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这本集子里收录的，是我过去二十多年里读“天下”这本无字大书的一些心得、灵感和体会。本书不是我至今最重要的出版物，因为它对我的饭碗没什么大影响。本书也不是我至今最费心力的出版物，因为它并不涉及理论或概念的修正、构建。但本书却是我至今在中国内地出版的投入最深的著述，因为它浸透着我游学天下的三十春秋情怀。

读“天下”这本无字的大书，讲起来顺口听起来顺耳，对我们这样的中国人来说做起来可不容易。首先的一条，是你得被授予行走天下的机会。与很多同时代的国人相比，我算是稍微幸运一点的，在中国闭关锁国数十年之后、一朝推行对外开放新政策的初期，就被允许去了美国念书。求学期间和学成之后的漫长岁月里，有缘接触和认识了多位在做学问、做事业和做人方面颇有独到之见和特别之处的西方人士、东方人士、双方人士（混血儿）。他们有的目下正年富力强，有的现在已经仙逝；有的早已是国际上知名的大师，有的是一个领域里面成果殷实的干家。但我对他们的描述评论，均不是从平面入手，以求面面俱到、综合持中（亦即画领袖“标准像”的那种风格），而是从我与他们接触的那一小点那一小段入手，由“方寸”来看“世界”，就像古人欣赏金石印章、今人欣赏纪念邮票一样。有心的读者在细细品味这些人和他们所做的事、做事的方式方法的过程中，当会时时有会心的一笑或一叹甚或一鞠之泪，悟出些许浅易文字之外的细腻的深层道理来。

我在国外选择的研究领域属于“比较政治社会学”和“现代化/发展研究”，因此很看重在现实世界里面同中寻异、异中索同。获得博士学位前后，我利用了多种机会游学列国——北美、西欧、苏联和中欧、东欧、环太平洋国家及地区、靠近北极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等等。迄今算来，尚缺乏对非洲大陆、拉丁美洲和南亚次大陆的感性体验，以后还要加倍努力申请经费，逐一考察这些地方。我周游列国，实践的是“行万里路，读两本书，思一件事”的知行哲学。古人有言：“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在那个时代，有心人发愤尚能做到，在科技发达的今天，就难以身体力行了。古时候读书人云游四海多半骑着头小毛驴，一天的行程不过数十华里，万里路行下来，好歹也得十年时光。古时的书籍字大而册薄，一天读它三四卷不成问题（根据我少时在家乡读明清时代木刻石印绣像小说的经验测算得出）。万里路行下来，读万卷书的计划指标也就差不多达到了。而在当今时代，空中航行万里，连两头往返机场的时间算上，也不过两天辰光——能读毕两本书，已属不易矣。“思一件事”，就是条件性地反思：“在这方面/这个问题上中国是怎么样的？”在国外的所见所闻、所学所行、所食所饮，都会本能地或自觉地拿来与中国的相关事情作个对照比较，发一番有言无言的感慨：“为什么中国不是这样的？”或“为什么外国在这种事情上不像中国那样？”无言的感慨，多半已掺和着红酒绿茶渗入肝肠。有言的感慨，小部分的收录在这本小书里。

出去游学近三十年来，我从“天下”这本无字的大书中获取的多种多样启迪，其价值并不少于我从英文书籍报刊上经由刻苦阅读所吸取的专业信息。如果要用最简洁的对比说法，不妨把后者称作“知识”，而把前者称为“见识”。“见识”主要得自于亲身经历，它有别于纸上谈兵。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些年来我在回答很多中国学生和家长们的问题——“您怎么看‘远距离上课学习’（distance-learning）和外国大学在华的合作项目特别是合办校区？该不该去上这样的课目拿它们的学位？”——时我总是直言相告：如果你们家有条件的话，还是出国去学习一段时间好，因为“留学”的意义不仅仅是在课堂里读书，还包括在书本和课堂之外的广义学习、体验、取经。从你在国外或海外亲身接触和相处的人身上，你细心观察、琢磨乃至有选择地学习他（她）们如何做学问、如何做事业、如何做人，是会终身受益的。

读“天下”这本无字的大书，无始亦无终，无边又无际。我虽然多年来行走于东南西北方之间，用大脑读更用心灵读，也只是读了这本无字大书的前十几页——未来的那些篇章还漫长悠远着呢！

我与读者诸君分享自己读“天下”这本无字大书的心得、灵感、体会，完全不是以板着面孔“哼哼教导”的方式——我家乡的识字农民早年讨厌透了说教型的各级干部，把他们自封自誉的谆谆教导一律改为“哼哼唧唧的教导”，简称“哼哼教导”。我拒绝“哼哼”，特地选择以面对面讲故事的风格来表达。原先我并不具备“本人会讲故事”的自我意识，最早告诉我“丁学良，你很会讲故事”的，是一位于1993—1995年期间在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任教、极富语言天赋的女同事。这位出身于香港的华人女士，不但粤语说得正宗，连潮州方言、客家话、普通话、英语，都说得流利顺畅。因为她有语言天赋，所以我们说普通话的一帮人在一起海阔天空摆龙门阵的时候，她也会兴致勃勃地参与。那一天下午我正在香港科大的人文社会科学院的小会议室，对华人同事们讲外号“许和尚”的许世友上将的故事。1966—1968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期间，时任南京大军区司令员的许世友有一个从前做过他卫士班长的姓丁（与本人无关）的下属，在我家乡安徽省宣城荣任一个农垦师的师长，许司令就把他的两个孩子交付给这位丁师长照顾。在那个大动乱的年代，不能泄露许世友是他们爸爸的真实身份，但这两个孩子毕竟出身不凡，言语中偶尔透口风，便差一点儿泄露了天机。“我们家在南京，到我们家来的叔叔都是大胖子。”某一日年纪较小的那个男孩对周围宣城本地的小伙伴们这么说。宣城的孩子们一听就傻了眼：那个年头全宣城县县城数万人里面，也就是三、五个大胖子，一个是县委书记，一个是县长，另外几个是县委大院食堂里的炊事员。从南京来的那两个小孩家所有的客人都是大胖子，那还了得！那他们家爸爸肯定比县委书记、县长要大得多！

看官，此处不要小看了我们宣城的那些半大的孩子们，他们虽然没见过大世面，社会学、人类学的直觉敏感度却是足够高的：在那个物资普遍极度匮乏的年代，大胖子就是社会身份和政治地位的形象表征——哈佛大学当年的经济系讲座教授、西方最著名的科学技术史专家之一的戴维·兰德斯（David Landes），给我们讲授“经济发展”热门大课的首堂开场白就是：“衡量富国穷国的指标系统复杂多样，我们要花费整个半学年的课才能够把它们介绍一遍。不过有一条金科玉律你们倒可以拿着到处试用：穷国人民和富国人民都关心‘吃’的问题，只是穷国人民关心的是怎么才能吃得饱，富国人民关心的是怎么才能吃得不发胖。”

记得1999年春末夏初，我们一行二十多人在吉林省延边自治州延吉市开完全国“世界经济学会青年理事会”年会后，亲自赴朝鲜民主人民共和国考察。那时他们刚刚才有所谓的“具有朝鲜特色的经济特区”。我们一行人被安排在他们国家已故领导人早年享用的避暑山庄下榻，每天24小时都有特殊部门的便衣警卫礼貌而警觉地陪伴着我们。双方相处稍微熟悉了一点，他们便悄悄地问：“你们都是中国的大领导大干部吧？”我们很诧异他们接待方怎么会有这样的信息——我们其实全都是手无实权的大学教师和研究机构里的青年专家，他们便据实相告：“因为你们都是胖子。”因为我们在他们城乡参观，到处目击的都是普遍偏瘦的老百姓，“唯二”的胖子就是挂在墙上的那两幅领袖画像。

考察完毕在离开朝鲜回到中国边境的前一刻，我感慨地对身边的两位年轻的老朋友邵主编、冯副主编（当时屈居副职，如今早已经是一家中国出版的英文经济评论杂志的正主编了）说：“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二十年间使我们一步从匮乏社会跨进了中等发展程度的国家，我们的腰围就是铁证。”确实，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朝鲜人看去他们国家访问的中国人，就像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我们看来到中国访问的西方人：“这些家伙日子过得真好，一个个吃得那么白白胖胖！”

那一天下午我在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小会议室里，就着冰镇的日本清酒，讲着许世友的孩子们和大胖子叔叔们，讲着许司令到宣城来看望他的下属，屁股没坐稳就要去打猎，因为许司令讨厌吃猪圈里喂大的猪、鸡笼里养大的鸡，偏好吃山上奔跑的野猪、林里流窜的山鸡，而且一杆步枪举起来弹不虚发。不知不觉地，一点八公升的特大装日本清酒瓶里所剩无几了，我对许司令的描述也接近尾声，那位平时眼光颇苛刻的女同事最后真诚地对我赞了一句：“丁学良，你很会讲故事！”数年之后我在台湾出了一本当代社会史的小书，以讲故事的方式描述我曾经目击过的三次大革命之细枝末节，我的年纪尚不够老的老同学、著名经济学家大彬在他的美京华盛顿郊区的别墅里，通宵一气读完，两次从床上笑颠滚落地板。

事后想想，我会讲故事的本领多少也有些源头。我从小爱读旧小说，尤其是《三国演义》、《水浒》和《封神榜》。稍微长大了一点，又爱读《红楼梦》和《东周列国志》。再长大了一点，就酷爱读《史记》。司马迁伟大的讲故事的本领，把他生前两千年的中国历史，讲成了他身后两千年来中国史学家的不朽经典。我虽然不是史学家，却也从太史公那里承接了一点点讲故事的灵气。

但我这点讲故事的本领，若无几位年轻编辑们的鼎力相助，也是成不了篇章的。这其中特别要感谢的，是《南方周末—名牌》杂志的编辑黄惊涛、周筱贇、严晓霖，这三位著名的才子才女在他（她）们当年的顶头上司向熹和李红平的支持下，屡断屡续，前仆后继，把我历年来讲的故事，一篇篇及时整理出来，变作了《名牌》杂志的专栏文章——这个专栏后来被我命名为“愿生汉唐”，以表明我最心仪向往的活着的方式——并赢得了不少读者的喜爱。其中有一篇贴上了前《名牌》杂志领导人之一的博客后不到一个星期，阅读者点击量达到二十四万。我这次编辑成书的过程中所依据的脚本，大多数是经他们三位之手整理过的专栏文章。尤其是江南才女严晓霖精心妙手下烹出的文字，真如同我俩家乡的野生鲜鱼熬的汤，直令人品尝后嫌碗太浅、嫌勺太细！当然，我对所有的篇章都是从头到尾作了全面修订和大量的补充、扩展。修订的多半是我通过长途电话——有时还是国际长途——口述时，因为我的普通话欠标准而导致的对方误听误解误记；补充扩展的是那些因为杂志篇幅所限而忍痛割舍的部分，新增补的数量相当可观。我相信经过这样系统的修订扩充，我读“天下”无字大书的心得、灵感、体会，将会更饱满、更滋润地呈现在读者们面前。

编辑成书的过程中我没有改动的，是那种口述故事原有的aroma——这个词是西方葡萄酒评鉴者圈子里常用的一个术语，指天然的、特有的、淡雅且持久的香味。我希望有心人在读这些故事的时候，能够体验出它们内有的、些微的陈年红葡萄酒的气味。

渔父醉，蓑衣舞。醉里却寻归路。轻舟短棹任斜横，醒后不知何处。

渔父醒，春江午。梦断落花飞絮。酒醒还醉醉还醒，一笑人间今古。

这首苏东坡《渔父》（誊录核对于中华书局1999年版《全宋词》）所勾勒的境界，正是我行走于东南西北方之间经年里感觉着越走越近却仿佛永世也达不到的彼岸。

最后我要致谢的，当然是北京大学出版社的资深编辑周雁翎博士和姚成龙先生，以及后者的接力人刘军博士。我很幸运，在出版我过去最重要的一本中文著作《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第一版）的前夕，就认识了他们这样极为敬业的文人型出版家和编辑。他们当时就催促我赶快把游学天下的文字整理出书，说你仅仅抽象地宣讲世界一流大学的道理还远远不够，应该佐之以亲身在国外卓越高校里的所见所闻，那样就把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的骨骼血肉和盘托出。他们还以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实例，论证中国人海外留学经历成书后影响了多少青年学生！我立刻被他们说服，发誓立刻动手，谁知饭碗干扰，一拖就是六年有余，拖到姚成龙先生已经变成另一个编辑室的主管，拖到刘军博士前仆后继。不过我们虽然共识多多，还是发生了一点小争论：他们说你这本集子里从头到尾讲的都是你怎么“读”他人它事，没有系统地讲到你自己的治学经历和学术成果，别人就“读”不到你——你也得让年青一代的读者们有机会在这本集子里细细地“读”你呀！

我很感谢他们的良好用心，但是我告诉他们：我患有不可自拔的“谦虚谨慎综合症”——这是我原来在香港科技大学的同事、现任上海中欧工商管理学院经济系核心教授的朱天博士对我的定论。他的办公室与我的办公室紧挨着达七年之久，对我的观察“入骨四分”——我确实从来没练就那份胆量，在自己的书里说自己怎么行怎么行。为了使读者稍微对我读书治学的心态有点了解，我把当年一篇关于读书目的和取向的经验之谈（原为口头谈话，从头至尾由《中国法律》主编董彦斌精心劳作成文）收了进来，作为全书的倒数第一篇。

初稿于2007年8月22日从香港至波士顿的飞机上

完稿于2011年4月5日从香港至洛杉矶的飞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