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我有幸在2008年6月作为首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者出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一职。这个位子被认为是经济学家在国际上的最高职位，历来均由发达国家的大师级经济学家担任。我一生中也有幸亲身经历了两次发展奇迹。1952年，我出生于中国台湾，当时的台湾与多数非洲国家一样贫穷落后。1979年，我来到中国大陆。那时的台湾已经成为一个新兴工业化经济体，而那时的大陆则依然如我出生时的台湾一样贫穷，甚至比绝大多数非洲国家还落后。当我到世界银行任职时，中国大陆的经济也已经奇迹般地实现了像台湾那样的腾飞。

这两次经历让我确信贫困并非宿命。一个国家即便深陷贫困陷阱的泥沼长达数个世纪，也能够骤然改变命运，踏上快速发展转型之路，在一两代人之间摆脱贫困，实现工业化、现代化。

世界银行的梦想是致力于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当应邀出任其首席经济学家之时，我深感荣幸，试图以自身体验所获得的启迪去贡献于世行这一宏伟目标的实现。作为一名受到传统儒家文化熏陶的中国知识分子，年少时我立志要奉献自己的所学来致力于祖国的现代化。在世行任职时，我有机会接触到许许多多发展中国家杰出的知识分子，让我感动不已的是他们也和我一样怀着报效他们祖国的志向。不论旅行到何处，我发现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和工人与我从小看到的中国的农民和工人一样，都殷切地期盼经由自己的辛勤劳动让自己和后代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我在世行的各种公务活动中碰到许多国家的领导人，他们也都迫切地想求得能够为其国家带来繁荣的良方。这些国家领导人基本上也都是理性的，都想长期执政，并且，如果执政不成问题，他们也都想青史留名。实现这两个目标的最佳方式就是为其国家和人民带来富强繁荣康乐。然而，除了屈指可数的几个幸运的国家之外，令人失望的是，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依然深陷贫困之中。

我国原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直到17、18世纪之后才落后于西方国家。年少时，我总认为西方发达国家能够有其现在靓丽的发展成绩，必然是因为它们拥有一部能让一个国家摆脱贫困实现繁荣的“真经”。只要求得这部经，带回来真诚地实践，就能够贡献于祖国的繁荣昌盛，帮助祖国人民过上和西方发达国家人民一样的富足生活。我有幸在1982年到当代经济学的圣殿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86年取得学位后，到耶鲁大学又做了一年博士后，1987年满怀着信心和希望回到国内工作。

回国后我发现，我国政府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推行的各项政策，基本上都违背了我在芝加哥大学博士课程中学到的一个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应该有的基本原则。20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经济学界的主流是新自由主义，认为有效的经济体系必须建立在私有产权的基础上，由市场决定价格，配置资源，政府的作用则仅限于保护产权、推行法治、维护社会秩序。当时经济学界的共识是，计划经济不如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应该执行根据新自由主义所形成的华盛顿共识，以休克疗法的方式一步到位地推行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消除经济中政府各种不当干预所形成的扭曲（Summers, 1994）。当时还有一个共识，渐进的、双轨制的转型不仅会导致资源错误配置，而且还会滋生腐败、恶化收入分配，是比计划经济还要糟糕的制度。我国推行的却是这种被学界认为是最糟的转型方式（Murphy，Schleifer and Vishny,1992; Sachs, Woo and Yang,2000）。

我是应该像众多国内外经济学家那样，以现有的主流理论为依据，把转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都归咎于中国政府过度干预，未能彻底地推行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一次性地消除所有的扭曲，还是应该放弃现有的主流理论，以开放的心态把中国政府当作是一个以实现稳定和发展为目标而面临各种现实约束条件的理性决策者，构建新的理论体系来分析中国在转型过程中取得的成绩和出现的问题？我选择了后者。

1994年，我和蔡昉、李周合作出版了《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和经济改革》一书。通过该书的分析，我理解到，中国转型前政府对市场的各种干预、扭曲旨在保护那些违背比较优势的重工业优先发展部门中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渐进、双轨的改革一方面为先前优先发展部门中的国有企业提供了转型期的保护和补贴；另一方面放开准入并因势利导民营和外资企业进入符合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部门。这种方式使得中国经济在转型期同时实现了稳定和快速增长，但是因为扭曲的继续存在从而会伴随着收入分配恶化和腐败，所以，这本书的分析建议中国应该放弃赶超战略，改为实行比较优势战略，并在转型过程中创造条件解决传统部门中企业自生能力的问题，消除双轨制遗留下来的扭曲，以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

这本书也预测到，如果像华盛顿共识主张的那样试图通过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一次性地消除所有的扭曲，势必导致先前优先发展的部门中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的破产，引起大规模失业和社会、政治不稳定。出于对这种严重后果的担忧或是对那些仍然被认为是因国防安全与民族自豪感需要而必须存在的“先进产业”的考虑，政府可能不得不在推行了休克疗法、取消了先前“明”的扭曲所给予的保护补贴后，再度引入各种“暗”的扭曲和干预以保护已经私有化了的企业。私有企业对这种隐性保护补贴寻租的积极性会比国有时更高，代价会更为高昂，腐败和收入分配恶化的程度也会较之双轨、渐进的改革更为严重（Lin and Tan,1999）。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发生在社会主义和非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结果与《中国的奇迹》一书的预言一致。不管采取何种转型方式，收入分配恶化和腐败的情形都将存在，总的来讲，在推行休克疗法的国家会更加严重（World Bank,2002）。少数几个在转型期实现了稳定和快速发展的经济体，如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转型的中国、越南和老挝，以及70年代初就开始转型的印度洋中的非洲小岛国毛里求斯，都采取从主流经济学理论来看最糟糕的渐进双轨式转型。那些遵循主流经济学理论主张的休克疗法的国家却经历了“失去的二十年”：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年均增长率还不如六七十年代，且危机频仍（Easterly,2001）。

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实践也让我感觉到迫切需要对现有的主流经济学理论进行反思。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民族主义风起云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中国家纷纷摆脱了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枷锁，取得了政治独立，在第一代革命家的领导下开始进行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建设。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主流理论思潮建议发展中国家迎头赶上，建立起当时发达国家所拥有的那种资本密集型的先进现代化大产业。这种思潮的逻辑似乎令人信服：除非劳动生产率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否则没有哪个国家能够达到和发达国家同样的收入水平，发展现代化的资本密集型大产业被认为是任何发展中国家要达到和发达国家同一劳动力生产率水平所必需的前提条件。

在当时，市场失灵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未能建立起这些先进的大产业的原因。因此，主流的经济学理论，也就是后来被称为结构主义的第一版发展经济学理论，建议政府克服市场失灵，以进口替代战略的方式，通过直接动员和配置资源来发展这些资本密集型的大产业。推行该战略的国家通常会出现一个短时期的投资拉动的快速增长，但之后，经济便会出现停滞并危机不断。少数几个实现奇迹式发展的东亚经济体则是采取出口导向战略，从发展传统小规模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起步，根据当时的主流理论，这种战略是错误的。

构建或学习理论是为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不容讳言的事实是，现代的主流理论基本上都是由生活在发达国家的学者根据他们所观察到的发达国家的现象和经验构建的。但是，从1987年回国后的切身体验以及对西方主流理论演进史的学习，让我认识到发达国家其实并不存在一本“放诸四海而皆准，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的真经。为什么呢？一个显而易见的理由是，理论的适用性取决于前提条件的相似性，发展中国家由于条件和发达国家有差异，即使在发达国家适用的理论在发展中国家也不见得适用。更何况发达国家盛行的理论就像时尚一样，不断被新的理论所扬弃，也就是说，发达国家的理论即使在发达国家也不见得总是适用。倘若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企业或个人根据发达国家盛行的理论来作决策，经常会有“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遗憾。这个认识让我幡然醒悟，为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两百多个发展中国家为了追赶发达国家，也和我国一样都做了许许多多艰苦卓绝的努力，但是尚无根据发达国家的主流理论制定政策而取得经济发展成功的例子，少数几个成功的发展中经济体的政策在推行时从当时的主流理论来看则是错误的。

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如果死抱着发达国家的主流理论，容易看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而变成一个批评家。发展中国家的知识精英若想要对本国现代化的建设有所裨益，需要自己去认识发展中国家出现的各种现象背后的因果逻辑，建立起新的理论、概念，产生新的思想，并据此提出不同于主流理论的政策建议。在《中国的奇迹》出版以后我继续沿着这个方向努力，2001年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设立了以我在芝大时的导师之一D．盖尔·约翰逊教授命名的年度讲座，请我去做首讲，我借此机会把过去十来年的研究做了一个总结，发表了题为“发展战略、自生能力和经济收敛”的演讲，会后诺奖获得者詹姆斯·赫克曼在接受芝加哥大学的校报Chicago Maroon 采访时称，根据我的研究“过去15年出现的新发展理论是无用的，……包括许多芝加哥大学的教授所做的研究是无用的”。他所说的新发展理论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非常盛行的“内生增长理论”，芝加哥大学的罗伯特·卢卡斯教授在这个领域的开创性研究是他在1995年获得诺奖的原因之一。

2005年我又有幸获得英国剑桥大学的邀请去做2007年的马歇尔讲座。英国剑桥大学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国际经济学界的圣殿，马歇尔、庇古、凯恩斯、罗宾逊夫人、卡尔多等经济学界耳熟能详的大师云集。马歇尔本人是新古典经济学派的创始人，是继亚当·斯密之后的另一位集大成者。该校为纪念他的贡献，从1946年开始每年邀请一位经济学家去做以他名字冠名的讲座，邀请信提前两年发出，给主讲者充分的时间做准备。我是第61位主讲者，也是第2位登上这个讲坛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学家。在我之前的60位主讲者中有15位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由于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在1968年才开始颁发的，获奖者必须在世，因此，在我之前的主讲者中有资格得到诺奖的应该超过15位。我利用这个机会梳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发展理论，并以《中国的奇迹》一书中提出的经济体制内生于发展战略的理论框架为基础构建了一个数理模型，用二战以来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数据对这个理论模型的各个推论做了经验检验。演讲的内容后来整理成书以《经济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与自生能力》为名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共有5位诺奖获得者写下推荐序，创下了剑桥大学出版社的纪录。其中贝克尔写道：“林毅夫的观点虽然颇有争议性，但却非常具有启发意义。”福格尔则说：“林毅夫不仅影响了中国政府和企业界的思想，而且影响了美国和西欧的经济分析。”诺斯指出：“林毅夫的马歇尔讲座集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一方面去理解过去几十年中为世人所瞩目的亚洲之崛起，另一方面也对经济学家有关发展问题的标准化解释投以怀疑的眼光。”斯宾塞评价：“这本书从很多方面来说都是一本重要的著作。……他的分析以贸易理论和比较优势为基础，但是，将其转化为自成体系的增长战略和政策的动态分析则是一项重要的成就。”斯蒂格利茨则称赞：“这是一本充满智慧的、具有革命性意义的书，解释了为何一些发展中国家取得成功而其他国家失败。”

2008年6月我到世界银行任职，在去世行之前我是以中国的经验为切入点去反思主流的经济发展和转型的理论，世行的工作给了我一个更高、更广阔的平台去观察和了解其他发展中、转型中国家的经验，检验我根据熟悉的中国和东亚经验所形成的理论体系的适用性。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直接主管的发展研究部有300多位受过良好训练的经济学家，间接主管的经济学家则超过1000位。此外，还有许多机会和来自各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优秀经济学家及政府领导人做面对面的直接交流。经过一年的碰撞切磋更坚定了我对过去二十多年来的研究在理论上的意义和在实践上的价值的信心，因此，借2009年6月我到世行工作一年时一个内部讨论会的机会，把我的研究正式定名为新结构经济学，作为继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侧重于政府作用的结构主义、20世纪80年代以来侧重于市场作用的新自由主义之后的第三版发展经济学。2011年3月耶鲁大学经济增长中心邀请我去做著名的库兹涅茨年度讲座，我借此机会以“新结构经济学：反思发展问题的一个理论框架”为题作了演讲，向经济学界正式宣告新结构经济学的诞生。

在提出新结构经济学时，我倡议经济学界的同行在研究发展和转型问题时要重回亚当·斯密，但不是回到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观点，而是回到斯密的研究方法，也就是《国富论》的全书名《对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所揭示的对所关心的问题、现象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来。发展经济学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帮助一个国家实现快速的经济发展。根据经济史学家麦迪森的研究，在18世纪之前即使是西欧那些发达国家也要1400年的时间人均收入才能翻一番，快速的经济发展是在18世纪工业革命发生以后才出现的现象。这种快速经济发展的本质是劳动生产率和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其原因则是技术的不断创新和产业的不断升级使得劳动的产出和价值不断增加，伴随着生产规模、市场范围、资本需求和风险的扩大，各种相应的硬件基础设施和软件制度环境也必须不断完善以降低交易费用、减少风险。

新结构经济学以企业自生能力为微观分析基础，以每一个时点给定的要素禀赋结构为切入点，提出经济发展是一个动态的结构变迁过程，需要依靠“有效的市场”来形成能够反映要素稀缺性的价格体系以诱导企业按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技术从而形成竞争优势，也要有“有为的政府”来解决结构变迁过程中必然出现的外部性问题和软硬基础设施完善的协调问题，一个国家只有同时用好市场和政府这两只手才能实现快速、包容、可持续的增长。

新结构经济学和传统的结构主义的区别在于结构主义认为不同发达程度国家的结构差异是外生的，新结构经济学则认为其是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的差异。新结构经济学和一般新古典经济学的差异在于一般新古典经济学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结构同质化，没有区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产业和技术的差异。

前两版的发展经济学都以发达国家为参照系，要发展中国家去发展发达国家拥有而自己缺乏的产业（结构主义的进口替代）或要发展中国家去采用发达国家能做好而自己做不好的各种制度安排（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新结构经济学则强调经济发展要从发展中国家有什么（也就是要素禀赋）和能做好什么（也就是比较优势）着手。政府的作用则是为在市场竞争中能做好的产业消除增长瓶颈，帮助企业把这些产业做大做强。

在我提出“有为政府”的观点时，其他学者经常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如何保证政府的干预是正确的。就此，我发表了“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政府在结构变迁动态机制中的作用”一文给予回应。

2012年6月世行任期结束前我将先前所写的相关论文结集，以《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为名由世界银行出版。离开世界银行以后，我又以新结构经济学的观点结合我在世界银行走访非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所思所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写了《繁荣的求索：发展中经济如何崛起》，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两本书的中文版都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经济学被人戏谑为“令人抑郁的科学”（a dismal science），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这样，因为从主流的经济学理论来看，发展中国家处处是不足和缺点。与之相反，新结构经济学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从发展中国家有什么、能做好什么为切入点，发现发展中国家处处是机会，认为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不管基础设施和制度环境多么糟糕，企业都有追求利润的动机，只要政府能够采取务实的政策，利用可动员的有限资源和施政能力，设立工业园或经济特区，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提供足够好的局部有利的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以降低内外资民营企业生产、营销的交易费用，那么任何发展中国家都可以立马将微观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踏上快速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结构转型和动态增长之路，而不必像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那样必须等所有的制度都建设好了，再来由市场自发的力量推动经济发展。

以中国为例，1979年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型时，中国营商环境差，基础设施落后，投资环境糟糕。中国并没有按照华盛顿共识的思路，把上述问题在全国范围内解决好再坐等各种新的产业在市场竞争中自发地涌现。相反，中国各级政府动员其有限的资源和能力建立了经济特区和工业园区。从全国的角度来看，各项指标很差，但是在特区和园区内，基础设施的瓶颈得以缓解，营商环境也变得富有竞争力。

中国在转型初期虽然劳动力成本很低，但是中国缺乏技术和管理的知识以利用这个优势生产具有合格质量可以出口到国际市场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了克服这个瓶颈限制，中国各个地区、各级政府积极地招商引资，鼓励国外既有技术和管理经验，又有国际买家信心的外资企业到经济特区和工业园区来投资设厂。采取这种务实的办法，中国迅速发展起了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成为世界工厂。在局部地区取得的成功为政府改善其他地方的基础设施和消除扭曲提供了资源和条件。

上述务实的理念和做法虽然从盛行的新自由主义的角度来看是最糟糕的选择，但是却成为中国乃至东亚其他经济体，甚至非洲岛国毛里求斯发展成功的秘方。

华坚鞋业在埃塞俄比亚的快速成功证明了这种务实的发展思路和做法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同样适用。为了验证新结构经济学的政策适用性，2011年我在世界银行委托了一项名为《非洲轻工业》的研究项目。该项研究发现，埃塞俄比亚制鞋业的工资只有中国同行业工资的八分之一到十分之一，越南同行业的一半。埃塞俄比亚的劳动生产率大约为中国的70%，与越南大体相当。劳动成本大约占中国制鞋业总成本的四分之一，因此埃塞俄比亚在制鞋业上很有竞争力。但是，2010年，中国的制鞋业雇用了1900万工人，越南有120万，而埃塞俄比亚只有区区8000人。

2011年3月，我带着研究成果到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拜会了当时的总理梅莱斯·泽纳维，告知他这项研究的发现，并向他介绍了中国建立工业园区，创造局部有利的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以“筑巢引凤”，以及政府一把手亲自招商引资、增加投资者信心来发展具有比较优势并可以迅速形成竞争优势的产业的经验。同年8月，梅莱斯利用到深圳参加大运会的机会，亲自邀请中国的制鞋厂商去埃塞俄比亚投资。华坚鞋业是国内生产出口中高档女鞋的一家大型生产厂商，受此邀请，2011年10月由老板张华荣带队到亚的斯亚贝巴考察，当场决定投资，并招募了86名当地工人到中国进行培训，3个月后，于2012年1月便在亚的斯亚贝巴附近的东方工业园开设了鞋厂。从最初的550个工人，到12月底扩充到1800人，建厂当年华坚公司已经让埃塞俄比亚的鞋业出口翻了一番多。到2013年12月华坚雇用的工人已经达到3500人，预计到2016年将会达到30000人。

埃塞俄比亚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2012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才453美元，又地处内陆，按照世界银行的指标来看总体的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在全世界排名皆靠后。2012年前，埃塞俄比亚和绝大多数非洲国家一样，外商从来没有将其视为一个可以作为加工出口基地的国家，发达国家的买家也从来不会有信心向埃塞俄比亚的加工企业下订单。华坚鞋厂立竿见影的成功改变了外国投资者和外国买家对埃塞俄比亚的印象和信心。2013年由埃塞俄比亚政府出资在亚的斯亚贝巴附近的博莱拉明（Bole Lamin）建立了一个新的工业园，第一期规划建22栋标准厂房，到了年底8栋已经建成，其他14栋还在规划中。2013年冬不到3个月的时间，这些厂房就被22家外国出口加工企业抢租一空。尽管按照世界银行的营商指标排名，埃塞俄比亚从2012年的第125位跌到了2013年的第127位，上述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还是发生了。世界著名的大型零售连锁商店像H&M、TESCO等也在亚的斯亚贝巴设立了采购代表处。世界银行过去对建立工业园持保留态度，在上述成绩面前，2014年破天荒地给埃塞俄比亚提供了2.5亿美元的40年免息贷款，支持博莱拉明工业园的第二、三期建设。

思路决定出路，上述的经验证明，包括撒哈拉以南非洲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无须坐等所有的发展条件都具备了才开始发展经济。按新结构经济学的主张，只要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能够务实地利用其有限的资源和施政能力创造局部有利的条件以支持内外资企业利用该国的要素禀赋发展该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那么，每个国家都能够迅速创造出在国际市场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来，都有可能告别过去的命运，开启一个充满活力的发展和脱贫的新篇章。

我非常高兴《新结构经济学》和《繁荣的求索》出版以后得到了包括五位诺奖获得者在内的许多好评。其中斯宾塞称：“《新结构经济学》是一部真正重要且富有雄心的作品，……将成为全球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重要参考，在发展中国家是如此，在发达国家中也将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斯蒂格利茨称：“世界银行一直致力于实现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在这部杰出的著作中，其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勾画了一个让这个梦想成为现实的经济路线图，……林毅夫的观点已经激起了讨论和争辩，这本书的贡献将确保他的观点在发展政策的反思中继续成为焦点。”对《繁荣的求索》，阿克尔洛夫赞道：“在这部著作中，林毅夫将他研究东亚起飞中获得的智慧，与250年来的经济思想编织在一起。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视角：在全球范围内终结贫困是可能的。不会再有别的经济学家能写出比这更优秀、更重要的作品了。”福格尔则称：“《繁荣的求索》是一部重要的著作。全书写作上充满热情且条理清晰，折射出作者对全球经济议题的深刻理解。同时还提出了务实的解决方案。”谢林称：“这确实是一部令人振奋的作品，……林毅夫提出了一个令我信服的新结构经济学。”

更让我高兴的是，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得到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实践者的接纳和重视。2012年9月，卢旺达总统保罗·卡加梅访问中国，为了和我讨论如何将新结构经济学的思路应用于卢旺达的经济发展，特地在中国多停留了两天，以便等我从乌兹别克斯坦参加会议回来和他面谈。2013年2月，我率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教授到坦桑尼亚访问，坦桑尼亚总统贾卡亚·基奎特邀请我担任顾问，为新建立的工业园区出谋划策。2014年1月，塞内加尔总统麦基·萨勒为表彰我对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反思和推动非洲国家经济发展的贡献，授予我国家功勋勋位高级骑士团司令勋章。在2014年7月我访问埃塞俄比亚时，新任总理海尔马里亚姆·德萨莱尼给我颁发奖牌以表彰我对埃塞俄比亚经济发展的贡献。

《新结构经济学》和《繁荣的求索》中文版出版以后也在国内得到好评，获得了包括国内新闻出版领域最高奖的“中国出版政府奖”在内的多个奖项。其中，“新结构经济学：反思发展问题的一个理论框架”一文则获得了中国世界经济学会浦山世界经济学优秀论文奖。

尤其是《经济学》（季刊）在2013年4月份出版的第12卷第3期刊登了韦森、余永定、张曙光、黄少安、张军五位经济学家对“新结构经济学：反思发展问题的一个理论框架”一文的评论和我的回应。这种讨论对了解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很有帮助，在此次增订版中，我将这些讨论收集在第1章正文之后。我同时也将1989年发表于Cato Journal上的“一个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和强制性变迁”一文作为第5章收入本书。产业和技术结构随着要素禀赋的变动而变化时，也要求硬件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也就是软件基础设施）随之做出相应的完善以降低交易费用。新收录进来的这篇文章虽然是25年前的旧作，但是，思路和观点同新结构经济学是一致的。一来说明，我这二十多年来不同时期研究的问题虽有不同的着重点，但总体的思路是一以贯之的、是可以叠加而成为一个体系的；同时，把这篇文章收集进来也是对大家关心的制度变迁问题的一个补充。

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来自对中国自身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和转型成败经验的总结，这个理论体系来自对过去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期盼对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未来发展和转型的实践能够有参考借鉴的价值，更期盼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以及“百花齐放春满园”的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时代的到来能够有所贡献。

林毅夫

2014年8月于北京大学朗润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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