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人的性别社会化

性别社会化对性别气质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理解性别社会化就能深入地理解形成性别气质的机制，家庭、学校、同辈群体、大众传媒等因素对两性成长产生终生的影响。本节通过分析这些因素理解中国人性别社会化的特点。

一、家庭与性别社会化

传统中国社会，家庭中的男性家长具有重要权威。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论述了三种权力类型，其一指中国人的社会教化的权力，他称其为“长老统治”，他说：

回到我们的乡土社会来，在它的权力结构中，虽则有着不民主的横暴权力，也有着民主的同意权力。但是在这两者之外还有教化的权力，后者既非民主又异于不民主的专制，是另有一工的。所以用民主和不民主的尺度来衡量中国社会，都是也都不是，都有些像，但都不确当。一定要给它一个名词的话，我一时想不出比长老统治更好的说法了。

家庭对两性的影响有差别。有研究认为，如果一个女性出身于社会经济背景较好的家庭，其家庭资源对她受教育机会的正面影响要大于同类家庭背景的男性，反之亦然，其负面影响也要大于男性，即女性的受教育机会获得更易于受到家庭因素的局限，而男性则更可能冲破家庭背景因素的不利影响。这对两性职业发展机会产生了同样的影响，农村出身的女性大学生的比例明显低于其他群体，结果高等级的职业群体，如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来自农村家庭的女性比例较低；而男性则不同，在高等级的职业群体中来自农村的大有人在。

二、学校教育中的性别社会化

（一）教育发展过程中的性别异同

现代意义上的新式女子教育发端于晚清中西文明的碰撞，“兴女学”成为革新人物的重要口号。当时的女学是为了塑造“国民之母”，这是爱国志士与上中层女性的救亡要求，一批批女子进入小学和初等教育。五四新文化运动推动了女性进入高等教育，一些大学和师范学校开放女禁，女性获得了传统上只有男性独占的接受高等教育机会。

现代教育的基本功能是：一是实现人的社会化，学会基本生活知识，完成社会整合的功能；二是促进社会平等化；三是促进人的身心发展和自我完善。理想的教育就是促进社会整合和改善不利地位人群的生存和发展状况。但这也意味着教育公平与否可能会出现正负两方面的作用，这些教育功能通过教师、教材和同辈群体来实现。

1949年后，我国一直倡导平等教育，在现代教育中，我国强调男女具有同等的受教育机会。教育随历史有不同的发展阶段。一是“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这是一个力求阶级平等的时期。家庭出身影响个人命运，这是明显的“去性别”的年代。二是“文化大革命”十年，追求教育的多种平等，主张教育面向农村、面向基层，强调劳动人民子弟普遍的受教育权利和受教育机会。三是20世纪80年代的“分数面前的平等”，强调普及教育，追求教育机会均等，以考试为中心的目标。四是2000年前后的“教育产业化”政策实施后，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也影响到教育领域，市场化增加了教育的不均等，性别差异显现。

（二）教材的性别研究

史静寰教授主编的《走进教材与教学的性别世界》一书，对不同地区、学校和年级使用的中小学、幼儿园及成人扫盲教材进行性别分析，发现：（1）教材文本普遍有性别失衡和性别刻板印象的存在。随着年龄增长，教材中女性出现的比例下降，缺乏有独立身份的女性主角，男女在职业分工、活动领域、性格、行为等方面传统性别刻板印象严重，缺少富有时代感的女性榜样。（2）教学活动中存在性别文化冲突，教师观念、师生课堂互动模式和班级内男女生互动都有性别文化的冲突。

（三）高等教育的性别研究

近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稳步发展，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2005年的21%上升到2008年的23%，女性进入高等教育的人数明显增加。回顾1949年前，普通高等学校女生占学生总数的比例仅为17.8%,1955年上升至25.9%,1965年为26.9%,1975年为32.6%，接近了三分之一。毛泽东时代强调男女平等和工农子弟进入高校的年代，形成了女性入学率的较高水平。1979年，中国恢复了高考，1980年女大学生比例下降到23.4%，下降速度较快。有关这一下降的原因还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但是高考恢复后的竞争显示出男性更有竞争力或男性更有改变自身命运的愿望、努力和条件。从总人口受教育状况看性别差异和变化趋势，受教育状况的性别差异在逐渐缩小，但男性受教育程度依然显著高于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差别越大。小学教育的性别差距逐渐缩小，已经达到了性别平衡。男女在校率都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别。有66%的男性和51%的女性达到初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女性比例依然低于男性。近年来，女大学生比例逐年提高，1985年女大学生比例占了30%,1990年达到33.7%,1997年为39.7%，到2007年，女性本科生比例达47.36%，专科生比例达到51.21%。女硕士研究生和女博士研究生的比例也在增加，1987年，女硕士研究生比例为29.4%，女博士研究生比例为19.6%；到2007年，女硕士研究生比例上升为47.1%，女博士研究生比例则达34.75%。

虽然女性更多地进入大学，但依然存在各类性别差异。值得关注且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有：

（1）两性教育的社会效果研究。2000年，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抽样调查表明，教育、收入与性别变量间的关系。受过12—16年教育的人，男性年平均收入是13237元，女性是9430元；受过16年以上教育的男性年平均收入是12948元，女性则是10455元。两性所受教育相同，但其受教育所获得的回报是不同的，男性明显高于女性。读更多的书（16年以上教育），使女性收入有一定的增长，但依然不及男性（12—16年教育）。

（2）有关教育中性别和城乡、性别与专业之差的研究。以北京大学为例，作为1919年以来第一所开女禁的高等学府，一直是培养中国知识女性精英的摇篮。资料显示，北京大学近三十年（1978—2005）的本科招生数据揭示了女性进入北大所经历的从性别排斥到性别均衡的过程。但这是一个有限的进步。其局限之一在于，北京大学录取的新生中男女生人数比例均衡的事实背后是明显的阶层分离与城乡壁垒，因此性别维度的公平是一个跛足的公平。北京大学所招本科新生人数比例中，女生所占比例总体呈上升趋势，2005年已经达到了46.2%。但城市女生所占比例高于乡村男生所占比例，前者急剧上升，后者相应下降。2005年，城市男生、城市女生、乡村男生、乡村女生所占比例分别是44.7%、41.0%、10.1%、4.2%。其局限之二在于，女性在专业选择中存在明显的性别隔离现象，因此，在男女生入学机会接近均值的情形下，更需谨慎面对女性在接受高等教育过程中的公平问题。对于女性而言，专业选择与专业训练是一个不断接受男性主导知识训诫的过程，这同样是一个有限且有疑问的发展过程。

（3）女大学生就业研究。据教育部统计，2009年全国高校应届毕业生数量达610万人，加上2008年尚未就业的，合计达到710万大学生需要就业。以北京为例，2009年高校应届毕业生数量预计达到21万人，包括研究生5.7万人，本科生10.9万人，高职大专生4.4万人，比2008年增加7000多人，是历年之最。但对大学生就业质量的研究表明，大学生就业质量的性别差异确实存在，主要内容包括就业率的性别差异、工作报酬的性别差距、就业中专业的性别倾向、就业中行业的性别差异、职业的性别隔离。大学生就业质量的性别差异现象产生的原因主要有观念原因、制度原因、市场原因和个体原因等。

三、社会变迁中的性别社会化

（一）互联网时代参与型的性别社会化

互联网推动了青年话语体系的形成、传播及传播的速度和传播方式。新的参与性的互联网时代使性别社会化有了新变化。一是网络的参与性，使每个人都可以相对自由和平等地发表自己的观念，互动性增加。二是网络的匿名化以及性别的匿名化产生新颖的性别体验。三是各类网络色情作品的流传，成为一个有待考察的领域，其对性别的影响可能是非常复杂的。互联网的发展会带来新的改变。乐观的评价指出：

新型的社会化的工具（互联网）提供了比传统媒体更新和更大的空间，使得颠覆性别刻板印象、改变性别权力关系具有了可能。因特网是集体创造知识的有力空间，新产生的知识体系将涵盖边缘人群的需求，是人性中更加柔性、个体性、非男权主义、非工具性的、大众的体系。

由此特性，传统上的弱势群体——儿童、青年将有可能发出声音，产生深远的社会影响。

（二）代沟

由于社会发展迅速，代沟问题产生，新生代和其父辈在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方面产生了分歧，至少有四对矛盾：一是传统和现代的抗衡；二是理想与现实的落差；三是城市与农村的反差；四是东方和西方文化的冲突，即集体主义（家庭主义）和个人主义之间的冲突。有学者称这些矛盾构成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的“边际人”特点，上述种种二元特征并不是绝对的分化，而是连续体，使得中国人的人格或心理特征具有了“二元人格”或成为了“过渡人”。

1973年以来，中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推行晚、稀、少的计划生育政策，并对育龄夫妇生育数量提出了明确要求。1980年以后，在全国范围内提倡“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政策，使独生子女数量不断增加。那么，中国到底有多少独生子女呢？对此没有统一的数字，统计上存在着困难。有研究用独生子女母亲量作为这一群体数量的考察。研究指出，结合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和1990年人口预测结果，2008年60岁以下独生子女母亲总量应当在1.3亿左右，2008—2020年60岁以下独生子女母亲总量持续增长，预计2020年达到1.5亿。有明显性别偏好的社会，其孩子成长过程中的资源分配和情感分配亦需要加入性别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