金庸小说高度评价的教授、作家、评论家，一概定性为“没边没沿、没心没肺的廉价吹捧”。有人甚至堂而皇之地以“无须阅读就能判断”的态度，宣判金庸小说为文化毒品。不言而喻，这种霸权批评的态度，缺乏起码的批评伦理。真正的学术论辩，必须忠于事实，尊重学术规范，遵守学术道德。不久前，严家炎教授在《批评可以编造和说谎吗？》一文里提出的这个建议，道出了许多批评界同行的共同心声。

正是对这种蛮横无理的批评腔调的厌恶，让人们总是在期待客观批评的诞生。对批评家来讲，有个无须赘言的前提必须明确：“他的工作所涉及的是某种客观性的东西。”法国小说家莫泊桑当年的这番话迄今仍能博得人们的认同：“一个真正名副其实的批评家，就应该是一个无倾向、无偏爱、无私见的分析者，他那无所不知的理解力应该把自我消除得相当干净，好让自己发现并赞扬甚至于作为一个普通人所不喜爱的，而作为一个裁判者必须理解的作品。”客观性呼唤着通用标准的建立。与理论家们热衷于“艺术的定义”不同，文学的作者和读者们共同感兴趣的是“批评的标准”。

小说家王安忆曾提出，希望能够有一个标准，至少能标明这是文学那不是文学，这是好东西那不是好东西。她表示：“我绝对不相信这是没有的。否则的话，这个世界简直是太虚无了。”这样的心情可以理解，但问题是这个标准由谁来定？如何确定？美学家朱光潜先生曾指出：事实上我们天天谈文学，在批评谁的作品好，谁的作品坏。问题难在，你以为丑他以为美，或者你以为美他以为丑。你如何能使他相信你而不相信他自己呢？或者进一步说，你如何能相信你自己一定是对的呢？“你说文艺上自然有一个好丑的标准，这个标准又如何可以定出来呢？”

于是我们看到，一方面美学不能不进行好坏优劣的价值评判活动，就像卓越的西班牙学者加塞特所说：如果在美学争论中不承认评判艺术作品的必要性，那也就无所谓文化。但另一方面，由于评判标准难以建构，美学在今天显然又难以兑现这种承诺。“判断一部小说是一件单凭经验粗略估计的事，我们无法诉诸于一个会颁布普遍适用的法律的美学法庭。”英国著名作家安尔尼·伯吉斯的这段话，道出了长期以来艺术评价所面临的困境。不过，只要我们回归艺术常识、面对具体文学实践，事情也就没那么难办。

经验表明，我们应该坦然接受法国小说家法朗士当年写在《文学生涯》里的这个结论：客观艺术不存在，客观批评同样不存在，凡是自诩作品中毫不表现自我的那些人都是骗人的，真相乃是人人都无法超脱自我。这是我们最大的痛楚之一。这让人想到契诃夫的自白：“我把所有的作品分成两类：我喜欢的和我不喜欢的，别的标准我没有。”这句实话道出了事情的根本。艺术之所以为艺术，在于它是一项受主观兴趣支配的体验活动，主观性不仅无法而且不该避免。欣赏艺术的直接动因是乐趣，所以一个批评家所能做的，只是如实道出这件作品给予他的乐趣。

事实上，唯有作品给予的这份乐趣“才是衡量优劣的唯一尺度”，从而也是导致“我们的评判永远存在仁智之见的原因”。问题在于，批评者们的见智见仁并不具有同样的意义。“萝卜青菜各有所爱”的现象，并不意味着趣味真的无可争辩。尼采说得好：在我们全部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趣味之辩。必须分辩趣味的好与坏。好的趣味能引领我们走向美妙的风景地，坏的趣味将让我们陷入困境。好趣味与坏趣味一样都是主观的，不同的在于好趣味能够向我们揭示事情的真相，而坏趣味总是遮蔽事实。

美学家的这个见解是值得注意的。尽管在批评中，“供我们使用的唯一尺度也许确实是某些人对于艺术作品的主观反应，但是这可以与一件艺术品客观上伟大的命题完全相容。人们会像磁场中的铁屑一样被利用：他们的反应会使艺术作品的客观质量成为可见”。对文学批评而言，重要的是对一项基本原则的遵循。“这个原则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即公正。”没有起码的公正，就永远不会有名副其实的文学批评，取而代之的是意气用事的攻讦和党同伐异的口诛笔伐。所以孔子强调修辞立其诚。这个道理不言而喻，问题在于如何落实。

在我看来，批评之诚体现于批评者对自身先入之见的自觉抑制，具体落实于“无罪推定”法，不以吹毛求疵的态度接受作品。著名学者徐复观曾撰文写道：有一次，已经有陆军少将军衔的他去见老师熊十力，请教读些什么书。熊先生推荐了王船山的《读通鉴论》。几天后徐复观再去拜访向老师汇报读书心得，接二连三说了一大堆批评意见，但没等他说完，先生就开口痛斥：“你这个东西，怎么会读得进书！任何书的内容，都是有好的地方，也有坏的地方。你为什么不先看出它的好处，再批评它的坏处，这才像吃东西，经过消化而摄取了营养。”这则掌故的道理很耐人寻味，说得再直截了当些，就是在阅读活动中，应该以“赞美的理解”取代“憎恨式批评”。用法国人巴什拉的话说，我们所能找到的鉴赏诗人的最好方法是，“首先赞美，然后才会理解”。

赞美或许不会让我们立刻触及事情的本质，但它的积极立场具有一种开放性，可以让我们摆脱门户之见的束缚。相反，憎恨的立场是一种消极狭隘的排斥性的选择，这会让我们陷入自以为是的歧途，让我们的趣味失去自我调整和修补的机会。在某种意义上，文学批评是阅读的一种延伸，其过程就是我们最初的赞美或者逐渐消失或者逐步充实的不断调整的过程。评价的公正与否并不取决于以无动于衷的冷漠取代坦然的喜爱，而是我们最初的赞美在最终被落实时的理由是否充分。只有首先怀着一种赞美而不是憎恨的态度，才让我们有可能接近作品，并最终做出接受或拒绝的选择。否则面对一部小说时，如果让自己从开始就置于一种憎恨的立场，这种方式使我们无法以真正的文学批评自居：超越自己的预置视野，不受既在的口味的奴役。

事实上，这也正是那些优秀文学家的共同立场。比如普鲁斯特的艺术趣味与巴尔扎克相去甚远，对这位文学前辈的风格很不喜欢，但尽管如此他仍然承认：“巴尔扎克小说写生活中千百种事物，在我们看来偶然性未免过多，但他表现生活的真实性却赋予这种事物以一种文学价值。”又如19世纪法国浪漫主义画家德拉克洛瓦的名画《自由引导人民》是一幅闻名遐迩的杰作，画中的主体场景是一位裸露乳房的女性神情严肃地站在街垒上，旁边是一个拿着手枪的孩子。小说家昆德拉曾经评论说：“虽然我不喜欢这幅画，但将它排除于伟大的绘画之外恐怕是荒谬的。”同样还有诺贝尔奖获得者诗人布罗茨基，他在谈到阿赫玛托娃的一首诗时这样表示：“诗是好诗，但我不喜欢。”

所谓“文学批评”，也就是能够超越纯粹个人喜爱之上的价值评价；真正的批评家即使是在与自己主观口味大相径庭的情形下，也依然能承认这部作品的卓越。而这种情形显然只能在“首先赞美”的态度中才能实现。因为赞美而不是憎恨，才是以欣赏为基础的文学批评的起点。所以波德莱尔当年才会言之凿凿地表示：“为求公正，也就是说为有存在的理由，批评必须是有所偏袒的，满怀激情的。”批评的目的不是炫耀批评家的博学，而是让人们能更好地认识艺术杰作的价值。这要求我们必须对作品本身怀有一种内在的尊重和敬意。古典诗词学者叶嘉莹教授指出：“有些人是不可原谅的，他们不是因为他自己的浅薄，而对于高深精美的东西不能了解，而是他要故意诽谤那些美好的东西，是有心要诽谤那些美好的东西。为了什么？为了哗众取宠，为了博得自己的一时的虚浮的名声。世界上是有这样的人的。”

在围绕金庸小说的评论中，我们能够发现不少“这样的人”，那种动辄上纲上线、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文字，显然已超出了通常的所谓门户之见。正如人们所说，读他们的文章让人重新看到了若干年前“不读马列信‘主义’，不读《水浒》批宋江”的现象。这些借辱骂优秀的名人而出名的作者虽然面目各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见不得人们终于拥有了“享受阅读”的机会。总是置起码的常识于不顾而热衷于信口雌黄的高谈阔论，是20世纪批评界的普遍现象。有些从事“文化研究”的专家们所做的，是“压抑那些我们在体验艺术作品时所遭遇到的心灵冲击”。凡此种种让我们想起19世纪法国思想家狄德罗的这句话：“不停地阻止我们寻求欢乐，或者使我们对于寻得的快乐脸红，这就是评论家的工作。”

诚然，批评一首诗只说它好不好那是不够的，一定要“说出个所以然来”。但重要的是，这个“所以然”必须以批评家对具体作品的欣赏作为前提。时至今日，曾经不可一世的批评理论已走向“终结”，所谓“后理论时代”正在降临。在这样的时代，“真正需要的不是笼统的概念，而是具体的分析”。优秀批评家所需要的，已不再是各种稀奇古怪的理论装备，而是对具体作品感同身受的领悟。真正的艺术杰作必定是有味道的作品，味道之所以是味道，在于“味”中有“道”。如何由味入手而识其道，这就是文学批评的任务。用本雅明的话说，就是通过作品所提供的愉悦，“去寻找什么给人们带来了愉悦”。

从这个意义上讲，批评家不仅无须刻意遮蔽自己的主观好恶、为自己对所评论作品的由衷喜爱而感到不好意思，恰恰相反，有必要坦然地向大家公开自己对作品的享受、接受这种喜爱的引导。作为“欣赏之延续”的文学批评的实质是进行一种文化品味。“品味是对一种现实的快乐的体验”，而不是相反对令人厌恶的经历的咀嚼。所以尽管阅读的快乐并不总是可信任的，但与冷漠的理性相比它却是批评唯一的根据地。归根到底，优秀批评是对我们从作品中所获得的“快乐本身的质量的评判”。

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我的金庸评论不是以一种貌似超然的立场对金庸武侠叙事的理性分析，而是对我本人之所以喜爱金庸小说的原因和理由的如实呈现，是对我眼中的金庸小说的杰出意义的真切阐释。我也无意于分析金庸作品的具体得失，而着重于分析金庸作品对于当代中国的文化意义与艺术价值。这样做并非是认为金庸小说已完美无缺，而是因为这种“优点/缺点”的评论模式，一方面已有不少文章做得很好，另一方面，我也认为这对金庸小说并无多大意思。

古往今来，对艺术家创作的得与失的总结固然为一些职业批评家所热衷，但对那些优秀作品吹毛求疵毫无意义。无论是曾被视为“伟大作家中的伟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还是被视为现代主义文学大师的普鲁斯特；无论是让许多现代思想家顶礼膜拜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备受一些先锋评论家青睐的博尔赫斯；还有19世纪的泰斗巴尔扎克和雨果等等；他们的小说无不存在这样那样的毛病。比如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中冗长的说教，巴尔扎克《人间喜剧》里没完没了地堆砌的细节描绘，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把小说当成哲学的叙述等，都让现代读者难以忍受。但这些缺点从不妨碍这些小说作为世界文学经典的价值。

究竟如何看待优秀作品所存在的缺陷？新武侠作家温瑞安曾撰文表示：一部伟大的作品，未必是没有缺点的，主要的在它有没有特别出色之处。他说：“我赞成一切出自至诚的作家，反复斟酌地进一步把中国文字提炼得更精确、更有神韵、更多姿多彩，但我反对把文字作为一种炫耀个人才华的游戏。真正伟大的作家，是不屑于小道的。”这个结论肯定显得有些过激偏颇，因而极易受到满腹经纶的理论家的批评，但其中蕴含的道理无疑十分精辟。我赞同这样的观点：金庸作品在一些细节上无疑存在这样那样的毛病，但对于真正的文学杰作，“像这样的细节问题，没有固然更好，有了也无伤大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