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后现代西方社会学的现实基础

丹尼尔·贝尔于1973年发表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揭示了工业社会在产业结构、就业结构、阶级关系、社会主要矛盾等方面的深刻变化，通常被认为是西方社会学中首先明确论述了工业社会转型的著述。贝尔确实在人们面前展现了一个崭新的社会，他称之为后工业社会（post-industrial society）。然而，贝尔提出的这个后工业社会，却是一个具有很大模糊性的概念，就字面意思而言它似乎是一个时间概念，指的是工业社会之后的社会，然而从贝尔对这个名词的实际使用上看，它也被赋予了多种含义。

不过，贝尔自己却认为后工业社会是一个得到了明确界定的概念。他指出：“我之采用 ‘后工业’的词，有两个理由：第一，在于强调这些变迁的同质性和过渡性；第二，在于着重知识技术这个主要的中轴原理。”可见，贝尔试图用这个概念强调后工业社会的变化具有整体性，即不是仅指社会生活哪一个方面的变化，而是社会发生了总体性变化，并且还强调了后工业社会的变化根源在于知识进步和技术革命。在这个意义上，贝尔坚定地主张：“我反对把出现的这些特征试图标定为 ‘服务业社会’、或 ‘信息社会’、或 ‘知识社会’，即使这些要素都存在，因为这种名称是片面的，也许是为了追求时尚而加以曲解。”

贝尔的反对并没有阻止越来越多的学者从不同角度称谓他所论述的后工业社会，吉登斯的“全球化社会”，乌尔里希·贝克的“风险社会”，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卡斯特的“信息社会”和“网络社会”，还有“断裂社会”“符号化社会”“新媒体社会”等，凡此种种，举不胜举。何以至此？事实上不能简单归结为贝尔所指责的对后工业社会观察的片面性，更重要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后工业社会的这些特点日益明显地呈现出来，学者们所提出的不同概念，真实地反映了后工业社会的不同层面都呈现了深刻的变化，而这些概念是从不同角度对已经发生了总体变迁的当代社会不同侧面的一种概括。

实际上，贝尔关于后工业社会来临的一系列论述，受到了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很大影响，他实质上已经像马克思论述工业社会是人类社会一种新形态那样去论述后工业社会了。马克思说：“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这句被广为引用的名言表明，马克思正是从技术革命出发来把握社会形态的变迁。这句名言的进一步展开就是，生产工具的变革决定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而生产力的发展必定决定生产关系的变化，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又决定了政治的和思想文化的上层建筑的性质，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就是社会的整体形态。因此，从生产工具开始的变革，一定会引起整个社会形态的变化。

贝尔论述后工业社会来临的时代，正是以计算机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快速展开的时代。虽然贝尔把他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称为对未来社会的一种预测，但在其笔下已经清楚看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在计算机、移动通信和遗传工程等新技术的推动下，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已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并且这些变化之间都具有紧密的联系，贝尔称之为由知识和技术中轴决定的整体性变化。贝尔关于后工业社会变化的论述逻辑，同马克思论述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变迁的逻辑是相似的，甚至可以说是相同的。

马克思认为，正是机器作为最先进的生产工具决定了工业社会生产力的变革，并进而决定了工业社会生产方式和上层建筑的整个社会形态的变革。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机器作为最先进生产工具的地位已经逐步被计算机为核心的新技术所替代，而这正是后工业社会即将来临的最根本的决定因素。贝尔在计算机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基础上，论述了主要凭借机器的力量而运行的制造业的地位下降，依靠计算机等新技术的信息产业迅速上升，产业结构发生了空前规模的调整，并进而引起就业结构、阶级结构、权力结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调整，于是，整个社会结构发生了整体变迁。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贝尔反对仅从社会生活的某个方面来概括他面对的变化。

然而，虽然后工业社会概念也表示一个新社会已经来临，但后工业社会这个概念毕竟没有像工业社会概念那样明确地揭示新社会的主要内容和本质特征。后工业社会概念就其直接含义而言，它不过明确了这是一个工业社会之后的社会，至于是什么内容、什么性质的社会则并不明确。因此，贝尔留下了一个值得进一步追问的问题：后工业社会究竟是一个以什么为主要活动内容的社会？农业社会的主要活动内容是农业生产，工业社会的主要活动内容是工业生产，而后工业社会的主要活动内容是什么？应当说，既不是农业生产也不是工业生产，而是信息生产。如果根据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命名逻辑，是否可以称后工业社会为信息社会呢？

信息社会已经是当代学术中出现频率很高的一个名词，但经常使用这个名词的人们未必赞成可以用它来表示后工业社会或当代社会的主要内容和本质特征。譬如当人们从全球社会、风险社会、消费社会、符号社会、网络社会和断裂社会等角度讨论所面对的当代社会变迁时，未必认为从这些角度所观察到的当代社会的各种变迁，不过是信息社会变迁的不同侧面，是当代社会或后工业社会信息化的不同表现。事实上，无论人们给他们所面对的当代社会变迁冠以何种名词，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社会变迁都不过源于社会生活的信息化。社会生活信息化是工业社会之后最基本的社会变迁，也是社会生活各种形式变化的主要内容和产生根据，因此，信息社会是当代社会最恰当的称谓，信息社会最明确地表明了一个崭新的社会形态。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一种新社会形态的诞生必然以生产工具的革命为前提，而计算机正是作为一种新技术实现了生产工具的革命。作为工业生产力标志的机器，无论其发展到何种形式与何种程度，即便是当代还在创新提高的结构更加复杂、功能更加强大的机器，它的本质都是对物质产品的加工或制造。有很多人把计算机也看作是一种机器，20世纪60、70年代苏联学者批判资本主义世界机器控制人，其时所指的机器主要就是计算机。然而，计算机同制造物质产品的传统机器已经有了本质的区别。计算机不能直接加工制造物质产品，它直接加工制造的是信息产品，是通过信息的运行、重组和创造来支配物质生产乃至人类的全部社会生活。

虽然改变当代人类社会生活的新技术还有很多，然而凡是能标之以新技术的，都不过是与处理信息有关的技术。互联网和移动通信等新媒体、遗传工程和空间技术等，都可以看作一种信息技术。以计算机为核心的信息技术是当代人类社会最先进的生产工具，这点似乎无人质疑，但进一步的推论却未必能够得到普遍赞成。如果承认计算机为核心的信息技术是最先进的生产工具，并且信息技术在作用对象、展开形式和运行方式上都同制造物质产品的机器有了根本的区别，那么就应当承认信息技术已经引起了生产工具的革命，它必然引起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一个新的社会形态必然诞生。而这个新社会形态就应当称之为信息社会。

信息社会作为一种新社会形态，是一切试图超越现代西方社会学的后现代西方社会学的共同现实基础。明确这一点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对现代西方社会学作了尖锐挑战的后现代社会学家们，急于从不同角度超越奠基于工业社会基础之上的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尽管在各有洞天的论述中对现代西方社会学和后工业社会作了创造性论述，但那些令人眼晕的观点各异的论述，究竟有无内在联系？是不是都立足在一个共同的现实基础之上作出的理论思考？这不仅对于从整体联系或总体趋势上了解后现代西方社会学至关重要，而且就是对于从某个流派甚至某个学说开展深入研究也是不可缺少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