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中国在20世纪上溯的几千年中，创造了世上无与伦比的古典诗歌的辉煌。这些由方块字铸成的古代瑰宝，是东方审美创造的极品。这些超越时空的永恒的语言，它以高贵的形式，华彩的节奏，典雅的词汇，特别是隽永的意境，造出了一个充满魅力的诗意世界。音乐、色彩和非凡的想象力的综合，传达着古老文明的迷人神韵。它凝聚着人们关于追求功名和理想，咏叹乡情和友爱的情怀：寄情于田园，流连于山水，一树枫叶的怀想，几枝红豆的相思，微风中的燕子，细雨中的游鱼，大漠的孤烟，春江的花月，在露水的晶莹中颤动的花枝，还有深深庭院中的无望的等待……这一切，经过无数代诗人的锦心绣口编织而成的、永久的心灵的梵音，正是这个建立在悠久农业文明基础上的古老民族的永世的骄傲。

而19世纪下半叶开始的灾难，促使人们对那一切产生了怀疑。此时的中国是在强敌逼境下的节节败退中无路可走。当时的普遍想法是，苟能救亡图存而宁肯抛却一切。中国诗界更是如此，经过上个世纪那一批改良主义者的并不成功的探路，如今好不容易终于寻到了“诗体大解放”这一服妙方。于是，下决心对以往的旧古董来一番天旋地转的“大破坏”。胡适有言：“文学革命一面是推翻那几千年因袭下来的死工具，一面是建立那千年来已有不少文学的成绩的活工具；用那活的白话文学来代替那死的古文学，可以叫做大破坏，可以叫做大解放，也可以叫做建设的文学革命。”

打破山林的宁静，装进工业时代的喧嚣，那些由经典的节律和音韵造出的完美受到了轻蔑。中国人好像下定了决心，不惜以一个空前的大破坏，来重建一种理想的诗歌秩序。当时人们要做的事，就是竭力要把他们新发现的白话诗，做得完全不同于以往的那些圆润剔透的古典诗。用当时流行的话来说，就是“要把诗做得不像诗”。这里有一种“破坏”的快感，也有一种从头做起的创造的愉悦。那时的这一班人，像胡适、陈独秀等，他们是开路的先行者，是一迳地往前走的，沿路撒下了“尝试”的果实。他们只知试验创造，他们的目光只望着前面，他们没有、也不会想到回头看看，看看风烟迷乱之处的“战场”上的狼藉景象。

而实际上，中国新诗在它的草创期就留下了许多弊端。当时也不乏一些有远见的人对此有过评论。就在白话新诗起步之初，当时积极参与新诗革命的俞平伯，就看到白话的“词汇贫乏”，很多都要“借材异地”，以及他认为的“缺乏美术的培养”等。很早，俞平伯就精辟地指出：“白话诗的难处，不在白话上面，是在诗上面；我们要紧记，做白话的诗，不是专说白话。白话诗和白话的分别，骨子里是有的，表面上却不很显明，因为美感不是固定的，自然的音节也不是拿机器来试验的。”俞平伯这些话写在新诗初起的1919年，实属难得。

还有周作人，他拥护白话新诗的产生，自己也写过像《小河》那样的里程碑式的作品，但他对新诗也有较为尖锐的批评。他在给《扬鞭集》写的序中说过，他“不佩服”白话诗的“白描”和“唠叨的叙事”——“我只认抒情是诗的本分”。周作人说：“经过了许多时间，我们才渐渐觉醒，诗先要是诗，然后才能说到白话不白话，可是甚么是诗，这问题在七八年前没有多少人讨论的”,“新诗运动的起来，侧重白话的一方面，而未曾到诗的艺术和原理的一方面。一般写诗的人以打破旧诗的范围为唯一的职志，提起笔来固然无拘无束，但是甚么标准都没有了，结果是散漫无纪”。

从清末的“诗界革命”到五四的“新诗革命”，这一场具有强大震撼力的、关于中国诗歌从古典到现代的大变革，从最初的试验到广泛的实践，走过了跨越19—20世纪的漫长道路。几代诗人为探讨中国诗歌的新生付出了心力。对这一丰富而曲折的变革历程的简单概括，大抵就是：走了两个步子。这两个步子，一是“以旧风格表现新内容”，一是“诗体大解放”。前者被认为是改良的，后者则被认为是革命的。

一般都认为从诗体解放入手，是一种彻底的、不妥协的革命之举。“革命”是一种革故图新的行动，是对于“旧皮囊装不了新酒浆”的彻悟。借用郭沫若《女神之再生》诗中一场恶战之后黑暗中传来的一段对话，来印证此一时期的“革命思想”，也许是有趣的，对话是：“破了的天体怎么处置呀？”“再去炼些五色彩石来补好吧！”“那样五色的东西此后莫中用了，我们尽他破坏不再补他了！”“破了的天体”是“弃”是“补”，这当然只是一个比喻。其实“补”的办法经诗界革命的实践，已被证明是行不通的；而五四时期的全盘否定的“弃”，恐也未见正确。事实是，对于一个悠久的传统而言，多大的“革命”都难以造成实际上的断裂。传统是一道长流水，当然只能是“抽刀断水水更流”。

革命总是暴风骤雨般的袭击和取代。它的不可阻挡的迅雷之势，总有一种暴力造出的粗糙。诗是艺术的，艺术的变革而采取革命的办法，难免会留下诸多“病症”。例如一场声势浩大的新诗革命，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白话”而忽视“诗”就是很自然的事了。中国诗歌为寻求与现代的社会人生的契合，以及在承载人的现代思想情感的伟大目标上，经过自“诗界革命”到“新诗革命”的长期试验，最后作了可以说是充满危险的选择，这就是，在它庄严的“告别古典”的仪式中，的确蕴涵了为思想而轻忽艺术的隐患。

那一代人都把兴趣和激情倾注于诗体的改革上了。他们在为了使诗实现人与他的现实状态相适应的路途上，的确拥有前无古人的胆识与魄力。然而，他们却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以至于在百年后的今日，当人们在获得一种崭新的方式表现他们所拥有的诗意时，猛一回头，却发现他们的这种“拥有”乃是一种“不拥有”——尽管人们可以责难中国人对于传统诗意的怀旧、甚至守旧的心态，但几乎所有的责难都无法回避如下的事实：较之古典诗歌精美的极致，新诗在艺术形式上的粗粝，以及人们在运用白话的方式以表达他们的情感时所产生的力不从心的沮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