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先生自1955年毕业留校至1994年调任九三学社中央，四十年间一直坚守在北大中文系教学第一线，先后在文学、新闻和古典文献等三个专业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他讲过的课总计有十余种，跨越多个学科领域。其中“先秦文学史”、“文学通史”、“新闻写作”、“基础写作”、“楚辞研究”、“诗经研究”、“历史要籍介绍”、“文学要籍介绍”、“文艺心理学”、“中华传统文化概论”、“书法艺术研究”等，都是深受学生欢迎、享誉甚隆的经典课程。

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先生形成了自己独树一帜的讲课风格，总结创制并勉力传播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治学方法，为莘莘学子指引着求学、论道、成就人生的路径与阶梯。

先生授课，气势磅礴、声情并茂。先生的课常常都是百人以上的大课，除本系学生外，历史系、哲学系、图书馆系甚至外校的师生也慕名前来。尤其是“文艺心理学”、“历史要籍介绍”、“文学要籍介绍”等具有开创性的课程，听的人就更多了。最初安排的教室往往过于拥挤，开课后经常不得不换到办讲座用的大型阶梯教室。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教室设备简陋，很少有扩音器材，所以凡上大课，学生们总是争相到前排就座，否则就有听不清楚之虞。但听先生的课，则不必有这样的担心，哪怕坐在最后一排，也能听得清清楚楚。不了解的人以为先生天生底气足、嗓门大，其实他是竭尽全力在“喊话”。两节课下来，先生常常累得全身乏力，声音嘶哑，往往要两三天才能缓过来。但再上课时，他依然精神抖擞、声如钟磬。

先生的课堂境界独具，更葆有极为丰富的内涵。无论是易于迸发才情的文艺心理学、楚辞、写作等课程，还是内容较为枯燥的“文学要籍介绍”、“历史要籍介绍”，先生都能在充分准备和“精心策划”下讲得有声有色，充满情趣，把听课者全副身心牢牢吸引到讲台上，几至如醉如痴的地步。不知不觉两节课的时间过去了，学生们常常还沉浸在先生营造的课堂氛围中，不忍离去。

先生的学生胡友鸣（现任中华书局《文史知识》副主编）在一篇怀念先生的文章中写道：“金老师讲课神采飞扬，讲得气象高远，内容深厚，幽默隽永，充满智慧，充满机趣，充满激情，洋溢着对社会对民族的诚挚感情和对生活的深厚热爱。课上课下，我们丝毫没有听到甚至感到当时所谓‘中年知识分子’比较普遍的那种对各种条件的抱怨。反过来说，许多课从概念上看，谁都可以讲，患得患失、怨天尤人者也能讲，但绝对讲不出金老师的气度和神韵。金老师的课，更着重于人的培养和塑造。凡涉及人品、气节的都浓墨重彩，强调字如其人，文如其人。”（《文史知识》,2009年第2期）

先生在教学过程中，还特别善于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注重与学生的互动交流。先生认为，讲课必须要听的人觉得清楚、精彩，才会有真正的效果。这效果的取得，其实是个主客观统一的过程。教师把课讲好当然是起主导作用的；但究竟有效与否，那就还要看学生接受得怎样，因此必须把讲授与接受统一起来考虑。怎样才能知道学生是否接受并理解了呢？先生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经验，那就是注重与学生眼神相接。他认为，讲课如果只知一味地照本宣科读讲稿，是很难讲出精彩效果的，必须时时注意观察学生的反应，当有的学生流露出茫然、疑惑的眼神时，就说明他没有听懂，或者没听进去，或者是自己没讲清楚，要么就是讲得不够精彩、不吸引人，这就需要修正自己的讲法。与此相关，先生讲课极富节奏感，常常在学生听得疲倦时来一两个笑料或故事，令人精神为之一振。

先生的课，讲得极其清楚，所谓条分缕析，头头是道，而且相当深入。这种讲课，看上去举重若轻，其实处处艰辛。看他的讲义，不仅字迹清晰秀丽，而且往往是天头地脚补满了种种“插曲”和“典故”，所谓口才好会讲课，其实是用心用力备课。

就是在这样的课程中，学生们渐渐地体会到了一种学风。北大也许是中国一个最特殊的大学，在它的传统中，除了对中国前途怀抱的那份责任和抱负，让人生出激扬文字指点江山的情怀之外，还有一种绝不等同流俗的学术风气，人多注意到这种学术风气的自由和开放，但也应当留意这里也有严谨和规范。

先生授课讲学的这些“绝活儿”，既来自于他过人的禀赋与勤奋，也源自他的一个重要的教学理念——课是讲给别人听的。先生认为，给学生讲课必须处处为学生着想，树立一种服务意识，只有服务到心才算是服务到家。而要服务到心，必须心中深怀着对青年同学的善意与爱心，只有这样才能缩小师生间在思想情感上的距离。感情融洽了，说话才能投机，彼此越说越爱听。

除了授课之外，先生所传授的一系列学习方法也使学生们受益无穷。“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身为老师大抵都会教学生一些读书学习的方法，但很少有人能像先生那样，用极其精练的语言把一系列朴素而尖端的学习方法概括得那么生动传神、易懂易记。

“看为基础，想为主导，落实到用”，凡是亲聆过先生教诲的学生，对这三句话无不耳熟能详，铭刻在心。

“看为基础”。具体说就是好学不倦，不断扩大和加深自己的知识，并能在学习前人知识成果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创造。“看”包括很多方面，仅就其中“看书”这一点来说，也需要掌握方法。先生认为正确的看书法应该是“发酵式看书法”，就是说看一本书除了掌握其全部或一部分内容之外，还要边看边想，在书的内容的启发下，产生自己的看法和体会，得到更多的收获。

“想为主导”。先生认为，在学习中要开动脑筋，全面运用思考、记忆、想象、联想等各种才能，在学到的知识和面临的需要解决的课题之间建立起联系，进行深入的思考和回忆。只有坚持以想为主导的脑力劳动，学习才会深入，知识才会有用，也才可能有所创造。

“落实到用”。先生认为，治学不能务虚，“看”过、“想”过之后，一定要落实到写。对于有志于学习语言文学的人来说，“用”主要是指“写”。“写”不仅是“看”和“想”的继续，而且能使思维的成果深刻化、条理化。往往有这样的情形，有些问题好像已经想透了，等到写出来一看，却蛮不是那么回事。在写作上不经过长期的、艰苦的锻炼，是不容易把思维成果准确深刻地表现出来的。先生曾说，古文献专业的人读文献，当然是首要的事情，不过看得多了，得要有思想，把文献勒出脉络理出头绪，而最终还是要把它写成文字，否则读书满腹却两手空空。他很不赞成所谓“五十岁后再写文章”的老教条，倒总是鼓励学生把想法写出来。在先生的鼓励下，古文献专业一些优秀的本科生、研究生成了中华书局著名刊物《文史知识》最年轻新锐的作者。

这三句格言式的精辟归纳，言简意赅，切中要点。其核心就是鼓励治学的人把学习和创造紧密结合在一起，而且要“趁热打铁”，边学习边创造，以创造促学习，使学业在这“边学习边创造”的循环往复中不断得到提升。

“知识能用才是力量”。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已经成为人们普遍认同的真理，但知识怎样才能成为力量？并不是每个人都十分明白。所以先生特别强调知识的运用，提出“知识能用才是力量”的观点。先生认为，无论是本科生还是硕士、博士生，在大学里花上若干年时间，学习了不同的学科，并不等于他就可以掌握这些不同的学科；看了很多本书，并不等于他就掌握了这些书。知识是否被学习者吸收并使用，要看其学习是否与实际工作相结合。学生在学校里就要树立学以致用的观念，而到了工作中，“用”则是最好的学习方式。纸上得来终觉浅，以用为主，在用的过程中，缺什么知识就赶紧去学，学了就用，就是把知识变为自己本事的最快手段。人在强大的压力下，其内在的潜力就会被“逼”出来，学习能力会极大地释放出来，大脑高度集中，搜集应对当前困境所必需的信息，随即转化为操作的能力，这就叫“知识能用才是力量”。

体味先生提出的“看为基础，想为主导，落实到用”和“知识能用才是力量”等治学思想，不难发现，先生对“学以致用”的重视，是超乎寻常的。为了进一步阐释如何“用”并强调“用”的功效，他还提出了“建立根据地”学习法。

什么是“建立根据地”学习法？先生说：“所谓‘建立根据地’，是指在多变的工作中要力争在每个岗位上做出一点成果，有个立足之地，这些成果虽然分散在各个学术领域，最后却可能连成一片。”在治学实践中一定要注重创造成果。每读一本书，每学习一点什么，都要做出一点成果，把一个个小的成果连接起来，就会形成自己的学术“根据地”。先生告诫后辈学人：千万不要学做“两脚书橱”，书读了不少，却只能用作茶余饭后的谈资，真要干活却无真才实学。

先生概括的学习方法还有很多，如强调勇于开拓、善于积累、不断充实的“滚雪球法”等等。

先生关于教学与治学的思考和实践，影响了为数众多的后辈教师和青年学子，有些“金氏箴言”，甚至成为令他们受益终生的座右铭。在无数聆听过先生谆谆教诲的学子那里，先生当之无愧地享有最受敬重师长的礼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