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与八十后，兼论击墙之卵

五六年前，当80后在内地成为热点中的热点之际，我写过一篇文章《图解80后》，对他们，尤其对催谷这一热点的我们进行揶揄，文中有言：“看得出来现在主持媒体的中年人或后青年们都很关心前青年们的生活，他们自己却不太在乎。编辑拼命想把他们引向一个预设的80后形象：不外乎物质化、快餐化、激进、享乐……但好像不是这么一回事，或者说，他们以我们想不到的方式物质着、快餐着、享乐着，同时几乎毫不激进……他们就是适合用来图解的，因为他们的单纯，他们可以说很多关于自己的话，说得很轻松。而我们，所谓的70年代生人，沉默的时候觉得愤懑，开口同时又马上感到空虚，只好默默地对自己苛刻，深藏悲观又佯装热心地帮80后制造他们的乌托邦蓝图。”

那个时候，我旅居北京，对内地的70后和80后都不满意，有一句闻一多先生在《唐诗杂论》中说的话：“老年中年人忙着挽救人心，改良社会，青年人反不闻不问，只顾躲在幽静的角落里做诗，这现象现在看来不免新奇，其实正是旧中国传统社会制度下的正常状态。”我曾引用于文中，那恰像是针对当时内地知识界说的。70后曾经短暂地由一些刊物炒作了一下，迅速归于平静，这和70年代生人的低调有关，他们不像60后人从破坏中生长——无知无畏，也不像80后人从幻象中生长——自得其乐。

就以文学为例，对今天国内的年轻作家曾造成影响的是当年的“下半身”文学，“下半身”是70后中的异数，他们以及后继的80后，张扬自己的私生活及其肉体至上的理念，一开始就以很反叛的姿势出现，但仅仅是姿势而已。文字上的刺激掩饰不了思想的苍白，他们往往把批判的激情借性进行释放，但忽略了更深的矛盾，比如说两性关系中女性的弱势地位、被消遣的位置仍然存在中国文艺圈中，这点没有得到“下半身”和80后的反思，除了个别比较有女性意识的女作家。

戏剧性的情节发生了，最激进的转变竟然出现在80后的代表——流行小说作家韩寒身上，韩寒的小说好坏见仁见智，姑且不论，但他的文风一向有种“少年心气”，近年被现实一催迫，竟燃成不顾一切的怒火。在他最近的博客文章里、演讲里流露出的悍气、逆气，都是之前80后罕见的。我觉得韩寒的“觉醒”一是来自他自己的傲气所进化成的侠气，其二来自社会舆论以及各代人对他的期许——比方说，有不少人开始封韩寒为“青年鲁迅”，以韩寒之自矜，必不愿辜负此令名。与此同时，在网络上、在twitter上，内地80后纷纷以言辞起义，一洗他们以前担当既得利益者下一代的浮乐污名。当然，也还有不少80后仍然浮乐，比如另一流行“作家”代表郭敬明，而且必须承认，后者及其粉丝仍然是80后的主流。

但有了韩寒的转变，就不禁叫人对他这一代的醒者充满期许。这正是一个象征性桥梁，连结香港的“八十后”一代，虽然后者没有韩寒式的明星人物，但他们作为一个整体在最近的社会运动中的升华，在行动上甚至可以作为内地80后的标杆。从字眼上看，80后就稍为青涩、时尚，“八十后”显得沉重、有传承一点；实质上也是，80后近年的觉醒是突变式的、很大程度与网络发展同步；“八十后”虽说也与网络共生、仗facebook行义，但无可否认从反世贸运动到天星到皇后的筚路蓝缕，已经成功地在“八十后”心中树立了一杆虽然尚未清晰、但也轮廓分明的道德天平。正义与公正这两个词汇，在他们心目中具有比上几代人更多的不容辩驳性。虽然他们也仅是更广大的80年代出生青年中比较小众的部分，虽然他们也许有存在对古老价值观的原教旨主义迷恋和对政治正确的过度执著，但这也是他们的可爱之处，如果一个时代不存在这么一撮“人中之盐”，这个时代是没有希望的。

香港没有韩寒，“八十后”文化人却有诗人如洛谋、歌者如My Little Airport的阿P，还有一大帮声称“廿九几”的作家、漫画家（他们生于1980年前后，心理年龄定位为永远不到三十的二十九点几岁），他们的批判性一点都不比韩寒等逊色，而且相对于内地80后植根于虚无主义的反叛，他们的反叛却带有更多“根感”。以洛谋为例，他的诗歌一度也充满了“少年写作”的特性，其魅力在于率直敢言、意气纵横，而“少年写作”固然也有它的局限，比如说缺少反思、结构单一、过于自信等，所幸少年勇猛精进，并未止于火气。正如香港社运青年们在经历过一场一场斗争、失败、坚持、再斗争的过程之后，日益走向成熟——这种成熟不是犬儒、不是学乖，而是更饱满了自己的信念、更从容了自己的步调，洛谋近两年的诗歌也渐渐能见出这种饱满和从容来。

这种新的自信来自对运动之根的眷顾和细察，具体到洛谋的诗，可以看到的是他自觉去寻找他的诗歌原初土壤的努力，我们看到白田图书馆、苏屋的文具铺、海棠楼、重庆大厦……这是一个九龙“屋村仔”的私人地图，它们芜杂、凌乱甚至有点灰暗，但却生气盎然，更重要的是它们一起孕育了一个诗人必须的“根感”，它们成为一个声音的后盾，而同时，珍贵的在于：这个声音并没有忘记它的后盾、开始为之执言。

目前来说，这个声音并未完美，有时有点啰嗦、有点无助——它本身仍然在困境中碰撞寻找着自己，但这不要紧，这正显出那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声音。大多数时候，当洛谋叙述这些充满根感的场景的时候，他越来越沉得住气了。这一特征也见于My Little Airport和阿P最近的歌谣里，“廿九几”漫画家们最近的故事里，我期待在这种沉住气之中，他们能有漂亮的转折或飞跃，事实上我已经看见端倪。

不断革命对于一个诗人的意义就在于不断寻找诗的深度意义、异质意义。文化起义、社运抗争亦同义。革命的意义往往并不在于现实的成功，我们目睹的革命往往是失败的，因此我们的“八十后”青年又一次被喻为“击墙之卵”，卵固然会碎，但正如崔健二十年前唱的“石头虽然坚硬，可蛋才是生命”，破碎的蛋不能孕育生命，却告诉了那些只看见墙的人生命的颜色、生命的热度。

更何况，“八十后”击墙，却未必是易碎的蛋。崔健之后最具批判性的摇滚乐队盘古挑衅地唱：“我们都是穷光蛋，我们要吃蛋炒饭，我们都是穷光蛋，我们要做原子弹！”香港“八十后”倒也不要做原子弹，但作为燃烧弹，至少是燃烧弹的导火索，他们的能量已经足够了。更关键的是他们选择了和有生命、有根感的卵同在，而不是靠墙遮荫、骑墙摇摆甚至变砖砌墙，后者何指？“五十后”、“六十后”、“七十后”中大有人在。

再考“击墙之卵”，它广泛被重提主要还是源自村上春树接受“耶路撒冷文学奖”发布的演讲辞，正如我在谈村上的短文《从文化扫雪工到击墙之卵》指出，文化扫雪工和击墙之卵实乃反叛青年分流之两面，“文化扫雪工”并非针对资本主义的扫雪工，而是资本主义雇佣的优良文字机器，和时尚传媒这一资本主义宣传机构共生，于是乎一个文化批判者同时也是构成该文化的消遣的一部分，90年代后期至今，时尚出版业在中国蓬勃发展，吸纳了大量此前的反叛文化人才，那就跟70年代日本的情况一样，即使是自由撰稿人也难逃被绑架同行的命运。“文化扫雪工”，村上自嘲，然而非常准确地描述了许多如今的精英。在香港，范围还能进一步扩大，与“文化扫雪工”共生的不止是时尚传媒、资本逻辑，还包括了市民道德等，“文化扫雪工”自知不自知之间，被后者用到尽。

“八十后”风起云涌之际，我也曾问：“七十后”何在？惊觉不少已沦为“文化扫雪工”，只能在其位听“五十后”、“六十后”指挥护墙挡蛋。其实内地的情况好不到哪里去，甚至许多80后也已经加入“文化扫雪工”行列，香港的“击墙之卵”如何在未飞掷出去之前不被吸纳？光把自己击碎并不是办法，也许接下来省思“五十后”、“六十后”、“七十后”之蛋是如何变质的才是要务，因为只要有墙这一坐标存在，我们就要选择成为墙下面的扫雪工还是击墙卵，我们为什么不把这愤怒之卵好好孵育，让它变成鸟，越墙而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