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和楚辞研究成就交相辉映的，是先生对于文艺心理学的重要贡献。

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文艺心理学家，对这一学科在国内的复苏与发展功不可没。中国的文艺心理学研究自上世纪三十年代起初步形成，开山之作是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此后几十年间，由于历史的原因，文艺心理学研究在中国长期处于缺失甚至中断的状态。先生在“文革”拨乱反正之后，率先重启了文艺心理学的系统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1980年秋季，先生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开设“文艺心理学”课程，其后即以讲稿为基础，加上陆续写就的论文十余篇，编为《文艺心理学论稿》一书，1982年2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收入《北京大学文艺美学丛书》之中。该丛书同时收有宗白华、朱光潜、叶朗等著名美学家的著作，作为八十年代初学术文化复苏时代北大出版社的重点出版物，在当时产生了积极广泛的社会反响。北京大学百年华诞之际，北大出版社从《北京大学文艺美学丛书》原三十种中精选十种编为《北京大学文艺美学精选丛书》，其《编辑前言》说：“《文艺美学丛书》已出书三十种，令人欣慰的是，这些著作中的大多数，不仅在当时因某种填补空白的开创性意义，或因对某个领域的专深研究成为后人涉及该领域时不可或缺的著述，而引起广泛的关注，而且即使在学术多元化、出版事业日益繁荣的今天，仍不失其智慧的光彩和学术的价值。”这是对包括先生著作在内的《北京大学文艺美学精选丛书》所收之作的准确而中肯的评价。

此后，先生继续在文艺心理学的教学和研究中不断耕耘，对《文艺心理学论稿》进行修改和补充，最终形成体例更为完善和严密的《文艺心理学概论》,1987年9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次年，该书获北京大学科研著作二等奖。1999年1月，《文艺心理学概论》再度被北大出版社列入《北京大学文艺美学精选丛书》之中出版。先生的文艺心理学研究除以上代表作之外，尚有其他著作。如1988年4月与张化本合著，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文艺心理学》;1992年10月先生主编、孔建英等编写，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文艺心理学术语详解辞典》等。此外，先生还撰有几十篇文艺心理学方面的论文。

文艺心理学是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欣赏中的心理活动的科学，是心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对它的研究可以从各个方面着眼，形成文学家的视角、美学家的视角、心理学家的视角，先生的文艺心理学研究有着其自身鲜明的特色，他把普通心理学的一些基本原理与文学艺术创作欣赏中的大量事实结合起来，提出了一些具有独创性的观念和论点。在《文艺心理学概论》一书中，先生概括了两个基本思想：一是以唯物主义反映论为指导，论证文艺创作与欣赏的心理活动都是个体在反映客观世界的基础上所实现的主客观统一；二是根据大脑活动的整体性原则，论证文艺创作与欣赏都是以自觉的表象运动为核心而实现的表象活动、思维活动与情感活动的有机结合。在此基础上，先生博引古今中外大量生动形象的文学艺术创作和欣赏的实例，具体分析了客观与主观、感性与理性、情感与认识、修养与创造、创作与欣赏五种辩证关系，认为它们是以上两个基本思想的具体表现。先生深厚的语言文学研究功力，使他在形象思维、语言与形象、情感与认识、艺术通感、实践与创造等具体的文艺心理学问题的探讨上，尤多创见。

先生文艺心理学研究的特色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先生对文学艺术诸多门类的创作和欣赏有着长期而深厚的积累和实践，具有多方面的艺术修养，他对文艺创作和欣赏规律的总结由此格外深入、扎实而言之有物。先生出身文学专业，对古今中外的文学创作、评论及鉴赏驾轻就熟，先生本人更著有一手简雅畅达的绝好文章。在书法、绘画方面，先生是著名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对绘画也有涉猎。此外，先生从小热爱京剧和苏州评弹，堪称资深戏迷兼戏曲艺术评论家。故乡无锡的盲人艺术家阿炳那把二胡中流淌出的凄婉悲怆之声给了他最初的音乐熏陶和终身难以磨灭的印象。不仅如此，先生还敏于感悟，勤于思考，善于将多种文化艺术门类融会贯通。他曾谈到少年时练字学画，尤喜破笔渴墨的人物画，在听到周信芳演唱京剧《四进士》时，“忽然感到其苍劲的唱腔与破笔画有相同或相通的美感与韵味”（《燕园岁月·漫谈听戏经历》），这种感觉便是先生后来在文艺心理学研究中曾给以很多剖析的艺术通感。

其二，先生对文艺理论有着长久持续的兴趣和探索。他回忆自己幼年时听两位中医讨论人是用心思考还是用脑思考时，就琢磨起“研究思维的学问叫心理学”这句话。带着疑问，中学时代他找来心理学方面的书刊阅读。进入大学中文系之后，他“想研究理论，包括文艺学、文艺心理学、美学和哲学。研究理论势必要多读艰深的说理之作，又势必把文艺作品作为思考的对象来读，因此无论什么书都读得很苦”（《回顾往昔论读书》,《中国图书评论》1996年第1期）。虽然相关的读书过程非常艰辛，但在兴趣的推动下，先生长期以来仍然不间断地进行着对文艺理论的积累和钻研。另外他也随时关注相关学术研究动向，如六十年代前期和七十年代后期的两次关于“形象思维”的讨论，他都有自己的独特思考，《说形象思维》一文即是从心理活动着眼论述形象思维的特性的。对文艺理论的兴趣和关注是先生后来在文艺心理学研究方面取得成就的原因之一。

其三，先生的文艺心理学研究是跨学科研究的成果。这一方面取决于他好学深思的习惯及开拓创新的精神，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北大宽松的学术环境和民主学风。金先生做学问在很多方面都特别善于思考，要求自己和学生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他总结出了一整套系统的方法论。比如他强调并善于运用联系与反联系的方法思考问题并加以创造，他说：“社会科学中的一切学科与论点的发明也是联系与反联系。如文艺心理学便是由文艺学与心理学联系而成；但不是把二者原封不动联系起来，而是先要经过反联系，把两种学科中可以结合的内容提取出来，才能化合成一种新的学问。”（《“成功之道”选讲》，原载《方法》1995年第5、6期，又见《燕园岁月》）融会贯通的研究方法和富于开拓的精神，同样促成了先生文艺心理学研究的硕果。

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先生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学术活动是要绝对服从国家需要、组织安排的，往往无法依从兴趣自主选择自己的研究领域。自北大中文系文学专业毕业留校以来，先生先是跟随王瑶先生研究现代文学，而后跟随游国恩先生研究楚辞，分别在文学、新闻、古典文献三个专业工作过，研究领域则从古到今，从理论到文献，甚至到写作。所有这一切学术背景，都被先生巧妙地糅合在其文艺心理学的研究之中，成为他知识、灵感的源泉和思考的出发点。先生1978年开始重新研究文艺心理学并开设这门课程时，他已调到古典文献专业多时并为77级古典文献专业学生开出好几门专业新课，但他依然以旺盛的学术创造力在全系（主要是文学专业）开设文艺心理学选修课，并写出一系列相关文章。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之际，先生以无比感激和自豪的心情回忆和赞美了北大的学术民主之风。他说，在北大“不要说是教学小组，就连系和教研室也似乎并无不可侵犯的领地，因而谁想闯入是不能阻拦的。不但不能阻拦，好像被闯入一方的管理人员还对闯入者很有欢迎之意，因为不费力气就得了个劳动力。这种机制意味着各个教员在完成了指令性的教学任务之后，还有开拓新的业务领域的自主权。这显然是对教学、科研、人才培养有好处的。说实话，要是没有这样的体制，我也就搞不成什么文艺心理学了”（《动人春色不须多》，见《精神的魅力》，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总之，先生的文艺心理学研究不仅在学术研究恢复时期有中兴重振之功，还开创了极富个性特色的新径。在当今学术文化研究不断迅猛推进之际，先生的文艺心理学研究在学术发展史上的独特地位与重要价值，仍令后辈学人满怀崇敬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