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
“君子”与“士”

“君子”一词，含义因历代而不同。字是死的，而含义现装。讲书人有自己主观，未必为作者文心。

一切皆须借文为志达，好固然好，而也可怕——写出来的是死的。生人、杀人皆此一药，药是死的，用是活的。用得不当，人参、肉桂也杀人；用得当，大黄、芒硝也救人命——而二者药性尚不变。而文字则有时用得连本性都变了。

“君子”向内方面多而向外的少，在《论语》上如此。向内是个人品格修养，向外是事业之成功。此是人之长处，亦即其短处。

佛教“度人”，即儒家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而佛教传至中国成为禅宗，只求自己“明心见性”。再看道教，老子原来是很积极的，老子“无为”是无不为。^[1]“水善利万物而不争”（《道德经》八章），但什么都受它支配；“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能之先”（《道德经》七十八章）。可是现在所说黄老、老庄^[2]，只是“清静无为”，大失老子本意。

君子不仅是向内的，同时要有向外的事业之发展。向内太多是病，但尚不失为束身自好之君子，可结果自好变成“自了”，这已经不成，虽尚有其好处而没有向外的了——二减一，等于一。宋、元、明清诸儒学案便只有向内，没有向外。宋理学家愈多，对辽、金愈没办法，明亦然。

只有向内、没有向外，是可怕的。而现在，连向内的也没有了——一减一等于零了。《官场现形记》^[3]写官场黑暗，而尚有一二人想做清官。《阅微草堂笔记》^[4]记一清官死后对阎王说，我一文钱不要，“所至但饮一杯水”。阎王哂曰：

植木偶于堂，并水不饮，不更胜公乎？

（卷一《溧阳消夏录一》）^[5]

刻一木人，一口水不喝，比你还清。而那究竟还清。其实只要给老百姓办点儿事，贪点儿赃也不要紧；现在是只会贪赃，而不会办事——向内、向外都没有。这是造成亡国的原因。老子“无为”是无不为。

曾子^[6]在孔门年最幼，而天资又不甚高，“参也鲁”（《论语•先进》）。曾子虽“鲁”而非常专。“鲁”，故专攻，固守不失。然此尚为纸上之学、口耳之学，怎么进来，怎么出去，禅家所谓稗贩、趸卖，学人最忌。曾子不然，不是口耳之学，固守不失；而是身体力行，别人当做一句话说，而他当做一件事情干。他是不但记住这句话，而且非要做出行为来。他的行为便是老师的话的表现，把语言换成动作。所以颜渊^[7]死后只曾子得到孔子的学问。

何以看出曾子固守不失、身体力行？有言可证：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论语•泰伯》）

此曾子自讲其对“士”的认识。“士”乃君子的同义异字。我们平常用字、说话、行事，没有清楚的认识，在文字上、名词上、事情上，都要加以重新认识。曾子对“士”有一个切实的认识，不游移；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不模糊；有一个深刻的认识，不浮浅。而且还不只是认识，是修、行。

[宋]马远《孔子像》

（一）认识，（二）修，（三）行。

“修”，如耕耘、浇灌、下种，是向内的。若想要做好人，必须心里先做成一好人心。如人上台演戏，旦角，男人装的，而有时真好。如程砚秋^[8]一上台，真有点大家闺秀之风，心里先觉得是闺秀。狐狸成人，先须修成人的心，然后才能成为人的形。人若是兽心，他面一定兽相。至于“行”，不但有此心，还要表现出来。

读经必须一个字一个字读，固然读书皆当如此，尤其经。先不用说不懂、不认识，用心稍微不到，小有轻重，便不是了。

《史记•孔子世家》引《论语》往往改字，而以司马迁的天才，一改就糟，就不是了。《论语•述而》曰：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史记》改为：

三人行，必得我师。

是还是，而没味了。“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若改为：

士必弘毅，任重道远。

是还是，而没味了。

曾子所谓“弘毅”。“弘”，大；“毅”，有毅力，不懈怠。“任重而道远”，不弘毅行么？此章中曾子语气颇有点儿孔夫子味：

……不亦重乎？……不亦远乎？

讲牺牲，第一须破自私，人是要牺牲到破自私，而人最自私。想，容易；做，难。坐在菩提树下去想高深道理，易；在冬天将自己衣服脱给人，难。而这是“仁”，故曰：“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而若只此一回，还可偶尔办到，如“慷慨捐生易”；而“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至死方休，故须“弘毅”。曾子对士之认识，修、行算到家了，身体力行。

任←重—弘

道←远—毅

合此二者为仁，道远亦以行仁。

仁（道），君子（人），以道论为仁，以人论为君子。

朱注^[9]：“仁者，人心之全德。”这太玄妙，无从下手，从何了解？从何实行？朱子之“心之全德”恰如《楞严》之“圆妙明心”。——弄文字学者结果弄到文字障里去了，弄哲学者结果弄到理障里去了也。本求明解，结果不解。故禅宗大师说“知解边事”不成。

知解乃对参悟而言。如云桧树为何门类，枝叶如何，此是知解；要看到桧之心性、灵魂，此是参悟，虽不见其枝叶无妨。禅之喝骂知解，正是找知求解，参悟正是真知真解。禅欲脱开理障，其实正落入理障里了；不赞成知解，正是求知解。

儒家此点与宗教精神同，知是第二步，行第一。《论语•雍也》云：

知之者不如好知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即此意也。因好之、乐之，故肯去办，肯去行。人总不肯行远道、背重任，不肯去背木梢、抬十字架。“好”、“乐”是真干，只“知”不行。人不冤不乐，绝顶聪明的人才肯办傻事，因为他看出其中的乐来了。

先生讲尽心尽力，学生听聚精会神。这是知解，连参悟都不到，何况“行”？人若说，我不“好”、不“乐”，怎能“行”？其实行了就好，就乐，互为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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